從“百家爭鳴”座談會管窺20世紀六七十年代中國科學院的科研工作

王聰　郭晗

摘 要 ：科學院的科研工作在“文革”中遭到了嚴重的破壞。通過對1975年“‘百家爭鳴座談會”會議記錄這一珍貴的史料的整理和研究，透過當時參會的一線科學家的話語，窺探“文革”中科研工作的情況，并在此基礎上，試圖探討科研工作遭到破壞的一些原因。

關鍵詞：“百家爭鳴”座談會 中國科學院 科研整頓

中圖分類號 N092

文獻標識碼 A

作者簡介：王聰，1985年生，中國科學院大學人文學院副教授，研究方向為中國科學院院史、科學傳播。Email： wangcong@ucas.ac.cn;郭晗，中國科學院大學人文學院新聞傳播系碩士生，研究方向為科學傳播。Email：guohan19@mails.ucas.ac.cn。

為了扭轉“文化大革命”時期科研工作的混亂與停滯，重建科學界的秩序，胡耀邦于1975年7月受命整頓中國科學院（以下簡稱“科學院”），并在很短的時間內向中央提交了《關于科技工作的幾個問題》（一般簡稱《匯報提綱》）（[1]，頁v）。但不久之后，風云突變，整頓隨之被叫停。雖然胡耀邦對科學院的此次整頓沒有完成，但它為科學院甚至是整個科學界帶來了久違的新鮮空氣，也為不久之后科研工作走向正軌奠定了一定的社會基礎。

在整頓期間，胡耀邦委托錢三強召開了一系列科學家座談會，即“‘百家爭鳴座談會”（[2]，頁365）。與以往座談會相比，這次座談會有如下鮮明的特點：其一，目的純粹，只為聽取科學家的意見，座談會無政治任務或指導思想，甚至沒有明確的主題，只要與科學研究現狀和提升科學研究水平有關的問題都可以談;其二，會議規模小，每次的參會科學家多則6位，少則3位，有充足的時間發表自己的意見;其三，系列會議的主持人錢三強在科學界具有較高的威望，他能夠獲得科學家的信任。上述三個特點使得參會人員相對而言可以更多地表達出自己的實際看法。這次的系列會議原本只計劃開4次（[3]，頁1），但胡耀邦將座談的情況匯報給鄧小平之后，鄧小平認為這種形式很好，是一個征求科研人員意見的好渠道（[4]，頁11），“‘百家爭鳴座談會”于是連續組織了10次，直到1975年11月下旬才最終停止。此外，參會科學家基本都是一線科研人員，且包括老、中、青三類人，座談會中提出的意見和觀點能夠在一定程度上展現出不同層面的狀態與問題。在當時的政治氣氛之下，座談會中的聲音顯得更加可貴。

正因如此，“‘百家爭鳴座談會”的相關記錄是了解“文革”中科研活動實際情況非常珍貴的史料。在“‘百家爭鳴座談會”期間，科學院曾經整理了七次會議簡報，但所刊載的內容并不能完全反映會議的實際情況。原因有二：其一，簡報的篇幅有限;其二，由于整頓是在肯定“文革”的前提下進行的，因此，簡報的內容往往經過了篩選與屏蔽。本文主要依據葛能全先生保存的“‘百家爭鳴座談會”會議記錄，從研究題目的選擇、資源的分配、成果的評價三個方面進行闡述，較全面地展現當時科學家們在會議上表達的意見和觀點。

一 會議的背景與名稱的由來

“文革”后期，人們對恢復社會秩序的呼聲越來越高。1975年，鄧小平在四屆一次人代會上被任命為副總理，開始全面“整頓”，中國科學院作為重災區，是整頓的重點之一，7月，胡耀邦受命擔任中國科學院核心小組第一副組長，著手整頓工作。

