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電視劇《裝臺》談影視作品的價值觀引導

姜恩松

平度市文博中心，山東青島266700

一部好的影視作品不僅要從審美的角度寫活人物，更要反映人物所處的時代，在人物身上體現出時代的價值觀念，能夠起到引導大眾價值觀的作用，實現影視作品應有的社會功能。由李少飛執導電視劇《裝臺》于2020年11月29日在央視一套播出后即取得社會廣泛關注與好評。該部作品以茅盾文學獎獲獎作家陳彥的小說《裝臺》為基礎，對故事情節、意象、人物形象、主題等方面進行了改編，抓住當今社會普遍存在的單親家庭、富二代、昧金主義等現象，將對時代應有精神力量的探索置于歷史傳統與當下現實的交匯點，充分展現了作品與時代相融合的特點，反映出更多的現實社會內涵，引起了大眾的廣泛共鳴。本文從該劇在生活邏輯、時代精神、社會背景、社會問題等方面對大眾價值觀引導，淺析影視作品如何實現引導大眾價值觀這一社會功能。

1 作品要符合生活邏輯

作品圍繞著主人公刁順子的家長里短和他與一幫兄弟的裝臺工作來展開，講述了西京城從事舞臺裝臺工作的基層勞動者們踏實做事、努力生活的故事。作品對小說的故事情節進行了改編，更突出了“煙火生活”的主題，也更符合現實生活邏輯，引發大眾對作品的共鳴。小說中主人公順子在經歷了兩次婚姻后，第三次結婚遇到情投意合的蔡素芬，卻在女兒菊花的強烈反對下導致破裂。在蔡素芬悄然離去之后，順子接受了大雀的遺孀和女兒，接過大雀留下的殘破的家庭攤子。電視劇改變了小說的故事走向，順子前兩次婚姻的故事通過劇中人對話一筆帶過，突出了蔡素芬在劇中主人公的位置，劇作變成圍繞順子裝臺工作和順子與蔡素芬的愛情為軸線展開。電視劇對蔡素芬的前次婚姻設置了懸念，通過不同人物從不同角度層層解開，成為推動故事發展的因素。

作品巧妙地運用一些意象作為戲劇沖突的中介，貫穿起一系列的事件。小說自始至終用“螞蟻搬家”的意象暗示順子有不能擺脫的命運因素，在順子幾次婚姻的開始都出現了這一意象，電視劇中刪除了這一宿命論的意象，取爾代之的是結婚證、鉆戒，并通過這兩個意象貫穿起順子、蔡素芬、刁大軍、刁菊花等人之間的戲劇沖突。順子和蔡素芬兩人之間圍繞著領結婚證、刁菊花燒結婚證、順子要補證、蔡素芬要順子去補證，結婚證在順子家庭矛盾沖突中一直起著穿針引錢的作用。另一個起到媒介作用的是刁大軍送給弟媳蔡素芬的鉆戒，通過這枚鉆戒勾連起刁大軍送戒指、抵疤叔的帳要回戒指、刁菊花去“贖”回戒指、刁大軍臨終囑托、順子再次給蔡素芬戴上戒指等故事情節，順子和和蔡素芬的婚姻也伴隨戒指的得、失、復得在不斷的變化。

對比小說順子幾次失敗的婚姻“螞蟻搬家”式的循環，經過改編的電視劇故事情節更加曲折，內容更貼近生活，更合乎生活邏輯的發展，結局也更圓滿更順理成章。它所展示出的生活邏輯是大眾從心理接受并認可該作品的群眾基礎。

2 作品要充分體現時代精神

在這部作品中，通過裝臺這個不為大眾所知曉的行當給觀眾一個全新的視角去認識舞臺這一空間的背面。通過裝臺這一特殊的舞臺反映出時代精神。從工作性質上，裝臺這一工作本身是“藝術的活兒”，但裝臺人卻永遠處于追光燈之外，甚至我們只記得他們的外號不知道他們的姓名，但他們又是不可或缺的沉默者，正是這些普通的勞動者背后默默的付出，才有了舞臺上眾多亮麗光鮮。從社會內涵上，作品既體現裝臺人在舞臺背后為藝術服務、為他人“裝臺”的工作性質，又體現著整個社會中人與人之間相互“裝臺”的共生關系。順子們搭建的不僅僅是簡單的舞臺，同時也是生活的舞臺，社會的舞臺，一個思考自己人生位置的舞臺。每個人在為別人為社會裝臺的同時，又同時把自己成為舞臺的一部分。正是這種立意，體現出作品對普通勞動者人生的悲憫和同情。電視劇選取這一類人物作為主角體現著對普通勞動者價值的肯定，意在褒揚社會主義建設中在背后默默付出的人們。

