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語言轉換的途中

摘要：中文版《德意志意識形態》的翻譯與表述，在整體上正確地說明了馬克思的意識形態思想，不過在語言轉換的途中，難免有一些概念會因為翻譯的緣故而導致研究者在解讀上的誤差。首先，因語系的不同，“意譯”是無法避免的事，但這已阻礙研究者對“意識形態”的精確認識。其次，部分翻譯詞匯的選用，強化或添加了意識形態一詞在閱讀上的“負面意涵”。最后，經由語言的轉換，“意識形態”一詞被“主語化”，進而獲得了“能動性”，以致讓學界常做出“意識形態主動顛倒現實”的判斷。

關鍵詞：翻譯;意譯;意識形態;虛假意識;馬克思

基金項目：工業和信息部黨的政治建設研究中心2019年度基礎課題（19GZY403）;華僑大學高層次人才科研啟動項目

中圖分類號：B036? ? 文獻標識碼：A? ? 文章編號：1003-854X（2021）01-0080-06

一、“意譯”阻礙對“意識形態”的精確認識

“Ideologie”（意識形態）及其相關詞匯①，在《德意志意識形態》的德語原文里共計出現104次，經過翻譯，英文版的ideology相關詞匯共計104次②，但是，中文版譯作“意識形態（家、的）”的僅有41次③?！耙庾g”是造成中文版與英、德版本有所落差的主要原因④。意譯對于理解馬克思“整體思想”而言無疑是重要的，但是，對于“意識形態”概念這一領域的研究者來說，意譯在很大程度上，其實是譯者對“意識形態”一詞的自我理解，這已阻隔了我們精確了解馬克思意識形態觀的可能性。

我們通過《馬克思恩格斯文集》2009年版做過的一次修正，便可以發現這種落差的影響程度?！恶R克思恩格斯文集》譯道：“法國人和英國人盡管對這一事實同所謂的歷史之間的聯系了解得非常片面——特別是因為他們受政治意識形態（politischen Ideologie）的束縛——，但畢竟作了一些為歷史編纂學提供唯物主義基礎的初步嘗試，首次寫出了市民社會史、商業史和工業史?！雹?這里的“政治意識形態”在《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一版3卷）中被譯為“政治思想”⑥。以“政治思想”一詞來進行翻譯，其指涉義是不精確的，它甚至可以指稱當時所有的英法思想，如笛卡爾、休謨、霍布斯等人的思想。而原文的“Ideologie”一詞卻表明，馬克思實際上是有一個非常明確的指涉對象的，他并非是指所有思想，而是特指具有“意識形態”性質的思想。究竟有哪些“思想”雖然是從歷史的全面視野出發，可以算是對唯物主義的初步嘗試，但依舊被馬克思認定為對歷史的片面了解？這些穿著唯物主義外衣，而實際上還是停留在唯心思維的思想，便是馬克思在這里所指稱的束縛德法的“政治意識形態”?！恶R克思恩格斯文集》修正以后的翻譯，讓“意識形態”一詞能更精確地對應到當時法國的舊唯物主義、空想社會主義，以及英國的經驗主義和政治經濟學，從而更準確地表達了馬克思的用意。因此很明顯，若翻譯為“政治思想”，除了會造成解讀上的落差外，也會讓意識形態概念的研究者，少了更多洞察馬克思意識形態概念的文獻資源。

