健康傳播中的反哺效應：代際溝通對中老年人傳染病防控行為的影響研究

龔婉祺 郭 沁 蔣 莉

（1.廣東外語外貿大學 新聞與傳播學院，廣東 廣州 510006；2.浙江工業大學 人文學院，浙江 杭州 310023；3.香港城市大學 媒體與傳播系，香港 999077）

我國中老年人整體健康狀況不容樂觀，其中，近1.8 億老年人患有慢性病，患有一種及以上慢性病的比例高達75%，是傳染病防治的重點人群［1］。中老年人也是新型冠狀病毒肺炎防治的重點對象。中國疾控中心關于全國44 672 例（截至2020 年2 月11 日）新冠確診病例的數據顯示，60 歲以上病例的死亡率（6.1%）要顯著高于60 歲以下的病例（0.6%）［2］。與此同時，中老年人對新冠病毒的危害性和傳染性的重視程度，以及采取相關預防措施的行為，卻可能落后于青年人群。

另外，新冠肺炎傳染病疫情具有重大的未知性，并且要求公眾進行長時間的居家隔離，因此大眾心理健康也受到巨大的挑戰［3］。多組調查結果顯示，不同的人群，包括兒童、青少年、大學生，或者醫務人員、疑似者及確證患者等都在不同程度上出現了焦慮及抑郁的情緒，及時合理的心理危機干預對大眾健康和社會穩定有著極為重要的意義。與青年人相比，中老年人因其社會關系相對單一，獲取疾病相關信息的渠道相對較少，對新冠肺炎的認知相對落后，或許會表現出更強烈的負面情緒。目前國內相關研究主要集中在對中老年人傳染病防治和健康素養的現狀的描述性分析，以及人口學變量（如年齡、地區和受教育程度）、衛生機構和養老機構等對中老年人健康的影響等方面［4-5］。

本次新冠肺炎疫情的信息先是從數字媒體開始傳播，稍后，傳統媒體才開始進行專題報道［6］。根據第44 次《中國互聯網發展狀況統計報告》，我國60 歲以上人群使用網絡的比例為14.2%，遠低于整體人群的61%，顯示了中老年人和青年一代在互聯網媒體使用中存在著“數字鴻溝”［7］。因此，在疫情發展的早期階段，兩代人之間關于疫情的認知和預防行為的差異及溝通困難，在數字社交媒體上引起熱烈討論，反映出中老年人和青年人對傳染病的認知、獲取新冠肺炎等傳染病信息的渠道存在差異。青年子女不僅是中老人重要的人際關系，也是對中老年人數字反哺的重要渠道［8］，特別是本次新冠肺炎疫情發生在春節期間，給予了兩代人充分溝通的機會。

然而，雖然青年子女是中老年人最重要的人際傳播渠道之一，卻鮮有研究探討子女對中老年人疾病防控等方面健康認知和行為的影響。為填補這一空白，本文擬從家庭溝通視角出發，研究代際傳播對中老年人疾病防治的影響。過往研究指出，家庭溝通范式會影響代際溝通效率和效果［9］。家庭溝通范式分為對話型和妥協型。對話型家庭成員之間的地位較為平等，父母也較能接受子女的建議；而妥協型家庭的父母會比較注重自己的權威，會降低子女和父母溝通的意愿和效果?；诩彝贤ǚ妒嚼碚?，本文將進一步探究中老年人和青年子女關于新冠肺炎議題的溝通對中老年人疾病防控的影響。

代際溝通對中老年人健康認知的影響，為家庭溝通范式對中老年人行為的影響提供了實證依據，為老年人、中老年人健康傳播提供了新的理論視角，同時拓展了家庭溝通范式理論的研究情境。更重要的是，本研究將為加強中老年人的健康教育和提升中老年人健康素養提供新的路徑，為如何通過代際溝通調節中老年人在面對疾病時的情緒和促進中老年人身心健康提供實證依據，這對本次新冠肺炎及以后類似傳染病的中老年人防控有著重要的現實意義。

