歐洲女性的生育斗爭

施越

加拿大近年來多胞胎的比例大幅增加，且越是高齡產婦，多胞胎比例越高。這是因為高齡產婦普遍采用了輔助生育手段。

通常來說，倘若一個國家需要維持人口穩定，生育率——新生兒與同期平均育齡婦女的人數之比，需要維持在2.1，即1個育齡女性起碼要生育2個新生兒。筆者所在的意大利的生育率已經下降到了1.32。意大利的年輕人習慣依賴父母，搬出父母的房子獨立生活、結婚成家的年齡越來越大，大多數女性在30歲以后才會打算生孩子。在疫情的影響下，全球經濟持續低迷，許多意大利夫妻更不想冒險生孩子。鑒于意大利龐大的公共債務和養老金負擔，低生育率的情況尤為嚴峻。

在意大利人口統計書《文明的空搖籃》的前言當中，意大利前副總理薩爾維尼寫道：“一個沒有孩子的國家沒有未來?！?h3>控制生育——歐洲老齡化問題的起因

正如公元前2世紀的希臘著作《婦女疾病》里所證明的那樣，自古以來，男人和女人都在試圖控制生育。古代歐洲男女節育的途徑五花八門，但在古埃及、希臘和羅馬的人眼里，只有女性才需要負責避孕，因此他們只對女性的避孕途徑進行了記錄。在古希臘時期，人們用一種現在已經滅絕的串葉松香草當作避孕藥使用，古希臘人將它視為阿波羅神的禮物;古希臘哲學家亞里士多德認為雪松油偶爾也可以起到避孕的效果。到了中世紀，在天主教會的影響下，避孕被認為是不道德的，但婦女之間仍然會流傳一些關于避孕的技巧：例如將百合根放在陰道里，或者在大腿上系上黃鼠狼睪丸。顯然，這些在古代流傳的大多數避孕方式全都是無效的，有些方法甚至還會對身體產生危害。

長期以來，歐洲的教會、醫生和政治環境都反對任何形式的節育措施，特別是將性行為和受孕脫鉤，人們進行性行為只是為了歡愉而不是為了生育——這是許多政治派別和教會都無法接受的，認為節育措施會誘使人們性濫交。但隨著17世紀英國內戰，性病傳遍了歐洲，在性行為過程中做防護措施的觀念也開始跟隨著戰爭在歐洲流行了起來。人們使用亞麻布、動物腸衣、皮革等材料制成最早的“避孕套”來使用。

到了19世紀，歐洲出現了生育率下降，引起了人們對政治、經濟尤其是軍事力量削弱的擔憂?！栋惒談拙舴ā吩?803年首次提出了禁止墮胎的法律規定，其他歐洲國家也開始紛紛效仿這一做法。

英國出生率委員會把當時下降的出生率歸因于人們普遍使用避孕套，但事實上，由于成本和造價方面的原因，在當時只有少部分富裕階層才用得起避孕套。在20世紀之前，只有16%的英國夫婦會使用避孕套來避孕，其他人的主要節育方式則為戒斷性行為，或者戒酒，減少酒精引發的性沖動。如果這些方法都行不通，那他們只能選擇流產——這種無奈之舉在當時的工人階級當中十分普遍。

雖然歐洲家庭的控制生育現象是在19世紀工業化背景下發生的，但它卻為工人階級向上層階級流動提供了可能，因為節育可以讓家庭的生活水平得到改善。越來越多的歐洲人認為，父母應該為了子女工作，而不是像過去的舊觀念那樣，讓子女成為父母勞動力的附庸。也就是說，父母更需要子女滿足他們的情感依靠，沒必要非得一窩小孩才能滿足這樣的需求。

這就是為什么法國在歐洲首當其沖地刮起了節育的風潮。與其說當時的法國在整個歐洲的經濟水平較為突出，不如說是因為法國人的思想和世俗化運動在當時更為超前，從法國開始，歐洲民間刮起了一股“新馬爾薩斯主義風潮”。18世紀的英國經濟學家馬爾薩斯曾經提出過“馬爾薩斯人口論”，認為人口的增長速度遠遠超過了糧食生產的速度，如果不控制生育，人類將面臨糧食危機，人口越多就會導致一個國家更加貧窮。馬爾薩斯主義者支持通過發展獨身主義或者晚婚來調節人口，而“新馬爾薩斯主義者”則將生育控制推向了另一種高度：他們主張使用避孕方法，為現代婚姻關系提供了另一種可能，讓夫妻雙方有盡可能多的機會享受親密關系，讓子女晚一點再出現在他們的家庭生活中。這樣的觀念在過去歐洲的婚姻關系中極為罕見。

