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動心智”與保守主義傳統

朱欣

自從特朗普在二0一六年取得美國總統大選的勝利，圍繞特朗普與保守主義的關系，學界就有持續不斷的討論。有相當一部分的學者將特朗普視為右翼保守主義傳統中的一個反?，F象。政治學家霍利（GeorgeHawley）將特朗普與“另類右翼”（alt-right）的崛起密切關聯起來。作為另類右翼的推波助瀾者，特朗普將主流保守主義力圖驅逐的種族主義和白人至上主義重新納入政治進程，進而不斷地沖破政治正確的底線，加速傳統保守主義的瓦解。歷史學家伯爾斯坦（RickPerlstein）對特朗普也有類似的定位：特朗普主義的基礎并不在于建制派共和黨人，而植根于二十世紀初期三K黨的保守傳統。三K黨的世界觀類似于當代歐洲的右翼政治，后者崇尚“優等民族的共和主義”（HerrenvolkRepublicanism），把社會民主只留給了占多數的白人。因此，只能從右翼的邊緣，而非主流的保守主義思想中找到特朗普主義的根源。

不同于主流學界對特朗普的慣常定位，政治學家羅賓（CoreyRobin）在對特朗普的刻畫中提供了一個頗為新穎的視角，可謂對霍利、伯爾斯坦等學者的有力反駁。在其二0一八年的新作《反動的心智：從埃德蒙·伯克到唐納德·特朗普的保守主義》（TheReactionaryMind：ConservatismfromEdmundBurketoDonaldTrump）中，羅賓認為特朗普主義的根源不在于右翼的邊緣，而在其旗手之中，它與保守主義運動的漫長歷程是一脈相承的。羅賓將特朗普納入從伯克、邁斯特到哈耶克乃至斯卡利亞的正統保守主義傳統中。而我關心的則是，粗魯、暴力、浮夸、前后矛盾的特朗普，究竟與保守主義傳統存在著怎樣的關聯？曾經蓬勃發展、不斷上升的保守主義為何在當今社會處于頹勢，乃至呈現無可挽回的危機呢？特朗普主義反映了美國保守主義及其政治文化的何種問題？

一

為了將特朗普的崛起和統治置于保守主義傳統的漫長軌跡中，羅賓的首要努力是重新厘清保守主義的內涵，他試圖從三個方面來界定保守主義：一是保守主義反對什么，又在尋求保護什么;二是它如何通過對舊事物的重組和對新事物的借鑒來進行反革命，又是如何融合精英主義與民粹主義，使特權變得大眾化的;三是暴力對保守主義的目標或手段發揮怎樣的作用。

首先，羅賓指出保守主義反對左翼的解放運動，而試圖保護私人的權力生活。保守主義是對左翼的改革、激進或革命運動的一種反動，它反對底層民眾對權力的主張。保守主義之父伯克在法國大革命中看到了命令和服從關系的顛倒，他指出“平等派只會改變和扭曲事物的自然秩序”，而保守主義旨在捍衛上級對下級的統治，保護現存的等級制度。保守主義者真正想要守護的是私人領域的權力關系，這是他們無論如何都不愿放棄的最后陣地。約翰· 亞當斯的觀點彰顯了深刻而有預見性的右派立場：如果迫不得已，可以放棄公共領域，但在私人領域內必須立場堅定。無論國家變得多么民主，社會都必須是私人支配的聯盟：丈夫統治妻子、父親統治子女、主人統治奴隸，每個人都應該知道自己的位置，并盡力維護它。保守派政治觀念始終把私人政體的維系作為優先選項，即便是以犧牲國家的實力和整全為代價。它將社會中的不平等關系視為保存人類卓越和偉大所必需的要素。保守派人士真誠地相信，人類之間彼此平等并由此解放的世界將是丑陋、野蠻、卑賤、沉悶的，它將摧毀文化，進而導致世界的平庸與荒蕪。

其次，保守主義批判與重構舊制度，吸收它所反對的革命觀念及策略。盡管保守主義是一種反動的意識形態，但它并非固步自封的傳統主義。在羅賓的詮釋中，保守主義不再以審慎和節制自居，而是一種無休止變化的前進運動。它偏愛意識形態上的冒險主義，不時地訴諸激進行動，企圖徹底推翻現狀，回到更古老的權力制度。保守派人士一方面對他們堅持的舊制度擺出厭惡乃至輕蔑的態度，對現存的傳統精英展開激烈的批判，另一方面也對他們所反對的革命以及左翼敵人懷有令人驚詫的欽佩和欣賞。即便是作為保守主義先驅的伯克，也不再是舊制度的辯護士，而是對其抱持批判態度，只不過批評得更為微妙而深刻。伯克保守主義的精髓，恰恰在于向讀者揭示：舊制度的最大敵人，既不是革命者也不是改革者，而是舊制度的捍衛者。這些人難以擺脫致命的軟肋：道德膽怯。他們過于軟弱、遲鈍、溫和，以至于無法預見即將到來的災難，更不能捍衛自身的特權。

