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恩富教授的“市場-國家”雙重調節思想研究

摘 要：針對黨的十三大提出的“國家調節市場、市場引導企業”的總體運行機制，程恩富教授從經濟活動的“自然形態”出發，以“自由經濟與計劃經濟”和“產品經濟與商品經濟”兩組范疇為邏輯起點，提出了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通過“市場-國家”雙重調節建立“有計劃主導的市場經濟體制”的思想?！笆袌?國家”雙重調節思想否定了西方新自由主義的市場決定論，繼承和發展了馬克思的“按比例分配社會勞動規律”，可以為解決“資源錯配”問題、實現“空間協調”和“精準調節”等提供理論指導、運作機制和可行路徑?！笆袌?國家”雙重調節是適合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經濟調節方式，有利于深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能夠有效擴大內需，加快實現國內國際雙循環的相互促進，加速推進“循環轉進”，進而助力新發展階段的雙循環新發展格局構建。

關鍵詞：市場調節;國家調節;計劃經濟體制;市場經濟體制;雙循環新發展格局

中圖分類號：F043;F120.2 文獻標志碼：A 文章編號：1674-8131（2021）02-0001-10

從“富起來”的改革到“強起來”的改革，經濟體制改革一直是改革的關鍵領域，而經濟體制改革的核心內容之一是政府與市場在資源配置和經濟調節中的作用關系。在理論上，經濟體制是關于經濟運行、組織和管理的各種機制的總和，存在著計劃經濟體制、市場經濟體制兩種基本體制形式和國家調節、市場調節兩種基本調節方式。作為我國著名的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家，程恩富教授在經濟體制的基礎理論研究和改革方略研究上取得了系列創新成果，為推動馬克思主義經濟制度理論發展和我國經濟體制改革做出了重要貢獻。其中，“市場-國家”雙重調節思想對于當前加快構建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具有重要理論意義。

一、“市場-國家”雙重調節思想的形成與發展

中國的改革開放始于對計劃經濟體制的改革。1978年，在確定了“解放思想、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后，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提出經濟體制改革的任務。1982年，黨的十二大提出“計劃經濟為主、市場調節為輔”的國民經濟管理方針，旨在統籌協調“計劃經濟為主”和“市場調節為輔”的雙重作用，確保宏觀經濟平穩健康運行[1]。1984年，黨的十二屆三中全會首次提出中國的社會主義經濟是“在公有制基礎上有計劃的商品經濟”，突破將“計劃經濟”與“商品經濟”對立起來的傳統思想，“商品經濟”自此進入中國社會主義經濟理論范疇。此后，我國開始縮小指令性計劃，擴大指導性計劃，建立和培育市場體系。1987年，黨的十三大指出，社會主義有計劃商品經濟的體制應該是計劃與市場內在統一的體制，計劃和市場的作用范圍都是覆蓋全社會的，要構建“國家調節市場、市場引導企業”的總體運行機制。這一總體運行機制是在確立了公有制基礎上有計劃的商品經濟之后，進一步改革社會主義經濟體制的產物?！皣艺{節市場、市場引導企業”的總體運行機制怎么在具體層面予以實現，引起了經濟學界的廣泛熱議。

在此背景下，程恩富教授于1990—1992年連續發表了《構建“以市場調節為基礎、以國家調節為主導”的新型調節機制》《再論構建“以市場調節為基礎、以國家調節為主導”的新型調節機制》《三論構建“以市場調節為基礎、以國家調節為主導”的新型調節機制》《借鑒西方經驗建立有計劃主導的市場經濟體制》四篇論文[2-5]，創造性地提出在經濟體制改革中逐步建立一種“以市場調節為基礎、以國家調節為主導”的新型調節機制。以市場調節為基礎，就是充分發揮市場的直接調節作用，強化市場機制對企業和勞動者個人等微觀主體和要素資源市場的短期配置功能、微觀均衡功能、信號傳遞功能、技術創新功能和利益驅動功能，同時避免表現為目標偏差、程度有限、速度緩慢、成本昂貴等缺陷的市場失靈。以國家調節為主導，就是提升國家的間接調控作用，優化國家機制對宏觀經濟的宏觀制衡功能、結構協調功能、競爭保護功能、效益優化功能和收入重分功能，同時避免其偏好主觀、轉換遲鈍、政策內耗、動力匱乏等功能性痼疾。由此，程恩富教授在學理性分析市場調節和國家調節的基礎上，從“以市場調節為基礎、以國家調節為主導”的新型調節機制進一步推導出“有計劃主導的市場經濟體制”。在黨的十四大提出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重大戰略部署之前，計劃主導的市場經濟體制是經濟學界理論探索的重大議題之一。