為了在科技領域貫徹毛主席“百家爭鳴，百花齊放”的方針（[5]，頁20），并為向中央匯報的材料做調查和準備（[6]，頁1），1975年8月25日，國務院主管科技工作的副總理華國鋒召集幾位科學家（張文裕、王守武、王守愚、秦元勛、管惟炎）座談（[2]，頁364），科學院的兩位主要負責人李昌和王光偉也列席會議。會議從下午3點半一直開到6點，討論的主題主要包括三點：（1）如何貫徹毛主席“百家爭鳴，百花齊放”的方針;（2）科研工作的現狀;（3）怎樣搞好科研工作?？茖W家們更傾向于討論后兩個方面。到會議結束的時候，只有張文裕、王守武、秦元勛三位科學家發言了。華副總理便委托科學院繼續組織會議。8月29日，負責科學院工作的胡耀邦找來剛從二機部回到科學院不久的錢三強，希望由他具體負責座談會的組織和主持工作（[2]，頁365）。當時的錢三強還“頂著兩頂‘特務嫌疑的帽子”王聰、熊衛民訪談葛能全，2016年1月11日，訪談稿存于中國科學院大學院史研究室資料中心。，這項任務對于他而言不僅意味著組織幾次座談會，更意味著胡耀邦對他的信任和肯定。

但是，對于座談會的名稱，錢三強卻犯難了。在當時的情況下，開會并不是一件安全的事情。胡耀邦想了一下，對錢三強說：“不如就叫‘百家爭鳴座談會?！保╗7]，頁461）百家爭鳴是毛主席曾經提出來的。

從1975年9月1日到11月22日，錢三強先后主持了9次“百家爭鳴”座談會，并于會議結束之后，組織起草了題為《關于“百家爭鳴”問題》的總結報告。但早在10月，國內形勢又已發生了變化，一場政治運動襲來了，《關于“百家爭鳴”問題》的報告也就不了了之。

然而，這10次會議為科學家提供了說真話、說實話、說心里話的機會。如鄒承魯先生就談到生物物理所業務處存在不少問題，他的發言刊發在會議簡報上之后，還引起了該處處長的不滿和抱怨（[8]，頁205）。因此，可以說，這次系列會議的材料為我們了解當時的科研工作狀態留下了一筆寶貴的財富。

二 科研題目的選擇問題

研究題目的選擇決定了研究前進的方向，是科研工作最重要的環節之一?！啊偌覡庿Q座談會”的記錄顯示，“文革”期間研究題目的選擇存在著一系列的問題。

1. 忽視基礎性的研究題目

座談會上很多科學家都提到了基礎性研究工作的問題。半導體器件物理學家王守武提到，我國的半導體器件和集成電路的成品率非常低。比如，日本的成品率是60%，而我國的成品率不到1/1000或者1/10000，其原因就是對半導體的基礎性問題沒有研究清楚（[9]，頁8—9）。著名物理學家管惟炎也提到，“搞激光光譜，過去用可見光搞，原子光譜、分子光譜沒有人搞，只是做分析、應用方面的工作。有了激光，可從原子方面搞高激發態，但國內沒有人搞，研究調頻激光器，光做激光器的泵源。研究低溫的搞液氮容器，實際上沒有搞物理學問題”（[10]，頁8—9）。生物化學家鄒承魯以中國科學院上海生物化學研究所為例，指出“在基礎理論上中央點頭的搞，中央不點頭的就砍掉了……我們有個同志想搞基礎研究，（但）不敢說”（[6]，頁10）。大氣物理學家周秀驥提到，“大氣環流的研究，在我們所開展是有基礎的，（但）多年來一直停了，開展不起來，說是脫離實際的，都去搞2—3天的天氣預報”（[6]，頁16）。數學家吳文俊直接把絕大部分科學家的態度概括為：“搞基礎理論吃力不討好?！保╗10]，頁17）此外，還有專家認為不只科學院，大學也面臨著相同的問題，如“我們和實際聯系不上的題目基本上不搞，大學生物系和我們面臨的問題是相同的”（[11]，頁2）;化學家黃志鏜也提到：“去年出去了解一下，吉林大學好些，其他單位基礎研究基本沒搞?！保╗3]，頁17）57BA3E12-9874-42DC-8917-AA60F86E9236

