誰將成為數字化主導國：從工業化看數字化

謝新水

引 言

誰將成為數字化主導國？這個問題一旦提出必然引發爭議，但是對于所有參與數字化的國家而言，這個問題都十分有價值。歷史是一面鏡子，雖然數字化是工業化的質變，但數字化問題依然可以在工業化的歷史中尋找蛛絲馬跡。誰將成為數字化主導國的問題，可以從歷史與邏輯的統一中得到啟示。

回顧歷史可知，現代西方的“經濟起飛和經濟發展，乃得力于進行‘產業革命’和實現‘工業化’”[1]，然而，需要警醒的是，在這個過程中，有些國家是主導國，有些國家則是模仿國，有些國家則淪為落后國。在《大合流》一書中，鮑德溫指出：“比利時是第一個學習英國的國家。它在1820年至1870年間發展迅速。法國、瑞士、普魯士和美國在19世紀三四十年代開始模仿英國。到了19世紀末，工業化浪潮迅速擴展至加拿大、俄國、奧匈帝國、意大利和許多其他歐洲國家?！盵2]根據工業產品的使用量,“第一次工業革命由英國主導，當時英國生產了全世界50%的工業產品，一度被稱為‘世界工廠’。第二次工業革命的主導國是美國，二戰后轉移到了德國和日本手里；第三次工業革命主導國是美國。微軟Windows操作系統、蘋果手機、谷歌、Facebook、亞馬遜等都是美國的產品與服務。第四次工業革命的主導國之爭方興未艾，日本、美國競爭力最強”。[3]吉村慎君的這一判斷，在弗里曼和盧桑的《光陰似箭：從工業革命到信息革命》中可以找到量化證據。[4]如果將視角停留在第一次工業革命，那么，英國既是發軔國，又是主導國。

按照歷史與邏輯統一的原理，如果將數字化視為第四次工業革命，那么需要回答的問題有兩個：一是決定數字化主導國的經濟模式是什么？二是怎樣才能成為數字化主導國？目前看來，第一個問題的答案相對明確，因為重塑世界格局的是平臺生態經濟[5]。由于數字化進程受各種因素影響，這個答案還有待于檢驗。然而，對于第二個問題，目前沒有明確的答案?？梢钥吹?，現有的眾多文獻都在關注數字化本身，少有文獻審視工業化和數字化的關系。在《農業與工業化》一書中，張培剛先生指出：“一個農業國家的工業化進程，應該作為世界性的問題來加以考察?！盵6]根據這一觀點來考察數字化可知：在全球化、信息化時代，對任何國家而言，推進數字化都是世界性問題?；谶@樣的判斷，本文關注的問題是：在全球化、風險社會的語境中，一個國家要秉持何種社會制度理念，才能成為數字化的主導國？

本文希望以兩個學術路徑來洞察這一問題。一是根據人類社會的合作境界[7]來探究工業化和數字化；二是通過社會制度因素來考察英國工業化的歷史，希望從中尋找支撐數字化進程的、有價值的理念，為數字化的可持續發展提供洞見。本文分析了三個層面的問題。一是強調數字化問題的時代價值，借鑒分析工業化的框架提出了數字化的分析框架；二是通過社會協作模式審視英國工業化的經驗；三是探究數字化主導國需要踐行的發展理念。希望以此避免世界各國在數字化過程中的過度競爭，甚至戰爭。

一、數字化中的“雙面要素”：社會制度

數字化已經成為世界關注、影響人類社會秩序重大而需要研究的問題。我們試圖從三方面來剖析數字化問題：一是闡釋數字化問題的復雜性；二是說明數字化問題的時代價值；三是界定數字化問題的分析框架。從而，希望從工業化的發展歷史中尋找數字化發展的啟示。在這一部分，特別強調的是，無論是工業化還是數字化，都需要高度重視社會制度要素的價值，因為社會制度要素既是限制要素又是發動要素。

(一)數字化問題的復雜性

數字化在促進社會發展的同時也帶來社會沖擊。在這一過程中，如何保持社會基本穩定同時推動數字化的發展，考驗著政府、企業和社會的能力，因為三者是數字化中相互聯系的主體。由于政府體系和企業體系是當下最重要的組織形式，理論界對這兩類組織的數字化最為關注?，F有文獻對企業數字化的研究敏捷而系統，主要體現在以下三個方面。