深刻的理論不僅能關照當下，而且具有持久的生命力。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爆發，對高速發展中的中國經濟造成了嚴重沖擊。為應對外需斷崖式下降、內需增長乏力的突發形勢，我國緊急出臺了為期三年的經濟刺激計劃，以巨額投資補償出口和消費的不足，推動經濟盡快走出國際金融危機的陰影，但也帶來了“大水漫灌”后資源配置效率和宏觀調控效率下降的問題。在經濟刺激計劃的影響消退后，如何為經濟的可持續發展賦予新的動能，成為擺在決策者和研究者面前的重大問題。2013年，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站在新時代的歷史起點上，整體謀劃全面深化改革的戰略布局，積極推進從根本上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戰略調整。在當時，我國經濟亟須在逆周期調節后重新恢復活力，其關鍵在于理順政府與市場的關系，讓市場在資源優化配置中充分釋放活力。由此，全面深化改革又一次聚焦經濟體制改革，改革的方向是“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和更好發揮政府作用”。程恩富教授肩負起一位戰略社會科學家的責任擔當，積極為深化經濟體制改革建言獻策，并在早期研究的基礎上，先后發表了《論資源配置中的市場調節作用與國家調節作用——兩種不同的“市場決定性作用論”》和《論按比例規律與市場調節規律、國家調節規律之間的關系》兩篇論文[6-7]，為如何破除新自由主義的思想干擾，進而以馬克思主義理論為指導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決定性作用、結合社會主義制度優勢更好發揮政府作用提供了重要的理論指引和決策參考。

二、“市場-國家”雙重調節思想的邏輯起點與理論主張

程恩富教授的“市場-國家”雙重調節思想，從經濟活動的“自然形態”出發，以“自由經濟與計劃經濟”和“產品經濟與商品經濟”兩組范疇為邏輯起點，在理論上層層遞進地構建起四組經濟組合、六種經濟體制和調節機制;在此基礎上，結合改革實踐分析了六種具體調節形式，并針對國有企業、集體企業、私營企業、“三資”企業分別探討了“市場-國家”雙重調節的實現形式，最后提出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要建立“有計劃主導的市場經濟體制”這一理論主張與政策建議。

1.市場調節與國家調節相結合的經濟組合

程恩富教授認為，如果不考慮生產資料所有制、社會分工、財富分配等狹義的生產關系問題，就經濟運行的“自然形態”而言，人類社會經濟形態可以用兩組對應的范疇來概括：一是自由經濟與計劃經濟，它表明社會經濟發展過程是處于人們無計劃控制的自發活動之中，還是處于人們計劃控制的自覺活動之中;二是產品經濟與商品經濟，它表明社會經濟的性質（或實體或機體）是由無數勞動產品直接構成，還是由無數勞動產品轉化為商品構成。

基于這兩對范疇，程恩富教授衍生出四組經濟組合[2]：一是自由產品經濟，即自由經濟與產品經濟的組合。該種組合的特點在于，勞動產品不采取價值形式，而社會經濟活動可以自由進行;其現實形態是在原始社會、奴隸社會和封建社會占統治地位的自給自足的生產方式。二是自由商品經濟，即自由經濟與商品經濟的組合。該種組合的特點在于，勞動產品采取價值形式，而社會經濟活動依然可以自由進行;其現實形態是簡單商品經濟和資本主義商品經濟。三是計劃商品經濟，即計劃經濟與商品經濟的組合。該種組合的特點在于，勞動產品采取價值形式，而社會經濟活動受自覺的計劃調控;其現實形態是初級階段的社會主義經濟。四是計劃產品經濟，即計劃經濟與產品經濟的組合。該種組合的特點在于，勞動產品不采取價值形式，而社會經濟活動依然受自覺的計劃調控;其現實形態是未來社會主義高級階段和共產主義社會的經濟。

