農旅融合發展對農業生態效率的影響效應

王晶晶，周發明

農旅融合發展對農業生態效率的影響效應

王晶晶1,2，周發明1,3*

(1.湖南農業大學 經濟學院，湖南 長沙 410128；2.湖南人文科技學院 商學院，湖南 婁底 417000； 3.湖南第一師范學院 商學院，湖南 長沙 410205)

基于2007—2018年長江流域和黃河流域19個省份的數據，在分別測度各省份農業生態效率和農旅融合水平的基礎上，基于線性和非線性模型檢驗了農旅融合對農業生態效率的影響。結果表明：農旅融合發展水平對于農業生態效率提升具有顯著正向影響，且這種影響呈現顯著的非線性門檻特征，其強度變化與農旅融合發展水平呈正相關；農旅融合發展對農業生態效率的影響效應呈現一定的區域差異性，長江流域省份農旅融合發展對農業生態效率的正向提升效應要強于整個研究區和黃河流域省份；農業生產要素投入中，農業勞動力、農作物播種面積、有效灌溉面積、農藥、化肥等投入均隨融合水平的不斷提升而相應減少，農業機械總動力投入隨融合水平上升呈現先增后減的趨勢。

農旅融合；農業生態效率；影響效應；區域差異

一、問題的提出

推動農村一二三產業融合發展是黨中央對新時期“三農”工作作出的重大決策部署。作為農村產業融合的典型形式之一，農旅融合發展實踐近些年在全國各地取得了顯著成效。農旅融合可為農業和旅游產業發展提供動力支持，同時還將顯著提高農村人口的非農增收能力，對農村經濟社會發展具有積極效應[1-3]，是實現鄉村振興戰略的重要路徑選擇。農業生態效率的提升也是實現農業可持續發展、促進鄉村振興的重要指標。因此，對農業生態效率進行測度并研究其和農旅融合的關系具有現實必要性。

學界對農業生態效率的研究較為豐富。部分學者對廣義的農業生態效率進行了研究和測算[4,5]，也有部分學者對狹義的農業生態效率進行了測算[6-9]。在非期望產出指標選取方面，農業面源污染[4,10]、農業碳排放[11]及農業灰水污染[7]等是學者常用的指標，也有學者同時考慮了農業面源污染和農業碳排放兩個指標[12]。在對農業生態效率進行測度的基礎上，有學者剖析了農業生態效率的時空演變特征[7,12,13]?？傮w來看，現有相關研究因測算口徑不同、指標體系不同、側重點存在差別等，所得出的結果也有所差異。關于農業生態效率影響因素的研究，有學者指出農業規?；?、人均農業增加值、農業受災率、農業機械密度、農民家庭經營收入比等因素對農業生態效率有顯著影響[6]；另有學者認為勞動力教育程度、農業公共投資、政府規制和技術進步等因素亦會影響農業生態效率[13]，還有學者分析了農村勞動力轉移對農業生態效率的影響[14]。

從現有研究來看，鮮有學者就農旅融合等外生環境變量對農業生態效率的影響進行過分析。農旅融合有利于現代農業功能拓展，促使普通農業轉化為成本投入少、變現成本低、時空利用高效、產出形式多的高效農業，對農業生態效率提升具有重要貢獻。鑒于此，筆者擬借助中國長江流域和黃河流域相關省份2007—2018年數據，運用面板固定效應模型和面板平滑轉換回歸模型就農旅融合發展對農業生態效率的影響效應進行分析，以期為農業生態環境改善和產業融合發展政策制定提供借鑒。

二、農旅融合影響農業生態效率的機理

生態效率強調的是經濟效益和環境效益的統一，即在產出最大的同時使資源消耗和環境壓力最小[7]。依照生態效率思想，農業生態效率是指在期望產出既定情況下實現農業生產要素投入和非期望產出的最小化。根據已有文獻，農業期望產出一般用農業總產值度量，農業生產要素投入用勞動力、土地、灌溉、機械動力、農藥和化肥等衡量，非期望產出可用農業生產過程中投入的化肥、農藥、灌溉和機械動力所產生的碳排放度量[15]。當農業期望產出既定，如果投入要素和非期望產出減少，則農業生態效率得以提升。下面從勞動力的轉移、先進技術的推廣、生態環境的治理和生產者生態行為的強化等方面對農旅融合影響農業生態效率的機理進行分析。