參會科學家王守武、何祚庥還對忽視基礎研究的原因作了分析。他們認為，主要是因為理論工作很容易與當時的政治標準相悖?；A性研究不僅失敗率高，而且成果一般是文章，這樣的研究很可能因為不能符合一般意義上的“理論聯系實際”而遭到批評，甚至可能遭到批判，科研人員的工作和生活都受到影響。比如，去圖書館被上綱上線為“洋奴哲學”（[3]，頁5），發表文章被指責為“要資本”和“爭名奪利”，看書是“知識私有”，講學是“脫離實際”（[3]，頁13），這些基礎性研究中必不可少的工作多多少少都會被解讀為違背政治標準的行為，從而遭到批評。曾呈奎特別舉了一個所里的例子，由于所領導不安排某一方面的理論工作，他想通過支部建議一位經驗豐富的研究人員從事相關研究，但支部“跳起來，說走專家路線”（[4]，頁11），不僅向這位研究人員施壓，還要開全所大會批判（[4]，頁11）。這個例子也從一個側面展現了當時從事基礎研究的風險。此外，基礎性研究工作一般不能解決現實問題，則很可能被認為“不解決目前問題就不是為無產階級政治服務”（[12]，頁8）。因此，“有人說搞理論有‘怕”（[3]，頁14）。也就是說，科研人員不選擇基礎性研究題目的主要原因之一是其政治風險大。

正因如此，很多理論研究并不是遭到外行干涉而下馬的，反而是科研人員自己主動放棄的，如王守武曾提到過“我們所的理論組，并不是所里撤銷的，是自己不干了”（[9]，頁14），以及“老一點的大學生……認識到基礎工作重要，但有怕，自己不做”（[9]，頁16）。工程熱物理學家吳仲華提到：“一般同志不愿意做這個工作（理論工作），如編計算機程序超過半年以上的工作就不愿意做了?！保╗6]，頁4）

2. 選題重復

當時的科研人員不愿意選擇基礎性研究的冷門方向，而在比較熱門的研究領域，又往往出現選題重復的問題。如數學方面，“數學中有些工作沒有人研究，現在全國許多單位都在搞編碼，有些是一哄而起”（[10]，頁13）。生物學方面，“植物所成立固氮室，搞化學模擬固氮，微生物固氮，搞植物學卻不多?！@類工作應該做，要由各方面搞大會戰，一切我們包干不行，但所領導對此有興趣，就什么都搞”（[10]，頁20）。電工方面，“直流電流比較儀（包括）我們（計量院）、四川分院、北京電表廠、哈爾濱電表廠、上海電表廠都在搞，重復工作多了大家相互扯皮”（[12]，頁4）。古人類學方面，“古人類年齡的測定，我所、地質所……都在搞”（[12]，頁4）。半導體方面，“搞半導體的十三萬人……搞研究的單位，做的工作基本一致……因為做大規模集成電路最吃香，凡研究半導體的，都搞大規模集成電路，凡搞集成電路的，都搞1014（片子）”（[9]，頁12）。

之所以造成這種局面，科研人員認為主要是科研管理方面的問題。由于當時管理科研工作的行政領導干部對具體的研究工作所知有限，對上報的研究計劃缺乏鑒別能力，只好采用“加法”。如“普遍反映搞計劃是加法，開一些會戰會，安排計劃也是加法，把各單位的計劃一加就是全國規劃”（[9]，頁13）。由此，科研領域常常出現一擁而上、一哄而下的問題，如有科研人員提到，“看準了再上馬，不要看不準就一擁而上，現在是有些工作重復，有些工作又無人過問”（[13]，頁9）。

