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新世紀中國農村題材電影發展的歷史源流與政策動力

莊 君 路小斐

農村是新中國文化的起源地與涵養地，是中國社會的底色。新世紀以來，國家對于農村地區發展高度重視，中央已連續多年以“中央一號文件”的形式安排部署“三農”工作。特別是近些年，我國相繼推出“精準扶貧”“脫貧攻堅”和“鄉村振興”等一系列農村戰略政策，以空前力度扶持農村地區的發展建設，毫無疑問彰顯了國家解決“三農”問題的勇氣與決心。

“農者，天下之本也?！眹覍Α叭r”問題的高度重視，根植于農村、農業、農民的重要地位，也與中國民眾內化已久的鄉土文化理念密切相關。國學大師梁漱溟曾多次強調中國社會是“鄉村本位”，他的“鄉村建設理論”啟發著后人從農村的視角和立場來理解現代中國社會。費孝通先生也在其著作《鄉土中國》中說到：“從基層上看去，中國社會是鄉土性的……我們不妨先集中注意那些被稱為土頭土腦的鄉下人，他們才是中國社會的基層?！睆母鼜V泛的意義上講，中華文化中歷來蘊含“故土難離”“安土重遷”的思想，農村地區的自然環境、作物生產、鄉村建設以及由此衍生的一系列政治、經濟、民俗文化，共同構建了14億現代國人的鄉土信仰和精神家園。

本文主要研究對象為主旋律農村題材電影。農村題材電影，產生于我國電影制作的題材規劃制度。作為鄉土文化、鄉土風貌的直觀載體，農村題材電影盡管在建國后七十余年的時間里幾經流變，地位起起伏伏，卻在中國電影類別圖譜中始終保有獨立的位置，成為中國電影的重要創作領域之一。這一電影類別得以延續和發展，離不開各代際導演的“鄉土情節”與“鄉村堅守”，更得益于國家政策的大力支持?；乜葱轮袊r村題材電影的發展歷程，我們發現國家政策活動在國產農村片的創作、傳播中起到了重要作用。進入新世紀，相較于其他類別和題材的影片，農村題材影片特別是主旋律農村題材影片的發展基底則更是如此。我們將這一特殊現象稱之為農村題材影片發展的“政策動力”。

一、農村題材電影的“紅色基因”：從新中國到新世紀

（一）與新中國政權相伴而生，立足服務“工農兵”

農村題材電影與年輕的新中國政權相伴而生，其誕生背景與出產機制決定了它是一種極具中國特色的電影類型范式。此類影片的誕生、發展與我國的制度、國情、時代背景和政策導向息息相關，自出生之日起便打上了深厚的社會政治文化屬性烙印，成為宣傳黨和政府的惠農政策、傳遞主流意識形態的“發聲筒”。

建國伊始，我國立足于服務工農兵的電影創作方向，將農村故事片的生產擺到了重要的位置。為了幫助國內作家熟悉電影領域的相關情況，傳達主旋律價值，引導文藝工作者們積極從事電影劇本創作，1953年10月1日，文化部發布了《1954-1957年電影故事片主題、題材提示草案》（以下簡稱《草案》），首次使用專門性的文字、獨立的章節闡釋了關于農業、農村、農民題材電影劇本的創作建議，涉及農業生產、農民社會主義教育改造、農村建設、農民生活、農村領導工作五個具體主題、題材。至此，中國農村題材電影被正式納入官方規劃，在不斷地嘗試和摸索中逐漸走上正軌。