2.市場調節與國家調節相結合的經濟體制

那么，四組經濟組合又是以何種經濟體制和調節機制有效運行？在辨析經濟組合的基礎上，程恩富教授進一步提出六種基本的或混合的經濟體制[2]：一是完全自由的產品經濟體制，與之相適應的是單一的自然分工機制。該經濟體制出現在前資本主義社會的自然經濟體系內，社會按性別和年齡進行自然分工，既無國家分配也無市場調節。二是完全自由的商品經濟體制，與之相適應的是單一的市場機制。該經濟體制存在于資本主義自由競爭階段，經濟活動完全純粹由市場機制自發調節，國家幾乎不干預經濟活動而是放任經濟自由發展。三是含計劃性的商品經濟體制，與之相適應的是帶計劃機制的市場機制。該經濟體制存在于國家壟斷資本主義階段，以市場調節為主、國家調節為輔進行經濟管理，國民經濟比例關系、發展方向、重點領域等都由市場決定，國家調節只發揮引導補充作用。四是含計劃主導性的商品經濟體制，與之相適應的是帶計劃主導機制的市場機制。該經濟體制存在于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市場機制基本建立并發揮作用，國家實施“以市場調節為基礎、以國家調節為主導”的經濟調節模式[8]，國家在宏觀經濟管理和調控中起主導作用，彌補市場機制調節的不足。五是含計劃主體性的產品經濟體制，與之相適應的是帶市場機制的計劃機制[9]。該經濟體制出現在社會主義中級階段，經濟機體的主要成分已從商品經濟轉變為產品經濟，同時又存在相當程度的商品性;國家以直接調控和行政協調為基本手段，以間接調控和市場協調為次要手段，對整個宏觀經濟和微觀經濟的運行進行調節和引導。六是完全計劃性的產品經濟體制，與之相適應的是單一的計劃機制[10]。該經濟體制出現在社會主義高級階段和共產主義社會，由于商品經濟和市場調節基本上已不復存在，因而經濟運行實行完全的計劃性。

3.市場調節與國家調節相結合的調節形式

程恩富教授認為，市場調節與計劃調節有機結合，并且有機結合所體現出的六種具體形式，在直接計劃調節、間接計劃調節、市場自發調節三個領域都發揮作用[3][11]：第一，直接計劃調節領域。市場調節與計劃調節相互結合在該領域表現為兩種形式，即指派性國家定貨和協商性國家定貨[12]。指派性國家定貨針對極少數戰略性工程、特殊企業和稀缺性極強的商品，由國家按照等價交換原則，依據政策法規和指令性計劃，以強制性定貨合同，直接指派企業承擔生產經營任務。協商性國家定貨針對某些重點工程、重點企業和重要性突出的商品，由國家和企業雙方按照等價交換原則，依據政策法規和指令性計劃，通過雙方協商達成企業愿意實施并且有能力實施的定貨合同協議，然后由國家直接委派企業承擔生產經營任務。第二，間接計劃調節領域。市場調節與計劃調節相互結合在該領域也表現為兩種形式，即指導約束性計劃和參數誘導性計劃。指導約束性計劃是指國家在以經濟政策、經濟杠桿引導企業實現國家計劃的過程中，制定約束性的法律法規和營造約束性的媒體輿論環境，促使一切相關企業所選擇的生產經營活動接近或契合國家的指導性計劃目標。參數誘導性計劃是指國家根據當前的戰略發展需求和宏觀經濟調控政策，相應調整貨幣政策、財政政策、產業政策、環保政策等“參數”，并將“參數”的政策導向傳遞給市場，市場隨之產生符合國家戰略發展目標和宏觀經濟調控目標的物價、利率、工資等市場信號，企業敏銳捕獲市場信號并相應調整或優化生產經營活動。第三，市場自發調節領域。市場調節與計劃調節相互結合在該領域同樣表現為兩種形式，即不完全市場調節和完全市場調節。不完全市場調節是指在國家發展戰略引導和對市場監管約束下，以應對供需變化為核心，通過價格變動進行有限性的市場調節。完全市場調節是指沒有國家政策干預，市場完全配置資源，企業直接依據市場供求變化調整價格的市場調節。

4.市場調節與國家調節相結合的企業調節

針對不同企業，程恩富教授探討了六種具體調節形式的實現方式[4]：一是國有企業，包括國有特殊企業、國有大中型骨干企業和國有中小型一般企業。對國有特殊企業的經濟活動，由于涉及交通、郵電、電力等基礎設施和航天航空尖端產品、國防軍需品，實施指派性國家定貨和協商性國家定貨;對國有大中型骨干企業的經濟活動，實施協商性國家定貨、指導約束性計劃調節和參數誘導性計劃調節，以指導約束性計劃調節為主;對國有中小型一般企業的經濟活動，實施參數誘導性計劃調節和不完全市場調節[13]。二是集體企業。對集體企業和合作企業的經濟活動，一般采取參數誘導性計劃調節，并隨機進行指導約束性計劃調節和不完全市場調節。三是私營企業。對私營企業的經濟活動，實行不完全市場調節和完全的市場調節。四是“三資”企業。對“三資”企業的經濟活動，總體上實行不完全市場調節和完全的市場調節。其中，對中外合資、合作經營企業主要實行不完全市場調節，對外商獨資企業主要實行完全的市場調節。

