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新審視中國科技創新的人才挑戰

曹聰　斯丹凝

摘 要 ：作者回顧了在2009年提出的關于中國人才挑戰的四個命題，并審視中國是如何迎接這些挑戰的。還評估了中國政府吸引海歸而出臺的政策，指出缺乏高層次人才已經并將繼續影響到中國成為創新型國家和世界科技大國的努力。最后將討論“錢學森之問”對中國未來的人才發展意味著什么。

關鍵詞：人才 挑戰 中國 政策 錢學森之問

中圖分類號 N09

文獻標識碼 A

作者簡介：曹聰，1959年出生于上海，寧波諾丁漢大學商學院教授，主要從事科學社會學和科技政策研研究。Email： Cong.Cao@nottingham.edu.cn;斯丹凝（Denis Fred Simon），1952年生，美國杜克大學富庫商學院（Fuque School of Business， Duke University）教授，主要從事中國科技政策研究。曾在2015—2020年間擔任昆山杜克大學常務副校長。Email： denis.simon@duke.edu。

中國改革開放的故事，是一個吸引、開發、部署和使用人力資源或人才的故事。中國現在在全球經濟和科技競爭中的地位，在很大程度上歸功于中國科學家、工程師以及擁有商業、法律及其他專業知識和技能的人士的貢獻。人才將繼續以重要方式塑造中國未來的經濟、技術和社會發展的軌跡。但是，中國人才狀況繼續面臨著嚴峻的挑戰。

本文圍繞人才挑戰——過去、現在和未來的挑戰——這一主題展開。首先我們將回顧在2009年出版的《中國科技崛起的人才優勢》①中提出的關于中國人才挑戰的四個命題，并審視中國是如何迎接這四個挑戰的。我們還將評估中國政府吸引海歸而出臺的政策，指出缺乏高層次人才已經并將繼續影響到中國成為創新型國家和世界科技大國的努力。文章最后將討論“錢學森之問”對中國未來的人才發展意味著什么。錢學森是中國導彈和航天事業的開創者和最重要貢獻者。他曾在美國一流大學接受教育并擔任教授。20世紀50年代，美國麥卡錫主義盛行，肆意迫害一切有不同政見的人，殃及錢學森并最終將他驅逐出境。2005年，錢學森對來訪的溫家寶總理表示：“現在中國沒有完全發展起來，一個重要原因是沒有一所大學能夠按照培養科學技術發明創造人才的模式去辦學，沒有自己獨特的創新的東西，老是‘冒不出杰出人才。這是很大的問題?！盵1]由于錢學森并沒有詳細闡述什么是他理想中的培養科學技術發明創造人才的大學模式，從而留下了可供討論、解釋甚至猜測的空間，也說明中國確實面臨著如何培養創新創造人才的關鍵挑戰。

一 中國的人才挑戰

盡管中國擁有令人羨慕的科技人才庫和充盈的人力資源渠道，中國在尋求維持國內經濟增長和促進技術快速進步的過程中仍然面臨嚴峻的人才問題。在《中國科技崛起的人才挑戰》一書中，我們提出了21世紀初中國在人才方面面臨四個挑戰（[2]， pp.22—56）：第一，“文化大革命”的后遺癥依然存在。在1966—1976年的十年間，高等教育中斷，專業人員被剝奪開展工作的權利，從而導致各個領域缺乏受過良好教育的專家;其次，20世紀70年代末中國對外開放后，“人才外流”現象制約了國內獲得最優秀和最聰明的人才;第三，20世紀90年代后期中國高等教育的數量擴張以人才的質量提高為代價，并造成了各種結構性的錯配，特別體現在人才的地域分布和供需方面;最后，中國社會日益老齡化，將對未來幾十年的人才供應和利用產生重大影響。