其一，從企業數字化的戰略看，為應對顛覆、駕馭不確定性，整體、協同、共生、互為主體，被視為數字化時代企業管理的核心假設[8]；畢竟，企業的數字化變革是組織質的變革，不是建立一個IT部門就了事，而是要進行完整的“蛻變”。只有通過數字化轉型，組織才可以躍遷到新的軌道，改變和征服我們生活中的各個領域，進而實現偉大的變革。[9]其二，從企業數字化的應對方法看，全數字化顛覆具有快速、無序、復雜的特點，各行業在向“全數字化中心”推進的過程中，必然要經歷“全數字化漩渦”。由于數字化漩渦的軌跡難以預測，因此以新的商業模式、應對策略、超強感知、明智決策，迎擊顛覆者的競爭戰略非常關鍵[10]。為了走出“全數字化漩渦”，一些企業選擇運用“數字化矩陣”來重新建構價值創造和價值捕獲空間，重新選擇生態系統，共建能力與價值，重塑商業架構，從而實現轉型[11]。其三，從企業的商業模式來看，平臺經濟成為有效發展數字經濟的新模式。

就政府數字化而言，目前理論界和實踐界都肯定了推動數字化轉型對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主導高質量發展的必要性，并借鑒英美澳等國家的政府數字戰略，探索了從“數字”到“數智”來助推政府數字化轉型的基本問題[12]。政府數字化進程相對較慢，這有其特殊的原因。一方面，作為公共權力組織的政府的數字化，既包括頂層設計、目標路徑、決策智能等方面[13]，又包括部門協調、數據整合、數據安全、服務效率、工程管理等具體細節；另一方面，由于關系到公共利益的維護和社會治理等大問題，政府數字化的每一步都責任重大。此外，由于政府、企業和社會的密切關系，目前世界各國的政府都將社會數字化和企業數字化作為國家戰略的重要問題。確實，從發展的系統性來看，政府、企業和社會在數字化過程中是相互聯系的，甚至是一體性的，要成為數字化的主導國，必然要系統性地處理好三者的關系。然而，社會數字化不但缺乏利益驅動，而且是被動的。在社會數字化過程中，如何造就數字公民、數字人，如何消除數字鴻溝，如何保護數據安全等問題，都需要政府和企業共同面對并合理解決，因此，社會數字化更加艱難。由此可見，數字化問題具有巨大的復雜性，而且復雜性中還包含不確定性。

(二)數字化問題的時代價值

正是因為數字化問題的復雜性及其決定性意義，決定了這一問題的時代價值。目前世界各國對數字化采取了既發展又規制的方式，目的在于促進數字化可持續、健康、充滿活力地發展。從國外來看，2020年12月，歐盟委員會對數字化進行重大立法，公布了《數字服務法》和《數字市場法》草案；還就“數字歐洲計劃”達成約75億歐元預算的協議，這些費用將用于超級計算、人工智能、網絡安全、數字技能和數字基礎設施等方面。[14]美英等國不但提出了諸多促進數字化的規劃，而且動用國家權力參與數字化競爭。數字主權之爭成為加大國際沖突、影響世界局勢的要素。在我國，數字化是國家發展的新方位，如何實現數字化包含在百年大變局所需解決的問題之中。習近平指出，加快數字中國建設，就是要適應我國發展新的歷史方位，全面貫徹新發展理念，以信息化培育新動能，用新動能推動新發展，以新發展創造新輝煌[15]。為了推動數字化進程，黨的十九屆四中全會首次將數據作為新的生產要素。2020年底召開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則明確了大力發展數字經濟的任務。黨的十九屆五中全會通過的《中共中央關于制定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四個五年規劃和二○三五年遠景目標的建議》將推進土地、勞動力、資本、技術、數據等的要素市場化改革作為重要任務。為了促進數字經濟的可持續發展，2021年2月7日，國務院反壟斷委員會印發了《關于平臺經濟領域的反壟斷指南》。影響世界秩序的主要國家對數字化的重視，進一步表明了這一問題的價值。