5.有計劃主導的市場經濟體制

在系統構建“市場-國家”雙重調節理論的基礎上，程恩富教授認為計劃經濟與市場經濟不僅可以結合，而且可以借鑒美國的“無國家計劃的自由市場經濟”、原聯邦德國的“自由與均衡原則結合的社會市場經濟”、法國的“計劃指示型的市場經濟”，形成社會主義“有計劃主導的市場經濟體制”[5]。在這一體制中，實行“以市場調節為基礎、以計劃調節為主導”的新機制：既充分發揮市場的微觀經濟均衡功能、資源短期配置功能、市場信號傳遞功能、科學技術創新功能和局部利益驅動功能等良好的基礎性功能，又充分發揮計劃的宏觀經濟制衡功能、經濟結構協調功能、市場競爭保護功能、整體效益優化功能、公平分配維護功能等良好的主導性功能[14]。這種“基礎-主導”功能性結合的調節模式的精髓在于：強調市場與計劃的功能性互補，防止二者功能性錯位（該市場發揮優勢的地方卻錯讓給計劃，該計劃發揮優勢的地方卻又錯讓給市場），以實現市場經濟與計劃經濟的雙優功能組合。

三、“市場-國家”雙重調節思想的理論源流與當代價值

全面深化改革提出后，如何運用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創新性地闡釋和實現“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和更好發揮政府作用”，決定著新時代改革的方向、質量和成效。程恩富教授的“市場-國家”雙重調節思想并非憑空出世，其是在深刻認識中國社會主義發展階段和經濟實踐特征的基礎上，對“按比例分配社會勞動規律”（以下簡稱“按比例規律”）等馬克思主義經濟理論的繼承和發展?！笆袌?國家”雙重調節思想批判了西方新自由主義市場決定論，明晰了市場調節和國家調節與按比例規律的內在邏輯，進而提出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應通過市場調節和國家調節的功能性結合來實現按比例分配，是具有豐富深厚理論淵源的科學的社會主義經濟理論。

在政府與市場的關系上，長期以來國內存在著三種觀點：一是新自由主義者的唯市場論，主張建立小而弱的政府，政府全面退出生產生活的各個領域，只作用于公共領域，全國實行包括土地、基礎設施等在內的產權私有化;二是凱恩斯主義者承認市場失靈的存在，認為政府可以干預經濟但僅限于用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來調控個別宏觀經濟變量，不贊成對涉及國計民生的關鍵領域和重要問題進行必要的調控;三是認為政府和市場相輔相成，互為補充，政府調節彌補市場因自發性、盲目性、滯后性等帶來的市場失靈，市場調節彌補政府因低效率、尋租等帶來的政府失靈，政府既要對宏觀經濟進行調控，還要承擔公共服務、市場監管、社會管理、環境保護、發展戰略、產業規劃和微觀管制等。程恩富教授認為，市場與政府的結合應該是一種有機結合，要實現市場調節與國家調節的功能互補性：在層次均衡上微宏觀互補，在資源配置上短長期互補，在利益調整上個體整體互補，在效益變動上內外部互補，在收入分配上高低性互補，等等。在一般市場主體的活動、普通資源的短期配置、收入和利益的日常調整以及一般的經濟行為方面，以市場調節為主;在產業結構、國民經濟總量、社會所有制結構、重大工程、最主要的產品、重要資源的長期配置以及財富收入和利益的較大調整方面，以國家調節為主[2]。