再以部分段落的“ideologisch（en）”一詞被翻譯為“思辨（的）”或“觀念的（地）”為例，來說明“意譯”如何影響我們精確理解馬克思的意識形態思想。首先，在下面這三個句子里，馬克思德語原文的用詞“ideologisch（en）”，皆被翻譯為“思辨（的）”，包括“我們先再舉一個例子來說明他的思辨的歪曲（ideologischen Verdrehung⑦）”⑧、“因而這種理論徹頭徹尾是思辨的（ist also durch & durch ideologisch⑨）”⑩，以及“把德國哲學家的思辨詞句（die ideologischen Phrasen{11}）作為最高真理提出來”{12}。這些把ideologisch（en）意譯為“思辨（的）”所造成的困擾在于，“思辨（的）”一詞在《德意志意識形態》里，其實更多是針對“Spekulation”“Spekulanten”“spekulativen”等德語的翻譯。譯者當時在這里以“思辨（的）”來進行翻譯，推測應該是將Spekulation的“空想”意涵等同于“ideologisch”（意識形態的）也具有的“空想性質”。但是，這樣的做法除了已經為“意識形態”預設特定的定義并強行為讀者設定理解的方向外，也容易產生疊床架屋的困擾，添加了過多文本之外的闡釋。將“ideologisch”意譯為“思辨（的）”所產生的理解上的困惑，在閱讀“思辨哲學家（Spekulanten{13}）和思想家們（Ideologen{14}）的這種統治”{15} 這一句時，便得到了體現?！恶R克思恩格斯全集》（一版3卷）將這里的“Ideologen”一詞翻譯為“思想家”，所以前后兩“家”（思辨哲學家及思想家）的差異性暫時被掩蓋了。就算這里的“思辨哲學家”指的就是意識形態家，也會因“思想家”一詞本身的中性性質，而讓兩者有所區分。但是，這里的“思想家”的原文是“Ideologen”，倘若未來《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的二版在翻譯上做了調整，那么再閱讀這段時，便會出現“思辨哲學家”與“意識形態家”在本質上是否有所差異的理解問題。而這一切問題的源頭在于：《德意志意識形態》的“ideologisch（en）”一詞在上述三句話中被意譯為“思辨（的）”，其被額外添加了不必要的同義反復的闡釋空間，從而導致了認知與理解上的困擾。誠然，這理解馬克思“整體”思想而言尚無關緊要，但在單獨理解他的“意識形態思想”時，便不可不正視這樣的意譯問題。其它會產生矛盾的例句如：“把現實的那種脫離經驗基礎的、思想的（den ideologischen{16}）、思辨的（spekulativen{17}）表現當作現實本身”{18}，以及馬克思在《德意志意識形態》里交互談論“德國哲學家”“思辨哲學家”“思想家”“思辨哲學”“思辨的觀念”的相關段落{19}。在這些段落里，“思辨（的）”與“意識形態（的）”兩者在概念上的獨立性會因意譯而變得不再精確。簡言之，我們理解馬克思意識形態概念時，必須意識到一個基本前提：“意識形態（的）”可以包含“思辨（的）”的特質，但是“思辨（的）”卻無法概括馬克思對“意識形態（的）”的所有表述。將“ideologisch（en）”意譯為“思辨（的）”，確實阻礙了我們對意識形態一詞的精確理解。

其次，另有部分段落把“ideologisch（en）”意譯為“觀念的（地）”，這也會影響我們對馬克思意識形態概念的認識。例如下面兩處的翻譯：“這個特征既可以用在純個人的意義上又可用在觀念的意義（ideologischen Sinn{20}）上”{21}，以及“結果是政治史和市民史就純觀念地（ideologisch{22}）變成了一個挨一個的法律的統治史”{23}。事實上，在《德意志意識形態》之前，馬克思僅在《神圣家族》、《答一家“中庸”報紙的攻擊》中用過“意識形態家”，以及在《關于林木盜竊法的辯論》和更早的《博士論文》里寫過“意識形態”一詞，但這些短暫的筆墨，并不足以勾勒出他獨立的意識形態觀，因而在這些早期文本里，我們只能從他對“意識”（Bewu？覻tsein）與“觀念”（Idee）的闡釋來尋求他對“意識形態”的看法。不可否認，“觀念”（Idee）確實是理解馬克思意識形態思想如何形成的核心概念，但是，必須厘清的是，它始終都不能被等同為“意識形態”。我們從馬克思在《德意志意識形態》里的兩處表述中，也可以分辨出二者的差異與不兼容性。馬克思說：鄉下佬雅各“把這種對意識形態的觀念化看作是正確的國家觀”{24}，又說圣麥克斯要“同思想家們（Ideologen）的思想和觀念作斗爭”{25}。前者指出意識形態的內部還存在一種“觀念化”（Idealisirung{26}）的機制，后者指出意識形態家另具有“思想和觀念”，可見“觀念”在馬克思那里顯然具有自己的意義，它是與意識形態有所區隔的，不能混為一談。此外，馬克思在《德意志意識形態》中，也大量使用了“觀念”（Idee）一詞，因此更突顯出把“ideologisch（en）”譯為“觀念的（地）”的不恰當性。這一譯法不僅混淆了兩個術語及兩者間的從屬關系，也阻礙了研究者對“意識形態”概念的真正認識。

