找回日常生活：論全球公共危機治理的社會視野

姜凱宜 于水

摘要：以應對新型冠狀病毒肺炎為標識，日常生活成為透視全球公共危機治理的窗口。此窗口包含著對危機根源的詮釋、對危機背后技術問題的反思和對危機治理之道的尋覓。全球公共危機源自日常生活在加速變革中的失控，見證了與日常憧憬相反向的風險，由此可用“反向”來概述危機的根源。危機的擴散，暴露出過分推崇技術和對技術的極化反思雙重困局。唯有日常生活賦予的現實感，方能使對技術的反思避免陷入虛無化的泥潭?，F實感的最終載體，則是日常生活中化解危機的治理實踐?！胺聪颉?、技術、實踐可謂形塑日常生活基本邏輯的三重維度，為探討全球公共危機治理提供了全景化的社會視野。

關鍵詞：全球公共危機;危機治理;日常生活

基金項目：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重大項目“創新互聯網時代群眾工作機制研究”（20ZDA023）;南京大學哲學系博士研究生創新項目“后馬克思主義科學結構觀的轉向及批判”（NJUDPGRA2020）

中圖分類號：D035 ? ?文獻標識碼：A ? ?文章編號：1003-854X（2021）03-0072-06

在全球公共危機治理的社會場景中提出“找回日常生活”的研究主題，具有深刻的學理內涵與現實指涉。新型冠狀病毒肺炎（COVID-19）的存在，促使相關研究深刻反思危機與現代社會之間的內在關聯、危機所暴露出的技術性問題以及危機的治理之道。實質上，公共危機從孕育、發生到應對的過程，均滲透于現代社會的日常生活（daily life），公共危機恰可理解為日常生活中的危機。公共危機由日常生活中不確定的風險孕育形成，如果說加速變革本身意味著正向度的憧憬，那么風險本身便是一種“反向”的因素?！胺聪颉贝碇兏镱A期與技術有限性的張力，暴露出過分推崇技術的認知瓶頸，然而反思技術的極化又易于陷入否認現實生活本身和治理不復可能的認知泥潭。日常生活賦予的現實感可以辯證地統一對技術的反思與對虛無化泥潭的避免，最終落實于治理實踐?！叭粘Ｉ睢笔峭斫鐣欣碚撝械母拍?，然而“找回”并非意味著復制后現代主義般的空無論調，而是要透過“反向”、技術與實踐，構筑起全球公共危機治理的社會視野，在日常生活的現實圖景中尋覓良善的治理之道。

一、起點：“反向”的內在邏輯

日常生活對詮釋全球公共危機治理的深刻意義，首先體現在日常生活本身是危機的孕育之場，危機對于現代社會日常生活而言，其內在邏輯實則體現為“反向”的風險。風險本身意味著日常生活在演化過程中所孕育形成的不確定、復雜性、負面化的因素，此類因素的生成與影響難以被既有技術手段絕對掌握，然而風險卻以公共危機為現實樣態，滲透于日常生活中。透過歷次重大突發性事件可以發現，公共危機可理解為不確定風險的現實化與擴散化。故而日常生活不僅反映常態下的社會結構運行主線，亦是突發性事件最基本的作用對象。若要透過日常生活對現代社會結構進行總體性反思，那么觀察的起點應是日常生活概念中的“反向”特質，此特質可從生成、轉換與回溯三個層面細化探討。

（一）生成：加速的變動與負面的回響

在影響全社會的普遍危機下，對日常生活基本樣態和演變軌跡的充分觀察顯得十分重要?；谏鐣兏锏木唧w實踐，可詮釋危機的普遍化趨向與“日常生活中的地域化時間之間的一種內在關系”①。換言之，重新分化組合的生產、分工與交往已形成了從局部到總體的全面效應，展現在社會成員面前的正是日常生活中加速變革的全景視域。在此過程中，對加速（acceleration）的推崇已成為日常生活中的普遍趨向。加速本身便是與社會轉向變革相捆綁的某種關鍵概念，這一概念指涉的是加速作為一種日常生活中的基本態度，已成為無須懷疑的“元敘事”（meta-narrative），即形成了現代社會變革與治理的過程中正當化的運行樣態，使全社會“向加速的需要臣服”②。此邏輯之所以存在于日常生活之中，往往因為社會變革本身便意味著與傳統社會結構的訣別和對現實場景中各類信息、財富的獲取。加速的過程在帶來世俗利益激增的同時，又意味著另一種維度的含義，即接踵而至的、構成“反向”的負面要素。