隨后，1953年12月24日，官方再次發布政策性文件《政務院關于加強電影制片工作的決定》，其中又出現了關于農村題材影片的文字闡述：“鑒于電影藝術具有極為廣泛的群眾性，具有對于群眾的教育和文化娛樂的重大作用，今后必須適應廣大群眾的需要，逐步提高影片的思想和藝術水平，同時努力增加電影出品的數量……制作適應農民需要的通俗易懂的農村故事片，以保證足夠數量的農村放映節目?！薄敖窈笏哪陜?，每年制片的任務大體規定如下：大型故事片12部至15部及一定數量的農村故事片、兒童片、美術片和舞臺藝術紀錄片?！甭撓瞪衔摹恫莅浮?，可以看到，農村題材故事片的誕生由官方政策“一手促成”。在政策的規劃與引導下，此類影片自誕生之日起便被賦予了講述農民故事、適應農民需要、拍給農民觀看的天然使命，充分體現“服務工農兵”的時代要求。

在中國電影史上，農村題材這一類影片早在中國電影誕生發展的早期便已出現，知名的有程步高執導，茅盾、夏衍編劇的故事片《春蠶》（1933），以及同樣出自程步高、夏衍二人之手，被譽為左翼電影開山之作的《狂流》（1933）等。這些前人創作的、以農村為背景的影片，既具有藝術感染力、文化意識與思想深度，又具有鄉村景觀呈現與小農經濟記錄的社會意義。然而，在市場趣味為主要導向的這一時代，相較于武俠片、古裝片等其他類影片，農村題材影片雖有精品出現，卻始終未發展出規模。1949年，新中國成立后，中華大地萬象更新，電影領域也不例外。在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體制下，中國電影不再根據市場趣味產生類型，此時電影成為新中國鞏固政權、服務生產建設的重要載體。在政府和政策的引導下，農村題材電影創作走向制度化和規范化，農村題材電影也逐漸成為新中國電影的主流。我們回看這一時期的農村題材影片，像王濱、水華導演的《白毛女》（1950），陳戈、沈剡的《抓壯丁》，大多是將農村生活背景與尖銳階級斗爭相結合，書寫中國紅色政權的先進性、合理性與合法性。

新中國70年來農村題材電影的美學特征中的“道統特征”是這些農村題材影片的標志性特點，在此基礎上形成了一套獨特的敘事與人物設置模式，展現出政策宣教式的現實主義風格?；乜崔r村題材電影發展歷程，諸如階級斗爭、農村合作化運動、知青下鄉、改革開放、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乃至今天的脫貧攻堅、鄉村振興等重大時代命題和歷史事實，無一例外地被納入我國農村題材影視劇的創作，成為這些作品的重要素材來源。

（二）政策引導下農村電影迎來“黃金時代”

主流價值觀念、重大社會命題從政策文件走上了銀幕，再傳遞給億萬觀眾。這是一個從現實出發、多方協作、雙向互動的價值傳遞、價值認同形成的過程。這一過程中，政策引導必不可少；與此同時，電影工作者們也扮演了重要的觀念輸送與文化傳播角色。

典型的例子是，在20世紀70年代末期，伴隨著“傷痕文學”的興起，電影廠紛紛拍攝制作“傷痕電影”，反思以往的社會歷史給國民精神帶來的巨大傷害，而農村題材影片幾乎無人關注?；谶@種現象，1979年，主流媒體《人民日報》發表文章，提出“為什么農村片這么少”的問題，隨即各大電影制片廠開始轉向農村題材影片的籌劃拍攝。其中，來自上海電影制片廠，由趙煥章執導、辛顯令編劇的影片《喜盈門》（1981）獲得了巨大成功。這部拍攝于北方山東農村、反映普通農民家庭內部矛盾和家庭喜樂的電影，上映后紅遍全國，不但刷新了拷貝發行數和觀眾人次的記錄，還獲得了第5屆大眾電影百花獎（1982）最佳故事片，第二屆中國電影金雞獎（1982）最佳編劇提名、最佳音樂獎等多項大獎，至今依然是我國復映率最高的影片之一。目前，在很多國家，依然以觀影人次而非票房收入作為判斷一部電影是否賣座的重要指標。而在中國電影市場改革前，觀影人次是判斷電影賣座情況的主要依據，從《喜盈門》7.29億的觀影人次及83萬之多的放映場次上足以見到這部電影的受歡迎程度。