盡管如此，大多數歐洲國家依然保留著對墮胎的懲罰，有些國家也試圖禁止其他避孕方法。第一次世界大戰后，由于歐洲各國武力損失慘重，限制避孕的法規再一次鋪天蓋地地席卷了歐洲。1920年，法國規定禁止出售和傳播避孕方法的信息;瑞典在1910年制定了反避孕法，直到1938年才廢除;直到1930年的蘭柏會議，英國才允許公民在合法結為夫妻的情況下使用避孕藥具。

“ 避孕藥之父”卡爾·杰拉西。避孕藥被認為是“影響人類歷史進程的100項重大發明之一”。

二戰以后在歐洲蔓延的嬰兒潮，使人們對人口減少的恐懼變得次要。蘇聯在1955年開放了墮胎，但隨著嬰兒潮的結束，這一做法也停止了。墮胎在東歐的生育控制中一直扮演著重要的角色，并且一直持續到今天。

20世紀60年代，避孕藥的出現引發了一場真正的避孕革命。1967年4月，美國《時代》雜志將避孕藥的照片放在了封面上，用數不清的避孕藥堆成了一個女性性別符號的圖形。自古希臘以來，人類控制生育的途徑經歷了漫長的發展變化，避孕藥的出現再一次將生育控制權的權杖交給了女性，而且它比過去的大多數避孕方法更加有效，為女性提供了前所未有的生育控制能力。即便如此，在歐洲，女性墮胎在很長一段時間內仍然是違法的。德國是第一個將墮胎合法化的國家（1961年），法國緊隨其后（1967年），并且于1971年頒布了諾伊沃斯法，開放婦女墮胎的權利，引起了天主教會的強烈批評。教皇保羅六世在1968年發表的《人類生活通諭》中重申了教會關于婚戀、生子以及拒絕人工避孕的教導，強烈譴責了避孕行為，但這一立場并沒有阻止避孕藥在西歐的傳播。

波蘭嚴苛的墮胎法律引發了一場規模巨大的波蘭婦女反政府運動。圖為2021年1月，波蘭克拉科夫，示威者舉行抗議集會。

避孕藥的興起加強了人們對于避孕行為的爭議，尤其是當避孕藥失靈時的終極解決措施——墮胎。隨著20世紀60年代女權運動的發展，一些國家承認了女性的墮胎權，英國在1967年頒布了《墮胎法》;1971年，法國343名向公眾承認自己曾經做過人工流產的婦女發表了宣言，表達了自由控制自己身體、自由選擇何時生育的愿望。然而，西歐其他國家仍然保持著對墮胎設限的法律規定，如愛爾蘭、德國和波蘭，這種反墮胎的政策導致一些有經濟實力的婦女只能選擇前往墮胎合法的鄰國進行人工流產。

雖然對很多人來說，控制生育為社會經濟的發展帶來了一定的風險，但它同時也成為了女性獲取自由和獨立的手段。盡管歐洲的老齡化現象如今已經非常嚴重，但歐洲各國對于生育控制的投入已經成為了一種慣例，并且正在逐年增加。有關報告顯示，2018年歐洲在全球計劃生育方面共花費了8.45億歐元，比2017年總體增長了5%。在避孕措施方面，各國之間的差異普遍存在，相比東歐人來說，西歐人獲取避孕藥具的方法和途徑更為廣泛和簡便，英國控制生育的資金投入位于歐洲榜首，英國人也更傾向于使用安全系數更高的避孕措施（使用乳膠避孕套）來控制生育，使用率僅次于中國。英國也大力改善婦科診所的服務，讓婦女有更多的機會可以得到生育方面的專業意見。但在波蘭，人工流產仍然是一種違法行為，只有在亂倫、強奸和畸形兒的情況下才會給懷孕婦女提供墮胎的機會。

