親緣利他水平提高會改善家族企業治理效率么？

譚慶美　劉子璇　孫雅妮

摘 要：本文以2003～2018年中國滬深兩市主板和中小板家族上市企業數據為對象，從企業生命周期視角出發，探究實際控制人的親緣利他水平對家族企業治理效率的影響。研究結果表明，家族企業治理效率與親緣利他水平之間顯著負相關;隨著家族企業自成長期發展至成熟期再至衰退期，親緣利他水平的提高對治理效率的負向影響加劇。進一步研究發現，面臨較弱行業競爭的家族企業，治理效率與親緣利他水平之間的負相關關系更為顯著。無論家族企業面臨何種行業競爭環境，企業生命周期的發展均會強化親緣利他水平對治理效率的負向作用。實際控制人應根據企業面臨的行業競爭環境及所處的生命周期階段，采取有效措施改善家族企業治理效率。

關鍵詞：家族企業;親緣利他水平;治理效率;生命周期;行業競爭

中圖分類號：F276.5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003-5192（2021）03-0001-08doi：10.11847/fj.40.3.1

Does the Increase of Kin Altruism Level Improve Governance Efficiency of Family Firms？

——Based on the Perspective of Life-Cycle Stage

TAN Qing-mei1， LIU Zi-xuan1， SUN Ya-ni2

（1.College of Management and Economics， Tianjin University， Tianjin 300072， China; 2.School of Accounting， Tianjin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Tianjin 300222， China）

Abstract：Based on the data of listed Chinese family firms on both Main board and SME board during 2003～2018， this paper investigates the impact of kin altruism level of ultimate controlling owners on governance efficiency of family firms based on the perspective of life-cycle stage. The empirical results show that there is significantly negative relationship between governance efficiency and kin altruistic level of Chinese family firms. The negative role of the increase of kin altruism level on reducing governance efficiency is strengthened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family firms from growth period to maturity period and then to recession period. The further investigation shows that the negative influence of kin altruism level on governance efficiency is stronger in family firms facing weak competition.The moderating effect of life-cycle stage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governance efficiency and kin altruism level works in both firms facing strong competition and firms facing weak competition. The ultimate controlling owners should adopt effective strategies to help improving governance efficiency according to the competition environment and the life-cycle stageof Chinese family firms.

Key words：family firm; kin altruism level; governance efficiency; life-cycle stage; industry competition

1 引言

家族企業在我國社會經濟發展中占據重要地位，在支撐我國經濟增長、擴大就業、促進創新等方面發揮著重要作用。與非家族企業相比，家族企業的實際控制人通常會超越商業考慮而以親緣關系為主要標準挑選企業管理者[1，2]，使得實際控制人與家族管理者之間的代理關系嵌入了親緣利他行為[3]。家族企業的治理問題也由于親緣利他行為而頗具特色，一方面，親緣利他行為能夠增加家族管理者對企業及實際控制人的忠誠度，從而盡心盡力為家族企業工作[4]。另一方面，親緣利他行為也可能導致“自我控制”問題，使得實際控制人對家族管理者有所偏袒，導致家族企業內部人力資源扭曲[5]。受傳統“家文化”影響，中國家族企業實際控制人對“外人”缺乏信任，更傾向于雇傭家族成員參與企業經營[6]，使得中國家族企業實際控制人的親緣利他水平較高。實際控制人的親緣利他偏好及水平會直接反應在企業決策過程中，從而深刻影響著家族企業的治理效率。實際控制人的親緣利他水平對家族企業治理效率究竟具有何種影響？這一問題的探討對于分析家族企業實際控制人及家族管理者的行為，規范家族企業治理，提高家族企業治理效率具有重要現實意義。

