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文化模因整合對中國—東盟跨文化傳播的內容選擇和傳播渠道探索

徐增展，石 張

15 世紀中期以前，媒介技術相對落后，一定意義上講，人就是信息傳播的媒介。來自不同文化背景的人往往通過貿易交換、戰爭等形式進行交流。不同文化體系之間開始碰撞，但受限于其作用范圍，影響并不深遠。伴隨著現代文明和科學技術的進步，傳播媒介從報紙、廣播、電視發展到現在的互聯網甚至更為先進的媒介形態。隨著生產力的不斷發展，社會分工越來越細，經濟全球化推動著文化全球化進程，不同的文化體系在國際舞臺上不斷碰撞、交流、融合。全世界成了麥克盧漢口中的“地球村”，不同文化背景下，人們的信息傳播和文化交流觸手可及，然而，由于缺乏共通的語意空間，不同文化之間的傳播卻又障礙重重。

一、研究緣起

共通的語意空間構建實際上屬于語言學或者說符號學的理論范疇，和語言學研究中的語境構建理論有著緊密聯系。但在索緒爾的現代語言學中，語境只是一種“內在”構建，而非語言外部環境。隨著語言學研究的進一步發展，越來越多的語言學家開始“向外看”，內外結合地對語境進行構建。從馬林諾夫斯基的“情景語境”和“文化語境”、弗斯的分層次的語境、韓禮德的語境與語言對立統一關系到海姆斯的“由外而內”的語境構建，語言本身也被納入語境體系之中[1]，這時的語境才真正接近了所謂的共通的語意空間。隨著語言學、符號學研究的不斷推進，語言、符號和意義之間的關系得到了充分探討。符號也被進一步劃分為信號和象征符，以區分人類的象征行為和動物的信號傳播行為。有關人的象征行為和象征能力的考察有著悠久的歷史，而關于象征與現實社會生活、象征與人類傳播的關系研究，卻是在20 世紀之后。更準確地說，這一切與象征性互動理論的出現密不可分。所謂象征性社會互動又稱符號互動或者意義互動，指的是人與人之間通過傳遞象征符和意義而相互作用和相互影響的過程[2]。意義的交換有一個前提，即交換的雙方必須有共通的意義空間，這包含兩層含義：一是對傳播中使用的語言、文字等符號含義的共通的理解；二是大體一致或接近的生活經驗和文化背景。在語意學中，意義衍生和意義傳遞是語意學的兩大互補途徑，共同構成完整的語意系統。而在筆者看來，這實際上是文化和傳播兩個層面的問題。語言、文字等就是文化的有機組成部分，而大體一致、接近的生活經驗和文化背景則屬于傳播問題。在電子媒介時代之前，文化的傳播效率是極其有限的，那個時代不同文化的人們受到當時條件的制約，不可能真正實現文化的平等對話。當今時代，借助當前的媒介技術，尤其是互聯網，人們可以了解到任何想要了解的文化。媒介形式的多元組合和虛擬空間、社區的構建，使得人們可以在精神上深度體會、理解“他者”文化，進行文化的社會化過程，從而具備了接近“他者”文化的生活經驗和文化背景。當然，在象征性社會互動的理論視野之下，文化與傳播并不是兩個截然對立的層面，而是一個辯證統一的整體。這兩者之間的同構被薩丕爾、愛德華·霍爾等眾多語言學家表述為“文化即傳播，傳播即文化”。

本文將從文化、傳播以及兩者的有機統一層面探討如何構建共通的語意空間，并結合中國對東盟的文化傳播實踐進行探討，以期能夠在理論上有所突破，從而為跨文化傳播實踐提供建議。

二、中國—東盟跨文化傳播的研究思路

從精神分析層面而言，“認同”是西格蒙德·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所說的“與他人一種情感聯系的最原始（早）表達”，文化認同不是一種文化歸屬的描述，而是一種共同體的集合財富；從自然主義層面而言，文化認同建立在承認與其他個體（群體）的共同起源、共享特征和共同理想的基礎上，并在此基礎上自然而然地建立團結和忠誠；從話語路徑層面而言，文化認同是一種持續性和尚未完成的話語構建過程，是有條件的偶然存在，蘊含著一種融合或者合作的幻想和構建[3]。