盡管保守派反對左翼的目標，尤其是對社會的底層民眾賦權，但他們總是左翼最好的學徒。他們從左翼對手那里學到的最重要一課是，訴諸大眾的力量。美國南北戰爭前南方的主人階層，充分展現了右翼民粹主義的創造性。他們創造了“民主封建主義”（democraticfeudalism）的典型形式，通過重新定義“誰”才是統治階層，將占多數的白人轉變為貴族階級，分享統治奴隸階層的各種特權。盡管這個統治階層的成員之間并不平等，但基于自身對黑人種族的統治，白人多數派萌生一種優越感的幻覺，內心獲得某種程度的補償。保守派人士將種族統治作為利用白人大眾之能量的一種方式，以便支持而不是反對建制派精英的特權和權力。

最后，保守主義賦予非常規乃至暴力變革以很強的重要性。保守派思想家認為，暴力是生活中人們感受到的最富有生命力的體驗之一。因此，相較于平靜的享受和安穩的依戀，保守派人士始終都更青睞具有暴力色彩的某種激進主義。偏愛暴力這一信念可以追溯到伯克的“自我”觀念，這種自我迫切地需要由痛苦和危險所提供的刺激，如果自我想要生存并且繁榮，它就必須由一種比快樂或享受更令人振奮、更有活力的體驗來激發，而最能激起的是與非存在的對抗。在伯克的描述中，痛苦和危險是死亡的使者，是“恐怖之王”，它們是“心靈能夠感受到的最強烈情感”的源泉，因此也是有助于自我生成的體驗。當痛苦和危險來臨之際，自我一方面被消滅、粉碎、席卷，另一方面又被提升、擴大、膨脹。而催生痛苦與危險的暴力，恰恰是使自我維持強大的動力因。保守派思想家，諸如邁斯特、索羅爾、托克維爾、施密特等人，都曾主張：如果統治階層想要持久地生存并保持強大，他們的權力就要持續地被挑戰、威脅和捍衛，而無產階級運用的暴力能起到復興統治階級的效果。在許多保守派眼中，美國衰落的一個晚近原因，恰恰在于自由派對法律統治的執著—堅持程序正義、強調外交及國際法、限制行政權力—正是這種規則和法律的文化，使美國這頭金發猛獸逐漸喪失蓬勃的生命力。

羅賓從上述三個方面，重新梳理了保守主義的真正內涵，那么問題是：特朗普主義與保守主義傳統在多大程度上是一致的呢？

二

羅賓認為，特朗普主義與保守主義傳統整體上是一致的。作為特朗普被廣為詬病的行事風格，前后不一（inconsistency）非但不是他本人獨有的特點，反而是保守主義傳統的固有特征，即坦然地承認矛盾。保守派堅信的一個理念是：“真理是一系列永恒的振蕩，就像一個交替序列中的正負符號一樣，總是或多或少地肯定或否定同一命題?！币虼?，能夠容納命題的兩個極端，而不試圖調和或克服它們，有助于我們保存社會的微妙結構。特朗普領導下白宮的反復無常，他對于一致性的淡漠—從不害怕混亂或無序，不擔心冒犯他人，也不畏懼挑戰政治正確—恰恰暗合了右翼長久以來對政治算術和道德幾何學的敵意。

與保守主義傳統對等級制度的堅守相一致，盡管特朗普總是通過集會與民眾直接接觸，試圖把自己打造為工人階級的代言人，但他一貫捍衛不平等，反對左翼在性別、種族與階層問題上的平權主張。在入主白宮后不久，特朗普就推翻了奧巴馬的《平價醫療法》，取消對中下層民眾的醫保救助，并不斷削減對低收入人群的福利傾斜。與之相伴的是其推行的大規模減稅法案，雖然特朗普聲稱稅改是為了惠及勞動者和普通家庭，防止有權勢的人從稅收漏洞中漁利，但他放松遺產稅，并降低最高個稅與公司稅稅率的做法無疑讓富人更受益。事實上，特朗普一貫反對富裕階級向底層民眾讓利，以保護努力工作的人，避免他們因那些不愿投資、不愿冒險的多數人而受到懲罰，從而捍衛不平等對于促進經濟發展的激勵作用。值得一提的是，當被記者問及為什么美國富人優先進行新冠檢測，而窮人卻需要長期等待時，特朗普回答說：“這就是人生?！庇纱丝梢?，對等級制度的捍衛深嵌于特朗普的骨髓中。