英語與德語同屬于印歐語系的西日耳曼語支，都是字母文字，因此在Ideologie相關詞匯的翻譯上幾乎可以照著翻，但漢語則不同，因此意譯是有必要的。這樣的翻譯對于理解馬克思的“整體”思想而言并沒有問題。然而，對于“意識形態”概念領域的研究者來說，意譯在很大程度上，已阻隔了我們精確了解馬克思意識形態思想的可能性。Ideologie的相關詞匯確實可以譯作“思想（的）”，但是，考慮到“意識形態”在馬克思心中具備特殊意義，再加上馬克思單純表述“思想”另有他詞等因素，所以單就理解馬克思的意識形態概念而言，以“思想”來做翻譯容易產生解讀上的誤差，其它例子還包適譯作“思辨（的）”“觀念的（地）”等等，這都會影響我們對馬克思意識形態概念的精確理解。

二、被強化的“負面意涵”

中文版《德意志意識形態》對馬克思的意識形態概念的翻譯與表述上，就整體大方向而言，無疑是正確的。但是，多少還是因為語言翻譯的緣故，導致了部分段落中的“意識形態”一詞，被添加了超出文本所傳達的“負面意涵”。

例如，馬克思寫道：“他們是這一階級的積極的、有概括能力的意識形態家（Ideologen），他們把編造這一階級關于自身的幻想當做主要的謀生之道”{27}。這里的翻譯使用“編造”一詞，表明意識形態家所從事的是“編造”幻想的工作，是有意為之，且是不實的、幻想的。然而，考察德語原文“die aktiven conceptiven Ideologen derselben， welche die Ausbildung der Illusion dieser Klasse über sich selbst zu ihrem Hauptnahrungszweige machen”{28}，馬克思使用的是“machen”一詞，根據朗氏詞典，可翻譯為“制作”“制造”“從事”，英文版將該詞譯為“make”{29}，相對而言都是較為中性的表述，意指的是一個中性的“動作”。其實，這里的“幻想”一詞是對應于“Illusion”一詞的翻譯，德語的語境已表明，這些“意識形態家”的問題在于“生產幻想”，這已說明了意識形態家的負面本質;然而，透過將“machen”翻譯為較具有負面意涵的“編造”一詞，卻使得原本已帶有負面指涉義的“意識形態家”，其負面性質被進一步強化了。雖然這并不影響我們對該段落的理解，但這會間接影響我們在其他地方閱讀“意識形態”一詞時的認知，使我們在分析時，會無意間先預設、假定意識形態本質是負面的，從而造成理解馬克思意識形態思想的盲區。

從一方面來看，“編造”一詞的翻譯會讓我們誤以為，“意識形態”（或這里的“幻想”）都是意識形態家“刻意”地編造出來的。當前有很多研究確實都是從這個角度來分析，旨在論證出“虛假”意識也是刻意制造出來的，總的來說，這是依據字面意思來解讀馬克思的意識形態觀。相對地，學者唐正東則從思想發展的邏輯來闡釋這段引文，反而較符合馬克思論述核心。他認為，這“不能被看成是意識形態家的故意欺騙與隱瞞，而恰恰是對當時看來的真實情況的一種觀念表述”{30}。亦即，意識形態家沒有故意欺瞞，他們所制造出來的“幻想”確確實實源于他們最初的核心價值，這也是他們以階級內部思想家的幫傭角色來出現的原因。