應該說，這三個層面是一種歷史性存在。因為文化本身也是一個歷史過程，是在歷史之中形成、發展并固定下來的習俗、傳統與共識。這種同屬同一文化圈層之內的人，由于共同創造了文化，在情感上存在天然的聯系。雖然文化是一個復雜的體系，包含著諸多的亞文化和分支，但始終存在著共同的起源，有著共同承認的認知與傳統，因此也就有了團結和對話的基礎。

喬納森·弗里德曼（Jonathan Friedman）把文化認同變量分為種族、現代族群、傳統族群、生活方式，其中種族是以血緣為基礎的生物性文化認同，生活方式認同則與日常生活密切相關，至于傳統和現代族群文化認同則建立在共同體內部的某種共同活動之上[4]。之所以選擇弗里德曼的文化認同變量劃分，是因為中國與東盟國家之間存在一定程度的文化基礎。越南、老撾、柬埔寨、緬甸、馬來西亞等國家與中國有著深厚的歷史淵源，這些國家中的某些少數民族就是從中國遷移過去的[5]。在博大精深的中華文化不斷輸出的過程中，部分東盟國家受到中華文化（主要是儒家文化）的深遠影響。如今，東南亞地區是全球海外華僑人數最為集中的地區，有華僑3600多萬，約占東南亞總人口的6%[6]。

三、中國—東盟文化模因整合模式分析

文化的概念與意涵十分豐富與復雜，以至于不同的學者從不同的領域、理論對其進行解釋與界定。就跨文化傳播領域來說，特里安迪斯指出：文化是一系列人類創造的客觀和主觀的元素，這些元素過去增加了人們生存的可能性，提高了其成員在生態系統中的適應能力。之后，由于人們生活在同樣的時空之中，并擁有同樣的語言，這些元素在可以互相交流的人們中共享[7]。這些元素就是歷史、習俗、傳統、語言、價值觀、宗教以及一些特定的認知模式和反應模式。理查德·道金斯依據上述元素創立了模因理論，借助此理論來探討基因復制與文化傳承、文化演進的規律，解釋文化進化規律，開創了人類文化傳播與演進研究的新思路。模因理論在解釋跨文化傳播時，側重于傳播路徑的解讀，其復制路徑主要在生存機器、文化模因復合體、運輸載體之間展開[8]，其運行機制如圖1 所示。

圖1 中國—東盟文化認同機制流程圖

（一）模因生存機器

模因作為一種文化最小的生存單元和復制因子，其傳播、演化依賴一定的生存機器，即一定的載體——廣義的媒介。在文化傳播之中，萬物皆媒，從跨國公司、商品、媒介（狹義）到人，都會向外傳播母國文化模因。從整體來看，中國對東盟跨文化傳播的文化模因生存機器的建立并不完善。雖然中國建立了一大批面向東盟的媒體如“北部灣之聲”、東盟博覽會官網等，借助“兩會一節”建立的平臺對東盟進行傳播，還簽訂、建立了與東盟國家媒體合作的協議、高校培養機制等，從而建立人才流動機制，在一定程度上促進了文化的溝通與交流，但受制于不同文化之間社會建制的差異，中國無法大規模地在東盟國家借助傳統媒介傳播、發聲，這也使得我國在東盟地區跨文化傳播的范圍和效果受到限制。此外，某些西方媒體借助國際社交媒體扭曲和丑化中國形象和發展意圖，給我國與東盟之間的跨文化傳播增添了更大的障礙。由于受到東盟地區內外因素的影響，我國在該地區傳統媒介的傳播陣地難以構建。我國建立的有關中國—東盟文化的網絡平臺大多使用中文，導致來自東盟國家的瀏覽用戶較少。因此，要想在東盟地區擴大文化傳播影響力，應當借助Twitter、Facebook、Line等東盟國家普遍使用的社交媒體平臺以加大在東盟地區的覆蓋，打破跨文化傳播的藩籬，從而打造共通的語意空間，構建完整的文化模因生存機器。