十多年過去了，是時候重新審視這些命題以了解中國是如何應對這些挑戰的。首先，“文化大革命”的余波顯然已經基本消失。幾乎所有的“工農兵學員”都已經退出科技教育領導崗位，而且在改革開放初期開始接受高等教育的科學家和專業人士也已經開始退休。六零后、七零后占據了科技、教育領域的關鍵崗位，八零后也進入他們最富創造力的年代。

其次，“人才外流”的挑戰依然存在，但情況已經不像十多年前那么嚴重。中央和地方政府以及單位推出了各種人才計劃來吸引海歸，更多和更好的機會促成了越來越多具有國外學習和/或工作經驗的科學家、工程師、企業家和其他專業人士的回歸。雖然大多數中國博士仍然希望出國以彌補國際經驗或者滿足晉升的要求，但大多數人希望學成后回國發展。這些人中，除了學術能力強、經驗豐富而受到歡迎的“海歸”之外，還有所謂的“海帶”（待業者），以及一直找不到工作的“海廢”——他們只在國外學習了一兩年，也沒有在國外積累一定的工作經驗[3]。中國留學生呈低齡化，有的甚至在高中階段就出國。例如，剛剛進入21世紀之時，在美國大學求學的6萬名中國學生中80%是研究生。十年后，中國在美學生人數上升至15.8萬人，但研究生階段的學生人數首次低于50%（48.8%）。2017—2018學年，在美國就讀的中國學生達到36.3萬人，其中研究生僅占36%[4]。國內環境的變化和中美關系趨于緊張等因素，是否會影響在本科階段就出國的留學生的職業定位、規劃和流動，能否為他們的未來事業上取得成功做好的準備、令他們成為“海貝”（寶貝），前景并不明朗。本文將繼續討論“人才外流”的問題。

第三，中國仍面臨明顯的人才錯配挑戰。這一挑戰一方面源于20世紀90年代后期中國高等教育的快速擴張，人力資本積累需要很長時間，質量提升往往滯后于數量擴張。中國當時缺乏足夠的合格教師來培養急劇增加的大學新生。但更多的是結構性的問題，這恐怕一時半會難以得到緩解。例如，畢業生偏愛到北上廣深等一線城市工作，從而造成地域錯配;供需之間、通過教育獲得的知識與工作所需的技能之間、需要填補的職位類型與填補這些職位的人才的素質和能力的之間等都存在不匹配的問題。

最后，老齡化的挑戰無疑將越來越嚴峻。筆者曾使用聯合國經濟社會理事會人口司和中國國家統計局的數據，預測在2017年前后會出現接近退休的群體（55—60歲）數量超過上大學的群體（18—22歲）的情況（[2]， pp.266—268）。近年來，中國參加高考的學生人數一直在下降。雖然造成下降的部分原因可能是越來越多的學生為準備出國留學而放棄高考，但大學適齡人數的減少也許還表明，老齡化可能比預期更早出現。國家放寬了獨生子女政策——從允許父母雙方都是獨生子女的家庭生第二個孩子到如果父母一方是獨生子女的家庭可以生第二個孩子，再到允許所有家庭都生兩個甚至三個孩子，但政策出臺可能為時已晚。中國有句諺語：“十年樹木，百年樹人?！迸まD快速老齡化的趨勢需要較長的時間。盡管人工智能等技術的進步有可能改變老齡化造成的某些嚴重后果，但老齡化對中國人才問題和中國成為創新型國家的雄心的影響實在難以估量。

不足之處還體現在人才缺乏創造力、進取心、冒險精神，缺乏管理和溝通所需的關鍵“軟技能”，社會環境對技術創業和創新可能的失敗不夠寬容。學生往往缺乏足夠的國際視野和跨文化意識。留學生中也不乏實際上只具有海外大學的經歷，對外國文化和價值觀缺乏了解的人?？磥?，揮之不去的挑戰似乎表明“錢學森之問”并非危言聳聽。