馬克思的按比例分配社會勞動的規律是“市場-國家”雙重調節思想的重要理論源流之一，按比例規律要求人、財、物的社會總勞動要依據需要按比例地分配在社會生產和國民經濟中。在市場調節、國家調節與按比例規律的關系上，程恩富教授認為：一方面，市場調節是按比例規律在商品經濟中的一種基本實現形式。商品經濟中的競爭通過引發商品交換價值的自發波動為商品生產者提供商品供求平衡狀況的信號，從而通過自發地引導生產來實現按比例規律。另一方面，國家調節是按比例規律在受國家約束的社會化大生產和國民經濟中的一種必要的實現方式。在國家壟斷資本主義階段和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由于國家的存在，對社會生產和國民經濟的總體規劃和綜合調節只能由國家來承擔。程恩富教授認為，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中，按比例規律要靠市場調節和國家調節的有機融合來實現。市場調節主要是在一般資源的配置領域發揮決定性作用。國家調節作用的領域較多，主要分為以下幾個方面[7]：一是彌補市場失靈，即通過對宏觀層面的調控和管理、對微觀層面的引導和規制，矯正市場調節的消極作用;二是對資源尤其是自然資源等特殊資源，進行長期的、決定性的、直接的配置和調節;三是對教育、醫療、文化等非物質資源的配置發揮決定性的、主導性的作用;四是在財富分配和收入分配領域進行基于公平和效率原則的較大調節，以實現共同富裕。

正如程恩富教授所述，市場與政府的關系問題是經濟學研究的“哥德巴赫猜想”，具有經久不衰的理論魅力。作為對這一問題的有力回答，“市場-國家”雙重調節思想是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的爭鳴中孕育而生，自提出以來已有30年，雖然在一些理論細節上不一定適應經濟實踐的發展，但該經濟思想在進一步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以及應對長期困擾市場經濟調節的重大問題上，仍然具有很高的理論價值和廣闊的應用空間。這里主要從資源配置、空間布局、信息傳導等方面進行簡要闡述。

1.為在經濟轉型中解決“資源錯配”問題提供理論指導

經濟調節的關鍵是資源配置。市場調節的本質在于以市場價格為信號調節生產資料和勞動力在各生產部門的分配：當商品供不應求時，價格走高，利潤增加，生產資料和勞動力大量流入該商品生產部門;當商品供過于求時，價格走低，利潤下降，生產資料和勞動力又大量流出該商品生產部門。因此，單純的市場自發性調節是以社會資源的巨大浪費和生產力的巨大破壞為代價的。這實際上涉及兩個相互聯系的問題，一是社會資源的配置效率，二是生產力的發展效率，于是，經濟增長理論將其理解為“資源非有效配置”或“資源錯配”，即社會資源沒有“準確”地流入能獲得最大產出的商品生產部門和生產企業，進而不能實現社會整體的產出和收益最大化。

為什么會出現“資源錯配”？在傳統的西方經濟學理論解釋中，“資源錯配”或從經濟調節方式（資源配置模式）上歸因于計劃經濟體制，或從具體的機制和政策上歸因于市場扭曲。如國外學者認為，1929年“大蕭條”期間，銀行為了規避風險，不愿意為高生產率、高杠桿率的企業進行融資，進而限制了這些企業的產出效率，形成了金融資源的錯配[15]。因此，西方經濟學理論認為，要解決“資源錯配”問題，就必須要推動經濟制度和政策的市場化、自由化改革。

然而，在金融市場發展起來后，商品價格的決定越來越依賴間接的金融市場而非直接的市場供求，尤其是期貨交易市場掌握了大宗商品的定價權，而金融市場是以金融部門的利潤最大化而非生產部門的產出最大化為導向的，它更傾向于通過做多做空在價格波動中獲取收益。因此，現代經濟往往存在這樣一種現象：當某種商品因嚴重過剩而滯銷時，金融市場上的商品期貨價格還在投機炒作中不斷走高，生產部門在金融市場釋放的價格信號的引導下繼續擴張生產，不僅擠占了新興的生產部門發展所需的資源，也延誤了國民經濟結構的優化調整;等到泡沫積累到一定程度而破滅，金融市場出現劇烈震蕩，金融部門在做空中仍然有利可圖，而生產部門已陷入深度危機之中。如果說在簡單的市場調節下“資源錯配”具有自發性特征，那么在金融資本主導的市場調節下“資源錯配”會有意識地發生，甚至成為攫取暴利的一種手段。2008年美國的次貸危機、原油期貨泡沫正是新自由主義金融政策下“資源錯配”所結下的惡果。

因此，要從根本上解決“資源錯配”問題，必須通過市場調節與國家調節的功能性結合：在微觀領域堅持“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 ，并將“大水漫灌”式的市場調節轉變為“精準滴灌”式的市場調節，持續提高各生產要素的投入產出效率;在宏觀領域“更好發揮政府作用”，以國家調節整體把握資源配置，推動結構性、戰略性、前沿性的產業變革，不斷提升各生產要素的整體配置效率。