（二）文化模因復合體

蘇珊·布萊克莫爾在《模因機器》中，首次提出了模因復合體的概念，指出就傳播概率來看，處于復合體狀態的模因會大大高于孤立狀態下的單個模因[8]。也就是說，在跨文化傳播中，效果更好的傳播方式是構建模因復合體，運用不同民族都可以接受的價值觀包裝本民族的文化，從而和“他者”文化模因進行復合，形成新的文化模因和對本民族文化的認同。此外，也可以借助跨國非政府組織（NGO）或跨國公司的文化模因進行傳播。經濟上的需求使得這些強力生存機器和當地民眾緊密結合在一起，無法分割，而依附其上的文化模因也會因此得到擴張。表現最為明顯的莫過于美國的文化產業以及傳媒集團，其借助東方文化的形，傳遞西方文化的神，在先進的技術支持之下，快速占領了文化產業的龍頭地位。如《功夫熊貓》系列不僅在我國攫取了大量的票房，也傳播了美國文化模因。

“文化的全球化發展不光以文學作品、學術語境、思想范式等形式擴散，而且也應以產業化形態輻射。文化產業的生產和消費主要遵循市場規律，通過不斷擴大的市場體系和商品邏輯而壓倒其他社會關系和價值體系，從而直接服務于共同價值觀的構建?！盵9]近年來，我國在文化產業化方面做出了巨大的努力，尋找中國與東盟之間共通的文化基礎，推出了許多影視作品，如電視劇《北京青年》，紀錄片《故宮》《超級工程》等；同時也和東盟國家簽訂了許多圖書出版協議，包括面向越南的雜志《荷花》；還精心打造了中國與東盟之間的文化交流品牌，如“壯族三月三·八桂嘉年華”“南寧國際民歌藝術節”等[10]。但是，這些努力并沒有成功構建模因復合體，僅僅停留在展示中華文化的層面，無法得到東盟國家受眾的廣泛認可。因此，我國在對東盟國家進行跨文化傳播之時，應借鑒成功的跨文化傳播模式，構建文化模因復合體，借東盟國家的文化之形，傳遞中華文化之神。

（三）文化模因的運輸載體

文化模因需要借助一定的媒介才能傳播、演化。例如，影視、廣播、電視、網站、社交媒體、游戲、音樂、語言、公司、商品甚至人，都能成為承載文化模因的載體。這些文化載體存在于生活的方方面面，既有線上的也有線下的，構成文化模因的立體傳輸網。

在跨文化傳播過程中，借助文化模因理論清晰了進入“他者”文化的切入點，然而想要得到預期的傳播效果，實現文化之間的和諧共存，還涉及面對如何化解文化矛盾與沖突，如何實現不同文化的共存共生。因此，需要借助文化認同的理論視角選擇文化傳播內容。

四、中國—東盟跨文化傳播的內容選擇

由于我國很早就有大量的移民進入東盟國家，帶有中華文化烙印的廣大華僑與東盟國家的文化深度融合、互動，從而形成了共同的傳統或現代的生活方式。這種天然存在的共同特征，使得中國與東盟國家之間存在著廣泛文化認同的基礎和前提。目前，需要利用話語實踐去構建中國—東盟命運共同體與合作的想象。

（一）挖掘文化歷史資源，構建文化共同體想象

中國與東盟各國已經存在的歷史淵源，以及文化、種族、地理等的接近性，使得中國與東盟各國有著大量的歷史文化資源可被充分挖掘。中國可以整合具有積極意義的歷史事件，以獲得情感上的聯系，拉近文化之間的距離，獲得東盟民眾更多的情感傾向。借助“儒家文化圈”的歷史話語，構建“儒家文化圈”的文化生態，消弭文化之間的直接對抗，在“互惠性理解”的基礎上，走向對話和共生，構建中國—東盟文化共同體想象。

（二）立足生活實踐，構建精神認同

在跨文化傳播時，要采用細致入微的個體敘事方式。應借助當地華僑的力量，充分了解當地普通民眾的訴求與生活方式，從而展現人民生活方式之間的共性，構建共同的生活訴求與向往?；诂F實的共同特征，上升到精神層面的理解與認同。

關于共同的語意空間的構建，文化是基礎，傳播是保障。借助文化模因和文化認同，實際上找到了中國與東盟國家文化之間的共性，以及共有的符號、意義系統，但這僅僅是第一步，要想完成這一構建還需要雙方不斷地開展象征性互動，擴大文化之間的意義系統，從而加深相互理解，構建精神認同。