在企業生命周期的不同階段，參與企業管理的家族成員數量以及與實際控制人的親疏遠近不同，在利他行為方面具有顯著差異。在家族企業發展早期，參與企業管理的通常為核心家族成員[2，7]。隨著家族企業成長壯大，不同親緣體系的家族成員逐漸加入企業，使得家族企業的親緣關系及治理問題變得復雜[8]。因此，親緣利他水平對治理效率的影響可能隨企業所處生命周期階段的變化而動態變化。企業決策無法脫離外部環境的影響，行業競爭作為一種外部治理機制，對管理者的決策具有重要影響[9]。激烈的行業競爭環境能夠通過給企業造成生存壓力而有效約束管理者的機會主義行為，促使管理者勤勉盡責，努力提升企業價值，從而緩解代理沖突。而較弱的行業競爭環境不能有效監督與約束管理者的自利行為，管理者提升企業價值的動機較不強烈。因此，家族企業面臨的行業競爭環境可能會影響親緣利他水平與治理效率之間關系的敏感性?；诖?，本文選取2003～2018年中國家族上市企業為研究對象，從企業生命周期視角，探討實際控制人的親緣利他水平對家族企業治理效率的動態影響，并探討行業競爭對親緣利他水平、治理效率與企業生命周期之間關系的影響。

和已有文獻相比，本文的研究貢獻在于：（1）本文嘗試從生命周期視角探究親緣利他水平對家族企業治理效率的動態影響，結果發現隨著家族企業自成長期發展至成熟期再至衰退期，親緣利他水平的提高對治理效率的負向影響加劇。研究結果拓展了有關家族企業親緣利他行為的研究視角，豐富了家族企業治理及親緣利他行為相關文獻。（2）從行業競爭視角，進一步研究了不同行業競爭程度下親緣利他水平對治理效率的影響以及生命周期對二者關系的調節作用，結果發現面臨較弱行業競爭的家族企業中，親緣利他水平對治理效率的負向影響更為顯著。本文的研究結論揭示出親緣利他水平與治理效率之間的關系受家族企業所處生命周期階段及行業競爭環境的共同影響，為親緣利他行為與治理效率之間關系提供了額外的經驗證據。本文的研究結論有助于實際控制人根據家族企業面臨的行業競爭程度及所處的生命周期階段，采取積極措施改善家族企業治理效率，實現家族企業可持續發展。

2 理論基礎與研究假設

2.1 親緣利他水平與家族企業治理效率

親緣利他行為是指有親緣關系的個體為親屬提供幫助或做出犧牲[10，11]。受“家文化”影響，中國家族企業實際控制人對“外人”缺乏信任[7]，更傾向于雇傭家族成員參與企業經營，使得中國家族企業實際控制人的親緣利他水平較高。由于家族成員之間相互熟悉，家族成員參與企業經營有利于溝通協作，減少信息不對稱與監督成本[12]。親緣利他行為以親情和血緣為連接紐帶，是純粹的、不功利的[13]，使得家族管理者之間相互信任與包容，也能夠增加家族管理者對企業及實際控制人的信任與忠誠，從而能夠為家族及企業長遠利益而努力工作，有助于降低家族管理者的尋租行為及家族企業代理沖突[14～16]。因此，親緣利他水平的提高應有利于提升家族企業競爭力，改善家族企業治理效率。

然而，利他行為也是一把“雙刃劍”[17]。利他行為使得家族企業內部存在裙帶主義，家族管理者內部會出現與盈利、效率等相沖突的無條件的關愛，從而無法建立基于績效的理性制度，致使家族企業內部人力資源扭曲[18]。利他行為是盲目的而且是非理性的，能夠導致“自我控制”問題[5]。受利他行為影響，實際控制人會超越商業考慮而以親緣為主要標準挑選企業管理者，可能會雇傭不稱職的家族成員[1，2，19]，也難以客觀公正地對家族管理者的業績進行評價[12]，容易導致家族管理者被“寵壞”，從而產生消極怠工和推卸責任行為等自利行為[2，13]。特別是參與企業管理的家族成員數量較多時，家族成員之間會面臨更多的利益沖突[19，20]，使得企業代理效率較低。此外，與實際控制人關系的親疏遠近很大程度上決定著所獲取的資源[21]，在家族企業財富有限的情況下，實際控制人只能惠及核心家族成員，在差序格局中處于外圈的遠親家族成員容易產生不公平感，會不可避免地降低對家族及企業的心理承諾，從而出現在職消費、搭便車等自利行為[7]，引發家族成員內部沖突。因此，親緣利他水平的提高不但不能改善反而可能會惡化家族企業治理效率?；诖?，提出如下假設：