按照熊彼特的觀點，社會過程是新事物創造性突變引發的內在的動態平衡過程。[16]同樣，數字化是一個漫長的社會過程。一旦世界各國重視社會發展中新增的數據要素，一旦數字化深入滲透到了社會的每一寸肌膚，數字化對虛擬世界、人、經濟、社會結構、功能、秩序都將產生巨大影響。正是在這個意義上，文卡查曼認為：“人類正處于一個‘拐點’，數字化即將深入社會結構的每一寸機理?！盵17]他的觀點表明了兩方面的趨勢：一是數字化不可避免地要改變和沖擊社會；二是作為新動能的數字化，將深入到政治、經濟、文化和意識形態之中并帶來社會轉型。由于世界各國數字化的基礎、動力、能力等因素不同，有些國家的數字化純粹、全面，有些國家的數字化和工業化同步推進，還有些國家的數字化難以起步，因此，在全球化過程中如何平穩、有效、快速地推進數字化，促進數字化的可持續發展，成為一個需要在實踐中解決的重大問題。

(三)數字化進程中的社會制度因素

數字化需要多種因素來促進和推動才可能形成，而且其可持續發展受多種因素影響。張培剛先生認為，人口、資源、社會制度、生產技術和企業家的創新管理才能是影響工業化的五個因素。在這些因素中，人口和資源是限制因素；生產技術和企業家的創新管理才能是發動因素；社會制度既可以是發動因素又可以成為限制因素，它的作用取決于時間、地點等主客觀條件。因此，他在研究工業化問題時，將社會制度視為給定的條件[18]?，F在看來，在發展經濟學對工業化要素討論基礎上，行政學可以找到新研究空間。以張培剛先生關于工業化問題的分析框架為基礎，本文設計了一個數字化分析框架(見表1)，并做出了如下設定。

其一，數據要素是數字化不可或缺的新要素；數字化與數據、人口、資源、生產技術、企業家的創新管理才能和社會制度六個要素密切相關。其二，在數字化過程中，數據、人口、資源、生產技術、企業家的創新管理才能受社會制度因素的影響。其三，數據、人口、資源是數字化的限制因素，生產技術和企業家的創新管理才能是數字化的發動因素，社會制度是“雙面因素”(1)所謂“雙面因素”是指社會制度既可成為發動因素，又可成為限制因素。。因此，我們將社會制度因素作為誰將成為數字化主導國問題的分析起點，并根據人類社會合作的境界，即從社會互助、社會協作和社會合作的三重境界，來分析誰將成為數字化主導國的問題。希望以一孔之見促進數字化的可持續發展。

表1 數字化分析框架

二、工業化主導國：以社會協作模式為支撐

張培剛先生指出：“工業化為基要生產函數連續發生變化的過程。這種過程包括各種隨著企業機械化、建立新工業、開發新市場及開拓新領域而來的基本變化?！盵19]為了洞察數字化問題，有必要審視工業化問題，這一問題包括工業化發軔的問題和工業化過程中的主導問題?！鞍l軔”一詞出自《楚辭·遠游》：“朝發軔于太儀矣，夕始臨乎于微盧?！薄败悺笔侵钢ё≤囕嗈D動的木頭；發軔，即拿掉木頭使車啟行。奧斯本指出，在英國發生過一場工業革命的觀點一直受到很多方面的反對。[20]同樣，薩利·杜根和戴維·杜根指出：“為什么是歐洲大陸之外的這個風雨飄搖的貧瘠小島，而不是世界上其他諸多看來更有希望的地方成為了第一個工業中心？”[21]

對于英國工業化的問題，人類學、社會學、歷史學和經濟學等領域的學者都參與了討論，但行政學未在這一核心問題中增加過多的學術思想。從社會制度要素看，英國之所以成為工業化的發軔國，與人口、資源、生產技術和企業家的創新管理能力四個要素密切相關，但是這些要素之所以起作用，是因為社會制度促進這些因素形成了社會協作模式。[22]只有在社會協作的意義上，才能說英國工業革命是以前的人類從未經歷過的。[23]同樣，在第一次工業革命過程中，英國成為工業化的主導國，也是社會協作模式在發揮作用。

