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我們如何面對紅學？

魏暑臨

不是任何一座城市都能擁有一部屬于自己的紅學史。從舊紅學到新紅學，天津歷代學人不乏有建樹者，并且能夠串成一條以地方文化背景為基礎，曲折前行且未曾中斷的紅學史線索。為了系統梳理天津紅學史料，評價天津紅學得失，林海清博士的《天津紅學史稿》（以下簡稱《史稿》）應運而生。

學術研究以扎實的基本功為前提，以高超的領悟力為升華，這幾乎是常識。但我總感覺紅學研究似乎反而要以一定的悟性為基礎，具有一定的眼光，才能在浩繁的紅學著作和紛紜的紅學論辯中，撥開歷時雖并不太久遠，但看上去已格外濃重的紅學迷霧，找到一條合適的研究路徑。今人若單純想讀好《紅樓夢》，負擔或許并不重，但若要致力于紅學研究，則較原著龐大不知幾何的紅學文獻，恐令人難措其手。因此，《史稿》一類著作，除了有利于認清地方紅學發展脈絡、得失，樹立地方紅學自信，更有利于從整體上領悟紅學發展到今天，我們應該如何面對紅學和從事紅學研究。本文僅就兩個角度略述其意義。

紅學評價與紅學的“度”

“紅學”作為研究《紅樓夢》這部文學作品的學問，因為原著的特殊性以及紅學的曲折歷程，其格局和形態顯得十分復雜。這對原著來講或許亦喜亦憂。喜的是小說成為顯學，憂的是，正如果仁面包上了層層外殼，讓人難以去殼品其真正的瓤。而《紅樓夢》的特殊性在于，沒有一定的紅學輔助，其自身的主旨、價值又較難被一般讀者直接賞會。紅學為讀者提供了一些捷徑，又提供了諸多彎路。那么，一般的讀者，甚至是紅學研究者，具有怎樣的紅學修養才有可能做一名相對合格的，或者說是合適的《紅樓夢》讀者、研究者？其有益的紅學修養應從哪些紅學著作中獲得？紅學的“度”大致在哪里？這些問題似乎從很大程度上要由負責任的紅學史論作出解答。

紅學史學固然是回顧梳理、綜合評價之學，也更應是提供范本、指導進路之學，既告訴我們如何面對紅學的過去，又啟發我們如何在今天更好地面對《紅樓夢》及紅學，以及將來如何從事紅學研究。以周汝昌先生為例，他既是考據派紅學巨擘，又因“悟證法”毀譽參半，對他的學術成果，《史稿》分多個章節，結合《紅樓夢新證》《石頭記會真》的內容加以述評，高度評價了其對紅學的考證之功，以及“從感受出發，運用自己淵博的知識儲備進行推理判斷”的悟證法，但也指出“‘理校法最高妙，最難，也最危險，最易出錯”，在方法論上，“學術研究應從作品實際出發，不能從設定的概念出發；應當多用歸納，少用演繹……”

如何把握“證”和“悟”之間合適的“度”，紅學史論有責任提供歷史性借鑒，給出具有指導和啟發意義的答案。關鍵在于，“證”“悟”皆不能遠離文本，皆應直接以文本為依托，無論是文本以外的旁證，還是因證而產生的悟，都不能遠離文本的“度”，這也是紅學史提供的經驗和教訓。

紅學“邊界”與紅樓文化

紅學從一開始就有一個令人擔憂的“泛化”情態，一直綿延至今未曾消衰，這體現在與原著相關或者看似相關的材料都可以用來附會，與原著搭界或仿佛搭界的題目都可以引入紅學，于是無論清史的索引，或者中華文化諸多元素但凡見諸于《紅樓夢》者，皆可大做文章，儼然成為“泛紅學”的潮流。那么，紅學發展到今天，是否應該有個相對嚴肅的邊界？這邊界的設定，當然要以《紅樓夢》自身的文學區間為依據，同時也需要負責任的紅學史論提供別樣的方法和工具。紅樓文化又絕不該完全摒棄于紅學藩籬之外，很多紅樓文化作品其實都是對原著的再創作，大可以列入《紅樓夢》詮釋史和接受史的研究，這些仍有賴于紅學史論作披沙揀金的工作。

可貴的是，《史稿》對紅樓文化的紅學價值給予別擇和評介，頗具慧眼。如談到天津楊柳青紅樓年畫中出現的意象設置以及人物安排與原著不符的現象，以“大觀園游蓮花池”畫作為例，薛寶釵并未如原著所述和姐妹另上一船，而是和賈母獨處涼亭之中，為賈母搖扇送爽，《史稿》指出：“這樣的改變為的是充分表現她工于心計，善于取長輩所好的這一性格特點……不但使得畫作中人物的形象更為鮮明突出，也為我們更好地了解清代民間如何看待紅樓人物形象提供了寶貴的材料……”再如談到《大公報》連載大型傳統籌子類酒令著作《紅樓夢觥史》，《史稿》認為“當時正是評點派大行其道的同光時期，《觥史》沒有從迂腐的經、易、性理的角度去裁決人物，更沒如其后的索隱派那樣，用歷史去牽強附會地比附人物，而是從性格或道德層面對人物恰如其分地評價，這是紅學研究的正路，是難能可貴的?！边@足以說明，紅學的邊界可以非常廣大，只要是在紅學研究的正路上。

面對厚重的《紅樓夢》和復雜的紅學，紅學史學的難度可想而知，卻也正因紅學發展的需要而顯得必要而可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