歐洲在生育控制方面已經走了很長的一段路，但不同地區之間避孕藥具的資源和獲得方式的差異仍然很大。在一些東歐國家，相對于人們的收入而言，避孕措施的經濟代價遠遠超出了他們的承受范圍，因此東歐人的節育觀念和西歐人之間存在著不小的差異。在阿爾巴尼亞，人們的生育控制費用可以用他們的保險來支付，阿爾巴尼亞政府還推出了一項針對18歲以下、失業或者低收入者的控制生育特別報銷計劃。在這樣的生育控制政策下，阿爾巴尼亞接受現代避孕措施的婦女人數反而正在下降，而不是上升。研究認為，阿爾巴尼亞婦女節育措施觀念上的落后，主要歸因于缺乏性教育，相比西歐，東歐的性教育問題常常會遭到忽視。

在歐盟28個成員國中，只有13個國家將避孕藥具包括在了醫療保險范圍之內，這就意味著在歐洲，起碼有一半以上的婦女必須自費或者通過私人保險來支付避孕費用。

墮胎權利之爭

波蘭的墮胎法是全歐洲最嚴格的墮胎法之一。在2019年，大約98%被人工流產的胎兒都是畸形兒，也就是說在被強奸、經濟貧困、早孕等其他情況下，波蘭婦女都難以根據自己意愿墮胎。嚴苛的墮胎政策讓不少波蘭婦女最終選擇出國去歐洲其他國家墮胎。據聯合國專家估計，每年約有10萬名波蘭婦女出國墮胎，她們通常選擇臨近波蘭的德國或者捷克，因為在那里她們墮胎要容易得多。

歐洲各國的墮胎政策各不相同。荷蘭作為西歐最自由的國家之一，懷孕女性只要和醫生交談后，經過5天的冷靜期，就可以在診所墮胎。包括法國、比利時、丹麥和希臘在內的歐洲大多數國家都規定可以“按需墮胎”，在懷孕10周或14周以內都可以墮胎。對于強奸或者畸形胎兒的情況，可以放寬懷孕時間的限定，但宣傳墮胎或者在媒體上播放墮胎廣告在這些國家都是被禁止的。

以自由、包容著稱的西歐國家或許為波蘭女性提供了一個合法墮胎的途徑，但并不是所有的波蘭女性都有能力負擔得起出國墮胎。波蘭對于那些沒有能力撫養子女的家庭也沒有提供足夠的補貼，導致許多本身就身處貧困邊緣的婦女，在生下孩子以后生活變得更加艱難，相當一部分婦女會因為無法很好地照顧孩子而陷入抑郁狀態，甚至導致自殺。

歐盟人權事務專員認為，限制波蘭婦女獲得合法墮胎的機會違反了波蘭的國際人權義務。從2020年年底開始，波蘭嚴苛的墮胎法律引發了一場規模巨大的波蘭婦女反政府運動。2021年1月，抗議者在波蘭各大城市的街道上進行了連續3天的集會，抗議嚴格的墮胎法案，這些抗議者們無視新冠肺炎疫情風險，在波蘭各個繁華的城市中游行，呼吁“自由、平等和按需墮胎”。

根據歐盟統計局的數據，在過去10年中，超過一半的歐盟成員國墮胎率正在逐漸下降。英國、法國和德國是墮胎率最高的國家，僅這3個國家在2018年墮胎的人數就高達60多萬。但是在歐洲的許多天主教國家，例如意大利、西班牙或者克羅地亞，保守派仍然對墮胎自由化持懷疑態度，女性的墮胎權利在這些國家依然存在爭議。

在19世紀，基于圣奧古斯丁在5世紀對亞里士多德的神諭，羅馬天主教會等其他權威宗教機構認為胎兒的靈魂在懷孕以后才會出現——男性嬰兒的靈魂在受孕后40天左右會出現，女性嬰兒的靈魂在受孕80天以后才會出現。一個胎兒擁有靈魂以后，就成為了一個有靈魂的人類，在這樣的情況下，墮胎就相當于謀殺。而一個胎兒是否已經有了靈魂的佐證就是“胎動”，如果孕婦能夠感受到胎動，就說明嬰兒已經有了靈魂。因此在19世紀初，只要在嬰兒發生胎動之前墮胎就不被視為一種罪過，只有在懷孕后期墮胎，才會被視為犯罪。但是，要讓那些被指控犯有墮胎罪的孕婦承認胎兒有沒有胎動是十分困難的，因為法院常常只能依靠孕婦的一面之詞來了解胎兒的情況。一名叫瑪格麗特的孕婦在墮胎后受審時，作證說“胎兒以前曾經胎動過，但自從她摔了一跤后，胎兒就再也沒有在肚子里動過了?！狈ㄍヒ源诵刑涸趬櫶デ熬鸵呀浭チ遂`魂，瑪格麗特因此被無罪釋放。