二 “人才外流”的挑戰依然嚴峻嗎？

“人才外流”既不是中國特有的也不是最近才出現的現象。20世紀60年代，倫敦皇家學會創造了“brain drain”（人才外流）這個詞來描述專業人士從英國流向北美尤其是美國的情況。這種情況蔓延到許多國家，特別是發展中國家。后來，經濟學家提出了不同的理論或策略來改善這種情況。賈格迪什·巴格沃蒂（Jagdish Bhagwati） 提議對“外流”的人才征稅[5]。羅伯特·盧卡斯（Robert Lucas）認為，來自欠發達國家的移民，可以利用日益發達的國際網絡，通過匯款、資本流動、國際貿易、移民和技術轉讓等途徑，幫助母國發展經濟，獲得技術，從而起到“人才回流”（brain gain）的效果[6]。近年來，經濟地理學家安納李·薩克森尼安（AnnaLee Saxenian） 提出了“人才環流”（brain circulation）的理論，來解釋來自中國和印度的移民在美國學習，然后在硅谷和其他高技術地區工作，并經常將技術和經驗帶回母國[7]。她又提出了“新的人才環流”的概念，即移民不僅將技術和經驗、還把海外初創企業的業務帶回去。這些企業在海內外都有基地，從而維系著人才在全球范圍的環流[8]。這些由“雙文化”和“多元文化”人才構成的知識網絡，也成為推動全球創新的新模式。

這些理論和實踐，激勵中國政府和單位采取行動，以扭轉“人才外流”，實現“人才回流”，或者至少是“人才環流”。中國也意識到人才短缺可能對近中期經濟增長產生負面影響，甚至危及中國向創新和技術密集型產業的轉型。為此，政府啟動了各種人才計劃，積極主動地吸引和留住人才，尤其是高層次人才。這樣的努力始于20世紀90年代初。1994年，中國科學院啟動了面向海外華人學者的人才引進計劃，國家自然科學基金委員會開始為早期海歸和國內科學家中的佼佼者設置了國家杰出青年科學基金。1998年，在香港商界大亨李嘉誠的大力支持下，教育部出臺了長江學者計劃，獎勵海歸學者和吸引海外人才回國。但是這些人才計劃并沒有促成預期的“人才回流”;充其量只出現了學術“人才環流”。結構性和文化的障礙、政治約束、中國與發達國家之間存在的收入和生活條件的差距，以及孩子的教育和配偶的就業等，阻礙了海外華人學者和學生認真考慮在中國尋求長期職業發展的計劃。當然，“錢學森之問”也暗含著學術生態環境方面存在的問題。

2008年12月，為進一步應對“人才外流”的挑戰，并因為全球金融危機，一些華人科學家、研究人員和專業人士失去在國外工作的機會，中央人才工作協調小組啟動了海外高層次人才引進計劃，承諾在5到10年內吸引在海外學習和工作的高層次人才（主要是華人）回國。該計劃最初面向55歲以下海外知名學府的正教授、經驗豐富的企業高管和企業家，希望他們全職回國來支持中國科學跨越式發展和科學研究、高技術創業和經濟發展。作為回報，中央政府將提供100萬元人民幣的免稅安置補助金和大量的研究或創業資金，而地方政府和單位則提供配套經費、住房福利和接近海歸海外水平的薪酬[9]。