一、中老年人傳染病防治

本次新冠病毒肺炎疫情來勢兇猛，其中，中老年人是重點防治人群。我國中老年人的健康素養水平低于人群的總體水平，2017 年60—69 歲人群具備健康素養的比例只有7.74%（2017 年中國居民總體健康素養水平為14.18%）。更為重要的是，老年人在六類健康問題中，傳染病防治的素養水平最低，僅為10.06%，而新冠病毒肺炎屬于傳染病的一種，正是老年人健康知識的盲區之一［10］。由于新冠病毒目前沒有特效藥，除了接種疫苗，主要的防疫手段是日常行為的改變，包括戴口罩、少聚餐、用公筷和勤洗手等。因此，提升中老年人的健康素養是加強新冠病毒肺炎疫情防控的重要途徑，而這對中老年人的身心帶來非常大的挑戰。研究新冠肺炎疫情中的公眾情緒，可以發現，年齡與抑郁及焦慮情緒呈正相關［3］。王夢雨等調查發現，24.5%的中老年人出現了心理應激（n=1 501），其中18.5%呈中重度抑郁狀態［11］。

廣泛用于健康行為研究的計劃行為理論（Theory of Planned Behavior）認為，態度、主觀規范和知覺行為控制是行為意愿的正向影響因子。態度指的是對特定對象的較穩定的預設立場；知覺行為控制則指主體對執行特定行為感知的難易程度；而主觀規范指的是外在社會因素對主體的影響，包括社會支持和社會壓力等［12］。主觀規范中，社會支持指的是個體從身邊的社會群體如家人和朋友等那里獲得的情感性、工具性、信息性、評價性等方面的支持［13-14］。其中情感支持和信息支持是最常見且重要的社會支持種類［15］。中國家族式大家庭結構和長期實施的計劃生育政策，使得家庭成為社會支持十分重要的一環［16］。過往的研究也發現，中老年人與青年子女的溝通對前者的身心健康有正向影響［17］。

青年子女不僅給中老年群體提供了情感支持，也是其重要的健康信息來源。智能手機的普及和數字媒體的興起，給予了人們也包括中老年人在互聯網中搜尋信息的渠道，而健康是中老年人在互聯網中最為關注的話題［18］。然而，由于硬件限制、身體原因（如視力等）、知識背景等因素，中老年人利用數字媒體進行健康信息檢索以提升自身健康素養的能力低于其他人群［19］。本次新冠病毒肺炎疫情的情況和預防信息很多都是在互聯網中先行傳播，而很多城市的通行需要用到的健康碼等也都需要使用數字媒體，這對中老年人群是一個很大的挑戰。因此，亟須從家庭溝通理論視角切入，研究作為中老年人最重要的社會支持和信息來源之一的青年子女群體，如何通過代際傳播影響中老年人在新冠肺炎疫情防控中的情緒和預防行為。

二、家庭溝通范式和新冠肺炎防治

家庭溝通范式理論是家庭溝通領域一個重要的理論模型。家庭溝通范式指的是家庭中父母與子女的溝通互動體系，這個溝通體系不僅會影響家庭成員對家庭關系和氛圍的感知，還會進一步影響他們對社會環境的感知［20］。過往研究總結出兩種家庭溝通取向：對話取向和妥協取向。對話取向指的是父母和子女分享彼此的觀點、感受和信仰的程度；妥協取向指的是家庭成員對觀點、信仰和態度等一致性要求的程度。高對話取向的家庭中成員的地位是相對平等的，也會鼓勵其成員分享自身的想法和感受；而高妥協取向的家庭則更強調家庭成員要擁有相同的世界觀和價值觀，往往會形成“長幼有序”的等級型家庭架構［21-22］。值得注意的是，這兩種取向是共存于家庭溝通中的，只是有程度的差異，兩者共同構成了家庭的溝通范式。Keating 做的關于32 篇家庭溝通模式理論研究論文的元分析發現，對話取向和妥協取向是顯著負相關的，在一定程度上表明，這兩種取向在家庭溝通中是此消彼長的關系［23］。