意大利90%以上的人都是天主教徒，這就意味著90%以上的婦產科醫生都信奉墮胎是一種不道德的行為。自1978年以來，墮胎在意大利就一直是合法的：根據意大利法律，女性在意大利懷孕90天以內都可以墮胎;有些時候，當胎兒被發現是畸形兒、死胎、危害母親健康等情況時，在懷孕超過90天的情況下也可以選擇“治療性流產”。此外，也規定了意大利所有的醫院都必須提供墮胎的服務和設施。但是，法律同時也給予了醫生和護士拒絕進行墮胎手術的選擇權，醫生和護士可以出于個人原因拒絕進行墮胎手術，因為這種手術可能會違反一些醫生和護士的宗教信仰。

意大利的醫療保健受到政治和天主教的雙重影響，進而影響了醫護人員對于醫療問題的態度。根據意大利衛生部的數據，在意大利，高達68%的婦科醫生因為宗教信仰而拒絕進行人工流產。全意大利婦產科醫生對人工流產手術意愿程度最高的地區是奧斯塔，是意大利的法語區，在意大利最北部，靠近瑞士和法國，受到法國、瑞士和意大利文化的三重影響。法國是全歐洲墮胎率最高的國家之一，因此在奧斯塔，當地的婦產科醫生也受到了法國文化的影響，對墮胎手術更加包容，只有17.6%的婦產科醫生不愿意做人工流產手術。而在意大利比較保守的南部地區，例如西西里、那不勒斯和坎帕尼亞，拒絕做墮胎手術的婦產科醫生比例超過了80%。因此，對于這些地區的意大利女性來說，即便人工流產在意大利完全合法，但找到個愿意給她們做人工流產手術的婦產科醫生，也并不是件容易的事情。

29歲的艾瑪來自保守的坎帕尼亞。在懷孕第23周時，她發現醫生在一周前進行的超聲波掃描的報告里提到，胎兒的大腦只有部分形成了，胎兒很可能沒辦法活下去。

“那種有著反墮胎信仰的醫生可能會故意向我隱瞞胎兒畸形的問題，直到我把孩子生下來?！边@是艾瑪懷上的第3個孩子，前兩個孩子都因為不同原因流產了。為了避免因流產引發的社會污名化，艾瑪甚至改了自己的名字以保護自己。為了避免遭受不必要的痛苦，艾瑪決定轉院，她最終選擇了去意大利首都羅馬——越發達、移民越多的城市就意味著有更多樣化的醫療資源和愿意實施墮胎手術的醫生。最終，艾瑪在羅馬機場附近的一家醫院里找到了愿意為她做人工流產的醫生，這家醫院的25名婦產科醫生里僅有6名醫生愿意做流產手術。

為艾瑪做墮胎手術的喬安娜醫生在這家醫院工作了22年，她常為那些因為懷孕而被剝奪了工作機會的婦女做流產手術?！霸谝獯罄?，婦科醫生在實習培訓期間不會有專門的墮胎培訓機會，也不會讓他們進墮胎手術的病房，這和歐洲其他國家完全相反。意大利的全科醫生也沒有接受過避孕等節育保健方面的教育?！眴贪材柔t生這樣說。

盡管從法律角度來說，一名醫生可以根據自己的意愿來決定要不要做墮胎手術，但如果一家醫院的領導反對墮胎，那么這家醫院里的其他醫生可能會“隨主流”而不再做墮胎手術，以免阻礙他們的職業發展。

2019年10月是意大利制定墮胎法40周年。在羅密歐與朱麗葉的故鄉維羅納，這個愛情之城的市長在地方會議中通過了一項議案，允許使用公共資金資助反墮胎計劃。意大利女權主義組織在維羅納組織了一場大規模的抗議，她們認為這是政客在利用意大利人以家為重的情感觀念作為幌子，拉攏意大利人的選票。女性是反墮胎議案最大的受害者，目前的墮胎法也無法保障孕婦的選擇，但政客卻對她們的痛苦充耳不聞。

無論在哪里，墮胎的政治立場常常被政客們當作武器來尋求選票。女性控制著生育能力，這就意味著她們控制著家庭規模、國家的規模，對國家利益造成了影響。政治家們擔心，如果女性選擇減少生育，將會降低這個國家在戰爭中的軍事能力。19世紀末，法國政客發現法國的出生率比過去下降了三分之一，而他們當時的敵人——德國，出生率卻幾乎沒有改變?！皨D女需要盡可能生更多的孩子”這一想法就在法國蔓延開來，并且因此在1920年作出了禁止出售和宣傳避孕方法的規定。