人才引進政策的出臺也適逢國家創新系統的一系列重大改革。比如，國家啟動了《中長期科學技術發展規劃綱要（2006—2020年）》以及科技體制的結構性改革，以加快中國成為世界科技強國的進程。國家開始大幅增加研發投入，目標是到2020年將研發經費占GDP的比例提高到2.5%。在美國和其他國家研發經費捉襟見肘的情況下，中國相對充裕的科研投入對許多有抱負的科技人員無疑具有很大的吸引力。該政策吸引的杰出學者包括改革開放時期第一個當選美國國家科學院院士的中國留學生王曉東，他在德克薩斯大學西南醫學中心擔任教授，還是霍華德·休斯醫學研究所（HHMI）研究員;普林斯頓大學講座教授兼HHMI研究員施一公;改革開放時期第一位獲得哈佛大學終身教授職位的中國留學生謝曉亮，他也是美國藝術與科學學院院士和美國國家科學院院士。然而，相當一部分符合政策的入選者因各種原因無法或不愿全職回國，背離了該計劃的初衷Zweig， David， Siqin Kang， Huiyao Wang. The Best are yet to Come： State Programs， Domestic Resistance and Reverse Migration of Highlevel Talent to China[J].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hina， 2021， 29∶776—791. Doi： https：//doi.org/10.1080/10670564.2019.1705003。[10—12]。2019年，人才之爭成了中美貿易戰的一個重要話題，美國聯邦調查局（FBI）開始以國家安全的名義對相關的華人和非華人科學家展開了調查。

2010年12月，中央人才工作協調小組批準青年人才引進項目。該項目由國家自然科學基金委員會管理，旨在于2011—2015年間每年從海外吸引數百名有前途的青年人才，使他們成為科學技術創新創業的領軍人物。同時，國家自然科學基金委員會和教育部也在2012和2015年分別增加了獎勵和資助優秀青年學者的項目——國家優秀青年科學基金和青年長江學者計劃。

這些項目主要針對不同年齡段的海歸，兼及本土培養的人才。在中國的語境下，入選這些項目不僅是重要的學術榮譽。國家自然科學基金項目提供研究經費，受助者的單位為他們提供配套工資;非國家自然科學基金項目不提供研究經費，但獲獎者會得到地方政府和單位的研究經費匹配。中國的大學和研究機構為它們的科學家獲得這些“學術榮譽”而展開了激烈的競爭，因為獲得這些“學術榮譽”人數的多少關系到這些機構在各種排行榜上的位置。在一些頂尖科學家和學者回歸的同時，留學生回歸的總人數也在上升。截至2018年，改革開放期間586萬出國留學生已有365萬人回國，總體回歸率為62.3%[13]。2017年，中國出國的留學生為60.8萬人，歸國的留學生為48.1萬人，當年回歸率達到79.1%。這些令人印象深刻的統計數據也許說明中國不再受困于“人才外流”。

然而，這個結論似乎值得商榷。在2008—2014年間，有470000名歸國留學生在教育部留學服務中心尋求外國學歷認證，其中62.56%擁有碩士學位，29.83%擁有學士學位，只有6.24%擁有博士學位（[14]， pp.35—91）。具體來說，29341名海歸獲得了67個國家的2，000多個機構的博士學位，其中新加坡（新加坡國立、南洋理工）、日本（東京、九州、東北、名古屋、北海道、京都和筑波）和英國（諾丁漢和曼徹斯特）等國家的11所學校授予了12.05%的認證的博士學位。中國留學生獲得研究生學位的前10所美國大學包括伊利諾伊理工學院、伊利諾伊大學香檳分校、南加州大學、哥倫比亞大學、伊利諾伊大學芝加哥分校、東北大學、密蘇里州立大學、俄亥俄州立大學、波士頓大學和馬里蘭大學帕克分校;但大多數畢業生讀的是碩士課程，只有少數人在獲得了這些學校授予的博士學位。

與此同時，2006—2016年，共有50439名中國留學生從美國大學獲得科學與工程（S&E）博士學位[15]。2015年，在美國工作的464，000名外國出生的S&E博士學位獲得者中，有22%是中國人。2012—2015年期間，83%的中國留美S&E博士表示計劃留在美國。中國留美博士5年和10年后的滯留率最高：2005年獲得博士學位的中國人，10年后有90%滯留美國;2010年在美國獲得博士學位的中國留學生，5年滯留率為85%;據2015年的統計，獲得美國S&E博士學位的中國留學生的5年和10年在美滯留率為70%（[16]，pp.3—138）。