家庭溝通范式不僅會影響父母和子女溝通互動的過程和結果，還會對家庭成員各方面的心理、觀點和行為產生顯著影響。高對話取向會增加親子溝通的滿意度，而高妥協取向會增加親子溝通的難度，進而導致親子關系緊張［24-25］。家庭溝通范式還會對成員的自信心、抗壓力和溝通能力產生顯著影響。家庭溝通范式會影響成員對各類媒體信息的接觸和理解（包括廣告、新聞、暴力視頻內容等），并影響家庭矛盾以及情緒、壓力等問題的解決方式。家庭溝通范式對家庭里的健康傳播也有重要的影響，Hays 等研究發現，當子女被診斷有健康問題時，對話取向對他們向父母坦陳這個問題有正向影響，而妥協取向對坦誠行為有負向影響［22］；家庭溝通范式對子女的疫苗注射意愿、對有關健康問題的態度以及健康行為（酗酒、健康飲食等）也有顯著的影響［26-27］。

值得注意的是，過往研究更多關注家庭溝通范式對子女的影響，鮮有文章研究其對父母觀念和行為的影響。在數字時代，作為弱勢群體的中老年人，家庭溝通和支持對其使用數字媒體有重要的影響，然而過往研究發現，中老年人使用數字媒體受到身邊同伴的支持往往大于家庭支持［28］。朱姝蓓等研究發現，中老年人在使用新媒體查詢健康信息時，獲得的社會支持較少。部分個案中，青年子女會覺得中老年人容易上當受騙，所以對中老年人通過數字媒體獲取健康信息持保留甚至是反對的態度，這也在一定程度上加重了中老年人對數字媒體信息的防備和抵觸心理［29］。周裕瓊對中老年人微信使用的研究則發現，主觀的心理排斥比客觀的身體退化更阻礙中老年人使用微信等數字媒體［30］。中老年人在新媒體中自我效能低，但在需要使用新媒體的場景，比如微信支付或打車時，往往依賴他們的子女，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中老年人往往認為數字媒體是“子女使用的媒體”，特別是在甄別數字媒體上的健康信息時，往往會依賴子女的意見［8］。由此可以推斷，子女的支持會提升中老年人使用數字媒體的積極性和可能性。

本次新冠肺炎信息首先是在數字媒體上開始傳播的，由于中老年人使用網絡的比例遠低于其子女一代，中老年人和其子女一代在新冠肺炎信息的接收上有一定的時間差。隨著疫情的發展，全國人民在春節期間基本處于居家隔離的狀態，一方面充分呈現出兩代人在健康信息獲取、健康觀念和行為的差異，另一方面也給予了兩代人充分的溝通時間，提供了研究代際溝通對中老年人健康觀念和行為的影響的契機?；谶^往研究，本研究提出以下假設：

假設1：對話取向與中老年人的預防行為正相關，與負面情緒負相關。

假設2：妥協取向與中老年人的預防行為負相關，與負面情緒正相關。

家庭溝通范式還會對家庭成員健康溝通的話題產生影響，妥協取向越高，具體健康溝通話題越少，進而影響家庭成員的健康行為（如健康飲食等）［31］。代際溝通的話題內容對家庭成員的行為產生影響的研究在家庭成員的安全性行為以及艾滋病防控上尤為集中。如Mackay 等研究發現，家庭溝通話題如果更多探討的是艾滋病知識以及不安全性行為的危險，會顯著增加子女對艾滋病的防控意識和行為［32］；Widman 等在對關于成年人家庭性話題溝通和性行為關系的研究進行元分析后，發現家庭溝通話題內容是成年人性行為的調節因素［33］。然而有關家庭溝通范式對健康話題溝通的影響，以及溝通話題對家庭成員其他類型的疾病防控行為的影響的研究還相對有限，因而本文提出以下研究問題：