表1.電影《喜盈門》賣座情況⑥

圖1.電影《咱們的牛百歲》劇照

農村題材電影領域的喜人變化，引起了時任文化部副部長陳荒煤的關注。1981年，陳荒煤發表文章《談談農村題材的電影創作》，指出“前兩年我們反映這方面生活的戲劇、電影比較少”，但“今年有了好轉”，并就當時出現的《喜盈門》和《月亮灣的笑聲》等優秀農村題材影片及其他戲劇進行評論，稱贊它們“不僅扭轉了農村題材作品少的狀況，在藝術上也取得了值得注意的成就，為今后進一步搞好農村題材及其他題材作品的創作，提供了有益的經驗”。

隨后幾年，趙煥章又相繼導演了兩部膾炙人口的農村片《咱們的牛百歲》（1983）和《咱們的退伍兵》（1985）。前者講述了在農村實行聯產承包制的過程中，共產黨員牛百歲帶領村民脫貧致富的故事；姊妹篇電影《咱們的退伍兵》則揭示了農村貧富差距的客觀現實，歌頌了退伍軍人方二虎與相親們共同富裕的奮斗歷程。這兩部農村片同樣是農村題材精品之作，與之前的《喜盈門》（1981）合稱為趙煥章的“農村三部曲”。

這一時期此類農村題材電影，受到全國城鄉觀眾的一致喜愛，累計獲得中國電影金雞獎、大眾電影百花獎、廣播電影電視部優秀影片獎等十余種獎項，堪稱中國農村題材電影歷史上的一個奇跡。與《人生》（1984）、《老井》（1986）等影片共同創造了20世紀80年代中國農村題材影片乃至中國電影的“黃金時代”。我們可以設想，若沒有1979年的政策引導，在一定程度上，觀眾可能會永遠失去“牛百歲”“退伍兵”等帶來的“喜盈門”，80年代影壇將缺少一大批農村題材經典影片，中國電影也會少了一抹亮色。時至今日，政策與農村片的發展依然是一個相互促進、相輔相成的狀態。

具體看來，我國的農村戰略和農村政策為農村題材電影的創作提供了原始命題與創作素材；而在官方政策引導下出產的農村題材電影，特別是高水平的影片則直接或間接地推動了國家大政方針的宣傳和工作的開展。就文藝政策來說，我國的文藝政策一直以來都在為農村題材電影的發展保駕護航。相較于其他題材或類型的影片，新世紀農村片的發展更加依賴于文藝政策的扶持與鼓勵，這一情況與新世紀的兒童題材和少數民族題材等影片具有相似之處。

（三）藝術、商業、主旋律：新世紀農村片的發展的多樣性與政策支持

新世紀農村題材影片的發展更加依賴官方政策的支持。我們回看新中國農村題材電影的發展軌跡，發現自20世紀90年代開始，農村題材電影的創作便已漸顯頹勢?？梢钥吹?，農村題材影片在經歷了80年代短暫的繁榮過后，隨著90年代經濟社會的急速轉型，中國的政治、經濟、文化中心開始全面向城市轉移，農村在大眾視野中逐漸走向邊緣；在藝術領域，對于農村地區關注的衰退則更為明顯。在這一過程中，農村題材電影的創作總體陷入沉寂。

這種情況一直持續到20世紀末，反映在數量上，則是農村題材影片總體產量十分有限的事實。但我們不能否認，就作品質量來說，這一時期仍有一些值得關注的農村題材電影作品。我們今天依然熟知的張藝謀執導的《秋菊打官司》（1992）、《一個都不能少》（1999）、范元執導的《被告山杠爺》（1994）、張惠中執導、趙本山、宋丹丹主演的《男婦女主任》（1999）等電影都是這一時期有口皆碑的經典之作。新世紀前夜的農村題材電影，它們乘著80年代的東風，經歷了前所未有的繁榮與輝煌，又在時代的洗禮下，迅速走向沉寂與落寞。它們的種種努力，為新世紀農村題材影片的復興提供了一種證明、一種可能和一種需要。