不可否認，海歸和海外華人學者為中國的科技發展做出了貢獻。一項通過追蹤在中國、美國和歐盟28個成員國有發表記錄的作者的地址的研究發現，近年來，中國發表的論文中超過12%是來自有海外經驗的科學家，這些科學家發表的高影響力的論文遠遠高于沒有出過國的同事，海外華人科學家發表的論文的影響力也高于沒有海外經歷的研究人員。這也說明中國國內學者有待努力，才能趕上先在國內發表論文后移居國外的學者的水平。另外，高產的中國研究人員也流向了美國、歐洲和其他發達國家，這也表明中國可能還無法吸引或留住最優秀的科學家[17]。當然，許多因素——不僅是人才——會影響論文的質量和影響。但最重要的是中國的研究環境可能還不利于產生高水平的論文，這一情況有待改善[18]。

中國越來越尊重人才。研發也不再受到經費不足和基礎設施陳舊的困擾。大學培養的大量的本科生和研究生的水平也在提高?？傮w而言，情況正在改變，但改變的速度仍然趕不上科學和政治領導層的期望。難以解決的一個關鍵問題，也許與社會學家帕森斯提出的“以成就為導向的文化”[19]或默頓提出的將普遍主義作為評估、提升和支持人才的理念[20]有關。

在此，我們還要提一下“錢學森之問”。過去十幾年，中國出現了幾所高質量的中外合作大學，比如我們曾經或者仍然就任的寧波諾丁漢大學和昆山杜克大學。這類新型大學以其學術導向和兼收并蓄的特色吸引了許多華裔或華人教師，也較少存在中國傳統學術環境中遺留的問題，例如論資排輩和官本位。此外，隨著這些年輕的大學逐步提升研究能力，地方政府也承諾提供更大的支持，它們可能促進當地經濟發展。當然，這些大學的實踐是否最終會擴散到校園之外還有待觀察。

三 中美關系緊張影響中國人才發展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與重要的發達國家都建立了科技、教育等領域的合作關系。這種關系極大地促進了中國科技事業的發展。中美關系科技合作一直是這種關系中最全面的、最重要、最牢固的，中國科學家為此付出了巨大的努力并從中獲益巨大。但是，在特朗普擔任美國總統時，兩國關系不斷變得緊張，中國被貼上經濟威脅甚至“戰略對手”的標簽，即使兩國的關系不中斷，合作的機會也在減少，因為中國科學家越來越難以在美國找到愿意的合作伙伴[21]。在拜登總統上臺后，兩國關系并沒有出現實質性的改變。不久前，美國國會參議院通過的《2021年美國創新與競爭法》，強調通過戰略、經濟、外交、科技等手段同中國開展競爭，以“對抗”中國日益增長的影響力。