H1a 限定其他條件，親緣利他水平提高對家族企業治理效率具有正向影響。

H1b 限定其他條件，親緣利他水平提高對家族企業治理效率具有負向影響。

2.2 家族企業生命周期的調節作用

在家族企業的不同發展階段，企業規模及業務復雜程度不同[22]，參與企業管理的家族成員數量以及與實際控制人的親疏遠近不同。在企業初創期，參與企業經營的通常為核心家族成員，核心家族成員由于長期生活在一起，有極強的互惠精神，能夠相互包容與信任，容易達成一致性的決策意見[23，24]。家族管理者具有“管家”和“代理人”雙重身份，核心家族成員會更多地扮演“管家”角色[25]，對家族企業有很強的責任感，更愿意為企業的生存與發展而努力。因此，在家族企業初創期，親緣利他行為主要發揮積極作用，有助于減少代理沖突。隨著家族企業逐步成長，獲得一定競爭優勢，家族管理者即使不努力工作也可以從企業獲得各種資源，容易引發搭便車、偷懶等機會主義行為[15，16]。此外，伴隨著企業成長及規模擴張，不同親緣體系的家族成員逐漸參與企業經營，致使家族企業親緣關系變得復雜[8]。當參與企業管理的家族成員較多時，家族管理者將更多地扮演“代理人”而不是“管家”的角色[25]，容易出現在職消費等自我謀利行為，也容易出現內斗等損害企業價值的行為[7]。因此，隨著家族企業成長，親緣利他水平的提升反而不利于改善企業治理效率。

發展至成熟期的家族企業組織結構不斷完善，利潤水平穩定，有豐富的現金流積累，實際控制人掌控的資源越來越多。受利他行為影響，實際控制人會利用企業資源為家族成員謀取福利[19]。家族管理者可能會專注于財富分配而不是財富創造，為了贏得實際控制人的注意與贊揚而引發激烈的競爭，從而引發家族內部沖突[8，20]。處于衰退期的家族企業，成長機會萎縮，市場份額和利潤開始下滑，企業急需進行戰略調整[22]。因此，衰退期的家族企業可能會吸入社會資本尋求轉型，也會引入外部經理人加入管理團隊。受親緣利他行為影響，實際控制人難以公平對待家族管理者與外部經理人，使得外部經理人產生心理不平衡，從而降低工作積極性并做出在職消費等自利行為

[1]。外部經理人的加入也會引發部分家族成員決策權喪失，從而引發家族成員與外部經理人之間的代理沖突。因此，隨著家族企業逐漸成長成熟再至衰退，親緣利他行為的負面影響加劇，親緣利他行為產生的代理問題可能會成為家族企業發展的桎梏，親緣利他水平提高對治理效率的負向影響加?。ɑ蛘蛴绊憸p弱）?；诖?，提出如下假設：