2.為在高質量發展中實現“空間協調”提供運作機制

空間布局是經濟調節的重要領域。經濟活動總是發生在一定的空間場域之中，因此市場對經濟活動的空間調節，一方面是引導生產資料和勞動力集中到某一空間范圍內予以大規模使用進而形成發展生產的強大經濟杠桿，另一方面是塑造地域生產的社會結合以形成局域空間的社會化生產體系，不斷增進要素生產率。市場調節的社會收入分化作用，使得生產的中心和非生產的邊緣在空間上以非平衡性聯系的方式并存，非生產的邊緣向生產的中心提供生產資料和勞動力，生產的中心向非生產的邊緣輸出商品。隨著平均利潤率趨于下降，生產的中心出現越來越多的過剩資本，并逐漸向非生產的邊緣輸出資本[16]。資本的涌入讓非生產的邊緣也進入了工業化進程，出現若干次級的生產中心，從而進一步強化市場調節下的空間生產等級體系。

然而，純粹的市場調節并不能穩定這種等級體系。當次級的生產中心也無法獲取足夠的利潤時，資本以及其他生產要素正如在不同的生產部門自由流動一樣，也會流出次級的生產中心，回流原初的生產中心或流向其他非生產的邊緣，客觀上造成次級的生產中心發生去工業化的現象。有學者在新帝國主義論中將全球化的新自由主義形式闡釋為資本的“空間修復”。同樣地，這樣的市場調節不僅造成社會資源的巨大浪費和生產力的巨大破壞，而且還導致該地區的收入陷阱和國家失敗、不同地區的發展鴻溝和貧富差距。因此，市場調節在經濟活動空間布局上的作用也存在自發性、盲目性，需要通過國家調節來彌補市場調節的不足之處。

那么，凱恩斯主義的國家調節是否夠用呢？理論上，凱恩斯主義經濟學是自由主義經濟學的補充，凱恩斯主義的國家調節更偏向于用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來調控幾個宏觀經濟變量，或針對欠發達地區實行差別化的財政政策、貨幣政策，以促進土地開發、基礎設施建設、完善公共服務等。比如，第二次世界大戰后，美國、日本等資本主義發達國家都通過政策、法規等形式推動本國欠發達地區的經濟開發，但這種國家調節本質上是為了減少資本流動的空間摩擦，并不能從根本上矯正市場調節的自發性、盲目性。

因此，在借鑒吸收市場調節、凱恩斯主義的國家調節的基礎上，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空間布局應堅持市場調節與國家調節相結合。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國家調節以不斷發展的社會化大生產分工要求和人民群眾美好生活需要為導向，將按比例分配社會勞動的規律落實到經濟活動的空間布局上，以空間協調發展的形式不斷優化社會化大生產的空間循環。在市場調節和國家調節的功能性結合下，國內發達地區和欠發達地區協同構建起一種良性循環的梯度結構，欠發達地區的開發為發達地區的先進生產力輸出提供空間和市場，在發達地區通過資本積累和技術積累促進高質量發展的同時，欠發達地區的經濟發展水平和質量也穩步提升，進而在社會化大生產的空間循環中實現國民經濟的全域升級。

3.為在信息化時代實現“精準調節”提供可行路徑

信息傳導是經濟調節的基本路徑。市場調節特別依賴以價格信號為代表的各類信息，通過信息的傳遞和擴散來引導生產部門的生產決策。信息越準確、傳遞越及時、越完備，市場調節就越到位、越精準，由市場調節所造成的社會資源浪費和生產力破壞就越小。正如資本通過發展運輸和信息技術來實現全球擴張，市場調節也需要通過發展信息技術來克服信息的不確定性、滯后性及壟斷性等，進而實現精準調節。尤其是當生產過剩成為普遍現象，商品價值在流通中的實現變得愈發困難，準確捕捉市場信息、加快商品的“驚險一躍”，成為資本的自覺。