“反向”屬于與加速變革對應的、內生于日常生活的變量。如果說加速變革包含著社會成員在日常生活中對變革福利的憧憬與現實資源的積累，那么風險所代表的“反向”則是與變革相違背的反作用力，可理解為孕育于正面推動中的反面力量。故而“反向”對應的是加速變革時日常生活的自我反對、自我拆解，可理解為“從結構中解放出來的能動作用反作用于這種結構的‘規則和‘資源，反作用于能動作用的社會存在條件”③?，F代社會結構在生成中會釋放出日益多元、異質化的生產、分工和交往要素，此類要素體現在日常生活的各個層面，亦涵蓋著對現代社會結構而言不確定的沖擊作用，這實質上是現代社會結構內部要素與結構本身的張力。日常生活成為現代社會生成、變遷和重組的基本載體，亦成為孕育“反向”要素的能量場。其印證了一種邏輯，那便是圍繞變革的活動模式本身將在加速化的過程中沖擊自我、孕育危機。

（二）轉換：現實的危機與潛在的風險

風險轉換為危機可被視為日常生活中“反向”維度的集中呈現。21世紀以來，金融危機、海嘯、流感、P2P資金鏈斷裂等一系列可能誘發公共危機的社會問題，皆可理解為潛在危險在日常生活中的現實化。諸多突發社會問題暴露出社會總體結構過分臣服于加速度所帶來的消解自我的后果。公共危機發生的邏輯往往在于風險以不可控的形式轉換為現實且普遍的負面影響，造成全社會的效應。作為危機的誘發因素，風險本身處于可能性與實存之間，成為懸臨并隨時墜落于日常生活中的“達摩克利斯之劍”。既往研究中較為主流的觀念認為，“風險概念使過去、現在和未來的關系發生了逆轉”，沒有必要糾結風險究竟屬于所謂客觀危險還是主觀認知，風險對日常生活的作用介于觀念與現實、當下與未來之間④。依據此類觀念，風險是在現在到未來無數個節點上將要顯現且正在顯現的負面因素，此邏輯可理解為“現在將來進行時”。

加速變化中孕育的、由潛在風險轉化而成的危機使具有消解現代社會固有結構的因素日益凸顯。故而可以說，“反向”屬于社會變革在風險催生中的內在化維度。既往具有代表性的研究曾對風險的內在特質提出過兩個論斷：一是“定義關系”，二是“有組織的不負責任”。⑤ 前者指涉風險孕育于看似成熟化的現代社會結構中，一系列要素的排列組合在層次分明的科層結構的統合之下，呈現出清晰的輪廓，然而追求利益最大化、力求嚴密的規劃非但不能消解風險，反而成為孕育風險的溫床。后者則指涉科層組織結構的失效，意指風險的具體環節根本無法用科層組織結構中的常態化標準進行監測，不確定、不可控的事故無法明確其確切來源。危機不可控的根源并非在于預設機制本身的執行性，而是源于社會成員在信息掌握上永恒的有限性?；诖苏J知，可發現公共危機的降臨揭示了日常生活在工業化進程中的一個基本困境。

（三）回溯：訴求的迷思與失控的循環

困境在于對加速變革的訴求與信息掌握的有限性似乎永遠并存，二者之間的矛盾亦構成了某種循環。此循環構成了公共危機頻發的邏輯根源，其含義是現代社會在加速變革中的追逐與自身信息掌握有限性的悖論，使社會成員永遠無法擺脫隨時可能降臨的總體危機。寄托所謂“嚴謹科層組織結構”的思維終將成為“反向”的誘因，而并非防范風險的可行之道?；谌粘Ｉ羁砂l現，悖論的根源在于現代社會結構的生成、演進處在開放、動態的過程中，而并非局限在閉合、先驗的結構內。同理，風險的發生亦打破了“生態環境”與“人文社會”二分的先驗性預設，原因在于風險和由風險轉換的現實危機印證了現代社會屬于“人為的混合世界，失去了自然與文化之間的二元性”⑥。在廣闊、開放的社會場景中，任何預設化的結構安排均顯得微不足道，這正是“定義關系”和“有組織的不負責任”的含義所在。