H2 限定其他條件，隨著家族企業逐漸成長成熟再至衰退，親緣利他水平對治理效率的負向影響加?。ɑ蛘蛴绊憸p弱）。

2.3 行業競爭的影響

作為一種市場競爭機制及外部治理機制，行業競爭會影響實際控制人對管理者的激勵與監督。激烈的行業競爭能夠帶來信息比較功能[9]，降低實際控制人與管理者之間的信息不對稱。有效限制管理者的偷懶、搭便車等機會主義行為，促使管理者付出更大努力為家族企業工作，有利于緩解代理沖突，提高治理效率。此外，在激烈的行業競爭環境中，家族企業會面臨更多競爭對手的威脅，生產經營也面臨更大挑戰[9，26]。較高的經營風險會迫使家族管理者更為團結，能夠進一步緩解代理問題，提高家族企業決策效率。而當行業競爭程度較低時，行業進入壁壘較高，企業面臨的挑戰與競爭者威脅較低，行業競爭對管理者的約束作用也較弱，不能有效監督與約束家族管理者的機會主義行為。家族管理者可能會更多地扮演“代理人”角色[25]，專注于權力爭奪及財富分配而不是財富創造，致使家族管理者之間出現利益沖突，導致治理效率低下。因此，與激烈的行業競爭環境相比，當家族企業面臨較弱的競爭環境時，親緣利他行為的負面影響加劇，實際控制人親緣利他水平的提高對治理效率的負向影響加強（或正向影響減弱）?；诖?，提出如下假設：

H3 限定其他條件，當行業競爭程度較弱時，親緣利他水平對治理效率的負向影響越強（或正向影響越弱）。

無論面臨何種行業競爭環境，家族企業所處生命周期階段不同，組織結構及參與企業管理的家族成員構成不同，面臨的代理問題也存在差異。在初創期，企業往往由核心家族成員控制與治理，人數相對較少但親緣關系很強，利他行為將家族成員聚合為一個整體，有利于降低代理沖突。隨著家族企業成長成熟及規模擴張，新的家族成員開始加入企業管理，家族成員之間的凝聚力與工作積極性下降，也容易出現爭奪權力及企業資源等內部糾紛與沖突[7]，導致家族企業代理沖突增加。處于衰退期的家族企業，成長機會萎縮，內部治理結構過于復雜，組織靈活度降低，大量外部經理人取代家族成員成為管理者，親緣利他行為可能會引發外部經理人的不公平感，從而產生機會主義行為，導致家族企業代理沖突加劇。因此，無論面臨何種競爭環境，隨著家族企業自成長期發展至成熟期，最終走向衰退期，親緣利他行為的負向影響加劇，正向影響減弱?；诖?，提出如下假設：

H4 限定其他條件，無論行業競爭環境如何，隨著家族企業逐漸成長成熟再至衰退，親緣利他水平對治理效率的負面影響加?。ɑ蛘蛴绊憸p弱）。

3 研究設計

3.1 樣本選取及數據來源

本文選取2003～2018年間中國滬深兩市主板和中小板A股家族上市企業為研究樣本，借鑒王明琳等[15]，研究樣本必須符合如下標準：（1）企業最終控制者必須為自然人或某一家族，而且最終控制者直接或間接是上市企業的第一大股東。（2）企業股東或管理層團隊中至少有2位或以上家族成員。本文所用樣本數據剔除了數據缺失的企業、金融保險類企業以及ST、*ST企業。為消除極端異常值的影響，對所有連續變量按1%和99%水平進行了Winsorize處理。其中計算親緣利他水平所需數據通過CSMAR數據庫及企業年報獲取，其他變量來自于CSMAR數據庫。最后，本文共計整理得到2342個樣本數據。

3.2 研究變量度量

3.2.1 親緣利他水平

親緣關系包括血親關系與姻親關系，借鑒王明琳等[15]，譚慶美等[16]，以Hamilton親緣系數度量親緣利他水平。Hamilton親緣系數是指兩個生物體攜帶相同基因的概率。若以親代基因總數為1，單向來看子代（第一世代）個體攜帶雙親各1/2的基因，即子代與單一親代之間的親緣系數為1/2。兄弟姐妹也屬于第一世代，親緣系數也同為1/2。祖孫、甥舅、叔侄等為第二世代關系，親緣系數為（1/2）2。堂（表）兄弟（姐妹）為第三世代，親緣系數為（1/2）3。同理，對于第n世代親緣關系，親緣系數為（1/2）n。實際控制人的親緣利他行為通過多條親緣紐帶在家族企業內部發生作用，實際控制人的親緣利他水平應為實際控制人各條通道親緣系數的總和。首先確定實際控制人與家族企業董事、監事和高管（以下簡稱 “董監高”）之間的親緣關系，接下來采用模型（1）計算Hamilton親緣系數度量親緣利他水平