與此同時，特朗普對建制派精英存在很強的敵意，并且對左翼敵人迎合大眾的策略加以吸收。特朗普雖然捍衛財閥的勢力，但對精英的批判毫不留情，尤其是對共和黨內部的統治階層。特朗普認為，美國的核心問題在于精英者本身，他們過于脆弱、不愿冒險。特朗普認可的權力概念是動態的：統治精英必須經過嚴格的考驗、通過個人的堅忍不拔為自己贏得一席之地。只有在斗爭中獲勝的人才是更優秀、更適合統治的不二人選。這種觀點與起源于伯克的保守主義傳統高度契合—“榮譽的高塔應在高處矗立，如果它因德性而敞開大門，并讓自己被永遠銘記，那么這樣的德性必是經歷了艱難與掙扎的考驗?！?/p>

特朗普對左翼敵人的模仿則表現為：訴諸大眾。特朗普采取諸多方式使特權變得大眾化：將階層簡化為白人種族和白人至上主義者想象中的黑人種族;在次低和最低階層之間創造更多等級，從而使特權階層成倍增加。與保守主義傳統的目的相一致，特朗普真正想要做的，毋寧是將處在中下層社會的白人群體納入到假想的貴族統治中，通過這種民主的封建制，使白人群體保持一種優越感的幻覺。不過，相較于保守主義傳統的慣常做法，特朗普往前推進了一步：他不僅支持公開的種族主義和本土主義，而且在言辭上支持經濟民粹主義。這一現象并非偶然，根源在于底層民眾不再滿足保守主義運動提供給他們的種族和帝國主義特權。特朗普對富豪政治的批判、對大眾權利的捍衛，都是幫助自己曾經勝選的修辭創新，這些創新試圖表明，里根經濟學的陽光，不再讓右翼的底層階級感到溫暖。特朗普在競選中的聲明——現在“不再是美國的早晨”，我們必須“為美國哀悼”——戳中了無數白人底層民眾的心坎。

除此之外，特朗普對暴力也彰顯出特別的青睞，盡管這種青睞更多是言辭上的，具有激情民族主義（passionatenationalism）的色彩。二0一一年特朗普的競選宣言“該強硬起來了！”（TimetoGetTough）在二0一六年的競選中披上了一件新的外衣—“讓美國再次偉大！”他從受傷的民族主義出發，講述了以奧巴馬為代表的頹廢領導人統治的國家恥辱時代。特朗普咆哮道：“我們正在像石頭一樣下沉，我們向世界‘屈膝，奧巴馬施行‘請原諒外交，他的聲明‘充斥著軟弱，我們必須強硬起來，讓美國再次偉大！”正如羅賓指出的那樣，特朗普對美國人集體受苦的詠嘆調與法西斯主義的本質—激情民族主義—具有諸多共性：一種跨越海洋和陸地的極度恥辱感，對恢復國家魅力的渴望，對復興民族和統治全球的欲望。盡管特朗普的言辭充斥著明顯的暴力和國家主義，但他的政治愿景卻是徹頭徹尾的經濟主義。特朗普往往只把國家事務視為市場交易，金錢既是國家權力的工具，也是其目的。相比于軍事行動，特朗普更鐘愛以威脅與談判為手段謀求國家利益。因此，與保守主義傳統相一致，特朗普高度認可暴力對統治階級產生的復興效果，只不過盡量將暴力保持為一種可能性和幻覺的對象，以便維持暴力自身的崇高性。

三

著眼于保守主義的三個核心內涵，羅賓將特朗普和特朗普主義置于保守主義的悠久傳統中，并得出結論：保守主義思想孕育出特朗普這樣的人物，并不足為怪。然而，仍有一個問題懸而未決：曾經蓬勃發展的保守主義運動，如今為何呈現頹勢，乃至面臨不可挽回的危機？在一九六八至一九八八年之間，保守派共和黨在六次總統選舉中贏得了五次。而自一九九二年以來，共和黨在八次總統選舉中只贏得了三次，其中兩次的普選選票低于對手，這是十九世紀以來美國從未出現過的現象。