從市場營銷的“軟性”技術，到計算機、互聯網等科學技術，市場調節的需要不斷推動著信息技術的變革，而信息技術的發展也深刻改變了市場本身：生產過剩使市場的具體形式從“賣方市場”轉變為“買方市場”，信息傳遞從單向反饋發展為雙向互動，在21世紀初又孕育出基于互聯網平臺經濟的“雙邊市場”。有別于傳統市場，“雙邊市場”是由通過同一平臺發生交互影響的交易雙方構成，其中一方的收益取決于加入平臺的另一方的數量?；ヂ摼W平臺經濟的供給側和需求側的“雙向選擇”，使得長期隱藏在“長尾市場”中的潛在需求也可能被充分挖掘出來。信息技術的最新進展讓這種可能性成為現實：超級計算機、云計算、新一代互聯網、大數據等構成了更強大的信息搜集、處理、計算能力;大數據可以發現和利用哈耶克所謂的默會知識，使現時預測成為可能，進一步促進個性化、多樣化的供給和需求，并不斷推動企業組織和商業模式的深刻變革。數據成為一種重要戰略資源，大數據技術的發展促使企業內的數據積累和循環走向對外數據服務，數據越來越具有公共性。正如網絡技術從局域網聯通成互聯網的發展趨勢，社會化大生產也必然要求國家調節在行業層面乃至宏觀層面對大數據進行整合、管理和應用[17]。

在形形色色以信息技術為支撐的互聯網平臺經濟中，普遍形成了以“平臺商”為核心的中介調節特征，從而提升了單個“雙邊市場”中市場調節的整體效率，但卻出現了互聯網平臺經濟局部過剩并從自由競爭走向壟斷的趨勢[18]。這為國家調節的出場準備了條件。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中，對互聯網平臺組織的國家調節，既要超越蘇聯式的網絡信息“控制-反饋”指令模式，也要超越美國式的數據鴻溝、各自為政的商業模式，應在充分尊重“雙邊市場”的市場調節作用的基礎上，將政策、法律等調節手段轉換為“平臺商”中介調節的制度規范、技術代碼、商業倡議、營銷活動等，形成國家調節與市場調節的功能性結合，在互聯網時代實現“國家調節市場、市場引導企業”。

四、“市場-國家”雙重調節思想的現實意義

政治經濟學是歷史的科學。在西方新自由主義市場經濟頹勢已現、國際形勢錯綜復雜的今天，黨的十九屆五中全會立足中國“兩個奇跡”的堅實基礎，提出“加快構建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的戰略部署[19]。對于在新發展階段如何構建新發展格局，程恩富教授的“市場-國家”雙重調節思想仍然具有重要的參考價值。

第一，以雙重調節不斷推進深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這一戰略主線。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我國社會主要矛盾已經轉化為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之間的矛盾。這就意味著，一方面，改革開放以來，以市場調節彌補國家調節的不足，引導社會生產解決經濟短缺問題，已成為過去;另一方面，供給結構、供給水平、供給質量的發展滯后于富起來后的需求變化，由此出現供求脫節的問題。社會主要矛盾的轉化，必然要求經濟發展邏輯的整體躍升：面向美好生活需要，從以量為重點轉變為以質為重點，通過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深入推進，不斷增加有效供給、提升供給質量和層次，實現經濟高質量發展。在這一過程中，國家調節與市場調節可以發揮各自的優勢，形成推動改革創新的協同效應。一方面，以國家調節為中心，全面深化改革，既要發揮集中力量辦大事的制度優勢，構建新型重大科技創新舉國體制、戰略性產業政策引導體系，又要將前置調節改為后置調節，降低市場準入門檻，充分釋放市場活力，同時加強市場運行監管，維護平等競爭的市場環境，為市場調節的充分施展創造條件。另一方面，以市場調節為中心，既要讓價值規律發揮作用，促進市場主體在平等競爭中主動追求創新發展，又要引入現代金融體系，利用金融在實體經濟發展中的“血脈”作用，將各類生產要素充分配置到位，給市場主體的創新和創造活動提供充足的養分。

