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1年圓明園遺物文獻展覽會影響探析

宋永林

摘要：1931年圓明園遺物文獻展覽會，是近代中國圓明園保護和研究事業發展中的一個關鍵節點。這次展覽會在當時產生了廣泛的社會影響：一方面其所構筑的紀念空間重塑了有關圓明園的歷史記憶，增強了人們對這一“國恥”的認知；另一方面推動了圓明園學術研究和保護工作的開展，在一定程度上提升了社會各界的文物保護意識。

關鍵詞：圓明園 展覽會 歷史記憶

20世紀初，西方的展覽會傳入中國后，各地舉辦展覽會成為熱潮。學界關于近代中國展覽會的研究，多集中在國貨展覽會和地方文獻展覽會，但對1931年圓明園遺物文獻展覽會缺乏細致且深入的探討。本文對此次展覽會進行系統考察，捋清舉辦的前后過程，并客觀評析其在當時的學術價值和社會影響。

一、圓明園遺物文獻展覽會之緣起

清帝遜位后，圓明園這一皇家禁地向社會開放，其性質也由私家園林轉變為城市公共空間，發揮了為民眾提供消閑、集會等多種功能。1929年北平市政府為紀念“三一八”慘案中殉難烈士，在圓明園內建成公墓和紀念塔，并舉行公葬典禮，致祭者絡繹不絕。然而民國初年政局動蕩，社會治安狀況不盡如人意，圓明園內殘存物件被隨意搬移、取用和倒賣，甚至破壞遺址的現象十分嚴重。由于圓明園中各類石料質地優良、制作精美，經常被挪借充作建筑工程用料，或被軍閥、政客等有勢者奪去修建私家宅邸和園林。1929年工務局在籌劃“三一八”烈士公墓和紀念塔時，因原估工料價格太昂，考慮到“圓明園內余存舊料頗多，取用既便，且可省去千元之譜”，遂修改設計方案，工程所需磚石全部移用圓明園中的舊料，紀念塔頂琉璃瓦和四周圍墻也分別改用石料和磚砌。[1]北平市政府以“余存舊料頗多，取用既便”之由將圓明園建筑殘件隨意挪作他用，而普通民眾損毀石器舊料的行為在當時更是司空見慣。由此可見當時整個社會尚未完全形成保護圓明園遺址的共識，非專業人士多將圓明園內的建筑殘件視為普通的舊料，使圓明園喪失了作為重要歷史遺跡的基本地位。

民國初年圓明園保護工作的推行，有賴于從事建筑和文獻研究的專業人士和機構的共同努力。1930年，時任北平圖書館編纂委員會委員的向達發表《圓明園罹劫七十年紀念述聞》一文，揭示圓明園被焚毀事件中諸多歷史真相，并提出了具體的保護計劃，是近代首篇從學術角度紀念圓明園的文章。中國營造學社成立后，積極開展圓明園遺物與文獻的收集整理和保護工作，表現出對圓明園研究的高度重視：“圓明園建筑之偉麗，在歷史上自有不可磨滅之價值，而自營造立場上觀之，尤有研究之必要?！盵2]1930年和1931年發行的《中國營造學社匯刊》第一卷、第二卷中，登載了大量有關圓明園圖樣、照片和中外文史料，其中不乏流傳海外的珍貴版本。從1930年起，中國營造學社又與北平圖書館合作，購求“樣式雷”家族所收藏的清代皇家建筑之圖稿、燙樣模型，其中屬于圓明園者，計圖式一千八百余件，模型十八具。

二、圓明園遺物文獻展覽會之舉辦

針對圓明園“遺跡日湮、文獻將喪”的嚴峻局面，中國營造學社與北平圖書館決定于北宋建筑學家李誡八百二十一年忌日（1931年3月21日），在中山公園水榭，舉辦圓明園遺物文獻展覽會。其目的要而言之有四：其一，圓明園作為中國園林表率，“毀于西洋番達主義，蓋中國文化上一大損失，為國人所當永矢弗諼（諼）者”；其二，了解圓明園之建筑風格對18世紀歐洲園林藝術創作的重要影響；其三，認識到圓明園是中西文化交通史上最可紀念之物，“中國國家最大規模的采取西洋物質文明，當以斯為最先矣”；其四，希望有識之士能“因此會而興起”，自覺保護圓明園遺址，“以資吾人之憑吊研尋”。[3]

為擴大這次展覽會的影響，1931年3月8日，中國營造學社發布《征集文物通啟》，強調“清代圓明園為極有價值之營造，一瓦一椽，皆為重要之史實”，并向中外收藏家、考古學家等廣征文物，凡“有關系圓明園之文獻遺物，不拘何品，均所歡迎”。[4]這則通啟言簡意賅地闡明了圓明園在建筑學和歷史上的重要地位，及舉辦遺物文獻展覽會的初衷。