家庭溝通范式（對話型/妥協型）如何影響家庭關于新冠肺炎的溝通話題？關于新冠肺炎的家庭溝通話題如何影響中老年人的新冠肺炎防控行為？

三、研究設計

（一）數據來源

本研究以問卷調查數據為基礎，探討家庭溝通模式與中老年人預防行為之間的關系。問卷通過問卷網（https：//www.wenjuan.com/）發放，所有受訪者通過手機掃碼登錄作答。問卷內容包含家庭溝通范式、疫情期間代際溝通話題、消極情緒、預防行為的改變，及相關人口統計學等信息。樣本通過學校招募的方式收集。研究人員在廣東外貿外語大學和廣東工業大學招募大學生以邀請他們的父母參與研究。問卷調查持續兩周（2020 年2 月10 日至24 日），共收回有效問卷193 份。樣本平均年齡約為49.18 歲（SD=4.106），男性約占44.0%，女性約占55.0%；其中約30.6%的被試具有大專及以上學歷，36.3%的被試具有高中、技?；蚵毟邔W歷，25.4%的被試具有初中及以下學歷；約7.8%的被試月收入在20 000 元及以上，10.4%的被試月收入在10 000—19 999 元，34.7%的被試月收入在5 000—9 999元，47.2%的被試月收入在4 999 元及以下。

（二）變量測量

本研究將中老年人感知的家庭溝通范式和代際溝通話題作為自變量，消極情緒和預防行為為因變量，測量方式如下：

家庭溝通范式量表參考了Ritchie 和Fitzpatrick 提出的修訂后的家庭溝通范式量表（PFCP）［34］，從對話取向和妥協取向兩個維度測量了老年人的家庭溝通方式。兩個維度各通過5 個題項，并采用 5 級李克特量表（1=非常不符合，5=非常符合；M妥協取向=3.653±0.689，M服從取向=3.154±0.699）進行測量。后續量表如無特殊備注，均用此量表測量。具體題項參見表1。

消極情緒量表主要參考了Watson 等編制的情緒量表（PANAS）［35］。以4 個題項進行測量，受訪者需回答疫情發生后出現相應情緒狀態的頻率（1=幾乎沒有，5=極多的；M消極取向=2.367±0.824）。

預防行為量表測量了受訪者在疫情暴發后的行為變化，分為兩個維度：社交隔離（3 個題項；M=4.646±0.468）和清潔控制（2 個題項；M=4.192±0.680）。分值越高，則受訪者做出相應行為的改變越多。

表1 測量模型潛變量因子負荷及信度

代際溝通話題測量了受訪者與其子女在疫情期間討論相關話題的頻率。量表共有12 個題項，分別詢問了疫情期間家庭成員如何討論疫情動態（3 個題項；M=3.910±0.680）、病毒相關知識（5 個題項；M=3.959±0.646）和就疫情相關事宜發生分歧（2 個題項；M=2.155±1.098）。

受訪者的年齡和對疫情的關注度是重要的控制變量。關注度通過詢問受訪者對此次新冠肺炎疫情的關注程度來測量，分值越高表示關注度越高。

（三）分析方法

本研究采用通徑分析建立中介模型驗證研究假設。模型以三類代際溝通話題，即疫情動態、病毒相關知識和分歧話題為中介變量，測量對話取向和妥協取向對老年人消極情緒、社交隔離和清潔控制的影響（如圖1）。數據用中介模型測量。Kenny 指出，通徑分析模型的擬合度指標應至少 滿 足 ：χ2/df<5，p>0.05；CFI>0.90，RMSEA<0.080，PCLOSE>0.050［36］。 為 提 高 模 型 準 確 性 ，用Booststrap 法（n=2 000）檢驗中介效應。相關分析用SPSS 26 和AMOS 26 統計軟件進行分析，中介效用通過用戶自定義中介效用插件［37］測量。

圖1 中介模型

四、數據分析與討論

（一）變量信度檢驗

因子分析分為探索性因子分析和驗證性因子分析兩步。探索性因子分析采用主成分分析法并用正交旋轉法測量各題項的區分度，結果顯示相關題項（共33 個）區分度良好，可分為9 個因子，在樣本中解釋總方差的72.064%。用驗證性因子分析法來檢驗各量表的因子負荷及信度，因研究所用量表為組合變量，即一個量表含多個指標，變量信度由組合信度即CR 值來測量。結果顯示各變量具有可接受的因子負荷和信度（參見表1），量表可用于后續數據分析。