（三）運用共情傳播，引發心理共鳴

2005 年，古迪昆斯特對跨文化傳播進行總結，形成了跨文化傳播的七大理論，分析了世界跨文化傳播的現狀以及存在的內卷化問題，同時，對跨文化傳播的研究進行了展望[11]。中國知網計量可視化分析檢索結果顯示，互聯網誕生初期，國內學者就對跨文化傳播進行了研究，但是數量較少。到2018 年，研究論文達到60 篇，到2019 年，關于跨文化傳播的核心期刊論文達到80 篇以上，可見國內跨文化傳播研究呈持續上升的趨勢[12]。

西方學者早在20 世紀初期就從心理學角度對跨文化傳播開展研究，并構建了跨文化傳播的基礎理論——共情傳播理論，并將共情傳播理論廣泛應用于跨文化傳播的實踐當中。西方學者從不同角度對共情理論進行了界定。Buber 指出，共情是在更高層次上獲得并保持的，它需要共同的社會背景，在一定程度上依賴熟悉的環境和交流的人[13]。Colman 指出，共情是指理解他人感情的能力，或者是從他人角度去體驗一些東西[14]。因此，共情可以彌合不同群體之間的鴻溝，代表著對他人的終極認知能力。Juris Draguns認為共情指體驗他人情感和想法，并傳播和反應這些情感和想法的能力[15]。這和Colman 的觀點有異曲同工之妙，都旨在消除不同群體之間跨文化傳播時遇到的障礙和問題，為共情傳播創造必要的前提條件。

五、中國—東盟跨文化傳播渠道探索

中國—東盟之間的跨文化交流，在文化模因整合和內容選擇的基礎上，還需要探索合適的傳播渠道，否則難以達到預期的傳播效果。中國—東盟之間的跨文化傳播需要嘗試線上和線下結合、實踐和理論引導相結合的模式，具體操作路線如圖2 所示。

圖2 中國—東盟跨文化傳播渠道

（一）運用互聯網構建共通的語意空間

身處文化系統中的人們，往往是借助于現實的生活、教育，或潛移默化或光明正大地接受所處文化系統的生活經驗與歷史傳統，從而完成社會化。來自社會、群體的壓力以及人們生存的需要，使得這種社會化的過程是不可抵抗的。但人們往往意識不到這一點，只有在和“他者”文化碰撞時，才會有所認知。在互聯網時代，沉浸其中的人們共同構建了脫胎于但又有別于現實世界的虛擬世界，人們在其中創造著新的文化。這種虛擬的文化塑造不僅對人們的認知，而且對人們的現實行為都產生了巨大的影響。不管是什么人，為了在這個虛擬世界暢游、與他人交流溝通、游戲，就必須遵守這個空間的規則。為了融入這個世界，人們需要完成新文化的社會化過程。和現實的社會化相似，在相互接觸的過程中，人們已經不知不覺地完成了文化的社會化，真正地融入了這個虛擬世界。因此，應通過媒介廣泛傳播，構建一個基于現實的虛擬世界，讓東盟國家受眾在虛擬的世界之中完成文化的社會化，從而構建共同的語意空間。

（二）尋求文化共同點

臺灣學者高明士指出：歷史上的東亞，有五個文化要素是東亞各國所共享的，第一是漢字，第二是儒學，第三是佛教，第四是律令，第五是科技（醫學、算法、天文學、歷法、陰陽學等）[16]。因此，古代曾形成“以漢字為通用文字，佛教為固定宗教，儒學為共同政治理念，政治上高度集中”的東亞文化圈[17]。其中的朝貢以及冊封等制度長期被視為等級和臣服的象征，形成了統治與被統治、上下分明的等級思想。在民族解放熱潮之下，一切不平等都被“推翻”，形成了排他的民族主義思想。因此，受歷史記憶影響，東盟各國對中國仍然存在思想排斥，這也是“一帶一路”、命運共同體等倡議被曲解為“中國新的朝貢體系”的原因所在。因此，在對東盟的文化傳播中要摒棄可能被解讀為政治意味的傳播元，避免東盟民眾強烈的民族主義對抗。在文化傳播中應選擇儒家文化的內核，如仁、義、禮、智、信等被東盟國家和民眾認可的文化要素，借助歷史造就的文化共同體建構認同，拉近彼此的文化距離。