3.選題的穩定性

外行領導科研工作帶來的另外一個問題是，選題常常缺乏穩定性。

參加座談會的科學家們也對這一問題憂心忡忡，比如大氣物理學家周秀驥提到：“研究項目輕易上馬又輕易下馬，左右搖擺”（[6]，頁17），環境化學家劉靜宜認為：“領導老變，工作不深入”（[6]，頁19），物理學家張文裕認為：“我所工程地質室搞的就是生產任務，今天接受任務，明天換一個任務，又得重新學習，任務完成了，理論沒有拿出來，等于沒有搞，沒有相對穩定性”（[3]，頁5—6）。其他科研人員也有同感：“現在科研工作不穩定，……青年同志也好，老年同志也好，對題目還沒有深入下去就下馬了……題目不斷上馬、下馬”（[12]，頁6），“我們現在任務總變，年年從A、B、C開始，今年搞這樣，明年搞那樣，沒法培養對本行熟悉的人，也就沒法提高”（[13]，頁9）。

選題的穩定性不足直接導致了科研工作浮于表面，缺乏積累，很難在某個領域中產生突出的成績。比如物理學家張文裕舉了一個正面的例子，正是因為在一個地點工作了20多年，大慶、勝利等油田的總地質師才能對很多地質問題了如指掌，而科研領域因為缺少穩定性，影響了科研工作的提高（[3]，頁6）。

之所以出現這種問題，直接的原因是當時科研工作中比較普遍的外行領導內行的管理方式。行政干部一方面對科學研究缺乏足夠的了解和判斷能力，另一方面又對科研工作有著較強的決定權。比如，有科研人員發現，“有些領導對科研的規律性調查不夠。我參加所里規劃，領導講要集中幾個大項目，結果搞了半年還是定不下來。原來怎么規劃的，還是那個情況”（[12]，頁6）。

三 人力與資源匱乏的問題

除了選題方面的問題，與會科學家們認為另一個重要的問題是科研工作中人力與物資方面的匱乏。

其中，人力資源的問題較為突出。一方面，能夠有效開展科研工作的人數有限，如有些科學家提到：“技術力量薄弱，原有360人，現有160多人，專業人員只有50多人?！保╗13]，頁8）當時還有不少較有成就的科學家處于“下放”的狀態，如胡耀邦在當時一次座談會上請在座的科學家幫助他查找那些有水平但仍在“農村或分配工作不當不能發揮作用”的科學家，并將信息寄給他們（[14]，頁7）。此外，那些仍在研究所的老科學家由于政治方面的原因，不被信任，得不到合適的工作機會。如有人提到：“青年人鉆研不夠，鉆原則，鉆業務都不夠，老年人養魚養花，想停步了?！保╗12]，頁7）侯學煜也提到：“不少老同志沒有做什么工作，有的在替青年人翻譯外國科學文章?！保╗10]，頁21）另一方面，科研人員的工作時間受到了嚴重的侵占，其中多數是政治方面的任務?？蒲腥藛T在會上反映：“真正干科研工作的時間較少，我們所一般是三、四天，骨干更少，只有一兩天?！保╗10]，頁9）時間都被消耗在諸如排“五一”“十一”游園節目、當基建小工、挖防空洞、建鍋爐、冬天搬白菜（[10]，頁9）、看電影等活動上?！肮S8小時工作，在科學院就保證不了8小時業務時間?！保╗11]，頁3）有位科研人員甚至抱怨：“科研人員以研為主，是不言而喻的，好像是廢話，但多少年來對兼學別樣很重視，兼工、兼農、兼這樣、兼那樣，對以研為主卻不很注意?！保╗10]，頁10）同時期的科學家反映搞科研的時間甚至只有40%左右（[14]，頁5）。57BA3E12-9874-42DC-8917-AA60F86E9236