（二）代際溝通對老年人防控知識、情緒和防疫行為的影響

代際溝通影響家庭溝通范式和中老年人的消極情緒及預防行為之間關系的中介模型結果如表2及圖 2 所示，模型擬合度整體優異（χ2/df=24.240，p=0.019；CFI=0.966；RMSEA=0.073；PCLOSE=0.166）。模型將中老年人的年齡和對疫情的關注度作為控制變量；性別、受教育程度對情緒和防疫行為無影響，故從模型中去除。整體來說，中老年人的預防行為改變隨年齡增大而顯著降低，且有更多負面情緒。對疫情關注度高的中老年人有更明顯的清潔控制和社交隔離。

中老年人與青年子女的溝通模式與疫情期間家庭溝通話題顯著相關。傾向使用對話取向的中老年人，疫情期間與子女討論疫情動態類話題的頻率（β=0.433，p<0.001）和病毒知識類話題的頻率（β=0.451，p<0.001）明顯較高，但與分歧的發生無顯著關系（p=0.264）。另外，對話取向與中老年人的消極情緒呈顯著負相關（β=－0.218，p=0.005），但與預防行為無關。

表2 中介模型路徑系數（n=193）

而更傾向于采取妥協取向的中老年人，疫情期間與子女討論病毒知識類話題的頻率（β=0.148，p=0.016）及與子女就疫情相關問題發生分歧的頻率（β=0.288，p<0.001）明顯較高，但該取向并不影響家庭成員討論疫情動態的頻率（p=0.282）。妥協取向與中老年人的情緒及預防行為無相關性。因此，假設1 成立，假設2 部分成立。

為進一步探究兩個研究問題，三類代際溝通話題，即疫情動態、病毒知識和分歧話題被設為中介變量進行數據模型構建。其中疫情動態相關話題與中老年人的情緒及預防行為改變均無關。病毒知識類話題的增加與中老年人的消極情緒無關（p=0.257），但與清潔控制行為的改善呈顯著正相關（β=0.262，p=0.004），與社交隔離的改善呈邊緣正相關（β=0.171，p=0.063）。分歧話題與中老年人的消極情緒呈顯著正相關（β=0.206，p=0.004），與社交隔離的改善呈顯著負相關（β=－0.142，p=0.046），但與清潔控制無關（p=0.302）。

圖2 中介模型路徑系數① ?表示 p<0.10，*表示 p<0.05，**表示 p<0，***表示 p<0.001；虛線表示路徑結果不顯著。

中介效應模型中的顯著中介效應結果如表3 所示，其關系可總結如下：無論中老年人傾向使用何種溝通方式，代際溝通中病毒知識相關類話題的增加對中老年人預防行為的改善均起到積極作用。但妥協取向為主的溝通模式增加了代際分歧的頻率，進而引發負面結果，如中老年人消極情緒的增多和預防行為的減少。對話取向為主的溝通模式可直接減少中老年人的消極情緒。

表3 中介模型結果（N=193）

五、總結與展望

以2020 年初新冠肺炎疫情為研究背景，本研究探討了代際溝通對中老年人健康信息獲取及健康行為的影響。由于疫情暴發是在農歷新年前后，眾多老年人和子女在家中度過了長時間的隔離期。隔離期的代際交流，特別是年輕人對中老年人的數字反哺，成為中老年人了解疫情、增加病毒相關的科學知識、改變預防行為的重要信息渠道。本研究結果顯示，家庭溝通范式直接影響中老年人的情緒以及預防行為，中老年人有關病毒的科普知識是家庭溝通取向與中老年人預防行為之間的重要中介變量；而家庭成員在防疫問題上的分歧則是家庭溝通妥協取向與中老年人情緒和防疫行為之間的中介變量。這一發現對于改善中老年人的健康傳播、家庭代際交流方式及效果等都有一定的理論和應用價值。

首先，本研究揭示了在重大傳染病發生情境下代際互動是如何影響中老年人的預防行為的。具體地說，對話取向的家庭溝通范式有助于中老年人了解疫情動態，增加中老年人的預防疾病知識，減少中老年人在疫情期間的消極情緒；其中病毒知識的增加增強了老年人的防疫行為，包括減少外出以確保社交隔離和加強居家清潔。而妥協取向的家庭溝通范式雖然也可以增加中老年人防病知識，但容易增加家庭防疫溝通中的分歧，進而增加中老年人面對疫情暴發的消極情緒，削弱他們保持社交隔離（即減少外出）的意愿。