(一)個人主義：社會協作的支點

人的行動構成了社會，人的本質是一切社會關系的總和，社會關系與社會制度密切相關。在張培剛先生對工業化的分析框架中，人口是重要的限制因素。這一觀點得到了很多學者的認同。薩利·杜根和戴維·杜根看到，人口越多，能到工廠做工的人就越多，產品也有更多的人買，這就提升了市場規模[24]。然而，在當時的英格蘭小島，人口數量很難說是工業化的發動因素。如果要說是人這個關鍵要素促進了工業化發軔，則需要結合社會制度來討論才具有合理性。本質上，社會制度是否支持個體的人對合法利益的占有，是促進工業化發軔的關鍵因素。從這個層面看，工業革命之所以發軔在英國，占有性個人主義的支持起到了重要作用[25]。首先，個人主義起源很早。麥克法蘭指出：“個人主義并非資本主義興起以后才出現在英格蘭的，亦非工業經濟的產物，其實，在13世紀甚至更早的時代，英格蘭已經存在個人主義了……”[26]其次，個人主義融入了社會制度。這一理念融入到了經濟、倫理及政治制度的中心[27]。在英格蘭，財產均為個人所有：某一個人擁有一匹馬、一件衣服、一棟房屋、一塊土地，其他如釣魚的權利、砍倒一棵樹的權利，也都屬于個人[28]。再次，經濟領域與政治領域分離。英格蘭的法律既強調私有財產權又將經濟領域和社會生活領域剝離開來，賦予男人和婦女幾乎完全平等的地位；此外，財產制度保障了平衡和開放的政治制度。[29]所以，個人主義為英國工業化發軔提供了社會協作的支點。只有立足于這個支點，人口、資源、生產技術、企業家精神等要素才能被整合和運用，成為促進要素，如魚得水。

(二)企業家精神：社會協作的動能

工業化是應用新生產技術的結果。在這個過程中，合理應用技術的是企業家，企業家的創新管理能力或企業家精神是推動社會協作的動能，如果沒有這個動能社會協作模式就很難形成，或者說，很難起作用。薩利·杜根和戴維·杜根指出，實用、美觀與物有所值的結合，代表著歐洲一千年以來在技術合理化方面所能達到的高度；在技術使用方面，英國人有個基本觀念，那就是，一項創新，首先要賺錢，能夠商業化。在蒸汽機的誕生過程中，瓦特所堅持的是“物美價廉”的技術理念。[30]其實，追求物美價廉就是企業家精神的重要表征：這一理念既是技術發展的動力，又是效率追求的動力。物美價廉理念有助于英國的工業產品，通過殖民擴張在世界范圍內銷售。

英國企業家創設了現代工廠制度。[31]作為全面促進工業化的產物，現代工廠制度是企業家精神的重要表征，因為工廠是工人們共同的專業化平臺，它的出現改變了工作的性質和意義[32]。本質上，現代工廠是具有企業家精神的經理人員實現組織協作不可或缺的平臺。正是在協作的意義上，工廠為工業革命提供了持久的形象，盡管到19世紀中期工廠還是生產領域的一小部分，但它的影響是深遠而持久的[33]。進一步而言，工廠成為工業革命的形象有四個方面的理由：其一，工廠是工人“協作”的平臺；其二，工廠為工業化大生產、提高效率創造了條件；其三，工廠將農業社會的互助模式轉化為工業社會的協作模式，這一轉變中包含著“合作的進化”；其四，通過有監督的、由不竭動力驅動并以極快速度運動的機械手和機器臂，工廠實現了人和機器協作，形成了不同于農業社會中由人的勞動所形成的、有確定效率的勞動[34]?；诠S制度對社會發展的可貴價值，巴納德指出：“在正式組織中或通過正式組織而實現的成功合作是不正常的，而不是正常條件?！盵35]也就是說，只有良好的組織才能促進社會協作模式的形成，所以，在工業化發軔的過程中，是企業家精神為社會協作模式的形成提供了動能。

(三)權力結構：社會協作的勢能

農業社會極力追求穩定性，“統治階級都傾向于極力壓制變革，因為變革會帶來社會突變”。[36]為了實現社會穩定性，在組織結構上大多數國家采用中央化的極權統治，但在這種體制下社會協作很難形成。