與此同時，自1992年以來，中國電影進入市場化的發展階段，電影作為文化消費產品的特征不斷凸現，電影市場分層更加明晰。特別是新世紀初期國產商業大片的崛起，深刻改變了中國電影的市場格局，同時在一定程度上進一步擠壓了農村題材影片的生存空間，使本就處于邊緣的農村題材影片日漸式微，好在農村題材影片能夠在官方政策扶持和國內影人的不懈努力下繼續出產。但凡事具有兩面性，中國電影的商業化趨勢也刺激和加速了農村題材電影自身的突破與變革，并深深影響了新世紀二十余年來農村片的發展走向。

在中國電影市場化以及文化全球化的影響下，電影制作者們的視野更加開闊，農村題材電影的創作風格日趨多樣。在農村題材文藝片不斷增多的同時，一些以農村為背景，混合了犯罪、懸疑、戲劇、愛情等類型元素的農村題材商業影片也雛形初現。除卻這些農村片的新變化外，我們回看新世紀的農村題材電影作品，發現在國家政策的傾斜和導向下，主旋律影片依然是這一時期的農村電影的主流，在創作數量上占據著絕對比例，這也奠定了新世紀21年來中國農村片的創作基調。這些農村題材主旋律影片與主流意識形態緊密結合，不斷謀求創新與發展，近年來也開始嘗試“主旋律商業化”的路線，對新世紀主流價值的弘揚與傳遞起到了重要的積極意義，并具有可觀的經濟效益和市場價值。

鑒于農村題材電影特殊的社會政治文化屬性以及出產實際，我們在探究新世紀農村題材電影的發展歷程時，始終不能忽略國家方針政策的重要影響。而在前人的相關研究中，大多是圍繞我國的農村電影這一系統工程進行政策類的匯總，鮮有對于農村題材電影專門政策的總結和分析。因此，我們有必要在梳理新世紀農村政策和文藝政策的基礎上，對新世紀農村片和國家政策之間的相互作用狀態進行分析和探討，探尋新世紀農村片發展過程中的政策動力。

二、“文以載道”的功能承載：新世紀農村政策宣傳的新期待

中國農村題材電影自誕生之日起便具有緊扣時代脈搏、扎根中國基層的現實主義傳統?；乜葱率兰o農村題材電影的創作，依然始終圍繞著中國的時代政策背景與社會現實。

政策的學習領會積累于生活中的點滴認知，回溯新世紀以來的農村政策，在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大背景下感受現行農村政策對于社會日常生活的重要意義。細數新世紀以來的重大“三農”方針政策，意外地可以發現，原來這些上層建筑成果竟是如此熟悉：早在1995年起，“大學生村官”計劃便已經啟動；2005年，“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理念成為農村發展建設的新起點；2006年，農業稅在中國全面取消；2014年，“精準扶貧”落地實施，各地扶貧計劃陸續啟動；2015年，“鄉村教師支持計劃”、“脫貧攻堅”政策相繼出臺；2017年，“鄉村振興”、青年返鄉創業成為時代風尚。

這些宏大的“三農”發展理念，早已耳熟能詳，無論是政策認知，或是生活實踐，這些政策理念早已進入人們的日常生活并受其影響。2006年，當在中國大地延續了千年之久的農業稅被全面取消時，不禁讓人慨嘆；看到鄉村教師、大學生村官的感人事跡，民眾內心的敬意會漸漸泛起。這些與時代發展緊密相關的農村政策，作為上層建筑能夠與普通人的日常生活實現如此密切的聯系，電視、廣播、報紙、互聯網等大眾媒體的作用功不可沒，而日益興盛的電影藝術在意識形態傳播和建構的過程中也同樣發揮了重要影響。