第二，以雙重調節持續筑牢擴大內需這一戰略基點。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必須要以更大規模更高層次的國內需求為基礎，形成經濟循環的基本盤。中國是個大國，韌性強，潛力大，回旋余地大。同時也意味著，在厚度上，我國有廣大城鎮和農村構成的所謂“下沉市場”;在廣度上，我國有從東到西梯度發展的區域經濟結構;在深度上，我國還有大量低收入群體。因此，農村的發展水平、中西部的開發水平、低收入群體的增收水平決定了內需的最大潛力，進而影響到國內大循環的厚度、廣度和深度。破解這一難題，需要以國家調節為中心，大力推進新時代鄉村振興戰略、西部大開發戰略，完善農村地區、中西部地區的各類基礎設施，加快5G、遠程通信等新基建建設，提升農村經濟、中西部經濟的數字化水平，從農村現代化和區域協調化中充分挖掘投資性需求、生產性需求;同時，推進收入分配體制改革，強化反壟斷，防止資本無序擴張，提高勞動收入份額，增強勞動者和低收入群體的消費能力，從廣大群眾中培育和提升持續旺盛的消費性需求。在此基礎上，需要以市場調節為中心，優化城鄉間、區域間、產業間的要素配置方式，發揮市場配置資源的決定性作用，構建城鄉融合、區域協調、產業協同的大市場與經濟體系，引導更多的市場主體向農村地區、中西部地區拓展生產空間和消費市場，在經濟良性循環中形成城鄉、區域、各收入群體螺旋式上升的發展態勢。

第三，以雙重調節加快實現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這一戰略目標。當前世界處于百年未有之大變局，作為發展中的社會主義國家，中國不但面臨新貿易保護主義、新冠肺炎疫情等負面沖擊，還要面對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的經濟壓制和意識形態滲透，必須采取市場調節與國家調節相結合的雙重調節方式，才能實現國內循環與國際循環的相互促進。一方面，要積極探索和創新國家調節在世界市場上充分發揮作用的路徑和方式，積極參與乃至引領全球治理體系改革和國際經貿規制優化，為國內經濟主體在世界市場上爭取更大的話語權，推動建立共建共治共享的國際經貿體系，促進國內經濟與國際經濟的深度融合和相互促進。另一方面，雖然國內的市場經濟體制與國外的市場經濟體制、與國際經濟體制存在差異，但“市場化”是其共同的特征，只有通過市場調節才能更好地利用國際國內兩個市場、兩種資源，只有使國內外經濟主體在國內市場上、國際市場上處于平等競爭的地位才能促進資源要素的國內國際流動，進而提高資源配置效率和要素生產效率，并通過國內國際兩個循環的相互促進實現更高層次更高質量的融合循環。

第四，以雙重調節有效加速“循環轉進”這一戰略趨向。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預示著做大做強國內大循環，必然將使國內循環擴大為國際循環，實現新發展格局的階段性轉進。在現階段，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發揮我國的超大規模經濟體優勢，形成對國際循環中的商品、服務、資金、技術、人才等的磁吸效應，進而促進國內循環的不斷壯大;到下一階段，越來越多的市場主體、經濟體乃至國家，融入我國的國內大循環，自然使國內循環跨越國界，成為新的國際大循環。在這一辯證發展的進程中，國家調節和市場調節有著不可替代的作用。以國家調節為中心，在開放和保護的辯證統一中，構建開放型經濟新體制，既要實施更大范圍、更寬領域、更深層次的全面開放，增強我國經濟對國際先進生產要素的吸引力，推動形成全球經濟發展共同體，又要抵制國外金融資本、腐朽文化的侵蝕，防范輸入性通貨膨脹和投機泡沫，維護和加強金融安全、意識形態安全和網絡安全。以市場調節為中心，既要激勵各類經濟主體的開放發展，促進國內外統一大市場的形成，也要破除國際壟斷資本的市場霸權，構建公平競爭、合作共贏的全球產業鏈、價值鏈和創新鏈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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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ccording to the general operation mechanism of “state regulating market and market orienting enterprises” proposed by the Thirteenth Party Meeting， Professor Cheng Enfu started with “natural form” of economic activities， took “free economy and plan economy” and “product economy and commodity economy” two categories as logic initiation and proposed to use “market-state” double regulation to set up “plan-led market economy system” at socialism initial stage. “Market-state” double regulation thoughts denied market determination theory of western neoliberalism， inherited and developed Marxs “law of distribution of social labors by proportion”， which can provide theoretical guide， operating mechanism and feasible path for solving “resources dislocation” problem， realizing “spatial coordination” and “precision regulation” and so on. “Market-state” double regulation is the economic regulation method which fits for the initial stage of socialism and socialism market economy syste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which is conducive to deepening structural reform at supply side， which can effectively enlarge domestic demand， which can accelerate the interactive promotion of domestic and international double-circulation and which can boost circulated transformation and progress to further help construct double-circulation new development pattern at new development stage.

Key words： market regulation; state regulation; plan economy system; market economy system; double-circulation new development pattern

CLC number：F043;F1202 Document code：A Article ID：1674-8131（2021）02-0001-10

（編輯：夏 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