KAL=∑（12）n （1）

其中KAL為Hamilton親緣系數，n代表實際控制人與“董監高”之間的親緣關系。血親關系親緣系數根據實際控制人與“董監高”之間的關系測度：設實際控制人自身基因總數為1，n取0;若實際控制人與“董監高”之間為父（母）子（女）或兄弟（姐妹）關系，則為第一世代，n取1;若為祖孫、舅甥、叔侄關系，則為第二世代，n取2;若為堂（表）兄弟（姐妹）關系，則為第三世代，n取3。姻親關系以配偶關系為中介系數，將配偶之間的親緣系數設定為與第一世代核心家族成員親緣系數相同，即為1/2，n取1，根據配偶一方的血緣關系按照血親關系計算實際控制人與姻親方家族成員之間的親緣系數。

3.2.2 家族企業治理效率

有效的公司治理結構有利于改善企業績效及企業價值，保障企業可持續發展。借鑒賀小剛等[23]，分別采用Tobins Q和總資產收益率衡量家族企業治理效率。

3.2.3 家族企業生命周期

借鑒Dickinson[27]，采用現金流組合法劃分企業生命周期。根據樣本家族企業經營活動、籌資活動及投資活動現金流組合特征，將家族企業生命周期劃分為成長期、成熟期與衰退期三個階段。

3.2.4 行業競爭

借鑒張傳財和陳漢文[9]，采用Herfindah-Hirschman指數（HHI）衡量行業競爭程度，計算見（2）式

HHI=∑ni=1（SALEit/SALEt）2 （2）

其中SALEit為第i家樣本家族企業第t年的營業收入;SALEt為第t年參與估算的行業內n家企業的營業收入總和;Herfindah-Hirschman指數越小，行業競爭越激烈。

3.2.5 控制變量

借鑒賀小剛等[23]，陳建林[28]，選擇業主權威、兩權偏離度、第一大股東持股、財務杠桿和企業規模作為控制變量，并對年份及行業變量進行控制。各變量的名稱、符號及含義如表1所示。

3.3 實證研究模型

為驗證假設H1a、H1b和H2，分別設計回歸模型如（3）式和（4）式所示

FGE=α0+α1KAL+∑8i=2αiCV+δ（3）

FGE=β0+β1KAL+β2LCk+

β3KAL×LCk+∑10j=4βjCV+μ（4）

其中FGE為家族企業治理效率，分別采用Tobins Q和總資產收益率衡量;KAL為親緣利他水平;LCk（k=1，2，3）為家族企業生命周期，包括成長期（LC1）、成熟期（LC2）和衰退期（LC3）;CV為控制變量，包括業主權威（AU）、兩權偏離度（SCF）、第一大股東持股（LSO）、財務杠桿（LEV）、資產規模（FS）、年份變量（Y）及行業變量（IND）;αi和βj為回歸系數;δ和μ為隨機擾動項。

為考察企業生命周期對親緣利他水平與治理效率之間關系的影響，首先將全部樣本家族企業劃分為成長期、成熟期與衰退期三組子樣本。接下來將三組子樣本兩兩組合，在模型（4）中引入親緣利他水平與生命周期的交互項KAL×LCk，考察生命周期對治理效率與親緣利他水平之間關系的調節作用。合并后的分組情況為：（1）成長期與成熟期合并為一組，若樣本企業屬于成熟期，則LC2取值為1;若屬于成長期，LC2取值為0。（2）成熟期與衰退期兩組子樣本合并為一組，若樣本企業屬于衰退期，則LC3取值為1;若屬于成熟期，LC3取值為0。（3）成長期與衰退期兩組子樣本合并為一組，若樣本企業屬于衰退期，則LC3取值為1;若屬于成長期，LC3取值為0。

為驗證假設H3和H4，按照Herfindah-Hirschman指數的均值，將樣本家族企業分為高競爭子樣本與低競爭子樣本兩組，對模型（3）和模型（4）進行分組回歸分析。