意大利維羅納，女權主義組織抗議政府通過的允許使用公共資金資助反墮胎計劃的議案

2—3. 為了避免不必要的痛苦，幾經周折，艾瑪終于在羅馬的一家醫院里找到了愿意為她做人工流產的醫生——喬安娜醫生。

2—3. 為了避免不必要的痛苦，幾經周折，艾瑪終于在羅馬的一家醫院里找到了愿意為她做人工流產的醫生——喬安娜醫生。

2016年國際婦女節時土耳其總統發表講話指出：“女人首先是個母親，節育就是在‘叛國?！?/p>

上世紀60年代，隨著女權主義運動的出現，歐美的女權主義者試圖把墮胎的權利從政客手里要回到女性自己的手中。他們強調婦女有權不受國家干預而控制自己的身體，希望婦女能夠自由選擇是否要墮胎，廢除所有反墮胎法律是女性解放的基石。

禁止墮胎并不會導致墮胎次數減少，反而會讓更多的女性像波蘭孕婦那樣鋌而走險，選擇秘密的、非法的方式去墮胎，這只會給女性和社會帶來更大的傷害。此外，歐洲還有很大的難民問題，超過一半的難民年齡在18歲以下，而女性青少年是難民中特別脆弱的群體，缺乏性健康和性教育的認識，當這些流離失所的女孩們意外懷孕后，只能冒著生命危險尋求不安全的人工流產方式。根據人口基金統計，孕婦難民死亡的案例中，25%—50%是不安全墮胎引發的并發癥所致。

這是一個不爭的事實：墮胎的法律地位并不會左右女性是否要放棄自己身體里孩子的想法，它只能決定女性是否能夠獲得安全的墮胎醫療服務的機會。

歐洲代孕問題揭露出的傷疤

并不是所有女性都有選擇自己胎兒去留的機會，有相當一部分家庭存在著無法懷孕的困擾。歐洲患有不育癥的夫婦數量正以每年8%—9%的速度增長，不良的生活方式、食品安全問題、藥物問題影響著每個人的健康，同時也在削弱現代人的生育能力。

當一個渴望擁有孩子的家庭無法通過自身努力得到孩子時，他們可能會通過領養、試管嬰兒甚至代孕的方式來實現夢想。隨著越來越多的歐洲國家宣布同性婚姻合法化，擁有一個孩子也同樣成為了許多同性戀家庭渴望卻又難以實現的夢想，尤其是對沒有生育能力的男同性戀家庭來說。

當一個家庭希望擁有一個和自己有血緣關系的孩子、但又無法承擔試管嬰兒的風險時，尋求代孕媽媽就是他們最后的機會。代孕有兩種途徑，最常見的是妊娠代孕，將生母的卵子和生父的精子植入代孕媽媽的母胚，可以完全消除胎兒和代孕母親的遺傳關系，得到一個只有生母和生父基因的孩子;而傳統代孕則是將生父的精子通過子宮受精或者體外受精的方式，與代孕母親的卵子結合，生下有著代孕母親和生父基因的孩子。在代孕過程中，受到金錢補償的代孕行為被稱為商業代孕。歐洲國家普遍禁止商業代孕，他們認為代孕侵犯了孩子和代孕母親的尊嚴，在違背倫理的情況下像人口販賣一樣把兒童當作商品交易，同時也是對婦女的剝削，將婦女當成生產商品的工廠。意大利、西班牙、法國和德國禁止一切形式的代孕，但是在英國，無償代孕則是合法的。在葡萄牙，如果一對夫妻可以在醫學上證明他們有不育的健康問題，也可以通過尋求無償代孕來得到自己的孩子。烏克蘭的代孕法律是全歐洲最寬松的，允許所有人——包括外國人，來尋求代孕服務。