治理實踐的瓶頸表明，過往獲取的既有信息和其他社會資源無法囊括復雜、開放社會場景的全部邏輯?；趯ΜF實場景問題的考量可知，“反向”進程使加速訴求與信息掌握在公共危機中最終失去了平衡的虛幻外衣。首先，加速訴求與信息掌握的平衡并非科層化的構想所能達到。在斷裂化的現代社會變遷過程中，單一化的科層管理多次被驗證是失效的模式。其次，通過對二者失衡的反思，可以推導出“國家—社會”固化模式的局限性?？v觀現代社會的演進過程，公共衛生服務的精準化覆蓋與專業化語言似乎成為眾所周知的現象，然而新型冠狀病毒的沖擊亦暴露出既有服務體系和評估體系在資源整合與信息評估上無法追趕公共危機不確定的腳步，且此種現象發生在諸多國家和地區。既往一些研究圍繞所謂國家權力范圍與社會自主性而喋喋不休，卻忽視了現代社會結構自我消解的邏輯需從動態、開放、充斥風險的日常生活中尋找。

二、反思：技術的現實感

回溯既往研究，對技術的青睞可被視作在現代社會尋求良善治理的某種依托。其核心邏輯在于精準化、結構化地配置信息、協調資源，從而力求“達到一切知識之最后境界”⑦。在加速變革中，技術的語詞逐漸浮現在圍繞社會場景的研究中。這是因為對世俗的濃厚興趣推動了自然科學技術的變革，而變革的邏輯則使崇尚技術效能成為認知的共通規范，圍繞技術的認知方式構成了“一個物體系列、系譜或系譜線”⑧，體系化的科學技術范式自工業化以來得以全面建構。技術主導反過來可促使加速變革的舉措在治理實踐中日益成為現實，加速變革亦加劇了對技術的依賴。技術既成為加速變革的認知內核，又成為詮釋日常生活“反向”維度時所需重新定位的對象。反思邏輯可歸納為催化、悖論與契機三個層面。

（一）催化：反思的緣起與極致

公共危機的發生對反思技術實則起到了強烈的催化作用。在反思中可發現一組若隱若現的張力存在于反思的主體化與現實性之間。在既往研究中，技術的現實感伴隨著對圍繞技術形成的一整套認知方式的質疑而出現了暗淡化的趨向。諸多觀點認為，技術的加速拓展與日常生活的現實構成了二元對立的存在，崇尚加速的時尚外表已然泯滅了日常生活的本來樣貌，日常生活成為“不可能存在之真”⑨?；厮輾v史，對技術與技術主導認知方式的懷疑乃是反對百科全書派的主要論點，并被認作是反思技術濫用的先驅性觀念。按照此論點，一切技術的功用莫過于使社會成員“沾染上這些虛浮的知識”⑩。換言之，技術的日漸主導非但不能促進社會成員對日常生活的把握，反而會壓制社會成員認知日常生活的主動性，使社會成員在實質上成為被技術化認知方式束縛的對象。在此類觀念看來，對技術的推崇與對良善理念的尋覓似乎成為難以共融的雙重向度。

伴隨著現代社會的加速變革，反對過分推崇技術的論調持續存在，且伴隨現實場景中危機的日益頻繁，此論斷日益成為日常生活中的某種共識。20世紀后期以來，現實場景中危機的頻發使反思乃至指責技術本身成為某種時尚話語。相應觀點認為，技術通過“排斥日常生活的方式統治日常生活”{11}，技術的初衷在于精準獲取現實資源，然而技術的加速反而導致了現實感的晦暗。如果將此趨向推到極化，那么，不只濫用技術，就連技術本身亦將成為日常生活中所需擺脫的對象?；趯v次重大突發性事件的觀察和思考，一些后現代主義觀念認為技術本身幾乎已成為在日常生活中開展良善治理的夢魘。技術日益復雜化的、超出傳統認知方式的變革和圍繞技術產生的系列負面效應，使得“不可能存在之真”的執念在既往的一些論述中得到進一步強化。依據此類論述，精準化技術包裹下的一切認知均不存在任何獨立演化的希望，而是盲目服從于現有技術架構的符號。