中國營造學社廣泛征集各處有關圓明園的遺物和文獻，將其以“借陳”方式加入展覽，既豐富了展品的種類和數量，也提高了原收藏者的知名度，因而得到了各界的積極響應。在各方面的援助下，圓明園遺物文獻展覽會所展出的物品主要有兩大類：第一類是圓明園遺物，包括太湖石、石刻、石料、磚瓦、燙樣；第二類是圓明園文獻，包括圖樣、繪圖題詠、工程則例、工程做法、額名、中外文記載。此次展覽會展期原定于3月21日，后又延長一天，計兩日內到會者達萬人以上，觀者如潮。[5]

三、圓明園遺物文獻展覽會之影響

（一）重塑了有關圓明園的歷史記憶

展覽會場構筑了一個特定的紀念空間，其內容雖然是具有歷史性質的圓明園遺物和文獻，但最終指向則是喚起記憶。參觀者置身于會場中，觸景生情，產生了多種感受和體驗：一方面引起了濃厚的歷史興趣，體會到圓明園曾有的壯麗，“可想見當時建筑之偉大”[6]；另一方面清楚地認識到侵略者的野蠻，而“后之人其可不長懸心目而以之自警哉”[7]。

法國社會學家哈布瓦赫指出，制造記憶并進行溝通是個體，而不是群體或機構，但是這些植根在特定情境中個體，也是利用這個情境去記憶或再現過去的。[8]在個體層面上，當參觀者面對眼前的圓明園遺物，或是駐足于圓明園遺址中，在特定場所空間中的活動及內心深處的反應會引導其追思往昔，注入了較強的個體情感價值；在集體層面上，同處在展覽會這一場所空間內的人群會產生相似的情感體驗，具有一定的共同性，“吾人現過海淀惟（唯）見瓦礫叢中，荒煙彌漫，蔓草遍野，能不令人有撫今追昔之感耶！”[9]展覽會所設置的空間，溝通了個體之間的知識體驗，建構起關于圓明園的集體記憶，使之成為一種在全社會得以持續存在的共同記憶。

更為重要的是，展覽會所形塑的紀念空間作為延續殘存歷史記憶的物質載體，重建了參觀者對國家和民族的認同感和歸屬感。通過特定的記憶，個體可以增強自我認同，而群體則獲得集體認同。圓明園被毀后，時人常將其與阿房宮、艮岳并論，“也談阿房宮者，莫不切齒于一炬之楚人；凡談艮岳者，莫不切齒于金虜；凡談圓明園者，其對于英法聯軍之感想，更可想而知。今對此種殘毀之遺跡，則楚人金虜之暴行，如在目前。彼帝國主義之以破壞為務者，亦可廢然返矣！”[10]這種對帝國主義侵略本質的清醒認識，是近代以來國人爭取民族獨立的一個重要思想條件。在內患外擾不絕的時代環境下，圓明園遺物文獻展覽會的舉辦，在喚起參觀者乃至全社會對于“就近代史而言又一國恥”[11]的創傷記憶的同時，敘述著民族的歷史，激起了有識之士的愛國救亡意識，增強了對中華民族的認同感。

（二）促進了圓明園遺物文獻的學術研究

圓明園遺物文獻展覽會的舉辦，在社會上引發了廣泛的關注，多家報社出版?？M行介紹。1931年3月24日，北京畫報社特輯“圓明園文獻遺物展覽?？?，稱贊“此次營造學社諸君發起此會展覽，謬承致書征求出品，同人一時深愧無以奉獻，惟（唯）有欽佩紫江先生諸君之努力工作，此番偉大之貢獻而已?！盵12]?？禽d了大量的燙樣、拓片、石額、圖畫等展品照片，宣傳了圓明園遺物與文獻的價值。而真正意義上第一本以圓明園為唯一研究內容的學術?？?，則是1933年8月出版的《國立北平圖書館館刊·圓明園專號》。該刊登載了圓明園“樣式雷”圖紙七幅、乾隆年刻圓明園西洋樓銅版畫八幅，發表《郎世寧傳》等譯文三篇，充分介紹了當時可搜集到的有關圓明園的海外史料，具有極高的學術價值。

1931年4月刊行的《中國營造學社匯刊》第二卷第一冊，以圓明園為主題的內容占據了絕大部分篇幅，這也是中國營造學社最早對圓明園的集中研究。此后，中國營造學社仍以部分精力關注圓明園研究，金勛和梁思敬相繼繪成《圓明園復舊圖》和《圓明園鳥瞰圖》，重現了圓明園盛時景象。中國營造學社朱啟鈐、劉敦楨等人致力于圓明園“樣式雷”圖檔整理和研究，取得了突出成就。1933年，朱啟鈐撰成《樣式雷考》，成為“樣式雷”研究的開山之作，展現了圓明園與“樣式雷”家族的興衰浮沉。同年，劉敦楨參考北平圖書館所藏“樣式雷”燙樣、工程文獻及故宮博物院收藏之清代內務府檔案等大量資料，寫成《同治重修圓明園史料》一文，以記述同治年間重修圓明園史實（包括重修背景、工程、材料、工費、勘估與監修、停工原因等）為主，并簡要介紹圓明園的變遷歷史，附有照片、圖樣多幅，內容翔實，考訂縝密，“不僅是第一篇樣式雷圖檔的利用成果，而且系統地提出根據檔案文獻的研究來鑒別樣式雷有關圖稿的方法”[13]，影響深遠。雖然中國營造學社對圓明園的研究主要側重文獻史料，遠未達到系統、全面的地步，但其做出的貢獻值得我們欽佩。