3 作品應反映社會背景

改編后的電視劇不僅呈現了裝臺的主題，而且通過巧妙安排戲劇沖突，讓蔡素芬最終回到順子身邊，順應了大眾的心理期待，體現出大團圓的結局，電視劇之所以這樣改動，既有我國當下社會穩定、國泰民安、全面脫貧等社會背景因素，又有應對資本對本色勞動和社會基準價值觀的強烈沖擊的原因。在當下的社會大環境下，只要能勞動、肯勞動，最“下苦”的普通人生活也沒有問題，人們心中是充滿希望的。尤其在疫情籠罩的2020年，整個世界彌漫著悲觀的生活情緒，人們看不到疫情什么時候才能過去，看不到疫情對生活的影響什么時候才會消除，這就需要提振大眾的士氣。與此同時，我國成功地應對了疫情，武漢解封，全國的疫情得到有效的控制；盡管有疫情的影響但我國仍完成了全面脫貧的世界壯舉，我國成為世界上唯一一個實現經濟正增長的國家，在這個大背景下，作品刻畫順子等裝臺人這樣的普通勞動者在困苦的生活中仍辛勤勞作并樂觀生活，他們雖然渺小、平凡、困苦，但從不放棄自身生存的韌性與耐力，為追求美好向往而奔波勞碌、直面困難不放棄、積極向上的拼搏精神，以及對其他生命的托舉與責任。人們看到自己生活當中的影子，體驗到生活的艱辛，也看到生活的希望。

4 關注社會問題引起大眾的共鳴

通過對義利關系的展現，穿插著對富二代現象的揭示，并將單親家庭教育問題貫穿其中，電視劇對社會問題的揭示體現了它的價值觀引導功能，通過它觸發觀眾自我內心拷問，引起公眾對社會現象的共鳴和反思，引導大眾價值觀走向。

《裝臺》的角色們一直為生活所忙碌，為賺錢所辛苦，錢在作品中顯然占據了非常重要的位置，電視劇通過劇中人對錢的態度展示這群人內在的義利觀。對順子們來說，錢再好也取之有道，“靠出力賺來的錢花著踏實”，并且也不為錢所計較。順子為大軍在賭場輸那么多錢痛心，卻把大軍留下的項鏈、手表給麗麗媽，讓她賣了給麗麗植皮；就是胡亂花錢向往燈紅酒綠生活的刁菊花也對有煤老板父親的二代擺闊極其反感，對順子看好二代也以為是他看中了人家的錢；他們并不僅僅為錢而活著，他們內心有自己對錢財舍得的衡量標準，他們之間更多體現出義大于利。電視劇增加二代這個人物更有當下的“富二代”現象的普遍性，二代的成長說明一個人真正的成長并不是靠祖業做個“二代”，更重要的是要學會自立，找到適合自己發展的路，二代的口頭禪從“錢對我沒有意義”轉變為“沒有人脈啥都不頂”便是最好的說明。與他們相反的是鐵扣，作品通過幾次演出展現鐵扣“心軟一世窮，富貴險中求”的人生哲學，在給張大戶家的喪戲裝臺期間，墩墩和手槍在祠堂闖了禍，理應和順子一起承擔責任的鐵扣直接將自己摘清，任憑村里人罰順子跪、不給飯吃，鐵扣照樣跟張大戶家管事的喝酒吃肉。又趁機利用兄弟們的愧疚和害怕坑他們拆爛尾樓，他卻從中扣了裝臺的錢。鐵扣私底下叮囑張大戶家管事的要跟他結帳，顯然他要先抽取點好處，鐵扣唯利是圖、見利忘義的真實嘴臉顯露無疑。在老姚演出的事件中，更把鐵扣的本性暴露得淋漓盡致，沒他的好處要么敷衍要么別想干成，正如他的名字“鐵”“扣”。當然，作品也并沒有完全否定鐵扣，在大雀出事的時候他也四處奔走。諸如鐵扣之流，在社會上無處不在，他也需要為生存而奔波，也會因其自私無賴而時時碰壁，正因如此，作品才把一個具有完全人性的鐵扣展現在世人面前。鐵扣與順子、黑總形成鮮明的對比，通過這些對比，反映作品本身對義利的取舍，說明一個心底只有利益，不重情義的人是可悲的，順子雖表面上生活得苦，因為有了情義的存在，心底一點都不荒蕪，至少在兄弟們當中被認可。

電視劇有針對性地塑造了蔡素芬、刁菊花、三皮、韓梅等一系列單親子女形象，通過這些人物形象的成長、性格的變化，反思婚姻問題、單親家庭教育問題，這也體現出影視媒體與小說在社會功能上的不同。劇中的刁菊花性格發生180 度的大轉變；韓梅也從連結婚都不告訴順子一聲的狀態實現“以后要好好對待父親，沒有他就沒有我的今天”的轉變；三皮在最后也悟出愛情的道理，這些角色的成長本身就是對他們生命的一種升華，作品通過單親后代的教育問題引起社會公眾對這一群體成長、家庭理念、婚姻觀念的反思。通過這些問題教育并警示社會大眾，讓他們通過劇情回看自己的婚姻生活和對孩子的教育。

作為一種面向大眾的藝術形式，它的價值導向在一定程度上改變著大眾的生活方式,能夠引導大眾的心靈和意識領域,進而在某種程度上作用于整個社會價值理念。電視劇《裝臺》緊扣現實生活，在瑣碎的生活小事中體現出可貴的精神價值，反映出深刻的社會內涵，傳遞了時代精神。作為大眾的公共精神產品，影視作品既可以通過正能量的價值引導直接作用或潛移默化地對社會的價值取向形成導向，又可以通過對社會問題的揭示來反向的激發大眾的共鳴進而在內心形成對不良價值取向的屏障，還可以通過反映社會的大背景和大環境。潛心挖掘百姓實際需求，著力反映群眾真實生活、回應人民關切，體現社會主流價值觀和時代應有的精神，這也正是影視作品所具有的引導大眾價值觀這一社會功能的精神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