回顧新世紀以來的主旋律農村題材電影，可以看到其對國家農村政策和主流價值的堅定傳播與深入引導。如在李平分執導的農村“英模類”電影《刻骨銘心》（2000）中，鄉黨委書記王東風秉持堅定的信念，一心投入王東鄉落后面貌的改善工作中；在王曉民導演的《蘆花飄飄》（2002）里，歸國博士后劉佑全回到農村為家鄉企業做貢獻；在劉一麟導演的《木札嶺》（2007）中，地方交通扶貧干部帶領洛陽西南山區村民開山修路，發揚開拓者的無謂精神，身體力行推進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此外，在宣傳時代政策、歌頌農村基層工作者的電影中，對于鄉村教師的鼓勵與關注則是一個更加普遍的議題，如楊亞洲導演的《美麗的大腳》（2002）、趙淑彬導演的《從原點開始》（2010）、徐宏導演的《大山里的春天》(2011)、劉新導演的《夏天的拉花》（2013)等數十部農村題材電影，塑造了多種多樣的鄉村教師形象，傳遞出超越銀幕的人性之美與奉獻精神。

同時，一些農村題材電影則直接呈現和贊揚了新時期惠農政策的實施成果，如楊建生導演的電影《特級院線》（2009）帶我們回顧了山區周村鎮落實國家廣電總局“2131”工程的具體過程；陳逸恒導演的《臘月的春》（2013）直觀地展現了甘肅省于2012年2月份啟動的“聯村聯戶，為民富民”政策的實施成果；呂行導演的電影《雪鄉》（2010）使觀眾更好地了解到農村低保和醫保的辦理情況；張新建導演的《老農民》（2014）則記錄了2006年《農業稅條例》的廢止和農業稅的全面取消這一歷史性時刻。

值得一提的是，自2015年《中共中央國務院關于打贏脫貧攻堅戰的決定》發布、“脫貧攻堅戰”打響以來，相關題材農村片的創作更加活躍。此后不久的2017年，“鄉村振興”戰略又被國家重磅推出，進一步刺激了鄉村振興題材影片的生產，我們從表2中可見一斑：我國農村題材電影年產量自2012年起呈現出逐漸下滑的態勢，一度降至2015、2016年9至10部的數量。但在2017年，農村片創作數量迅速提升；2018年也繼續出產了19部農村題材電影。我們結合2015年末的“脫貧攻堅”戰略以及2017年的“鄉村振興”戰略，可以推測這一階段重大農村政策的出臺對于農村題材影片的生產不無影響。

我們以創作數量回升最為明顯的2017年為重要時間點，回看當年上映了哪些農村題材影片。張海江導演的《花鼓情》（2017）以當代大學生村官為題材，講述了徐麗、陳思齊兩位大學生帶領鄉親們創業致富，致力農村經濟建設的故事，這與“鄉村振興”戰略下國家鼓勵大學生返鄉創業的理念相契合；諾明花日導演的《叫喚嶺的春天》（2017）是關于鄉村支教老師的故事，電影中的研究生方菲來到哈兒嘎村給孩子們當起了臨時代課老師；苗月導演的《十八洞村》（2017）以國家實施“精準扶貧”戰略為大背景，根據真實事件改編，講述的是湘西“十八洞村”村民脫貧路上的難忘經歷；李科導演的《石榴花開》(2017)的主題依然是脫貧致富，片中的優秀農村青年劉春生腳踏實地，希望把滎陽人質樸文化和劉溝村石榴推向全國。此類政策導向型電影不一而足，值得注意的是，繼《十八洞村》后，苗月再度導演《家園》（2017），講述蒲河村黨員干部帶著村民奔小康，引領鄉村生活新風尚的故事，可見該導演乃至整體社會環境對于農村題材電影的重視與偏好。

2017年，主旋律題材的農村電影數量眾多，在當年30部的農村片出產量中占據了一半以上。這些影片以觀眾喜聞樂見的形式宣傳了新時代政策和農村地區的深刻變革，又進一步強化了主流意識形態，社會效益明顯，如電影《十八洞村》上映后，便引起了社會成員廣泛的關注和熱議。