表1 變量名稱、符號及含義

變量類型變量名稱變量符號變量定義

治理效率Tobins Q總資產收益率TQROA（股價×流通股股數+每股凈資產×非流通股股數+凈債務市值）/總資產凈利潤/平均總資產

親緣利他水平親緣利他水平KALHamilton親緣系數

企業生命周期成長期成熟期衰退期LC1LC2LC3樣本家族企業處于成長期樣本家族企業處于成熟期樣本家族企業處于衰退期

行業競爭Herfindah-Hirschman指數HHI根據（2）式計算得到

控制變量業主權威兩權偏離度第一大股東持股資產規模財務杠桿年份虛擬變量行業虛擬變量

AUSCFLSOFSLEVYIND實際控制人同時兼任董事長和總經理，取值為1，反之為0實際控制人的所有權/控制權第一大股東持股數量/股本總資產的自然對數總負債/總資產樣本數據確定為該年度時取值為1，反之為0

樣本數據確定處于該行業時取值1，反之為0

4 實證檢驗

4.1 描述性統計與相關性分析

描述性統計與相關性分析結果表明，親緣利他水平的最大值和最小值分別為7.125和1.250，均值和標準差分別為1.985和1.671，不同樣本家族企業的親緣利他水平存在較大差異。親緣利他水平與Tobins Q（r=-0.103，p<0.01）及總資產收益率（r=-0.041，p<0.05）均顯著負相關?？刂谱兞恐g以及控制變量與自變量之間相關性系數的絕對值均小于0.4，不存在相關系數過高問題。進一步進行共線性診斷發現，方差膨脹因子（VIF）均小于2，回歸模型不存在嚴重的多重共線性問題，可以進行進一步的回歸分析與檢驗。

4.2 親緣利他水平對治理效率的影響

首先以全部樣本家族企業數據為基礎，對模型（3）進行回歸分析（結果見表2）。根據表2中I和II列可見，Tobins Q（α=-0.085，p<0.01）和總資產收益率（α=-0.006，p<0.01）均與親緣利他水平顯著負相關，研究結論接受了假設H1b。這一結果表明，實際控制人親緣利他水平的提高會破壞家族企業治理效率。

4.3 家族企業生命周期的調節效應

為驗證研究假設H2，將三組家族企業生命周期子樣本進行兩兩合并，引入親緣利他水平與生命周期的交互項（KAL×LCk），對模型（4）進行回歸分析（結果見表2）。由表2可見，比較成長期與成熟期時，Tobins Q和總資產收益率與親緣利他水平仍在0.01水平上顯著負相關，交互項的回歸系數分別在0.01和0.05水平上顯著為負，表明與處于成長期的家族企業相比，處于成熟期的家族企業親緣利他水平提高對治理效率的負向影響加劇。比較成熟期與衰退期以及成長期與衰退期時，交互項的回歸系數仍顯著為負，表明與處于成長期及成熟期的樣本家族企業相比，處于衰退期的家族企業親緣利他水平提高對治理效率的降低作用更為顯著。由此可見，親緣利他水平與治理效率之間的關系，受家族企業所處生命周期階段的影響。隨著家族企業由成長期發展至成熟期再至衰退期，實際控制人親緣利他水平的增加對企業治理效率的降低作用逐步增強，假設H2得以驗證。

4.4 進一步分析：基于行業競爭分組

按照Herfindah-Hirschman指數的均值，將樣本家族企業分為高競爭子樣本與低競爭子樣本兩組，對模型（3）和模型（4）進行分組回歸，進一步檢驗親緣利他水平對治理效率的影響以及企業生命周期對二者關系的調節作用（結果見表3及表4）。根據表3和表4中I和II列可見，當樣本家族企業處于高競爭行業時，Tobins Q和總資產收益率與親緣利他水平之間均不具有顯著相關關系;而處于低競爭環境的樣本家族企業，親緣利他水平對Tobins Q（α=-0.151，p<0.01）和總資產收益率（α=-0.016，p<0.01）均具有顯著負向影響。這一結果表明，家族企業面臨的行業競爭程度不同，親緣利他水平降低治理效率的強度不同。當面臨較弱行業競爭環境時，親緣利他水平的提升對家族企業治理效率的降低作用更為顯著，假設H3得以驗證。