鮑德溫指出，“工業革命”持續了將近一個世紀的時間，改變了技術、組織、社會和制度，并徹底改變了人類生存狀態。[37]英國之所以能夠承擔這種突變，與其行政體制密切相關。因為英國的行政體制是去中央化的，只有地產法、軍事和稅制是屬于中央的權力，而且國王被視為可能犯錯、違法、低于法律且權力有限的君主。[38]這一權力結構意味著“不同的政治勢力之間保持著平衡，沒有任何一個政治勢力占據支配地位，不論它是國王、貴族、議會，抑或庶民……”[39]在當時，這一權力體制是與眾不同的。例如，中國和日本的中央往往變得更加強勢，有更加絕對和大一統的官僚體系、法律體系和政治體系。在歐洲，這樣的體系直到18世紀才開始崩潰。[40]法國之所以沒有成為工業革命的中心，主要是因為“動議都來自于巴黎，來自政府、貿易委員會和商務部。他們把自己的決定強加給各大省會。結果便是一個貌似合理、周密、合情合理，但實際上徒有其名的體系，難以給工業與自動化領域帶來什么變化”。[41]從歷史事實來看，強大的、單極的中央權力很難促進工業化和市場協作，只有在多極化或去中央化的權力框架中，社會協作才可能形成。此外，為了消除工業化的障礙，英國議會抵制那些阻礙工業發展的法律和政治企圖，否定了抵制機器的活動。[42]當工業革命沖擊社會秩序時，英國政府沒有單方面支持抵制機器的活動，而是通過法律來解決秩序混亂，這是促進工業革命持續發展的關鍵。例如，“1799年的《聯合法案》和其他早期法案被用于限制工會的權力，嚴厲的懲罰則被用于對付盧德派成員?！盵43]不論“聯合法案”的功用如何，但確實有助于社會順利協作，進而推動工業化的持續發展。

在英國，有利于工業化的社會協作的形成還與俱樂部制度相關。這種制度可以把不同技能、背景的人聚到一起工作，分享知識、信息和技能，提升信任，成為促進工業化實現的重要因素[44]。通過俱樂部制度，“個人在一定程度上融入了某種大于自己的東西，反過來社團將其豐富的資源與力量奉獻給個人，更廣義地說，這正是‘民主’的基石，有形的民主制度就建立在這塊基石上”。[45]可以說，存在于社會的、系統化的俱樂部制度可以視為去中央化權力結構的一部分，既是社會協作的基礎又是社會協作的表現。

(四)利益分享：社會協作的保障

協作是基于利益的共同行動模式，不同的主體以分享社會協作利益為目的。因為工業化過程具有顛覆性，“一方面，它不僅要求機器替代手工勞動，而且迫使生產集中于工廠……另一方面，它要求一種生產需求廣闊而富有彈性的大工業”[46]。在英國工業化過程中，是對協作利益相對合理的分享，促進了社會協作模式的形成與可持續發展，進而使之能夠承受并逐步消除這些顛覆性沖擊。

其一，上層貴族從資源中獲利。奧斯本解釋了英國上層力量支持工業化的原因。他指出：在英國工業革命過程中貴族地主是議會和法院的統治力量，盡管他們不投資新興的工業經濟，但也不阻礙工業的發展，因為他們作為土地的擁有者，能夠從煤炭經濟中獲利[47]。其二，企業家從商品銷售中獲利?！?8世紀的英格蘭，許多動議來自于地方，目的是滿足地方需求；其成功則是出于企業家的個人努力?！盵48]當消費需求轉化為商品，工業化就找到了技術興起與發展的最強動力[49]。一方面，消費需求推動技術、資本和市場的不斷融合；另一方面，龐大的地方需求培養持續發展的市場。這兩個方面相輔相成，為企業家輸送利益。然而，在法國，創新首先是服務于國家、軍隊和上層社會。[50]其三，工人從相對高的工資中獲利。在工業革命過程中，英國工人受到了嚴重的剝削，“大多數勞動人民是從剝削的性質及其強度的變化中感受到工業革命的殘酷經歷”[51]；但相比之下，當時英國工人的收入比較其他國家的工資高出不少?！?725年英國工人的收入是西班牙和意大利工人的3倍?！盵52]當然，隨著工業革命的繼續發展，資本的貪婪本性不斷地暴露，影響了協作利益的分享，最終引發了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徹底的對立和斗爭，形成了巨大的社會沖突，影響甚至于中斷了工業化的可持續發展。