在這些電影中，當下時代的農村政策成為影片的創作素材和創作始點，人物形象塑造、人物關系的編排緊緊圍繞農村方針政策展開，電影中矛盾沖突的設置也與政策在落實過程中所遇到的實際問題相一致，并以經典式的大團圓作為結尾。由于政策具有時效性，這些農村題材影片通常以宣傳和推進當下時代的政策為己任，遵循著“政策導向”的創作原則，并具有一定的藝術創新性和感染力，成為新世紀惠農政策宣傳的電影藝術藍本。

此外，本文所論“政策導向”，而并非“政策先行”或“政策宣教”，二者之間雖效用相近，但區別明顯。根據國內市場和觀眾的反映來看，“政策導向”式的農村題材電影在我國依然有一定的受眾空間，而“政策宣教”式的影片已不能適應新時期國內觀眾的觀影需要。

表2.2012-2020年度農村題材影片數量（部）⑧

三、不斷釋放的“紅利”：新世紀文藝政策的扶持與鼓勵

如果我們將新世紀國家出臺的一系列農村政策，特別是近年來的惠農政策視作農村題材影片所處的時代洪流，那新世紀以來的文藝政策則是保障農村電影在時代洪流中砥礪前行的舟輪。與兒童題材和少數民族題材等電影相似，新世紀農村題材電影的發展離不開國家文藝政策的鼓勵與幫扶。

世紀之交，朱镕基談到：“農村電影很重要，農民歡迎，應該辦好?！薄笆濉逼陂g，為了解決廣大農民群眾看電影難的問題，不斷滿足農民群眾日益增長的精神文化需求，國家廣電總局、文化部和國家發改委共同推出了“2131工程”，即在21世紀，廣大農村地區每村每月至少放映一場電影。

這項新世紀的電影工程，有力地推動了全國農村電影事業的發展，廣大農村地區的電影放映活動如火如荼地開展，“送電影下鄉”成為21世紀初期的時代特色。與此同時，許多農村題材電影是在“全國農村電影2131工程”的推薦和支持下相繼制作發布的，它們在“突出主旋律，堅持多樣化”的道路上繼續邁進。

對農村題材電影的扶持，主要針對的是當時國內農村片數量減少的事實。這一時期，農村片產量與觀眾需求不對等，廣大農村群眾喜歡看反映自己真實生活的影片，也渴望被社會更多地了解，面對農民群眾的觀影需求，農村電影“2131工程”的推進和落實，便具備了十分重要的現實意義。

“2131工程”之外，新世紀以來政府推出更多農村題材影片生產與創作相關的文藝政策。在中央人民政府門戶網站——中國政府網上，查詢關鍵詞“農村電影”顯示，截至2020年底，有關的國務院文件和國務院公報數量為2，分別是發布于2007年7月10日的《國務院辦公廳轉發廣電總局等部門關于做好農村電影工作意見的通知——關于做好農村電影工作的意見》和隨后發布于2008年3月28日的《國務院辦公廳轉發廣電總局等部門關于做好農村電影工作意見的通知》（以下簡稱《通知》，二者主要內容大體一致。

首先，《通知》肯定了當時農村題材影片創作數量不斷增多，且質量穩步提高的可喜現實。第二，在農村電影工作的目標上，提出加強農村題材影片創作的規劃和生產是做好農村電影工作的目標任務之一。第三，在推進農村電影工作的具體政策措施上，《通知》明確指出要扶持農村題材影片的創作生產；在創作導向方面，提出農村片的創作應該符合貼近實際、貼近生活、貼近群眾的“三貼近”原則，鼓勵電影工作者深入農村、深入生活和深入農村群眾；同時，在資金支持與補貼上，國家決定每年將資助20部農村題材故事片的生產，并對國產優秀故事片面向農村發行放映的影片給予適當補貼。最后，在農村片的發行方面，國家將扶持農村電影的公益性放映，每年會選定不低于60部的農村題材故事片，委托相關機構集中購買公益放映版權，向全國農村發行。