更重要的是，本研究拓寬了代際溝通在健康傳播中的研究視域，為健康傳播中的反哺效應提供了重要的實證依據。過往的研究多關注家庭溝通模式對子女社會化和健康行為的影響，而近年來反向社會化開始被學界多次提及，即家庭溝通對中老年人的信息支持和行為影響。在中老年人的數字化媒體使用中，這一過程被稱作數字反哺現象。本研究表明，這種反向作用同時也在健康傳播等議題上適用：面對重大突發傳染病事件，年輕人對他們的父母進行防疫知識科普，能夠有效促成中老年人的防疫行為改變。而這種反向作用的效果取決于家庭的溝通模式。對話取向的家庭溝通范式能更好地進行知識科普；而妥協取向的家庭溝通范式雖然也能夠在一定程度上增加知識科普，但同時也會加深代際話題分歧，增加中老年人的消極抵抗情緒，不利于其健康行為的改變。同時，子女對中老年人的影響，從長期來看是子女和中老年人的交互作用的一個環節。對話取向增加了知識科普和健康行為，同時也增強了中老年人的健康素養和代際的情感紐帶，讓中老年人和子女有更多共同話題，能夠互相理解，進而進一步增強家庭溝通中的對話取向。而妥協取向增加了家庭溝通中的分歧，給中老年人帶來更多消極情緒，不愉快的家庭溝通導致中老年人進一步采取回避或者妥協的態度，從而加深妥協取向。妥協取向也使中老年人在知識科普方面處于被動地位，對健康信息一知半解，長此以往不利于其健康素養的提高。

從應用角度來講，本研究表明，在疫情常態化防控的背景下，家庭溝通可以幫助減輕社會預防負擔。若疫情再度來臨，應鼓勵年輕人對父母進行信息支持和知識科普，與時俱進地實施正確的抗疫行為，排查他們的心理問題，增強中老年人應對恐懼和焦慮的能力。同時為年輕人，尤其是與父母異地的年輕人，提供足夠的信息支持和溝通指導，使他們可以及時、有效地和父母進行溝通，并將父母與當地的街道辦、防疫機構以及醫療機構進行對接。

其次，在老年化社會背景下，有效的家庭代際溝通對疫情預防有非常重要的作用。中老年人是傳染病和慢性病的高危群體，而且由于中老年人在接觸媒介信息和使用新型信息科技方面有一定的壁壘，在健康傳播和健康教育中，他們常常被遺忘或忽略。另外，中老年人的健康素養有限，聽覺、視覺、記憶力都有退行性變化，使得他們難以理解基于科學術語和研究報告的健康傳播信息，很多時候甚至產生抵觸和消極情緒。而外界普遍對中老年人群體有輕信謠言、頑固、不講道理等刻板印象，不愿意去接近和深入了解這一群體，使得對中老年人健康傳播陷入“雙向盲區”。子女是最了解他們父母的人，父母也往往信賴和愿意依靠自己的成年子女，因此通過代際溝通來對中老年人傳達健康信息并施加健康影響是一個可以嘗試的途徑。本研究表明，增強家庭溝通可以幫助中老年人了解更多的疫情動態，促進對他們的知識科普，推動他們的行為改變。健康傳播項目要對子女和父母做出更多的健康傳播指引，促進對話取向的良性溝通，比如為成年子女提供和父母討論健康行為的“小錦囊”，為雙方提供促進對話取向的溝通策略等。

本研究還存在一定的不足之處。首先，從理論上看，家庭代際溝通下的健康傳播其實是一個交互式的溝通過程，但本研究采用橫截式問卷法，只能夠看到家庭溝通范式、病毒相關知識及討論，還有與中老年人預防行為之間的相關聯系而非因果關系。家庭溝通范式是一個相對固定的人際特征，而中老年人的信息溝通及中老年人的防疫行為則是短期行為，未來研究應采用實驗法來了解這一過程中的因果關系。其次，我們的樣本來自大學生群體，而大學生具有較高的健康素養，所以他們對父母的健康信息反哺也比較有效。今后的研究應該采用更大、更有代表性的樣本數據來研究本議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