從另一方面來說，如果“幻想”是可以“編造”出來的話，這表示意識形態家可以選擇不這么做。然而筆者認為，在《德意志意識形態》中，馬克思對“意識形態家”的認知是：所抱持的觀念脫離現實生活關系的一群人，他們對世界的“幻想”是作為這種觀念論學者的一種必然的產物，他們與這些幻想實際上是“同一的”。所以，對馬克思而言，幻想或是虛假意識都遠非是可以編造出來的，因為意識形態家本身就活在這些幻想之中，他們賴以為生的幻想并非是有意為之的結果，反而切切實實正是他們的信仰，這才是德國理論家的思想被馬克思稱為意識形態，他們被點名為意識形態家的原因。否則，馬克思的批判也會陷入唯心論的風險，因為只要說服德國理論家不要“編造”，那問題就解決了，就如同后者對世界的一貫看法——從腦中的“觀念”出發，世界便應聲而變。相反地，馬克思的批判之所以得以成立，正是因為這不是“有意為之”與否的問題，而是人的認知是物質生活的必然反映的問題，德意志意識形態是德國理論家的必然信仰，與編造與否無關。

與上面相似的句子，還有“因而就很容易用‘絕對的或者別的意識形態的方法來虛構幻想的聯系”{31} 這一句。在這里，“虛構幻想的聯系”所對應的德語原文是“phantastischen Zusammenhang konstruiren”{32}，英文版則翻譯為“construct some fantastic relationship”{33}。就翻譯來說，“konstruiren”一詞系指“構建”“建造”，因此更妥帖的翻譯應為：構建奇幻的關系。對馬克思而言，這一個“構建”的過程是經由“意識形態的方法”來達成的（“mit Hülfe der ……ideologischen Methode”{34}，英文版為“with the help of …… ideological method”{35}）。若照德語字面義來翻譯為“構建”的話，其實隱約已經帶有“刻意制造”的意涵，但是，現在中文版的翻譯——“虛構”，則完全不加掩飾地預先認定了“意識形態”的一切操作必然是負面的，是“虛構”出來的。馬克思的句子存在對意識形態的負面表述，這是清楚的，但現有的翻譯是否因為部分詞匯的選用，而在無意間添加與強化了意識形態的負面意涵？又或許是因為意識形態的負面意涵已經被預先確立，使得在翻譯意識形態的前后句子時，詞匯的“負面義”都必然成為首選？以下兩段引文里對“欺騙”的翻譯則呼應了這種可能性。

誠如《馬克思恩格斯文集》譯道：“意識形態家的欺騙與分工”{36} 以及《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一版3卷）所翻譯的“為什么這種意識形態的欺騙在我們的圣者那里正是獲得了這種形式……”{37}，這兩處的引文同時也是研究者常用來佐證馬克思抱持否定意涵的意識形態觀的重要依據，亦即“意識形態（家）”具有“欺騙”的性質。這里的“欺騙”翻譯自德語原文的“T？覿uschung”。T？覿uschung確實是可翻譯為“欺騙”，但它具有的意思還包適“錯覺”“蒙蔽”“謬見”等等，該詞更多是意指“真實被遮蔽因而產生的幻覺”，在翻譯時，“錯覺”應為首選。以英文版的翻譯為例，“T？覿uschung”一詞對應的翻譯是“delusion”，此即明確表述到“妄想”“迷惑”的意思。此外，在MEGA2的《Deutsche Ideologie Manuskripte》里，共計出現4次“T？覿uschung”，英文版一律譯作“delusion”，中文版則各兩次翻譯為“謬誤”與“欺騙”。值得注意的是，在兩次譯作“欺騙”的句子里，都包含著“意識形態”的相關用詞{38}。是否因為相同句子中有“意識形態”的相關詞匯，因此使得“T？覿uschung”所對應的最具負面意涵的“欺騙”一詞，成為翻譯時的詞義首選？綜上所述，因為翻譯的緣故，意識形態的“負面意涵”在很大程度上，還是因為負面義詞匯的選用而被強化了。這除了會影響到意識形態領域的研究者對馬克思意識形態思想發展的精確解讀，也會因為在翻譯上選用了這些強化負面意義的詞匯，從而無意間將“意識形態”“主語化”，并賦予其“能動性”，使得意識形態可以“主動”去顛倒現實。

三、被添加的“能動性”

中文版《德意志意識形態》對“意識形態”相關段落的翻譯還存在一個現象，亦即“意識形態”一詞被“主語化”，并被賦予了“能動性”?，F有的研究在闡釋馬克思的意識形態概念時，常利用前述的帶有負面描述類型的引文，然后直接論證：意識形態具有歪曲現實的特性。在這類型的研究中，“意識形態”仿佛具有“曲解”和“顛倒”現實事物的主動性力量。