雖然兩國尚未在技術和經濟上真正脫鉤，但各自對國家安全的關切已經帶來了不利后果。例如，美國政府拒絕了一些希望訪問美國或在美國參加國際會議的中國科學家的簽證申請，甚至拒絕或撤銷了從事中美關系研究、南海和網絡安全等研究的中國社會科學家的簽證。出于同樣的原因，中國政府也對一些美國學者拒簽。不確定性讓人們對太平洋兩岸的科技合作產生了焦慮。在特朗普政府執政期間，不斷上升的國內政治壓力迫使美國能源部（DOE）、美國國立衛生研究院（NIH）、美國國家科學基金會（NSF）等開始調查在美國高等院校工作的華裔科學家是否向中國泄露技術，是否參加中國的人才引進計劃。作為回應，該計劃停止公開招募新的參與者，并責令中國單位將相關信息下線，以免影響海外、尤其是在美國的參與者的職業生涯。在NIH的要求下，德克薩斯大學MD安德森中心驅逐了涉嫌與中國合作的五名科學家中的三名。該中心還暫停了至少一名科學家的職務。所有這些科學家都是華裔Hvistendahl， Mara. Exclusive： Major US Cancer Center Ousts Asian Researchers after NIH flags Their Foreign Ties[Z]. Science， 2019-04-19.， 見 https：//www.sciencemag.orgnews2019/04/exclusivemajoruscancercenteroustsasianresearchersafternihflagstheirforeign[2019-10-04]。。同樣位于德州的貝勒醫學院對每名獲得NIH資助的科研人員進行審計，調查3500名科學家中的大約500人是否參與外國機構資助的研究。初步調查發現，三名華裔科學家沒有披露他們在中國大學的兼職情況。貝勒醫學院沒有對他們進行紀律處分，而是更新了在NIH的記錄Mervis， Jeffrey. US Universities Reassess Collaborations with Foreign Scientists in Wake of NIH Letters[Z]. Science，2019-04-26.， 見https：//www.sciencemag.orgnews2019/04/usuniversitiesreassesscollaborationsforeignscientistswakenihletters[2019-10-04]。?？傊?，NIH的調查涉及60多家美國研究機構的180名科學家，NIH認為這些科學家違反了同行評審的保密性或未能披露與外國機構的財務關系[22]。與此同時，NSF透露，在因違反與外國關系披露規則而被調查的16—20起案件中，除兩起案件外，所有案件都涉及與中國的關系，盡管大多數被調查科學家是美國公民，并非華裔[23]。其他大學和政府機構將如何處理類似案件還有待觀察，但這種敵對環境可能導致大量華裔科學家從美國回流中國。

如前所述，在過去十年間，每年從美國大學獲得博士學位的中國學生為4000—5000名中國博士，他們中90%表示有意在獲得學位后留在美國工作;五到十年后，至少有70%的人仍然留在美國，雖然其間中國海歸人數總體在增加。與此同時，目前有363000名中國學生在美國接受不同層次的教育。自2018年夏季以來，申請就讀美國大學機器人、航空、工程、高技術制造等敏感領域的中國學生在簽證申請和續簽過程中遭到更嚴格的審查。2020年5月，特朗普政府決定禁止七所國防院校的研究生赴美學習，影響約3000—4000名中國學生Redden， Elizabeth. New Restrictions for Chinese Students with Military University Ties[Z]. Inside Higher Education， 2020-05-29.， 見https：//www.insidehighered.comnews2020/05/29/usplanscancelvisasstudentstiesuniversitiesconnectedchinesemilitary[2020-08-01].。這些受到審查的訪問學者和學生中的大部分實際上并沒有觸犯美國任何法律;只有少數隱瞞其與這些學校的關系的人被指控為簽證欺詐。針對這種情況，2019年6月3日，中國教育部召開新聞發布會，相關負責人指出，對中國學生的簽證限制已經影響到在美的中國學生和學者，并警告他們評估風險并做好最壞的準備Chinas Ministry of Education. Statistics on the Situation of Overseas Chinese Students in 2018 （in Chinese）[Z]. 2019.，見http：//www.moe.gov.cn/jyb_xwfb/gzdt_gzdt/s5987/201903/t20190327_375704.html[2019-10-04].Chinas State Council Information Office. The Ministry of Education Issued at Press Conference the No.1 Foreign Studying Early Warning in 2019 （in Chinese）[Z]. 2019.， 見 http：//www.scio.gov.cn/xwfbh/xwbfbh/wqfbh/39595/40624/index.htm[2019-10-04].。事實上，中美之間的持續緊張可能會減少中國留美學生的數量，從而不僅損害依賴中國學生提供學費以及博士生和博士后從事研究的美國教育和科學體系，而且還會損害兩國之間正常的學術交流和合作。兩國緊張的關系以及中國本身的發展[24]，會吸引一部分留美學者和學生回國。當然，與美國脫鉤是否會對中國科技升級產生不利影響還有待觀察。