（三）提升了社會各界的文物保護意識

圓明園遺物文獻展覽會是一次難得的宣揚民族文化和歷史知識的機會，在一定程度上培植了國人的文物保護意識，越來越多的有識之士投身于圓明園的保護事業中，整理和研究相關文獻，并積極搜尋圓明園海外流散文物。展覽會所建構的紀念空間塑造著人們的記憶，使圓明園被焚毀事件成為全民族最重要的創傷記憶，同時又喚起了人們對圓明園遺址的紀念和保護意識。時人闡釋圓明園之重要地位，不僅將其視為規模宏大、風景優美的名園，而且認識到在中西文化交流史上的巨大影響，“實亦東西溝通的紀念物”。在他們看來，加強圓明園遺址的保護，更重要的是為國人留存這一段“傷心的痛史”，主張設立圓明園遺物陳列館或博物館的倡議，目的都是為了“建造一個國恥紀念館，把這些遺物存在其中，使國人腦中永留一深刻之印象”，勿忘此大辱。[14]

伴隨著圓明園研究的逐漸興起，從事圓明園遺址保護的專門機構也應運而生。1932年7月，北平市政府函邀中國營造學社、故宮博物院、北京大學等十六家學術機構或團體、個人，共同成立“北平市圓明園遺址保管委員會”，議決并公布了《圓明園遺址保管整理辦法草案》，提出了保護圓明園遺址的多種舉措，如設立界限標記、種樹、維護將倒建筑、規劃路線水道、發掘等，并籌設圓明園遺物陳列館。[15]北平市政府組織成立“圓明園遺址保管委員會”，表明包括政府在內的社會各界開始重視圓明園遺址的保護工作，這較以往來看實為一大進步。1933年7月，北平市政府在西洋樓線法山上建成哨所，并派駐警員看守；10月，工務局對圓明三園遺址進行全面實地測量，后繪成《實測圓明園長春園萬春園遺址形勢圖》，至今仍是開展圓明園研究與遺址保護的重要參考圖之一。

四、結語

圓明園遺物文獻展覽會所形成的紀念空間，使參觀者產生了真摯的情感體驗，重塑了有關圓明園的歷史記憶，在強調侵略者對中國造成極大破壞的同時，進一步表達了自省自警的訴求。圓明園成為“國恥”的象征，是激發有志者振興民族、抵御外辱的一個重要源泉，發揮了喚起記憶、強化認同的功能。應當看到，圓明園遺物文獻展覽會的舉辦，推動了圓明園遺址保護和相關學術研究的深入，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社會各界的文物保護意識。但此后隨著時局的日趨緊張，尤其是華北事變和全面抗戰的爆發，平津相繼淪陷，圓明園研究的學術活動幾乎歸于沉寂，保護工作的開展也舉步維艱。

*本文系2019年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中國近代科學社團資料的整理、研究及數據庫建設”（19ZDA214）階段性成果。

注釋及參考文獻：

[1]北京市檔案館.北京檔案史料（1999.1）[M].北京：新華出版社，1999：50.

[2][4][5]本社紀事：圓明園遺物與文獻之展覽[J].中國營造學社匯刊，1931，2（1）.

[3]向覺民先生演講關于展覽圓明園文獻遺物之旨趣[J].中國新書月報，1931，1（5）.

[6][9]圓明園遺物展覽[J].燕京學報，1931（9）.

[7]銖庵.故都聞見錄[N].申報，1931-12-9（13）.

[8][法]莫里斯·哈布瓦赫.論集體記憶[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40.

[10]天水.展覽圓明園之聯想[J].北京畫報，1931，4（165）.

[11]向達.圓明園罹劫七十年紀念述聞[J].中國營造學社匯刊，1931，2（1）.

[12]傅蕓子.圓明園文獻遺物展覽?？鲋糩J].北京畫報，1931，4（165）.

[13]張威，李曉丹.中國營造學社與樣式雷研究[J].新建筑，2003（4）.

[14]光.憑吊圓明園[J].新生活周刊，1935，1（57）.

[15]圓明園遺址之保管[J].國立北平圖書館讀書月刊，1932，2（1）.

作者單位：首都師范大學歷史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