例如，“資產者的假仁假義的虛偽的意識形態用歪曲的形式把自己的特殊利益冒充為普遍的利益”{39}。就字面義來看，這句經典引文很難不讓研究者認為，這是對意識形態負面義的表述。但是，經過語言的轉換，原德語句型不復存在，詞匯的詞性也變得不易甄別，這使得閱讀了一串中文后，我們很容易忽略誰才是馬克思寫作時的首要論述對象。根據文本脈絡，“資產者”才是馬克思在這段中闡釋與批判的對象，是他們使用了“歪曲”的形式，而不是“意識形態”本身;“意識形態”在這里是指“資產階級的意識形態”，它是馬克思用來進一步說明他所指的“歪曲的形式”（die verdrehte Form{40}）究竟是什么的一個補充，即“資產階級”的意識形態的虛偽特性?，F有的研究多是依據中文字面上所提供的語意來進行解讀，先是忽略“資產者”才是馬克思這里的批判對象，后是將“意識形態”一詞躍升為該段翻譯詞句的“主語”，此時配合著其他負面詞匯的使用（如這里的“歪曲”“冒充”），遂在無形中賦予了意識形態“能動性”，仿佛它是主動出擊的。

意識形態在主語化后被添加的“能動性”，其影響性可以從下面這句話作出說明，馬克思寫道：“為什么這種意識形態的欺騙在我們的圣者那里正是獲得了這種形式……”{41}?！耙庾R形態”在這里常被研究者闡釋為具有“主動”欺騙、顛倒現實的本質特性。上述引文的德語原文是：“Warum diese ideologische Tuschung bei unserm Heiligen gerade diese Form annimmt”{42}，中文版雖是公允地依照馬克思上面的文字來作翻譯，但還是造成了中文譯文在解讀上的不足。依據馬克思的論證思路來說，他在這句話里要表達的是：為什么（資產者的）這種（在）意識形態（上）的欺騙……。當然，馬克思確實也沒有表達完整，但是操弄“ideologische Tuschung”的人應是“資產者”，這一點是毋庸置疑的，也是整個脈絡所明示的。不過這也反映了翻譯上的難處，多與不及的輔助翻譯，都會產生解讀的困擾。例如在上一段的引文里，因為少了主語“資產者”，省略了“在”與“上”的翻譯，從而也使得“意識形態”被“主語化”，添加了它主動且負面的“能動性”本質。再者，其實在上述引文的德語原文中，馬克思使用的是“形容詞”詞性的“意識形態的”（ideologische）加上“名詞”詞性的“欺騙”（Tuschung），但這無法輕易地從層層疊疊的中文字面義上做判斷，從而導致這句引文里的“意識形態”容易被以“名詞”詞性，且“欺騙”被以“動詞”詞性來做理解。這些翻譯上的不可抗因素，使得致力于意識形態領域的研究者，容易忽略馬克思闡釋意識形態時真正的批判對象，而誤把“意識形態”當作馬克思一切論述的主語，從而做出對意識形態“本質”“特性”的諸多（錯誤）判斷。

意識形態的“能動性”也可以從《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一版3卷）里的另一個翻譯再次獲得證明：“Voilà〔這就是〕德意志意識形態所提出的‘無條件的、無前提的自由的公設……”{43}，其德語原文是“Voilà das deutsch-ideologische Postulat der‘unbedingten， voraussetzungslosen Freiheit……”{44}。這一個引文的癥結點在于對“提出”一詞的翻譯。檢視德語原文以及英文版，都無法發現與“提出”有關的對應詞匯。德語中，常會利用一些定冠詞（如這里的der）來表示屬格（Genitiv）的所屬關系，相當于英文中的of，因此在中文版里翻譯為“所提出的”，其實并不影響對這里整個句子，甚至是對馬克思整體思想的解讀。但是，如前所述，對于意識形態領域研究而言，這一處的翻譯已經影響了我們精確地理解馬克思意識形態思想的可能性。這里的“提出”一詞在閱讀中是以“動詞”的詞性出現的，這無意間將“意識形態”主語化了，即以“主語”詞性被解讀的意識形態，在這里扮演了施動者角色“提出”了一個事物。透過“提出”的表述，“意識形態”一詞被賦予一種積極的“能動性”，如句子實際的主語一般，可以主張、拒斥任何“公設”（Postulat）。簡言之，對意識形態領域的研究者而言，以中譯本“意識形態所提出……的公設”的翻譯，來對應于德語原文的“意識形態的公設”（deutsch-ideologische Postulat），確實還是會影響我們對馬克思意識形態思想的發展、演變、本質的不同理解與判斷。