第一，農旅融合發展可促進農村勞動力的轉移。農業與旅游業信息和要素的交流促進農業勞動力素質的提升，亦能夠轉移大量農村剩余勞動力[16-18]。農業勞動力素質的提高有效提升了農業生產效率，轉移到旅游業部門的勞動力數量增加使得農業勞動力投入減少，從而提高了農業有效產出水平。第二，農旅融合發展有助于推廣先進農業技術。農旅融合發展使得農業生態環境價值轉變為經濟效益，有助于提升農業生產者的資本積累水平，使其能夠具備足夠的資金購買先進高效的農機設備，因此減少了勞動力、土地和機械動力等要素投入，有助于提高農業生產效率。另外，政府為促進產業融合發展，可利用自身資源優勢保護農村耕地資源，盤活農村閑置耕地，提高土地利用率，為先進農業技術的使用創造了條件，從而有助于減少水和耕地等要素投入，最終有利于農業生產效率的提升。第三，農旅融合發展有助于強化農業生態環境治理。農旅融合發展使得非農產業規模逐步擴大，使政府部門具備更多的財政實力來改善農業生產環境[11]，比如加強水利設施建設、加強生態保護宣傳等，從而促進生態資本的積累，為農業生態效率的提升奠定基礎。同時，為促進農旅融合可持續發展，政府部門亦不斷增強對化肥、農藥等化學制品的使用規制，促進化肥、農藥的減量使用。第四，農旅融合發展有助于強化農業生產者的生態行為。隨著農旅融合發展，農業生產主體逐步意識到農業生產過程中生態要素能創造更高且可持續的溢價，為實現長期可持續經濟收益，便會樹立起綠色發展理念，不斷踐行和強化環保行為，如通過減少化肥、農藥等有害環境要素投入，降低生產經營活動對自然環境的負面影響，從而促進農業生態效率的提升。

根據上述分析可知，農旅融合發展有助于實現在既定期望產出情況下勞動力、土地、灌溉、機械動力等農業生產要素投入最小化，同時可有效減少化肥、農藥等有害環境農業生產要素投入，從而對農業生態效率產生影響。隨著農旅融合的不斷深化，這種影響作用到底是保持不變態勢（即線性關系），還是會隨著融合水平不同而有所變化（即非線性關系），尚需進一步檢驗。

三、變量與模型選擇

1．變量選擇

（2）解釋變量。解釋變量是農旅融合發展水平()。參照已有研究[20]，從旅游產業績效和旅游產業要素兩個方面選取國內旅游收入、國內旅游人數、旅游外匯收入、入境旅游人次、星級旅游飯店數量、旅行社數量、4A級以上景區數量和旅游從業人員數量等8個指標來衡量旅游業發展水平；從農業產業績效和農業產業要素兩個方面選取第一產業總產值、農林牧漁總產值、農村居民消費水平、人均農產品產量、農作物播種面積、農業機械擁有量、造林和果園面積、農業現代化水平、第一產業從業人數等9個指標來全面衡量農業發展水平。

（3）控制變量。借鑒已有研究[12]，控制變量選取財政支農力度()、工業化水平()和農業經濟發展水平()三個指標。財政支農力度用地方財政農林水事務支出與地方財政一般預算支出之比來衡量，工業化水平用工業增加值與地區生產總值之比來衡量，而農業經濟發展水平用人均農業增加值表示。

2．模型選擇

考慮到農旅融合發展對農業生態效率的影響過程可能表現為簡單的線性特征，也可能表現為非線性特征。因此，同時采用普通面板固定效應模型和面板平滑轉換回歸模型就農旅融合對農業生態效率的影響進行檢驗。

（1）普通面板固定效應模型。如果模型中存在未被觀察的因素就會導致遺漏變量偏誤，而運用固定效應模型控制不隨時間變化的個體非觀測因素可以有效解決這一問題?；诖?，采用個體固定效應面板模型進行農旅融合水平和農業生態效率之間線性關系的檢驗，模型設定如下：