以上政策措施，切合我國農村電影發展實際，細致嚴謹，扶持與規范并濟，無疑體現了國家做好農村電影工作、推進農村題材電影創作的決心和信心。農村電影配套政策的施行，不僅使更多的中國農民能夠看上電影、看好電影，也大大激發了農村題材電影制作者們的創作熱情，減少了創作阻力。

查找廣電總局及相關部委的官方文件。結果顯示，涉及“農村題材電影”的相關文件數量較少，而屬于公共服務范疇的“農村電影放映”的相關文件較多。據統計，新世紀以來（2000—2020），國家廣播電視總局發布的涉及“農村題材電影”的官方文件、資料共計7份，相關內容按發布時間整理如下：

表3.2000-2012年度農村題材影片數量（部）?

第一，2004年2月14日，在《關于加強特種電影統一進口管理的通知》中，指出系IMAX巨幕等故事片的特種電影，需向進出口公司上繳總票房的7%分成收入，這筆資金將用于扶持農村電影、兒童電影和科教電影的發展以及進口影片的運營成本和管理費用；第二，2007年2月14日，發布《關于印發<改進少兒、農村題材影片資助工作的管理辦法>的通知》，使農村題材電影創作的資助政策更加規范，并明確限定所指的農村題材影片為關于“農業、農村、農民”的現實題材影片，進一步鼓勵了“三農”影片的創作；第三，2007年2月28日，發布《財政部關于印發<電影精品專項資金管理辦法>的通知》，規定電影精品專項資金的使用范圍之一便是資助農村電影；第四，2007年5月22日，發布《國務院辦公廳轉發廣電總局等部門關于做好農村電影工作意見的通知》，主要內容在上文已詳細表述；第五，2010年1月21日，在《國務院辦公廳關于促進電影產業繁榮發展的指導意見》中，提出要充分發揮電影在振奮精神、增強信心、凝聚力量、促進和諧方面所起到的積極作用，要積極扶持現實、農村、少數民族以及少兒題材的電影故事片創作；第六，2015年3月12日，發布報道《山東新農村院線著力打造農村電影品牌》，肯定了山東農村題材故事片《小村大道》的主流價值傳遞及其積極的社會意義，為農村題材電影創作進行宣傳；第七，2019年4月22日，發布《國家電影局關于申報2019年度電影精品專項資金的通知》，表示在2019年電影局將繼續組織和推進電影精品項目的資助工作，這其中便包含對于優秀國產農村題材影片攝制的資助工作。

圖2.電影《秀美人生》劇照

綜合以上文件可以看到，自新世紀以來，2007年是一個重要的時間節點，這一年是農村題材電影相關政策出臺最為關鍵的一年。廣電總局、相關部委于2007年一連發布三份文件，涉及農村題材電影發展狀況回顧、地位闡釋、發展規劃、資金支持等諸多方面。其他時段的相關政策則是概括性、綱領性地提及扶持農村題材故事片的創作，或者闡述為農村題材影片攝制提供資金支持的相關辦法。以上對于新世紀農村題材影片相關文藝政策的梳理結果，同樣與新世紀農村片創作數量的變化歷程相吻合。

以2000-2012年間我國農村片的生產情況為例（如表3）。自2004年起，相關政府職能部門之于農村電影工程及農村題材電影領域便動作頻頻，先是決定將進口電影分成收入用于扶持農村電影，又在2007年一連發布《國務院辦公廳轉發廣電總局等部門關于做好農村電影工作意見的通知》等三份文件，對于農村題材電影創作數量提升作用十分明顯?？梢钥吹?005年后，我國農村題材影片的年產量逐年攀升，2007年一度達到44部，成為新世紀前十年的產量高峰之年。2008年，農村題材影片產量雖較2007年有所下降，但依然超越了以往大多數年份，并且在此之后農村題材影片每年出產的數量也一路上漲，并于2012年達到第二個高峰?；乜催@一期間的政策文件，2010年，廣電總局發布了《國務院辦公廳關于促進電影產業繁榮發展的指導意見》，繼續扶持現實、農村、少數民族以及少兒題材的電影故事片創作，為2010至2012年農村片連續三年的數量攀升創造了重要條件。