（二）悖論：現實的喪失與治理的前景

很明顯，上述論斷并非新時代公共危機治理的良善化導向，其實質是將現實場景本身加以否認。極致化的反思在批評技術濫用的同時，磨滅了認知日常生活的可能性，使治理的命題不再可能。由于無法擺脫崇尚技術的認知，日常生活本身將最終淪為“空無”。如此會產生一個直接的困境，即對現實場景中突發問題的淡漠和對日常生活中治理愿景的徹底回避。在晚近研究中，關注日常生活重構的學者從未放棄一個追問，那便是技術滲透下的現代社會究竟是飄忽不定、晦暗不明的“虛無”，還是可以從實踐中治理的真實場景？或者說，技術的反思與厚重的現實感之間是否可以得到統合？統合是全球公共危機治理必要的前提，亦是克服和化解危機中的可行命題。風險在現代社會場景中復雜的內在邏輯以及治理危機的迫切性，使日常生活不能在對技術過分否定的迷茫中就此沉淪，而應結合現實情境反思技術，從而尋求治理之道。

真正適應全球公共危機治理內在邏輯的論點在于，對待技術的審慎態度應是在日常生活中將其合理定位，從而重構技術在一整套現代話語中的地位。依據相關論述，重構技術的關鍵要義是對語言背后“由其哲學體系與西方科學形成的最重要的標準”有明晰的認知{12}，并在此認知中統合技術變革與良善價值這兩個交互辯證卻并非不能共融的層面。公共危機的降臨，意味著潛在的風險在一定的突發社會問題中成為現實的破壞性因素，真實化地影響了日常生活，也激起了全體社會成員對技術如何合理發揮其現實效能的思考。故而反思技術的要義不在于脫離日常生活實際場景的遐想，而在于能夠將技術合理作用于危機治理的舉措中。唯有引入日常生活的坐標，觀察技術對現代社會日常生活演變的塑造作用，方能賦予技術本身以厚重的現實感，進而詮釋技術與風險之間的現實關聯。這既包含對過分推崇技術主導作用的質疑，又涵括對技術的認可，即承認技術在日常生活演化中的不可替代性。

（三）契機：危機的窗口與日常的重構

打破“不可能存在之真”的認知誤區，其實質意義是為公共危機治理提供了可認知、可描述的問題對象。唯有以日常生活為坐標，技術的反思才不會淪落為片面化的悲觀論調，反而會在對未來治理之路的探尋中找到現實的依托。故而如何在日常生活中尋求化解危機的實踐路徑，才是全社會需直面的問題。如果說現代社會在與傳統結構的斷裂中得以加速變革，那么技術自身已成為使加速變革成為可能的“利維坦”（Leviathan）。正是現代技術使國家政權對資源更為高效、便捷地惠及全社會的整合得以可能，即將國家政權建構與技術變革基于現代社會場景相統一{13}。強有力的政權整合成為廣泛的訴求，而技術則使國家政權的整合能力能夠真正進入社會場景，并投入日常生活中的治理實踐。既往研究無論以何種方式反對技術的濫用，其必須承認的是技術在歷史時空中長期在場，且是日常生活在應對危機時不可或缺的基本維度。

對反思技術而言，公共危機賦予了探尋現實感的絕佳契機，而危機影響下的日常生活則是把握此契機的窗口。依托日常生活的坐標可發現，后現代主義對技術批判的極化莫過于對現代社會的另類“裝飾”，其論點無法撼動現代社會場景在實踐活動中的基礎性地位。對公共危機治理本身而言，現實感是至關重要的概念?，F代社會日常生活的存在是社會活動真實的載體，是詮釋公共危機發生邏輯、尋求公共危機治理之道不可回避的真實主線。公共危機所展現出的“反向”維度，并不等同于后現代主義情結中的虛無，而是意味著對既往認知的突破與重構。此種重構具備了對技術負面效應的必要反思，亦在對技術的社會影響的全面理解中包含了圍繞日常生活的良好愿景。唯有日常生活的現實場景才是探討公共危機的前提，技術則是現實場景中長期在場的維度{14}。在此過程中，“對專業技術知識的再使用過程，與社會生活的所有方面相關”{15}。

