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美的生育冷戰

陶短房

拜登帶領民主黨人重返白宮后，放松了美國對非法移民的政策，也是想借此填補生育率下滑的部分空白。

國際上衡量一個國家人口“世代更替水平”的最重要參數是“總和生育率”（TFR），即一名婦女一生中生育子女的總數。鑒于嬰兒存在一定夭折率，在成長至成年前的漫長時間里也可能遭遇各種意外，因此一般認為，在工業化國家里，TFR值至少要達到2.1，才能達到正常人口新陳代謝、不至于令人口總數隨世代更替不斷下降的最低標準。倘若是最不發達國家，TFR值需達到更高數值才能滿足正常世代更替需要，因為這些國家的公共衛生水平遠低于工業化國家，新生兒死亡率高，未成年人也可能遭遇更多不測。

美國生育率，看上去似乎還好

最新的全球平均總和生育率為2.40，考慮到這個數值是將全球包括工業化國家和最不發達國家在內的所有國家總和計算，該TFR值只能說勉強滿足全球人口世代更替的需求。

相對而言，工業化國家的TFR值總是遠低于最不發達國家，經合組織（OECD）絕大多數成員國的TFR值都在1.45以下。

美國的生育率狀況以TFR衡量，似乎“看上去還好”：2019年數據顯示，美國TFR值為1.705，同年全美新生兒總數為374萬人。

但這個成績其實經不起太多推敲：不論TFR值或年度新生兒總出生數，2019年美國都創下歷史新低。布魯金斯大學數據則稱，2020年美國生育率和結婚率分別降至35年和50年來最低點。

盡管2020年的官方全面數據尚未公布，但哥倫比亞廣播公司匯編的覆蓋美國32個州的年度人口數據顯示，該年度這32個州新生兒總出生數同比減少了9.5萬人，折算成全國數據，相當于新生兒總出生數同比下降4%，其中佛羅里達州同比下降8%、俄亥俄州下降7%、亞利桑那州下降5%、加利福尼亞州下降10%，而夏威夷州則大幅下降30%。

1946年巴黎一家醫院，“戰后嬰兒潮” 導致護士難以應對數量倍增的新生兒?！皨雰撼薄?一詞首次出現， 主要指第二次世界大戰后美國的“4664”現象——從1946年至1964年這18年間新生兒驟增。在世界很多國家均有此現象。

《新聞周刊》2021年3月發表的一篇文章，引述南加州大學人口統計學家邁爾斯的觀點指出，美國“正發生一場人口危機，或如某些人所言，正埋下一枚巨大的人口定時炸彈”。邁爾斯指出，上世紀80年代中期，“嬰兒潮一代”尚年富力強，充當著美國就業和納稅人口的中堅，每位退休者的收入和福利，可以由多達5名適齡就業者來分攤，整個社會處于一種良性運轉的狀態。如今因為TFR值不斷降低，人口老齡化趨勢愈演愈烈，適齡勞動人口在總人口中占比不斷降低，這樣一來，能夠向社會福利和養老保險等計劃提供所需稅款的總“池子”迅速變淺，至2019年，平均每位退休者的收入、福利，不得不僅由2.2名適齡就業者來分擔，這無疑令整個社會的負擔變得越來越沉重，并嚴重拖累經濟的發展。

美國出生率為何會出現下滑趨勢？美國人口普查局的分析資料認為，二戰前美國傳統的白人家庭中，“全職主婦”仍然是司空見慣的場景，女孩往往高中未畢業就早早談婚論嫁，20歲上下的年輕媽媽比比皆是。她們在家里相夫教子，而相對穩定的家庭關系，則讓三四個甚至更多子女的家庭成為二戰前“經典美國式家庭的樣板”。

這一切隨著二戰的到來發生了天翻地覆的變化：二戰讓成千上萬的美國男子走上戰場，作為勞動力的補充，大批美國婦女走出家門，穿上工裝，成為產業工人大軍的主力。嘗到“自由就業、成為社會主流”滋味的她們，當然不會在戰后乖乖回歸家庭主婦角色，而是開始更加充滿自信和勇氣地走上全職工作崗位，并追求更高的學歷。人口普查局資料顯示，這種趨勢在二戰后的美國不斷提速，21世紀則愈演愈烈。2000—2019年，年滿25歲女性中擁有碩士學位的人數翻了一番，達2100萬，而同齡女性中正在攻讀博士學位的人數竟翻了一番還多。

女性觀念的變化導致她們更愿意趁年輕去追求學歷升職和職場成功，而不是急于談婚論嫁，讓家庭和子女成為自己未來人生和前途的拖累、羈絆。這種觀念變化的直接結果，是美國女性平均第一胎生育年齡不斷提高（2018年達到創紀錄的26.9歲）。

2020年進行的基于龐大調查基數的一份調查報告顯示，在“大齡不婚不育女性”中，五分之三受訪者給出的理由，是“希望在結婚或生育前達到一定學歷、職稱或收入水準”，如果無法如期實現這一目標，就寧可將婚育年齡推遲。

而一些美國社會學家則將美國生育率下降歸咎于住房成本提高。

2014年發表在《公共經濟學》雜志上的一篇文章認為，房價每上漲1萬美元，美國生育率就會下降2.4%。1953年美國房屋價格中位數約為1.8萬美元，考慮通脹因素后相當于今天的17.7萬美元;而2020年全美房屋價格中位數已高達30.1萬美元，許多適齡年輕人甚至連僅能棲身的兩居室公寓都買不起，這讓他們即便敢于同居和結婚，也不敢輕言生兒育女，更不用說像他們父輩、祖輩那樣，生育一大家孩子了。

經濟的不景氣、收入預期的下降，也被認為對生育意愿構成負面影響。

一些經濟學家和社會學家指出，盡管自奧巴馬時代以來，美國官方經濟、就業數據都“做”得不壞，卻在很大程度上掩蓋了貧富分化加劇、收入差距增大、絕大多數美國人收入預期越來越悲觀的事實，出現了“數據失真”。韋爾斯利學院經濟學教授萊文指出，1929年開始的“大蕭條”時代的教訓提醒我們，失業率每實質性增加1個百分點，人口出生率就會相應減少1個百分點，而自2007年至今，美國的生育率每年都在顯著下降，“這至少表明對大多數美國人而言，日子過得并不像官方數據所顯示的那樣好?！?/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