工業化是通過資本和機械化技術不斷開拓市場領域的協作過程，適度的競合結構是保證市場合理運行的關鍵。也就是說，只有競爭與協作有分寸地存在于社會結構或市場結構之中，新技術才能得到普遍性的推廣。薩利·杜根等人提出：“工業革命也好，科技革命也好，都有高度復雜的特點，要求社會結構能夠鼓勵兩個方面的結合。一方面，要有勤于思考、勤于實踐而且彼此競爭的個體；另一方面，要有協同合作、團結一致而且相互信任的氛圍，以利于創新及其傳播?！盵53]奧斯本認為，英國工業革命之所以發生是因為在18世紀變革觀念的障礙徹底消除，勞動分工形成，高工資、廉價資本和煤炭相互作用、大量發明家出現。這四個要素同時具備并持續了一段時間。[54]弗里曼等人也認為，正是英國所有主要社會子系統的良性發展、協同和相互促進，才使得快速增長的創新集群的出現和擴散成為可能。[55]

概而言之，英國能夠順利推動工業化，是因為其獨特的社會制度有助于個人主義、企業家精神、權力結構和利益分享得到良好的制度化，從而形成有助于工業化進程的社會協作模式(見圖1)。這是英國在第一次工業革命過程中成為發軔國和主導國的關鍵。

圖1 英國工業化社會協作模式結構圖

三、數字化主導國：以社會合作模式為基礎

在數字化過程中，人工智能、機器人技術、3D打印技術、無人機、區塊鏈等數字技術的使用，新經濟業態和社會秩序的形成，既需要工業化社會制度的支持，又需要建立新的社會制度來推動、促進。雖然工業化與數字化是相互聯系的，但數字化是對工業化的超越。從社會制度要素看，數字化需要得到一個超越工業化的社會行動模式的支持。進一步而言，工業化進程需要社會協作模式的支持，數字化進程則需要社會合作模式的支持。在這個意義上，我們提出，盡管數字化主導國的問題內含著復雜的競爭性，然而只有踐行合作共享理念，使各種社會要素在社會合作模式中得以整合，才能促進社會制度成為數字化的發動因素而不是限制因素；也只有秉持合作共享理念，建構合作制度形成社會合作模式的國家，才能真正成為數字化進程中的主導國。

(一)數字化競爭的特殊性

目前看來，全球性的數字化還處在發展初期，但數字化競爭進程是一個特殊的過程，其中的競爭也呈現出了特殊性。

首先，數字化競爭的特殊性來源于數字化的發生環境。在數字化的形成過程中，全球化進程、高度復雜性高度不確定性的風險社會、合作社會是其發展的社會環境。在新的發展環境中，數據成為新生產要素，也是企業、社會和國家推動數字化的重要資源。從發生領域來看，除了影響自然世界和社會世界外，數字化還將影響虛擬世界和智能世界，因此，數字化過程不僅要瓦解自然世界和社會世界的舊制度，而且要建立治理虛擬世界和智能世界的新制度。最為重要的是，數字化和智能化將融合這四個世界形成新的四元社會。相應地，個人、社會、企業和國家將逐步形成整體性的競爭意向。不同地區、國家數字化發展的不平衡可能形成結構性的矛盾和沖突。

其次，數字化競爭的特殊性來源于數字技術競爭的多重屬性。一是政治屬性。在全球化過程中，由于數字技術競爭從市場和社會逐漸擴大到了國家層面，數字化引領和主導成為國家競爭的重要目標。為了實現這個目標，國家的政治權力成為數字科技競爭的重要支撐力量，發展數字經濟、打造數字政府、創新數字技術成為世界各國重要的政治任務。二是法律屬性。很多國家都在制定促進數字經濟、數字技術和數字政府發展的政策規劃和規章制度，這是社會數字化、智能化過程中，政府治理的重要任務之一。在數字技術競爭過程中，一些國家甚至將這一任務上升為國際秩序競爭的一部分[56]。三是文化屬性。通過科技創新特別是通過發展數字科技、數字經濟、數字國家來強國富民，已經成為目前世界各國文化的一部分。

再次，數字化競爭的特殊性來源于數字主權沖突的復雜性。在數字化過程中，維護數字主權是一個重要任務。在占據主導優勢的國家中，一些新興國家需要不斷尋求國際秩序空間，重塑秩序格局；一些發達國家則需要遏制新興力量的發展，以維護舊有格局。數字化過程中，發達國家間也會為爭奪數字主權而沖突。這些沖突會糾纏在一起，影響、促使國際秩序的變化。正如工業化引發了兩次世界大戰一樣，數字化的發展也會引起世界動蕩與不安。數字化將改變世界各國的經濟地位和經濟秩序。在數字化過程中占據優勢的國家將影響、主導甚至重塑全球數字秩序。