三、歸宿：實踐的可能性

探討實踐的可能性，是新時代公共危機治理的歸宿。其關鍵在于尋找到使公共危機治理成為現實主題的基本維度。公共危機的邏輯可見諸具體社會實踐產生的突發問題，故而應基于實踐脈絡，把握技術在日常生活中的現實效用，進而探討何種治理之道能夠積極有效地作用于具體實踐，使通往良善治理的日常生活重構之路成為可能。遵循此種邏輯，公共危機治理的主題方能最終貫穿于現代社會場景中的具體實踐。如果引入日常生活的基本坐標便不難發現，日常生活是實踐的基本社會場景，而實踐則使得日常生活能夠真正承載現實的公共危機治理主題。換言之，唯有實踐才能將日常生活真正引入公共危機治理中，賦予治理以現實的基礎。該邏輯分別體現在理念、路徑與愿景三個層面。

（一）理念：馬克思主義實踐觀的內在脈絡

若要尋覓實踐的可能性，那就需要在既往紛繁復雜的觀念中相對獨立，直面馬克思主義實踐觀的寶貴財富。馬克思的論點可謂精辟，“第一個歷史活動就是生產滿足這些需要的資料，即生產物質生活本身”{16}。具體實踐塑造了現代社會的日常生活，而日常生活的演進需在對實踐維度的把握中確立起良善治理的愿景。馬克思主義經典文本中的實踐觀為反思現代社會的技術變革勾勒了清晰的輪廓，也強調了實踐對現代社會日常生活的邏輯形塑。通過對實踐主線的把握，技術的合理定位方能最終獲得厚重的現實感?；趯嵺`維度，社會成員將充分認知現代社會日常生活本身的自我消解?！胺聪颉痹杏谏鐣蓡T在日常生活中活動模式的斷裂式變化，此變化以加速變革的方式充分呈現在日常生活中，其要義不在于外在化的形式，而在于內在化的實踐范疇。加速變革與信息掌握的失衡，實質上是社會成員在生產和分工中對各類資源的盲目追逐與現代社會組織結構總體性調控之間的張力。

秉承馬克思主義實踐觀，公共危機在日常生活中的樣貌將最終得以清晰呈現。在馬克思主義實踐觀看來，公共危機背后的失衡性邏輯，實質上體現為社會成員在日常生活的生產活動中的偏差。生產過程中對財富的過分攫取和活動方式的失控性加速，在一定環節中使潛在風險轉換為現實化的公共危機。依托馬克思對日常生活中具體實踐變化與后果的闡釋，公共危機治理的“反向”與技術維度不言自明。既往研究中對技術的一系列反思性概念與現實場景中對治理機制創新的探索亦可得到辯證統一。統一的核心是在具體實踐中把握日常生活演化的內在邏輯，辯證地反思技術在日常生活中的存在邏輯，進而確立起良善治理的愿景。因此，對實踐維度的把握不僅體現在公共危機的發生層面，還應體現為對治理可能性的把握。實踐的可能性正意味著治理的可能性，即尋求良善治理的可能浮現于危機降臨的日常生活。