InAE=α0+βInATL+λ1InPIC+λ2InID+

3InWF+μ+ξ（1）

上式中，被解釋變量為農業生態效率AE，解釋變量為農旅融合水平ATL，WF為財政支農力度，ID為工業化水平，PIC為農業發展水平，下標和分別代表省份和年份，μ是個體效應，ξ代表隨機誤差項，其服從正態分布。

（2）面板平滑轉換回歸模型。農旅融合對農業生態效率的促進作用也可能表現為非線性特征，因此同時采用面板平滑轉移模型進行擬合。具體模型設定如下：

InAE=β01InATL+β02InPIC+β03InInID+

04InWF+(11InATL+β12InPIC+

13InID+β14InWF)(q;,)+μ+ε（2）

其中(q;r,c)代表轉換函數，轉換函數公式如下：

東亞銀行正在推廣“跨國企業集團跨境人民幣資金池集中運營”業務，并與東盟和南亞國家的銀行業金融機構合作，幫助企業直接從東盟和南亞國家借入跨境人民幣貸款，力爭依托國家和地方優勢政策，結合人民幣國際化的有利趨勢，為云南企業提供更為廣泛、便利的跨境金融服務。

＞0，1≤2≤…≤c（3）

式(2)中，被解釋變量為農業生態效率AE，解釋變量和轉換變量均為農旅融合水平ATL，其它變量解釋同上。式(3)中，q為轉換變量；為斜率參數，決定轉換速度；為位置參數，決定參數轉換的門檻條件；為位置參數個數。在PSTR模型中，變量估計系數由線性部分β和非線性部分β*(·)共同構成。當(·)=0時，模型處于低機制(low regime)；當(·)=1時，模型處于高機制(high regime)[21]。同時，隨著轉換函數值在[0，1]之間平滑移動，估計系數將以為中心在β～β+β單調轉換。

四、數據來源與樣本特征

1．數據來源

農業生產依靠水系支撐，江河兩岸區域一般為農業較為發達地區，所以本研究選取中國長江流域、黃河流域省份為分析區域，共包括19個省份①。研究數據主要來源于《中國農村統計年鑒》《中國旅游統計年鑒》《中國統計年鑒》及各省統計年鑒、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統計公報(2007—2018年)。此外，個別缺失數據通過查詢各相關部委以及各省統計局官網補全。其中以貨幣單位衡量的數據都已消除通貨膨脹因素，將其調整為2007年的不變價格水平值。數據分析過程由SPSS軟件和R語言完成。

2．農業生態效率測度結果

考慮到農業生產過程中的化肥、農藥等投入要素會破壞生態環境，在此采用含非期望產出的超效率SBM模型對農業生態效率進行測度，測算時利用19個省份2007—2018年228個決策單元的信息，最終得到1 824個數據，計算得出歷年農業生態效率均值，如表1所示?？傮w來看，研究期內研究區農業生態效率總體均值為0.8570，從時間維度來看這一均值大體呈現不斷上升趨勢，這一趨勢與已有研究結論較為吻合。近年來農業生態環境不斷惡化，可持續發展理念日益深入人心，人們開始反思農業生產方式，國家層面也在不斷增強對化肥、農藥等化學制品的使用規制，這均在一定程度上促進了農業生態效率的提高。

表1 2007—2018年農業生態效率均值

3．農旅融合發展水平測度結果

借鑒陶長琪等提出的復合系統協同度模型[22]對農業和旅游業融合發展水度進行測度，具體權重值根據Diakoulaki提出的CRITIC法來確定[21]，最終求得各省份2007—2018年農業和旅游業兩個子系統的協同度以及復合系統的協同度(圖1)。2007—2018年，19個省份農業子系統和旅游業子系統之間的協同度基本在0.95以上，可知兩個子系統之間的協調性非常高。在此期間，農業和旅游業復合系統協同度均呈現逐步上升趨勢，且穩定在0.47～0.78。隨著時間的推移，復合系統的協同度在總體態勢上不斷增強。橫向來看，同一年份不同省份的復合系統協同度相差不大?？傊?，從時間維度來看，19個省份的復合系統協同度不斷提高，較好地體現了我國農業和旅游業融合發展的方向。