總之，工業化是社會協作的結果。由于協作只限于特定的組織內，因此工業化將人變成了“競爭的動物”，工業社會成為競爭社會，工業社會的文化成為競爭文化。雖然支持數字化的合作是合作境界中最高的共同行動模式，但這一行動模式中包含了協作，因此，數字化過程中不可避免地要存在競爭，只是需要將競爭控制在合理范圍內，并且不斷弘揚、拓展合作的作用范圍。進一步而言，要避免數字主權引發的競爭和沖突，就不能忽視數字化進程中隱藏的“社會事實”，不能忽視數據資源的本質——合作共享。在數字化進程中，國家、企業、社會和個人都需要成為合作行動者，因為只有踐行合作共享的理念，才能避免數字化沖突，促進數字化的可持續發展。

(二)數字化的道德屬性

盡管道德判斷很難排除個人中心主義和社會中心主義，但道德是社會的基本屬性、社會秩序的根本，如果社會道德失范致使個體的人無法自我約束，社會發展將變得混亂而復雜。因此，《道德經》指出：“故失道而后德，失德而后仁，失仁而后義，失義而后禮。夫禮者，忠信之薄而亂之首?！边@是農業社會的智者對社會道德功能的看法和主張。在工業化過程中，涂爾干對社會與道德的邏輯理解十分深刻，他認為：“道德卻是一種必不可少的最低限度，它一定是人們所必需的，就像是一塊面包，每天少了它，社會就活不下去?！盵57]簡單而言，道德是社會的面包，是維系社會秩序和可持續發展的必要基礎。然而，梅奧看到，19世紀經濟學理論的主要假設是“追求個人利益”，它是經濟組織的基礎。[58]在工業化過程中，由于個人主義對個人利益的強烈主張，與個人利益高度張揚相對照的是道德責任的日益式微，所以，工業化不是道德指向，而是利益和效率指向，是占有財富和名譽。

涂爾干發現，在工業化過程中，“我們用鐵路替代了公共馬車，用海輪替代了帆船，用工廠替代了小作坊，所有這些與日俱增的活力被人們普遍認為是有用的，然而，它沒有一點道德強制性”。[59]盡管如此，工業化卻用公路、鐵路、輪船、電力、通訊等新的基礎設施建立了一個高效益的物質世界，工業化對新世界的選擇采用的是市場競爭與淘汰的方式。在這一過程中，工業化帶來了個人利益、資本利益、市場利益和國家利益，構成了完整的利益意象系統?？梢钥吹?，雖然工業人的內心深處眷戀田園生活、追求道德理想，但通過競爭去追求利益是工業時代無可逃避的潮流，致使這種心理需求被資本和效率需求抵消了，根本無法形成體系性的社會道德力量。鮑曼在《現代性與大屠殺》中指出：道德責任不得不依賴于其原始的起源：在本質上對他人負責。然而，現代社會組織的某些方面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道德驅動力的約束力；社會可以使不道德變得更為合理，而不是相反[60]。在工業化過程中許多“不道德”的行為越來越具有合理性。這是因為，在工業化過程中形成的新社會制度支持不道德行為的合理性。道德失范是“一戰”“二戰”“種族滅絕”等眾多社會災難的根源。

為了避免數字化帶來的災難，需要重新認識數字化的道德屬性。根據涂爾干的理解：“在文明的所有要素中，只有科學在某種條件下才具有道德屬性。實際上，社會正在逐漸把科學看作是個人用既有的科學真理來啟發心智的一種責任?！盵61]科學的道德屬性是啟蒙運動、工業化賦予的，追求科學是社會的道德要求，但科學的道德屬性是從屬于個人中心主義的。在后工業化過程中，數字化技術所追求的道德是一種特殊的道德，“這種道德還不是個人道德素質或道德品質的問題，而是體現在制度中的道德，是超出了個人主義的道德”[62]。雖然數字經濟有更高的效率、更快的創新速度、更大的輻射半徑、更強的規模效應，但是數字經濟將沖擊傳統經濟形態、形成數字鴻溝、沖擊數據安全和隱私，帶來新的壟斷現象，等等。這些新的問題將挑戰目前的社會治理制度[63]。我們能夠看到，人工智能的快速發展，給人類社會帶來了諸多倫理挑戰。