每年，來自歐洲各地的夫妻為了躲避本國嚴格的代孕法律，會選擇出國來尋找合適的代孕母親，其中有50%是異性戀夫婦，50%是同性戀夫婦。這些夫妻在別的國家找到了合適的代孕媽媽以后，和中介機構簽訂協議，等代孕嬰兒生下來后就將其帶回自己的國家。大多數尋求代孕母親的歐洲夫婦來自愛爾蘭、意大利、法國、德國、挪威等經濟發達并且嚴格禁止代孕的國家，他們會選擇去泰國或者烏克蘭尋找代孕媽媽，因為相比同樣接受商業代孕且深受亞洲客戶鐘愛的美國，烏克蘭和泰國的代孕費用要便宜一點。在烏克蘭，商業代孕的費用在5萬美元左右，相當于經濟較發達的西歐工薪階層3年的收入，而美國的代孕費用則超過了10萬美元。烏克蘭是歐洲的“代孕之都”，僅在過去兩年，代孕需求就增加了大約10倍。

在泰國、柬埔寨、印度等國相繼開始禁止商業代孕后，格魯吉亞成了新的代孕熱門地。圖為代孕媽媽AnjelikaD a n e l i a l i 在做孕檢，這是她第二次成為代孕媽媽，子宮中的男孩是一對西班牙夫婦的孩子。

來自歐洲各地的有代孕需求的夫妻中，50%是同性戀夫婦。

對于烏克蘭的代孕母親來說，她們獲得的酬勞在刨去中介費以后依然遠遠高于自己原本的收入。代孕母親安娜原本在烏克蘭西部小鎮上的一家旅館工作，每個月的工資只有200美元。18歲那年，她從電視上的新聞報道里第一次知道了烏克蘭代孕這個灰色產業，如果加入代孕母親的行列，自己一次最多可以賺2萬美元。

代孕是一個漫長、繁瑣且痛苦的過程。代孕母親首先需要找到一個代理機構，這些機構可以幫助她們聯系客戶。找到客戶后，代孕母親和客戶需要會面，如果雙方都有興趣合作，他們將會被正式配對。接著，代孕母親需要接受體檢，并且進行3—4個星期的藥物治療，以便為子宮作好懷孕準備。長期服用這些藥物會傷害代孕母親的身體，甚至會對身體產生長期的副作用。接下來，就是整個代孕過程中最重要的一步——懷孕。在懷孕階段，代孕母親需要不停地和客戶進行聯系，和他們分享有關嬰兒的最新消息。此外，代孕母親還需要進行心理疏導，因為很多人認為，代孕母親在頻繁和孩子接觸的情況下可能會對自己懷著的胎兒產生依戀心理。為了防止代孕母親破壞孩子和客戶之間的家庭情感，整個代孕過程中都需要做好充足的疏導工作，以確保代孕母親不會對自己生下來的嬰兒產生情感。根據烏克蘭的法律，代孕母親必須在生過自己孩子的情況下才能申請做商業代孕。

并不是所有的烏克蘭代孕中介機構都能嚴格遵守要求。如果一家中介機構同時接下過多的代孕訂單，或者為了削減成本，他們就很難為孕婦提供良好的待產環境和醫護水平。

代孕媽媽只有生下了健康的嬰兒（換句話說，就是客戶要求的完美產品）以后，客戶才會同意將嬰兒帶回自己的國家。如果在懷孕過程中胎兒被發現有缺陷，代孕媽媽就必須同意進行人工流產手術。如果代孕媽媽不小心自己流產了，那么代孕中介機構就可以拒絕支付她的代孕費用。也就是說，只要客戶沒有得到他們想要的完美嬰兒，那么受傷的、被壓榨的永遠只有代孕母親。2014年，一對澳大利亞夫妻通過中介找到了代孕母親帕塔拉蒙，與她簽訂了一對雙胞胎的代孕協議。在帕塔拉蒙懷孕4個月以后，一次超聲波檢查發現雙胞胎中的男嬰蓋米患有唐氏綜合癥。這對澳大利亞夫妻不愿意接受患有唐氏綜合癥的蓋米，希望帕塔拉蒙打掉蓋米，只保留健康的女嬰，但帕塔拉蒙以佛教信仰為由拒絕了他們。幾個月后，帕塔拉蒙生下了雙胞胎，醫生發現蓋米不僅患有唐氏綜合癥，還有先天性心臟病和肺炎。最后，這對夫妻只帶走了健康的女嬰，把蓋米拋棄在了泰國。

新冠肺炎疫情期間，很多代孕買家都無法前往烏克蘭帶走自己的嬰兒，這些滯留嬰兒只能由代孕機構來照顧。

泰國代孕媽媽帕塔拉蒙與被遺棄的患有唐氏綜合癥的男嬰蓋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