也就是說，在人力方面，一部分科研人員的流失，尤其對于老科學家而言，即使他們仍然在研究所中，也很難真正開展科研工作;而對于其他科研人員來說，政治活動和其他非科研活動占據了大量的工作時間，真正能夠專注于科研工作的時間非常有限。

除了人的方面，“文革”期間的科研活動在物質資源方面也較為匱乏。由于與實踐相關的工作更符合當時的政治標準，因此僅有的先進儀器也被主要分配給了實業部門，如：“分辨率高的電鏡我們沒有，進口一臺高壓電擊顯微鏡，給了冶金部有色院，工業部門單位的設備比我們好，這樣要深入研究很困難?！保╗9]，頁11）“現在設備很落后，物理所的儀器裝備比產業部門還差?！保╗9]，頁11）

人與物雙方面的匱乏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科學研究的發展，動物所一位參會科學家不無惋惜地總結說：“我們十多年沒做工作，落下很多，六十年代我們與國際上沒大的差別，現在差別大了?！保╗13]，頁8）之所以出現這樣的問題，主要是導向方面的問題。一些經驗豐富的老科學家被擠出了合適的工作崗位，大量社會活動也占用了仍能工作的科學家的業務時間。而指導思想上對于實踐的強調也使得科學院在緊缺先進儀器的分配上處于劣勢。

四 成果評價

科學家們關注實用的問題，一方面是因為符合當時“理論聯系實際”的政治標準，在政治上更安全，另一方面是因為面向實用的成果往往是看得見，摸得著的，在當時的評價體系之下優勢更大。比如：“那些單位做出片子，馬上開現場會?！保╗10]，頁11）“我所搞瓜膠豆，只是根據上海的一個方法提出膠來，報紙登過好幾次?！保╗10]，頁20）粒子物理學家何祚庥對避諱理論研究的現狀也很擔憂：“基本研究不容易做出成績，不如做儀器有影響?！保╗10]，頁16—17）計量所錢忠泰說到，“我們院所的領導關心的是怎么把東西做出來，上報，能要到人要到錢”（[12]，頁4）。

對比于看得見摸得著的成果，以文章、數據、理論為形式的成果往往遭人詬病，認為其目的不純。比如計算機方面的專家高慶獅提到，“寫文章一般不認為是成果，被認為是爭名奪利的場所”（[3]，頁15）?！啊偌覡庿Q座談會”的總結材料中也提到：“計算技術研究所有個黨員同志，為了探索涉及計算機的新思想，提出從數學方面研究計算機的方案。有的負責人輕率地批評他提出的這個方案是‘為了掌我全所技術大權，‘想積累更多的資本，以便向無產階級要高價。為了防止他成為‘特權階層，還對他的工作進行限制，把一些跟他共同工作的同志調走了?！盵15]

此外，在基礎科學方面做出了貢獻的人還可能被扣上“白?！钡拿弊?，冒著一定的政治風險，如胡耀邦在同時期一次座談會上提到：“說×××是白專道路，我不這么看。他科學上有成就，……不爭官、爭權、爭名、爭利?！f他“白”，他有可學習的地方?，F在，有的外國人把他的東西叫做‘×氏定理。有人批判他走白專道路！”（[14]，頁6）

對科技成果的評價，主要依據的是政治標準，而不是學術標準。從參會科研人員提供的信息中可以看出，迎合“理論聯系實際”的成果能夠得到更多的重視，也能夠吸引更多的科研人員從事這方面的工作。但滿足“理論聯系實際”的政治標準與是否真的在實踐上有效是兩個概念，能夠上報和開鑒定會的成果未必真的有用，但確實能夠為研究機構帶來顯示度，研究所可以獲得更多的科研資源或得到更多的政治資本。這種情況一方面與當時的科學管理方式有關，而另一方面也與學術評價的停滯有關。在當時，能夠承擔學術評價職能的學術期刊或專業期刊鳳毛麟角（[16]，頁12），有些內部刊物即使有，也主要刊登外國文獻的譯文，較少刊登自己的研究（[9]，頁14）。此外，普通的學術報告會和討論會都很難召開，有的領域幾年都沒有一次會議（[10]，頁18）。學術評價的缺失進一步加重了科研活動的無序。