圖1 2007—2018年農業和旅游業子系統及復合系統協同度均值

五、實證研究及其結果分析

1．普通面板固定效應模型估計結果

為檢驗不同區域農旅融合水平對提升農業生態效率功效是否存在差異，分別以全部省份、長江流域、黃河流域省份為對象構建模型1至模型3，借助各省份面板數據對面板固定效應模型進行估計。首先，F檢驗表明個體固定效應顯著。同時，Hausman檢驗拒絕了隨機效應和固定效應系數沒有系統性差異的原假設。因此，優先考慮個體固定效應模型。根據個體固定效應模型估計結果（表2）可知：整個研究區內農旅融合發展水平對農業生態效率的回歸系數為0.0981，并且在1%水平上統計顯著，表明在其它因素不變的情況下，農旅融合發展水平每提高1%，會正向促進農業生態效率上升9.81%。分區域來看，長江流域和黃河流域各省份農旅融合均對農業生態效率具有正向提升效應，其中長江流域各省份影響效應比整體研究區和黃河流域省份更為顯著，這可能與該區域優越的自然地理環境以及旅游市場需求條件有關。就控制變量而言，整個研究區內人均農業增加值對農業生態效率的影響較為顯著，而財政支農水平和工業化水平對農業生態效率具有顯著負向影響，這一結論與王寶義等的研究結論[6]一致。

表2 普通面板固定效應模型估計結果

注：***、**和*分別表示在1%、5%、10%水平下拒絕原假設，下同。

2．面板平滑轉換回歸模型估計結果

以融合水平為轉換變量，分全部省份、長江流域省份、黃河流域省份構建模型4至模型6，檢驗不同區域農旅融合水平對提升農業生態效率的影響是否存在差異。在模型估計之前對模型進行了非線性檢驗（表3），當位置參數個數=1和=2時，所有模型均拒絕=0的原假設，表明所構建的非線性關系模型是合理的。進而再確定轉換函數個數，根據面板平滑轉移模型原理，可得到模型轉換函數個數都為1，即= 1。

表3　面板平滑轉換模型的非線性檢驗結果

另外，根據AIC和BIC準則選擇轉換機制和最優位置參數的個數[23]。在每個模型中，AIC和BIC最小值對應的位置參數個數即為理想的位置參數個數。經檢驗確定各模型的位置參數個數均為1。在上述檢驗的基礎上，結合歷年各省份的數據對模型估計的結果如表4所示。

表4　面板平滑轉換模型估計結果

第一，就整個研究區來看，當轉換函數(ATL；，c)=0時，農旅融合發展的影響效應為0.0657(01)，模型處于低機制；當轉換函數(ATL；，c)=1時，農旅融合發展的影響效應0.4422(01+11)，模型處于高機制。農旅融合發展的影響效應在低與高機制之間以農業生態效率的門檻值0.7277(-0.3178)為中心，隨著自身狀態變量的變動在[0.0657，0.4422]區間平滑轉換。這說明農旅融合發展不僅有利于農業生態效率的提升，而且隨著融合水平的上升，其對農業生態效率促進效用呈現增強態勢。

結合2007—2018年研究區農業生態效率變化趨勢來看，2007—2009年農業生態效率增長較為緩慢，2010年后，農業生態效率提升速度明顯加快。雖然2007年中央一號文件首次提出要大力發展鄉村旅游，但政策實施之初農旅融合主要以“農家樂”這一簡單模式為主，其發展水平并不高。其后，休閑農業和鄉村旅游推動實現農業多種功能、農村產業融合的重要作用不斷凸顯，產業融合支持政策密集出臺，農旅融合發展水平進一步提升，其對農業生態效率的作用得以凸顯。2007年跨越門檻值0.7277的省份有8個，而2018年跨越門檻值的省份達到18個，可見農旅融合發展對農業生態效率的提升體現出非線性效應，隨著農旅融合水平的增強，其對農業生態效率提升的功效更為顯著。