兩組子樣本中，交互項的回歸系數均顯著為負。表明無論家族企業面臨何種競爭環境，企業生命周期對親緣利他水平與治理效率之間的關系均具有調節作用，研究結果證實了假設H4。

4.5 穩健性檢驗

為增強研究結論的說服力，本文進行了三項穩健性檢驗：（1）借鑒古志輝和王偉杰[29]，以擔任“董監高”的家族成員數量占“董監高”總數的比值衡量實際控制人的親緣利他水平，重新進行回歸分析。（2）分別以行業調整總資產收益率和行業調整Tobins Q衡量家族企業治理效率，重新進行回歸分析。（3）為避免親緣利他水平與家族企業治理效率之間可能的反向因果關系對實證結果造成的偏差，借鑒連玲燕等[21]，將親緣利他水平滯后一期重新進行實證檢驗。假設H1b及H2、H3、H4仍然得到了很好的支持，表明本文的研究結論具有較好的穩健性。

5 研究結論與啟示

5.1 研究結論

本文以中國滬深兩市主板及中小板家族上市企業2003～2018年數據為對象，從企業生命周期視角，實證檢驗了實際控制人的親緣利他水平對家族企業治理效率的動態影響，以及不同行業競爭程度下親緣利他水平、企業生命周期與治理效率三者之間的關系。實證結果表明：（1）親緣利他水平對家族企業治理效率具有顯著負向影響，實際控制人親緣利他水平的增加總體上會破壞企業治理效率。（2）當家族企業處于不同生命周期階段，親緣利他水平增加對治理效率的降低程度不同。隨著家族企業由成長階段發展至成熟階段再至衰退階段，親緣利他水平降低治理效率的作用顯著加強。（3）與激烈的行業競爭環境相比，當家族企業所屬行業競爭程度較弱時，親緣利他水平降低治理效率的作用加劇。（4）無論家族企業面臨的行業競爭程度強弱，企業生命周期的發展均會強化親緣利他水平對治理效率的負向作用。

5.2 研究啟示

根據研究結論，本文得出如下研究啟示：（1）受“家文化”影響，中國家族企業實際控制人的親緣利他偏好明顯。受親緣利他行為影響，即使家族成員缺乏為企業創造財富的能力，也能夠在家族企業獲得在其他企業不能得到的高職位。家族管理者雖然有利他動機但也具有自利性，也會追逐自身效用最大化，而利他行為阻礙了實際控制人對家族管理者的監督與約束，可能會縱使家族管理者偷懶、搭便車等自利行為。此外，親緣利他水平增加往往意味著更多家族成員參與企業經營，可能會引發家族管理者內部利益沖突，導致企業治理效率低下。（2）隨著家族企業生命周期的發展，參與企業經營的家族成員的親緣關系變得復雜，家族管理者之間的親密關系及凝聚力降低，更容易出現搭便車、推卸責任等行為。實際控制人也會根據親疏區別對待家族管理者，家族管理者之間可能會因為自身利益而發生沖突，甚至導致代理問題惡化。因此，隨著家族企業生命周期的發展，親緣利他水平的提高不利于改善企業治理效率。（3）當家族企業所屬行業競爭程度較高時，企業的經營風險較高，能夠給家族管理者帶來破產清算壓力，促使家族管理者團結一致為企業及家族財富工作，能夠有效降低家族管理者的自利行為，有利于緩解代理沖突。因此，在激烈的行業競爭環境中，親緣利他行為破壞治理效率的程度降低。本文的研究結論揭示出，家族企業面臨的行業競爭環境及所處生命周期階段會共同影響親緣利他水平與治理效率之間的關系。實際控制人應根據家族企業所處行業競爭環境及生命周期階段的變化，采取積極措施強化家族成員間的溝通協作，降低家族管理者的自利行為及家族管理者之間的內部沖突，改善家族企業治理效率，促進家族企業健康可持續發展。