對于保守派共和黨的衰頹境況，羅賓給出了一個略顯牽強的理由：強勁左翼—右翼傳統敵人—的消失。美國現代保守主義在反對工人階級、亞裔美國人、女性三大解放運動中逐漸興起。羅賓認為，當左翼占據優勢并真正構成威脅時，右翼無論在思想上還是政治上都會變得強硬;而當左翼停滯不前時，右翼就會變得僵化、自滿、懶惰。一旦缺乏左翼這個可怕的敵人，缺乏對右翼進行規范和指導的強大對手，保守主義內部長期存在的裂痕就會加深并擴大。特朗普的出現只是一個窗口，讓我們窺探保守主義整體的瓦解，而這個整體之所以瓦解，恰恰是因為它取得了巨大的勝利和成就。二十世紀下半葉為爭奪霸權而戰的美國右翼人士，絕不會像二0一六年那樣選擇一個特朗普式的人物，但這并不是因為那時的右翼更聰明或更有德性，也不是因為那時他們不那么種族主義或暴力，而是因為那時他們肩負著摧毀左翼的使命。一旦完成了這個任務之后，美國右翼就允許自己承擔不負責任的代價。特朗普政府的脆弱，非但不是保守主義運動失敗的征兆，反而是其成功的后遺癥。

在筆者看來，保守派政黨在美國日趨衰落的原因，或許并不像羅賓分析得那么樂觀。缺乏強大的左翼對手并不構成保守派處于頹勢的充分條件。事實上，保守派政黨自從建立起，就面臨一種兩難境地：一方面他們要實現對經濟精英階層的承諾，維護精英特權;另一方面他們又要回應大眾的需求，以贏得選舉。這就是政治科學家齊布拉特（Daniel Ziblatt）所稱的“保守主義困境”。如何在保護普通大眾和安撫少數特權階層之間找到微妙的平衡，是保守派政治哲學家和政治家需要思考的核心問題。若不能找到合適的方式實現這種平衡，保守主義政黨終究難逃衰頹的命運。二十世紀八十年代以來的共和黨領袖，越發擁護財閥統治，他們推行的政策也越發遠離美國普通民眾的根本利益。即便通過訴諸激化選民情緒的手段，共和黨人可以一時地吸引那些因美國社會種族結構和文化變化而感到不安的白人工人階級選民，但是這種策略絕非長久之計。這個未曾被羅賓觸及的特征或許才是美國保守主義運動走向衰落的根本癥結。

以尼克松的統治為分水嶺，如果說尼克松在任期間，共和黨人尚且對“仇恨情緒”和“安撫政策”兩手并用，以便抓住逐漸崛起的“大多數”，那么在尼克松之后，共和黨人對內的經濟“安撫政策”就逐漸棄置不用了。隨著美國的社會收入和財富分配的不平等程度呈現爆炸式的增長，美國富人與一般民眾之間的資源和權力差距越來越大，利益分歧到了難以彌合的程度，共和黨人越發仰賴財閥統治，而與美國普通民眾的利益背道而馳，由此一來，共和黨人贏得選民的唯一砝碼就落在白人的身份認同上。四年前，特朗普恰巧抓住了這點，他以移民和貿易為競選活動的核心，通過將自己打造成與外國敵人殊死搏斗的美國工薪階層之斗士，來努力表明自己的民粹主義身份。但事實上，綜觀特朗普的整個任期，他對財閥統治的支持從未動搖，其復興工人階級的口號只是一個虛假承諾。特朗普用種族威脅轉移民眾對經濟問題的關注，利用極端右翼組織不斷煽動選民的憤怒情緒，以便在推行政策時騙取選民的支持。而這些右翼組織為保守派共和黨人提供選舉資源的同時，也將共和黨進一步推向邊緣。共和黨或將成為右翼聯盟中勢力較弱的一個部分，等到一個真正操縱憤怒的大師出現之際，一個將認同任務外包出去的政黨難免淪為犧牲品。潘多拉魔盒一旦被開啟，又有誰能夠控制它的結局呢？

盡管特朗普未能在二0二0年的大選中贏得連任，但他在美國政治格局中造成的結構性轉變難以被逆轉，他所煽動起來的憤怒、怨恨情緒以及由此引發的社會分裂或將為他的繼任者留下揮之不去的陰影。

（Corey Robin， The Reactionary Mind： Conservatism from Edmund Burke to DonaldTrump ，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