意識形態被“主語化”并賦予“能動性”的例子還包適下面這一段引文：“因為幾乎整個意識形態不是曲解人類史，就是完全撇開人類史……”{45}，其德語原文為“da fast die ganze Ideologie sich entweder auf eine verdrehte Auffassung dieser Geschichte oder auf eine g？覿nzliche Abstraktion von ihr reduzirt……”{46}。究其原因，首先，“整個意識形態”這一譯文里的“整個”一詞常被研究者判定為：馬克思在這里指的是“所有的”“全部的”意識形態，談的就是意識形態本身、意識形態“一般”{47}。但依據前后文本脈絡及整個《德意志意識形態》的核心思路來看，這里的“整個”并非是指廣義的全部意識形態;相反地，馬克思指的是“具體”的意識形態，亦即青年黑格爾派的意識形態，或說放大范圍來看，指的是當時“其他一切民族的意識形態”{48}。馬克思強調，不管是德國的還是其他民族的，都是沒有區別的，因為他們共同的特點都是用唯心的觀念論來看待世界。學界對“整個”一詞的普遍誤判，讓研究者以“一般”的范疇來解讀這里出現的意識形態一詞，這是讓意識形態獲得主體性，被誤以為是馬克思闡釋的主語的主要原因。其次，當“意識形態”被以“一般”范疇來看待時，翻譯上的詞匯如“曲解”及“撇開”就成了意識形態“能動性”的具體展現。譯文中的“曲解”確實是對德語原文“verdrehte”一詞的精確翻譯，不過“撇開”一詞卻無法在德語原文中找到對應的詞匯。此外，原文里的“Abstraktion”也并沒有被翻譯出來。然而，真正關鍵的地方在于，譯文并未對介詞“auf”做完整的翻譯，而該詞配合動詞的語境，在本句中所表達的應是：“歸結為”“基于”“關于”“出于”的意思，若夫英文版譯為“amounts ... to”{49} 便較能反映德語原文的語義。所以，相對而言，較為理想的翻譯應該是：因為幾乎整個意識形態不是歸結為（基于）扭曲的歷史觀，就是歸結為對歷史觀的全盤抽離……{50}。這樣的翻譯比較能夠說明馬克思是在闡述當時的“整個意識形態”的現狀，而非現在被學界誤解的意涵，以為馬克思是在談論意識形態的“本質”（如“扭曲”歷史）。簡言之，意識形態在這里先是因“整個”一詞，而被以一般范疇來認識，被當做是馬克思整個論述的主語;又因為翻譯的緣故，意識形態被賦予了積極的“能動性”，似乎它可以主動曲解、拋開人類史。

四、小結

中文版的《德意志意識形態》的翻譯與表述，在整體上正確地說明了馬克思的意識形態思想，不過在語言轉換的途中，難免有一些概念會因為翻譯的緣故而導致研究者在解讀上的誤差。首先，意譯雖然有助于研究者理解與掌握馬克思的“整個”意識形態思想及演變，但是也確實在《德意志意識形態》的部分段落里影響了我們對“意識形態”的精確認識，例如將“Ideologie”的相關詞匯譯作“思想（的）”“思辨（的）”以及“觀念的（地）”等，從而形成意識形態領域的研究者解讀“意識形態”一詞時的盲區。其次，也因翻譯，部分段落的“意識形態”一詞，無意間被添加或強化了其原本所承載的“負面意涵”。這多是因為在伴隨“意識形態”一詞出現的段落里，德語詞匯常被翻譯為較負面的詞義，例如本文中指出的“編造”“虛構”及“欺騙”等例子，這無形間強化了意識形態的負面表述。最后，由于語言經過轉換，原德語句型不復存在，詞匯的詞性也變得不易甄別，這使得研究者容易忽略馬克思真正的論述對象，而誤以為“意識形態”是該段論述的主語，因而產生本文所言的意識形態“主語化”的現象，再配合著該段落其它負面意義的詞匯的使用，遂在無形中賦予了意識形態“能動性”，最終產生出一種意識形態具有曲解和顛倒現實事物的主動性力量的感覺。