（二）路徑：共在與權力

良善治理在實踐上的可能性源于日常生活中共在與權力兩個基本層面。

一是“我怕”的共在?！肮苍凇奔础白鳛槿粘９蔡幍拇嬖凇眥17}。風險轉化為日常生活中現實的、普遍的公共危機，使日常生活實現了前所未有的同質化過程。這是因為社會成員共在于全球化的現代社會場景中，亦共在于公共危機治理的具體實踐中，是作為普遍的危機受眾而存在的。例如在新型冠狀病毒肺炎的爆發中，部分國外的政府首腦亦難逃此劫。曾有一個代表性論點認為，21世紀的危機使社會成員的訴求從“我餓”轉向了“我怕”{18}?！拔茵I”屬于經濟文化表達和國家政權回應的固定模型，其假設前提是社會場景永久地處于閉合、靜止的狀態，而“表達—回應”是固定模型中的唯一張力。此范式局限于社會精英與普通成員在經濟文化張力中的過分“二分”，然而其忽視的是，隨著實踐的變革，日常生活中的社會成員將成為令人害怕的危機之受眾。共同的受眾，也意味著日常生活中總體化共同防控的可能性。

二是在場的權力。在公共危機治理中，社會自下而上的總體防控與國家權力自上而下的總體整合是統一的范疇。加速變革的社會場景往往需要強有力且妥善的治理舉措，以促使日常生活在有序的狀況下運行，故而國家需成為公共危機治理中在場的主體。國家政權的有效整合能力是現代政治的基本特質，諸多國家和地區在危機中整合資源的失效往往源于國家政權整合力度的缺失，即面臨“國家過于薄弱和最終衰敗的問題”{19}。公共危機治理在一些國家和地區中的失靈印證了一個事實，即忽視國家、政府作用是既往部分研究的誤區所在，依賴不確定社會場景中的自發性活動意圖實現良善治理的論點存在自身固有的局限性。部分研究曾提出的“重構日常生活”實則意味著總體性的重構，重構的基礎在于日常生活中的具體實踐，而整合實踐中多重資源要素的力量則應是統一的國家政權，故而新時代公共危機治理與國家治理是統一的命題。

（三）愿景：認知的質變與治理的行進

回顧歷史，自21世紀以來，單一化的科層組織形式在治理實踐上已面臨適應性危機的“破碎”階段，故而“這個階段要求重新定義思想的框架、新的指導原則，構建一種新的治理形式”{20}。此類具有新公共管理運動風格的呼吁深刻影響了既往關于治理的一系列研究成果，受此影響的部分研究試圖尋找妥善的資源配置機制，然而其著眼的場景仍然是閉合化的社會內在結構，危機則是缺席的概念，故而新的治理形式無法真正融入日常生活，無法真正成為全球公共危機治理的良善之道。相反，透過日常生活中的具體實踐，可發現公共危機如何孕育于日常生活、如何暴露出現代社會結構“反向”特質的基本邏輯。公共危機的發生融合了自然與社會中的不確定要素，然而其根源仍是具體實踐在加速中的失控。在既往研究中，無論是對風險的認知，還是對新的治理形式的構建，其探討的現代社會困境問題都應從以生產為核心的具體實踐中尋找。

在全球公共危機治理中把握實踐之維，實質上印刻了馬克思主義實踐觀的理論內涵與當代價值。在馬克思主義實踐觀中，以生產為核心的具體實踐與日常生活是相統一的范疇，正是日益精細化、專業化的生產與分工使日常生活得以形成，而日常生活中加速變革的活動方式則使得此生產與分工方式面向全社會擴散?；诰唧w實踐，日常生活不再是晦暗不明的概念，而是生產、分工和交往所構成的現實坐標。對技術的反思亦將剝離后現代主義紛繁復雜的表象，通過對日常生活的回歸，確立對技術合理效用的認知。實踐維度的確立，是“反向”與技術兩重維度得以共存于日常生活中的前提。三者共同形塑了日常生活的基本內涵，賦予公共危機治理總體性的輪廓，使治理舉措能夠面向現代社會場景，不斷進行自身調整。在具體實踐的變化中，公共危機治理沒有“完成時”的經驗或模式，唯有在現實的可能中不斷行進。

結語：交互辯證中的治理愿景

全球公共危機治理并非懸設化的概念，而是由現代社會日常生活中的突發問題產生的主題。以日常生活作為公共危機治理視域的做法，乃是與現實社會場景的契合。危機的負面效應暴露出日常生活內在化的困境，即在加速變革中孕育出破壞、消解自我結構的“反向”特質。在“反向”中，作為加速變革催化劑的技術亦成為反思的對象。無論是社會成員活動方式的變化，抑或是技術本身在現代社會變化中的現實效用，均屬于實踐的范疇。故而“反向”、技術與實踐屬于日常生活概念中不可或缺的、交互辯證的三重維度，其中實踐維度乃是另外兩重概念的歸宿所在，是日常生活視域得以確立的最終根基。在三重維度的辯證中，治理之道在全球范圍內得以重構的契機依稀可見，且可由此得出以下三點結論：