第二，分區域來看，當長江流域各省份農旅融合水平跨越門檻值0.6934(-0.3661)時，其對農業生態效率提升呈持續增強態勢，并且農旅融合對農業生態效率影響的線性部分和非線性部分系數都高于整個研究區域的平均水平。這可能是因為長江流域各省份自然資源和氣候條件相對優越，居民旅游需求動機較強，市場需求驅動了農旅融合發展。隨著融合水平提升，農業生態價值進一步彰顯，促進了農業生產者生態意識的增強，于是他們便會主動加強農業生態化建設，走農業可持續發展之路。所以農旅融合對提升該區域農業生態效率作用更大，表現為此區域農旅融合促進農業生態效率提升功效優于全國平均水平。

而黃河流域農旅融合門檻更高，表現為此區域跨越門檻值難度大于全國平均水平，僅當跨越門檻值0.7298(-0.3143)后，農旅融合才對農業生態效率提升起促進作用。這可能是由于黃河流域多數省份經濟基礎相對薄弱，推廣先進農業技術難度較大。另外，這一區域各省份自然資源和氣候條件欠佳，農業旅游廣泛開展存在一定難度，所以在融合發展初期，農旅融合水平對農業生態效率的作用并不顯著。而當跨越門檻值0.7298后，農業生態資本能創造更多的生態價值時，農業生產者才更關注農業可持續發展，有意識地減少生產過程中有害環境要素投入，農業生態效率才開始有所提升，農旅融合對農業生態效率的促進作用才得以增強。

第三，從控制變量來看，整個研究區內人均農業增加值對農業生態效率的影響在線性部分和非線性部分均為正且顯著(02=0.1109，12=0.1684)，這表明人均農業增加值有助于提升農業生態效率，且隨著農旅融合水平的上升，這一影響進一步增強；工業化水平對農業生態效率的彈性系數由線性部分的-0.0032，轉變為非線性部分的0.2282，但線性部分不顯著，這說明隨著農旅融合水平的上升，工業化水平對農業生態效率的促進作用更加顯著；財政支農水平對農業生態效率的影響在線性部分和非線性部分均為負且顯著(04=-0.2652，14=-0.2185)，這表明財政支農水平抑制農業生態效率的提升，且隨著農旅融合水平的上升，這一影響進一步增強。

3．影響機制檢驗

為剖析農旅融合對農業生態效率的影響機制，構建非線性模型7至模型12。各模型的因變量分別為農作物播種面積、有效灌溉面積、農業從業人員、機械總動力、化肥和農藥使用量，自變量均為農旅融合水平，結果如表5所示。由表5可知，農旅融合水平與農業生態效率各投入要素均存在非線性關系，其中，農作物播種面積、有效灌溉面積、農業從業人員均隨著農旅融合不斷深入而相應減少。機械總動力剛開始隨著農旅融合水平的上升而增加，但當農旅融合水平越過門檻值時，機械總動力才呈現隨融合水平上升而下降的趨勢。這可能是因為在融合水平較低時，機械總動力投入代替農業勞動力投入，使農業勞動力要素投入大量減少，但由于農業技術水平沒有得到很大提高，導致機械總動力要素投入呈現增加態勢。隨著融合水平的提升，農業技術水平不斷提高，機械總動力投入非線性部分在跨越門檻值后呈現減少態勢。由上述影響機制分析發現：在期望產出既定前提下，融合初期由于投入要素和非期望產出減少均有限，因此，農旅融合對農業生態效率的作用效果較為有限；而隨著融合水平上升到一定程度(越過相應的門檻值)，投入要素和非期望產出才出現大幅減少，此后，農旅融合深化對農業生態效率促進作用呈現逐步擴大趨勢。

表5 農旅融合對農業生態效率非線性影響機制檢驗結果

六、結論與啟示

本研究基于2007—2018年長江和黃河流域各省份的數據，分別運用普通面板固定效應模型和面板平滑轉換回歸模型探究了農旅融合對農業生態效率提升的線性和非線性效應，并區分全部樣本省份、長流流域省份和黃河流域省份做了進一步的檢驗。得出結論如下：第一，基于普通面板個體固定效應模型分析發現，農旅融合水平對于農業生態效率提升具有顯著正向影響；第二，基于面板平滑轉換回歸分析可知，農旅融合水平對農業生態效率的影響呈現以融合水平為門檻的非線性特征，當其融合水平低于門檻值時，對農業生態效率促進作用較低；但當跨越門檻值后即融合水平較高時，其對農業生態效率促進作用非常顯著且呈增強態勢；第三，基于不同區域的分析表明，長江流域省份農旅融合水平對農業生態效率促進作用最顯著，黃河流域省份在農旅融合未跨越門檻值時對農業生態效率的促進作用不明顯，但跨越門檻值后對農業生態效率的提升作用較大；第四，基于農旅融合影響農業生產各要素投入的機制檢驗可知，農作物播種面積、農業勞動力、有效灌溉面積等要素投入都伴隨融合水平提升而不斷減少。農藥、化肥等投入在融合初期并未大幅度減少，只是在跨越門檻值后迅速下降。農業機械總動力在融合初期呈上升態勢，在跨越門檻值后才迅速下降。