曾幾何時，教育和科技合作被視為中美雙邊關系的基石，即使在北京和華盛頓之間面臨政治困難時，兩國也能繼續保持交往。然而，曾經“中立”的領域現在成了“燙手山芋”。美國的擔憂程度在美國政府于2018年3月和2019年11月發布的兩份文件中體現得最為明顯。在2018年題為《中國：學術界的風險》的報告中，FBI強調，在美國大學就讀的140萬國際學生和學者中，有一些國家指使學生“尋求非法獲取美國學術研究和信息以推進自身科學、經濟和軍事發展目標”（[25]，p.1）;該報告還說：“中國政府出于各種原因對美國學術界構成了特別的威脅?！盵25]這些原因包括中國不遵守學術誠信規則，中國政府資助經濟間諜活動，以及一些中國學者和學生習慣于用“非傳統的方法收集知識產權”;最后，報告指出“中國政府采用‘全社會方法來推動經濟發展，實現研發的代際進步，并節省資金”（[25]，p.5）。2019年11月發布的《對美國研究型企業的威脅：中國的人才招聘計劃》，則指控中國推行一系列旨在通過非法手段獲取美國技術訣竅的秘密計劃。這份由美國參議院常設調查委員會贊助的報告，特別稱中國的某些人才引進政策屬于一種“特洛伊木馬”，導致美國政府資助的研究所產生的知識產權落到中國手中，并被用來推動北京的技術進步。這些報告有可能進一步削弱兩國在教育和科技方面的合作，不僅針對現有的政府之間的合作計劃，也涉及許多民間的、高校、科研院所、智庫之間的合作[26]。許多美國大學從NIH、DOE、國防部等獲得了大量經費，并且不愿意為了現有的或新的與中國同行的合作而損害這些重要的經費來源。顯然，這兩份報告都旨在為美中的技術和人才投給提供理由。新冠疫情爆發后兩國關系更加復雜，有可能進一步惡化兩國科技與教育的關系。

四 對“錢學森之問”的一個回答

將這些國際因素放在一邊，一個有利于培養合格人才且持續穩定的國內環境，對于可持續的經濟發展和技術進步至關重要。關鍵是，中國能否改進思維方式、研究文化從而成為一個創新型國家？這不僅僅是一個哲學問題。雖然創新在中國已被提升到很高的地位，而且中國鼓勵科研人員、學生和企業家突破既有的思維模式，但至少同樣重要的還包括創新文化的其他要素——自主性、暢通的獲取信息的渠道、尊重和容忍不同觀點等。事實上，在培育創造力方面，寬容（tolerance）與人才（talent）和技術（technology）一樣重要[27]。

這就引出了我們對多次提到的“錢學森之問”的思考。如前所說，沒有人知道錢學森這番話究竟是什么意思。然而，鑒于他對中國教育和研究體系的深入了解以及他在美國的個人和職業生涯經歷——他曾在麻省理工學院和加州理工學院學習和工作了20年，加之在20世紀50年代受到麥卡錫主義的迫害最終被美國驅逐出境，錢學森很可能是在強調獨立思考、容忍異議和學術自由等價值的重要性。

所以，回答“錢學森之問”可能對中國人力資源國際化進程和中國成為創新型國家的努力具有重要意義。全球化給中國帶來了各種實際利益和優勢。然而，這并不一定會導致卓越科學和創新。培養高素質學生、學者相對容易。最難也是最重要的在于培養人才的獨立思考能力和研究探索的自由。缺乏對這些價值的認同可能限制人才發揮更大的作用，限制人才的想象力和創新精神。高考注重死記硬背而不是批判性思維。為了讓中國的人才能夠更好地應對日益嚴峻的全球環境，需要超越實用主義，珍惜并維護作為科學和創新基礎的價值。擁有更加開放的學術文化的中外合作大學的存在，可能是幫助中國突破某些限制的一個機制，有助于傳播批判性思維和冒險精神。中國只有在更大的開放性和批判性思維方面走在前列，才能造就真正的世界一流大學，培養出世界一流學科和世界一流的畢業生，才能讓中國的人才跨越到國際科學研究的前沿。引進中外合作大學也許是朝著這個方向邁出的一步，但前提是允許這些獨特的大學實施培養批判性思維、冒險精神和獨立見解的實踐。歸根結底，允許“百花齊放”比純粹將創新作為一種新的“宗教”來崇拜更為關鍵，并將為中國創新戰略和人才培養掃除最后一個系統性的障礙。