所以，由于數字化進程對人類社會發展的重要性，道德倫理問題成為數字化的基本問題，數字化技術的道德屬性要求促進了人的共生共在的實現，這個問題不僅需要國家和社會來面對，而且需要整個國際社會來面對。

(三)秉持合作共享的數字化理念

作為新動能，數字化將在政治、經濟、社會、教育和社會交往等方面產生巨大的對比優勢。因為數字化帶來的經濟效率更高、公司的發展速度更快，所以它比工業化更令人神往。一旦人們得知其步入或正在步入數字化社會，理解并看到了數字化帶來的政治優勢、經濟優勢、知識傳播優勢和溝通優勢，在對比優勢的驅動下，受各種力量與各種目的驅動的領域都會主動或被動加速涌入數字化的時代潮流中。在全球化的過程中，“逆數字化”是一種淘汰力量，“逆數字化”的國家只能行走在狹窄、艱難和不明智的發展道路上。由于利益驅動數字市場的發展，數字服務、數字市場成為市場不可或缺的部分。于國家治理而言，世界各國只有將各種規劃、戰略、資金、人才、榮譽等要素滲透到生產和生活每個領域中，才能打造“善治”之舉。數字技術讓世界成了更小的“地球村”，數字化對工業社會所形成的政治制度、思維文化、社會制度的沖擊，比工業化給農業國帶來的沖擊力度更大、更徹底。

在數字化發展過程中，發展和沖擊是一對矛盾。這對矛盾不僅在一個國家的國內起作用，而且將在全球起作用，要解決這對矛盾，必須踐行合作共享的發展理念，由此才能符合數字化的道德屬性，才能消除數字化競爭的復雜性。從社會發展來看，工業化是一種社會進步，因為它緩解了人類社會一直以來的物質匱乏，提升了社會福利，保護了公共利益。正是在這個意義上，亞當·斯密警告說，不論是工會提高工資，還是商人提高價格的壟斷行為，都是為了“陰謀”侵犯公共利益。[64]數字化是工業化的進步和發展，因此不能祛除這一進程中的社會福利及其公共利益的本質，數字化的道德屬性要求甚至命令個人、企業、社會和國家實現提升公共利益的目標，最為關鍵的是要讓全社會共享數字經濟發展的成果。[65]

在全球數字化過程中，如果只顧及國家利益而不注重全球利益，任何國家都難以成為數字化主導國。對于國家而言，如果只有某些數字企業獲益，沒有形成社會性福利，社會個體沒有在數字化發展中贏得福利，數字化就很難順利且持續推進。從某種意義上來說，數字化進程中的“反壟斷”就是要禁止、消除數字化企業單一獲利的情形，促進數字平臺共建和數字利益共享。于國際社會而言，推進全球數字化不僅僅是經濟需求，更是國際倫理責任。沒有數字倫理，數字經濟很難持續。因此，在全球數字化過程中，制定數字化國際新規則、國際貿易投資新規則，構建網絡空間全球治理、國際互聯網治理體系和網絡空間命運共同體，都需要世界各國進一步擴大開放合作，踐行合作共享理念，[66]以此為基礎，形成合作制度，打造全球合作的行動模式。

結 語

歷史具有驚人的相似性。為了數字化的可持續發展，需要從工業化中尋找洞見。數字化將帶來一場大規模的革命，推動數字技術創新、發展數字經濟對世界各國都是重要的機遇和挑戰。數字化具有道德屬性，數字化過程會形成特殊而復雜的競爭。數字化是一種基于道德的合作行動，因此踐行合作共享理念、建構合作制度、打造合作行動模式，是促進數字化可持續發展的關鍵。當然，全球化進程中的數字化是極其復雜的問題，本文僅僅提出了這個問題，僅僅從社會制度這一視角強調了合作共享理念的重要性，只是提供了一孔之見。亞當·斯密認為：“人類統治者的暴力和不正義是一種由來已久的罪惡，因此我恐怕不得不說，人類事務的本性幾乎無藥可醫?！盵67]因此，要避免數字化帶來的“大屠殺”及其他各種災難，就需要理論界和實踐界加強對數字化問題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