據此得出以下啟示：第一，推進農旅融合發展有利于提升農業生態效率，從而促進農業可持續發展和鄉村振興目標的實現。為此，政府部門應進一步完善農旅融合發展的政策制度保障條件。由于農業發展的特殊性，在農旅融合過程中，政府應加大扶持力度，在融合過程中充當主導與協調的角色，既要主導其發展，又要協調和兼顧企業、農民等多方利益。第二，基于農旅融合對農業生態效率提升功效存在的地區差異，各級地方政府應因地制宜制定相關政策，以便更好地發揮農旅融合對農業生態效率的促進作用。鑒于長江流域各省份農業和旅游業資源豐富，居民可支配收入水平較高，農旅融合發展基礎較好且市場空間較大，因此政府部門應進一步完善農旅深度融合發展的政策支持，強化對融合發展的監管職能，協調好相關利益主體間的關系；而黃河流域省份，由于區域自身地理條件、生態環境、經濟基礎等條件限制，實現農旅融合發展的基礎較薄弱，因此政府部門要從財政上對農旅融合給予大力支持，加強農業休閑品牌建設、引導農業休閑消費，強化農業生態教育和農業生態管理。

① 長江流域省份包括湖北、湖南、重慶、四川、云南、貴州、上海、江蘇、浙江、安徽、江西等11個省份，黃河流域省份包括河南、陜西、內蒙、寧夏、甘肅、青海、山東、山西等共8個省份。

[1] 周杰．農旅融合對高效農業的作用機制分析：一個過程——收益的視角[J]．貴州師范學院學報，2017，33(7)：1-4．

[2] ILBERY B，BOWLER I．From agricultural productivism to post-productivism：The geography of rural change[M]. London：Longman，1998：57-84．

[3] JOSE H，ANA C，FELIPE B，et al．Agricultural diversifavction and the sustainability of agrictural systems：Possibilities for the development of agritourism[J]. Evironmental Engineering and Management Journal，2011(12)：1911-1921．

[4] 潘丹，應瑞瑤．中國農業生態效率評價方法與實證——基于非期望產出的SBM模型分析[J]．生態學報，2013，33(12)：3837-3845．

[5] 洪開榮，陳誠，豐超，等．農業生態效率的時空差異及影響因素[J]．華南農業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6，15(2)：31-41．

[6] 王寶義，張衛國．中國農業生態效率的省際差異和影響因素——基于1996—2015年31個省份的面板數據分析[J]．中國農村經濟，2018(1)：46-62．

[7] 王圣云，林玉娟．中國區域農業生態效率空間演化及其驅動因素——水足跡與灰水足跡視角[J]．地理科學，2021，41(2)：290-301．

[8] 許朗，羅東玲，劉愛軍．中國糧食主產省(區)農業生態效率評價與比較——基于 DEA 和 Malmquist指數方法[J]．湖南農業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4，15(4)：76-82．

[9] 尚杰，吉雪強，陳璽名．中國城鎮化對農業生態效率的影響——基于中國13個糧食主產區2009-2018年面板數據[J]．中國生態農業學報，2020，28(8)：1265-1276．