五 結論

本文討論了圍繞中國不斷變化的人才挑戰的各種問題。通過回顧十多年前我們提出的關于中國人才挑戰的命題，我們認為，“文化大革命”的挑戰已不復存在，而其他三個方面——“人才外流”、各種與結構相關的錯配以及老齡化社會——的挑戰仍然嚴峻。具體而言，中國的海外留學生和學者中海歸人數明顯增多，似乎實現了某種“人才回流”和“人才環流”，得益于中國經濟的蓬勃發展為學者和企業家創造了令人興奮的新機遇，國家對科學技術和創新的重視也是一個重要因素?？萍?、教育體制繼續改革，政府和有關單位在吸引海外高層次人才方面所做的努力取得了一些成功也就不足為奇了。然而，不僅海歸的質量還不完全令人滿意，各種引才項目可能只是解決中國人才挑戰的權宜之計。

中美之間的緊張關系將在相當一段時間內存在，而且已經從貿易領域延伸到技術和人才。一方面，持續的緊張關系有可能切斷中國獲得最先進和最尖端技術的主要途徑，因為中國學生可能無法繼續在美國大學學習某些科目，中國學者可能至少暫時失去與美國甚至其他國家同行合作的機會。這在人工智能和量子計算等領域尤其具有破壞性，因為中國希望成為這些領域的全球領導者。另一方面，兩國不斷加深的緊張局勢也可能將一些功成名就的美籍華人學者趕出美國。雖然現在判斷美國華裔、華人人才回國的可能性還為時過早，但這種可能性正在增加?？傊?，中美科技、教育合作的前景頗為黯淡。

中國已經重申了其對全球參與的承諾，以保持進入研究和教育的前沿。但這可能會帶來新的、更嚴峻的人才挑戰。雖然很難評估中國的人才引進政策是否真的提供了一種解決潛在人才問題的方法，但我們認為，應對人才挑戰的終極關鍵點在于回答“錢學森之問”。錢學森所指的可能是要更加重視獨立思考、包容不同意見、自由探究等價值觀;這些因素對于培養真正的創新人才至關重要。如果我們的理解有一定道理的話，那么，國家增加對科技和教育的投資固然必要，但不足以使中國實現其目標。中國需要繼續改善科研教育環境，使其更有利于創造性表達、創新思維和人才發展，并減少整個系統中“結構上的不確定性”帶來的沖擊[28]。

致謝 筆者曾在昆山杜克大學、中國科學院大學、新加坡國立大學東亞研究所（EAI）和諾丁漢大學商學院等宣讀此論文，感謝與會者的意見和建議。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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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e paper starts by revisiting the four propositions regarding Chinas talent challenges put forward in our coauthored book published in 2009， followed by an examination of how the key issues have been addressed in recent years. It then assesses various programs that the Chinese government has launched to attract the return of those with foreign study and advanced research experience. Presumably， a lack of highend talent has challenged and will continue to challenge the ongoing effort to develop China into an innovationoriented nation and a world leader i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and innovation. The paper ends with a discussion on what the “Qian Xuesen puzzle” means for Chinas overall talent development over the next decade or so.

Keywords：talent， challenges， China， policy， Qian Xuesens puzzl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