為規范農村題材影片的創作生產，2008年國務院辦公廳進一步提出“貼近實際、貼近生活、貼近群眾的‘三貼近’原則”。在政府的大力支持與持續注資下，展現新時代農村面貌、歌頌新時代農民與農村建設者的主旋律“三農”題材影片蓬勃發展，代表了這一時期農村片的主流傾向?，F在看來，這一時期的農村題材影片，不僅在藝術成就上取得了較大突破與非凡的成就，更是結合了當時農村地區不斷發展變化的生活實際，積極調整著影片主題與文化意涵。

可見，文藝政策的扶持與鼓勵對我國農村題材影片的創作具有十分積極而深遠的意義。直至今日，我國的農村題材電影也依然在政策的動力支持下不斷成長。2019年4月，廣電總局發布《國家電影局關于申報2019年度電影精品專項資金的通知》，表示在2019年電影局將繼續推進電影精品項目的資助工作，其中便包含對于優秀國產農村題材影片攝制的資助工作。

從下面2019年度電影精品專項資金擬資助項目（第三批）公示表中可以看到（如表4），三部農村題材電影《我和我的家鄉》（2020）、《一點就到家》（2020）、《秀美人生》（2020）都在電影精品專項資金的資助影片之列。

作為國家扶持的故事片題材類型之一，農村題材在政策文件中常常與兒童題材、現實題材以及少數民族題材等一道出現，這似乎也從側面印證了新世紀農村題材電影在一眾類型的影片中相對弱勢、亟需幫扶的現實。通過回顧考察二十年來廣電總局及有關部委出臺的政策文件，可以看到“以人為本、服務大眾”的文化發展理念自始至終獲得貫徹。受該理念指導，一套由“市場運作、企業經營、政府購買、群眾受惠”四個方面所組成的中國電影公共服務體系已經形成。在搭建完畢的電影公共服務體系下，農村題材電影生產發行的引導、規范和鼓勵機制不斷完善，新世紀的中國農村片也迎來了全新的發展空間。

結語

新中國成立以來，我國以農業為根基，在農業不斷發展的基礎上，逐漸建立起相對完備的經濟體系和工業體系；改革開放后，農村勞動力的城鎮化、城市化遷移再次成為推動中國經濟社會發展的重要力量之一。如今，農村在經歷了衰落、“空心化”“老齡化”問題之后，再次踏上重新振興之路。農村是幾千年來中華鄉土文化的根，是輝煌中華文明的發源，經濟的平衡發展和中華文化的傳承與創新，迫切需要包括中國電影在內的文化力量關注農村、展現農村、發現農村、振興農村。

2015年11月，中央釋放“脫貧攻堅”的強力信號 ；2017年10月，習近平主席在十九大報告中提出“鄉村振興”重大戰略，主張堅持農業農村優先發展，進一步將“三農”工作推向全新高度。近年來，基于社會平衡發展的需要，國家的政策重心向農村逐漸傾斜，加之中央財政專項資金的持續注入，這一系列舉措都使中國的農村走上持續振興之路，農村題材電影再次迎來新的發展機遇。而對于電影創作者來說，只有深入領會國家政策，積極肩負時代使命，真正做到“不唯上，不唯書，只唯實”，才能創作出人民群眾喜聞樂見的電影作品，才能更好地肩負起新世紀中華民族偉大振興的歷史使命和文化責任。

圖3.2019年度電影精品專項資金擬資助項目（第三批）公示表?

【注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