（三）利用好民間組織的橋梁作用

從媒介環境學的理論視角來看，媒介是文化能夠在其中生長的技術。換句話說，媒介能夠使文化里的政治、社會組織和思維方式具有一定的形態。媒介不僅僅有著所謂的“偏向性”，其本身還蘊藏著文化的內核，其形態在一定程度上也就是文化的形態。媒介是人的感覺器官的延伸，目的在于提高人認識世界的能力，這里也就牽涉媒介與環境的互動，由單一的感知環境與符號環境的媒介互動到多重媒介環境理論視角的轉型[18]。在媒介、語言、文化、技術與環境的多重互動中，往往強調媒介的“偏向論”，即媒介、傳播技術促成的各種心理的、感覺的、社會的、政治的、經濟的以及文化的結果，往往和媒介固有的偏向有關系。借助這種多元的要素互動，從而構建帶有偏向性的擬態環境，對人的思維、認知等產生潛移默化卻又巨大的影響。在媒介環境學的理論視角之下，媒介更多地被定義為一種廣義的媒介，即能夠承載文化、符號的物質實體，如貨車、公路、公司、人等。因此，在對東盟傳播文化之時，需要發揮民間組織的作用。因為借助民間組織的架構、企業文化以及員工之間的交流，在群體壓力、認同等機制的作用之下，東盟民眾往往會更容易認同民間組織所建構的帶有“偏向性”的擬態環境，而不會遭受其民族主義的強烈反抗。

（四）加強學術交流，引導中國—東盟的互動交流

關于文化共同體或者說共同體想象的構建，知識分子在其中往往扮演著重要角色。歐共體能夠形成的原因之一在于歐洲知識分子的密切交流，其構建了“主流”的歐洲意識，建構了歐洲公共領域和知識場域。而反觀亞洲的知識分子，其共同感要弱很多[16]。整個亞洲或者說東亞的確處于一個“大社會”之中，彼此相互關系、影響，但“大社會”并不等同于“大共同體”，再多數量的集體行為也無法構成共同體。聯合行為（associated activity）是創建共同體的條件，符號介入其中，同時符號反過來依賴并促進傳播[19]。因此，需要加強中國與東盟國家的學術交流，學者們可就現實關切以及人文關懷的問題開展研討。通過跨界、跨國以及跨專業深度對話在學術層面建構中國與東盟國家的公共領域和知識場域，構建國與國之間的聯合行為，共同解決現實問題，從而創建獨特的、共享的符號體系。在杜威看來，經驗是有機體和環境相互作用的結果、符號和回報，當這種互動作用完全實現之時，它就轉化為參與和交流[20]。學界之間頻繁的學術交流，往往有助于學界形成共享的經驗體系，從而形塑友好、合作的共同體“主流意識”，促進文化共同體想象的形成。

六、結論與探討

文化與傳播的同構通常被表述為“文化即傳播，傳播即文化”。這讓我們建立起一種真實的想象：傳播既是文化畫面展開的形式，又是文化生產的工廠。當我們注意畫面時，必定會看到傳播的偏向；當我們走進“工廠”時，可感受到傳播創造文化以及文化間的關系，體會到在傳播中按照文化存在和發展的需要去設計文化[21]。文化指涉符號以及意義系統可借助文化學的相關理論找到文化之間的共性，搭建交流溝通的基礎，并對其有選擇性地傳播。所謂有選擇性是基于英尼斯的“媒介偏向論”，不同的媒介具有不同的偏向，導致同一內容在不同媒介上會有不同的側重和強調，從而傳遞出不同的信息。根據信息需求和媒介的偏向，構建一個意義完整的傳播體系，借助虛擬的網絡空間再現歷史性生活經驗、文化背景，使得“他者”文化的受眾完成虛擬的文化社會化過程，構建“想象的共同體”。

本文借助象征性社會互動和跨文化傳播的理論視角，從文化和傳播兩個層面入手，抓住跨文化交流中的差異，主張利用好民間組織，運用共情傳播，加強學術交流，選擇彌補或者縮小文化之間的差異的思路，從而構建共通的語意空間。通過互動、交流不斷地擴大共通的語意空間，扭轉固有的文化偏見和傳播偏見，努力實現文化之間的共存共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