[10] 李谷成．中國農業的綠色生產率革命：1978—2008 年[J]．經濟學(季刊)，2014，13(2)：537-558．

[11] 田偉，楊璐嘉，姜靜．低碳視角下中國農業環境效率的測算——基于非期望產出的SBM模型[J]．中國農村觀察，2014，119(5)：59-71，95．

[12] 王寶義，張衛國．中國農業生態效率測度及時空差異研究[J]．中國人口·資源與環境，2016，26(6)：11-19．

[13] 曹俊文，曾康．低碳視角下長江經濟帶農業生態效率及影響因素研究[J]．生態經濟，2019，35(8)：115-119．

[14] 侯孟陽，姚順波．中國農村勞動力轉移對農業生態效率影響的空間溢出效應與門檻特征[J]．資源科學，2018，40(12)：2475-2486．

[15] 葉初升，惠利．農業生產污染對經濟增長績效的影響程度研究——基于環境全要素生產率的分析[J]．中國人口·資源與環境，2016，26(4)：116-125．

[16] 胡文海，柳百萍．基于“三農旅游”發展的農業剩余勞動力有效轉移——以合肥市為例[J]．農業經濟問題，2009(8)：84-86．

[17] 賀愛琳，楊新軍，陳佳，等．鄉村旅游發展對農戶生計的影響——以秦嶺北麓鄉村旅游地為例[J]．經濟地理，2014，34(12)：174-181．

[18] 柳百萍，胡文海，尹長豐，等．有效與困境：鄉村旅游促進農村勞動力轉移就業辨析[J]．農業經濟問題，2014(5)：81-86．

[19] WEST O，MARLAND G．A synthesis of carbon sequestration，carbon emissions，and net carbon flux in agriculture：comparing tillage practices in the United States[J]. Agriculture Ecosystems and Environment，2002(1)：217-232．

[20] 王麗芳．山西省農業與旅游業融合的動力機制與發展路徑[J]．農業技術經濟，2018(4)：136-144．

[21] GONZáLEZ A，TERASVIRTA T，DIJK V．Panel smooth transition regression models[R]．Stockholm：Stockholm School of Economics，2005．

[22] 陶長琪，陳文華，林龍輝．我國產業組織演變協同度的實證分析-——以企業融合背景下的我國 IT產業為例[J]．管理世界，2007(12)：67-72．

[23] DIAKOULAKI D，MAVROTAS G，PAPAYANNAKIS L. Determining objective weight in multiple crireria problems：The CRITIC method[J]．Computer Ops Res，1995(5)：763-770．

Effects of integrated development of agriculture and tourism on agricultural ecological efficiency

WANG Jingjing1,2，ZHOU Faming1,3*

(1.Economic College, Hunan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Changsha 410128, China ; 2.Business Department of Hunan University of Humanities, Science and Techonology, Loudi 417000, China; 3.Business School Hunan First Normal University, Changsha 410205, China)

The impact of agricultural tourism integration on agricultural ecological efficiency is examined with the linear and non-linear models based on the data of 19 provinces in the Yangtze River Basin and the Yellow River Basin from 2007 to 2018 and respective measurement of agricultural ecological efficiency and agriculture-tourism integration in each province.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integration of agriculture and tourism has a significant positive effect on the improvement of agricultural eco-efficiency, with a significant nonlinear threshold feature, and its intensity changes positively correlated with the integrated development of agriculture and tourism. Regional differences can be found in the impact of integrated agricultural tourism development on agricultural eco-efficiency .Positive effects of integrated agricultural tourism development on agricultural eco-efficiency in the provinces of the Yangtze River Basin are stronger than those of the whole research area and the provinces in the Yellow River Basin. The input of agricultural labor force, crop sown areas, effective irrigation areas, pesticides and chemical fertilizers among agricultural production factors decreases with the continuous improvement of the integration , while the total power input of agricultural machinery is liable to increase first and then decrease with the rise in the integration .

integration of agriculture and tourism; agricultural ecological efficiency; impact effects; regional differences

F205

A

1009–2013(2021)02–0050–07

10.13331/j.cnki.jhau(ss).2021.02.007

2021－03－11

湖南省教育廳優秀青年項目(19B297)；湖南省社會科學成果評審委員會課題(XSP20YBZ018)；湖南省研究生科研創新項目(CX20190508)；湖南省應用特色學科“應用經濟學”資助項目；婁底市社科評審委員會重點項目

王晶晶(1987—)，女，湖南株洲人，博士，講師，主要研究方向鄉村旅游和農村經濟。*為通信作者。

責任編輯：曾凡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