五 結論

從“‘百家爭鳴座談會”的會議記錄可以看出，“文革”期間的科研活動主要有以下特點：（1）更愿意于選擇短期且有實用前景的題目，而且存在選題重復且多變的問題，這在一定程度上阻礙了科學研究的積累與提高;（2）能夠從事科研工作的人力資源數量有限，且從事科研的時間往往被其他活動擠占，較為稀缺的物質資源也比較有限;（3）學術評價活動不多，成果評價的主要標準是能否滿足政治標準或要求。上述特點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文革”期間科研活動的整體水平。

導致上述問題的原因很多，其中較為直接的原因是決策權的不平衡。作為學術上的權威，老科學家們在決策過程中很難發揮作用，比如曾呈奎提出：“所里老知識分子基本上都靠邊站，沒有發言權?！保╗4]，頁11）又如鄒承魯認為：“所里的規劃沒有跟群眾正式見過面，我是規劃小組成員只看到一、二稿，以后就再沒找過我?！保╗6]，頁10）此外，能夠承擔學術評價的學術期刊和學術會議數量很少，從而導致了政治標準成為了科研工作中唯一的指揮棒。為了強調黨的領導，一些不懂科學的行政干部成為科研工作的直接領導者，他們雖然能夠響應黨的號召，但是對科研工作的理解有限，過于迎合一時一刻的要求，產生了瞎指揮和不指揮的問題，從而造成了科研工作“一哄而上，一哄而下”，缺乏深入和積累的狀況。對于這些外行干部來說，摸得著的科研成果在一定程度上是他們從上級獲得人力、物資、政治資本的方式，從而影響著科研人員的實際工作。

除此之外，當時的政治壓力也在一定程度上影響著科研工作的有序開展。為了規避政治風險，科研工作者通常選擇服從上級領導的安排，能夠堅持自己想法的科研工作者相對比較有限，有些科研工作者甚至在還沒有受到威脅或危害之前，已經主動放棄自己的想法，而去從事政治風險更小的研究。

由于時代的局限，科學家的言語仍然明顯地受到政治的影響。比如，科學家們在談到別的國家時，往往用“蘇修”“帝俄”“美修”這種在政治上區分敵我的貶義詞。又比如，個別科學家仍然習慣用毛主席或者意識形態方面的語句論證自己觀點的正確性，而不是訴諸科學的證據。57BA3E12-9874-42DC-8917-AA60F86E9236

考慮到當時的社會現實，參會科學家的發言仍然有所保留。但無論如何，“‘百家爭鳴座談會”提供了一個可以說真話、說實話的機會。這些珍貴的會議記錄至少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當時科研工作中存在的重要問題，有利于加深我們對“文革”期間科研活動狀況的了解。

致謝 葛能全先生慷慨地提供了寶貴的資料和信息，王揚宗教授與熊衛民教授為本文提出了寶貴的修改意見，誠摯感謝！本文文責自負。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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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百家爭鳴”座談會（第九次會議）記錄整理[R]. 1975. 北京： 中國科學院大學院史研究室資料中心.

Abstract： Research activities in the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had been heavily influenced during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What was the research activities condition at that time is an important research question， which is still lack of enough attention. Based on the precious minutes of “A Hundred Schools of Thought Contend” Symposium， this paper aims to show the research activities condition during that period and try to explore the reasons.

Keywords：“A Hundred Schools of Thought Contend” Symposium，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 reorganization of scientific work57BA3E12-9874-42DC-8917-AA60F86E923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