其一，日常生活的演化并非“過去完成時”，而是處于“現在將來進行時”。公共危機在全球的發生實則是日常生活短暫化平靜的終結，亦是對既往研究局限性的清算。此類清算體現為日常生活中的“反向”，即通過現代社會結構內部的自我消解，宣告固有秩序在治理中的失靈。

其二，對技術的反思將在公共危機中褪去后現代主義情結中的晦暗不明，獲得厚重的現實感。脫離日常生活的現實坐標去指責技術幻象，與臣服于加速的做法一樣，均無法把握現代社會在演進中的“反向”實質。

其三，馬克思主義經典文本的魅力將在公共危機的治理愿景中得到凸顯。馬克思主義實踐觀并不局限于任何先驗化的概念范疇，而是將以生產為核心的具體實踐作為詮釋現代社會的出發點與歸宿。日常生活中的具體實踐，是動態、開放的現代社會場景在變革中發生的一切現象的根源所在，故而全球公共危機治理將不會被固定的學科范式、單一的語言文化所束縛，其本身是行進中的主題。這既是馬克思主義經典文本在當代的內涵體現，亦是公共危機治理的相關研究可能的深化方向。

注釋：

①{15} Anthony Giddens， The Consequences of Modernity， Cambridge： Polity Press， 1990， p.123， p.125.

② Benjamin Noys， Malign Velocities： Acceleration & Capitalism， Winchester： Zero Books， 2014， p.1.

③ Ulrich Beck， Anthony Giddens and Scott Lash， Reflexive Modernization： Politics， Tradition and Aesthetics in the Modern Social Order， London： Polity Press， 1997， p.116.

④⑤⑥ Barbara Adam， Ul-rich Beck and Joost Van Loon， The Risk Society and Beyond： Critical Issues for Social Theory， London： Sage Publications， 2000， p.214， pp.214-216， p.222.

⑦ Immanuel Kant， Critique of Pure Reason， translated by F. Max Mueller， New York： Macmillan， 1922， p.371.

⑧{12} Bernard Stiegler， Technics and Time， 1： The Fault of Epimetheus， translated by Richard Beardsworth and George Collins，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8， p.77， p.222.

⑨ 張一兵：《不可能的存在之真》，人民出版社2020年版，第1頁。

⑩ Jean-Jacques Rousseau， Discourse on the Arts and Sciences， translated by Ian Johnston， Nanaimo： St. Martins Press， 1964， p.6.

{11} Henri Lefebvre， Everyday Life in the Modern World， translated by Sacha Rabinovitch， New York： Harper & Row， Publishers， 1971， p.165.

{13} Carl Schmitt， The Leviathan in the State Theory of Thomas Hobbes： Meaning and Failure of a Political Symbol， translated by George Schwab and Erna Hilfstein， London： Greenwood Press， 1996， p.49.

{14} 韓水法：《人工智能時代的人文主義》，《中國社會科學》2019年第6期。

{16}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31頁。

{17} [德]馬丁·海德格爾：《存在與時間》，陳嘉映、王慶杰譯，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14年版，第147頁。

{18} [德]烏爾里?！へ惪?、王武龍：《從工業社會到風險社會（上篇）——關于人類生存、社會結構和生態啟蒙等問題的思考》，《馬克思主義與現實》2003年第3期。

{19} Francis Fukuyama， The Origins of Political Order： From Prehuman Times to The French Revolution，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1， p.1.

{20} [法]皮埃爾·卡藍默：《破碎的民主：試論治理的革命》，高凌翰譯，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5年版，第4頁。

作者簡介：姜凱宜，南京大學哲學系博士研究生，江蘇南京，210023;于水，南京農業大學公共管理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江蘇南京，210095。

（責任編輯 ?劉龍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