注釋：

① 包括名詞的“Ideologe”及“Ideologen”（意識形態家），以及形容詞或副詞形式的“ideologisch”“ideologische”及“ideologischen”（意識形態的/地）等。

② 系以勞倫斯·威沙特（Lawrence & Wishart）于2010年出版的《馬克思恩格斯全集》（Marx & Engels Collected Works）第5卷所做的統計。

③ 系以《馬克思恩格斯文集》2009年版第1卷的《德意志意識形態（節選）》以及《馬克思恩格斯全集》1960年版第3卷（扣除前者重復的部分）所做的統計。除了個別標注出處外，本文以下所指的中文版《德意志意識形態》皆是這兩個版本所選用的部分。

④ 在《德意志意識形態》的翻譯中，部分名詞的“Ideologie”（意識形態）有時翻譯為“思想體系”“思想”，名詞的“Ideologe”及“Ideologen”（意識形態家）有時譯為“思想家”，形容詞或副詞形式的“ideologisch”“ideologische”及“ideologischen”（意識形態的/地）有時是翻譯為“思想的”“思想上的”“思想”“觀念的”“觀念地”“思想觀念的”“思辨的”“思辨”。

⑤{27}{31}{36}{45}{48} 《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31、551、589、552、519、510頁。

⑥⑧⑩{12}{15}{18}{21}{23}{24}{25}{37}{39}{41}{43}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32、493、554、609、135、317、337、379、402、187、195、195、195、540頁。

⑦⑨{11}{13}{14}{16}{17}{20}{22}{26}{28}{32}{34}{40}{42}{44}{46} Karl Marx Friedrich Engels Gesamtausgabe， Band I/5， Berlin： Dietz Verlag， 2017， S.478， S.530， S.572， S.184， S.184， S.338， S.338， S.352， S.384， S.403， S.61， S.516， S.516， S.233， S.233， S.519， S.824-825.

{19} 參閱《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53—554頁;《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93、135、186—187、631頁等處。

{29}{33}{35}{49} Marx & Engels Collected Works， Vol.5， London： Lawrence & Wishart， 2010， p.60， p.456， p.456， p.29.

{30} 唐正東：《馬克思意識形態理論的雙重維度：政治的及歷史觀的》，《哲學研究》2015年第8期。

{38} 德語出處參閱Karl Marx Friedrich Engels Gesamtausgabe， Band I/5， Berlin： Dietz Verlag， 2017， S.63， S.196， S.197， S.234;英文版參閱Marx & Engels Collected Works， Vol. 5， London： Lawrence & Wishart， 2010， p.61， p.146， p.146， p.180;中文版參閱《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52頁及《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152、153、195頁。

{47} 有關“整個”這一類型的詞匯如何影響我們解讀馬克思意識形態概念的例子，可參閱已故愛爾蘭學者麥卡內（Joe McCarney）對《德意志意識形態》里的“der ganzen Ideologie”（中文版譯為：全部意識形態）一詞的分析，他指出英文的錯誤翻譯使得“意識形態”被認為是為對一般、廣義范疇的意識形態的指稱，參閱Joe McCarney， The Real World of Ideology， New Jersey： Humanities Press， 1980， pp.86-87。中文的“整體”或是“全部”，相對來說，也是容易讓讀者以“意識形態一般”的概念來解讀，這似乎是語言翻譯時的一種無法避免的局限。

{50} 臺灣學者孫善豪的翻譯“這是因為幾乎整個意識型態要嘛就是簡化成對人類史的一種扭曲的觀點（Auffassung），不然就是簡化成一種對人類史的全盤抽離”，也是對德語原文較為適切的翻譯。參閱孫善豪譯注：《德意志意識型態Ⅰ：費爾巴哈 原始手稿》，臺北聯經出版社2016年版，第9頁。

作者簡介：廖偉凱，華僑大學哲學與社會發展學院，福建廈門，361021。

（責任編輯? 胡? 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