5.3 研究不足與展望

本文存在如下不足之處：（1）利他行為包括純粹利他行為、互惠利他行為和親緣利他行為，本文僅探究了家族企業實際控制人的親緣利他行為，對實際控制人與創業伙伴、校友及同鄉等之間的互惠利他行為有待后續研究。（2）Gersick等[8]提出的家族企業三維發展模型，包括家族發展維度、所有權發展維度和企業發展維度，本研究僅考慮了企業發展維度對親緣利他水平與治理效率之間關系的影響，對于家族發展維度及所有權發展維度對二者關系的影響有待后續研究。

參 考 文 獻：

[1]Schulze W S， Lubatkin M H， Dino R N. Agency relationships in family firms： theory and evidence[J]. Organization Science， 2001， 12（2）： 99-116.

[2]陳建林.利他主義、代理成本與家族企業成長[J].管理評論，2011，23（9）：50-57.

[3]Schulze W S， Lubatkin M H， Dino R N. Toward a theory of agency and altruism in family firms[J]. Journal of Business Venturing， 2003， 18（4）： 473-490.

[4]Chrisman J J， Chua J H， Litz R A. Comparing the agency costs of family and non-family firms： conceptual issues and exploratory evidence[J]. Entrepreneurship： Theory and Practice， 2004， 28（4）： 335-354.

[5]Lubatkin M H， Schulze W S， Yan L， et al.. The effects of parental altruism on the governance of family-managed firms[J]. Journal of Organizational Behavior， 2005， 26（3）： 313-330.

[6]Gold T， Guthrie D， Wank D. Social connections in China： institutions， culture， and the changing nature of Guanxi[M].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2.

[7]王明琳，徐萌娜.上市家族企業中差序格局的影響因素與治理績效研究[J].浙江學刊，2017，（4）：94-101.

[8]Gersick K E， Davis J A， Hampton M M， et al.. Generation to generation： life cycles of the family business[M]. Boston： Harvard Business School Press， 1997.

[9]張傳財，陳漢文.產品市場競爭、產權性質與內部控制質量[J].會計研究，2017，（5）：75-82.

[10]王瑞樂，劉涵慧，張孝義.親緣利他的不對稱性：進化視角的分析[J].心理科學進展，2012，20（6）：910-917.

[11]Marsh A A. Neural， cognitive， and evolutionary foundations of human altruism[J]. Wiley Interdisciplinary Reviews Cognitive Science， 2016， 7（1）： 59-71.

[12]Schulze W S， Lubatkin M H， Dino R N. Exploring the agency consequences of ownership dispersion among the directors of private family firms[J]. 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 2003， 46（2）： 179-194.

[13]Chrisman J， Chua H， Pearson A W， et al.. Family involvement， family influence， and family-centered non-economic goals in small firms[J]. Entrepreneurship Theory and Practice， 2012， 36（2）： 267-292.

[14]王志明，顧海英.利他主義、代理問題及家族企業[J].社會科學戰線，2004，（5）：41-46.

[15]王明琳，徐萌娜，王河森.利他行為能夠降低代理成本嗎？——基于家族企業中親緣利他行為的實證研究[J].經濟研究，2014，（3）：144-157.

[16]譚慶美，王暢，周運馨，等.家族企業親緣利他行為對代理成本的影響：基于所有權發展階段視角[J].經濟問題，2018，（3）：57-65.

[17]Dyer W G， Dyer W J， Gardner R G. Should my spouse be my partner？ Preliminary evidence from the panel study of income dynamics[J]. Family Business Review， 2012， 26（1）： 68-80.

[18]范黎波，劉云芬，楊金海.家族化管理與企業績效：規模與家族成員所有權結構的調節效應[J].管理評論，2016，28（5）：96-106.

[19]Xiang D， Worthington A C， Higgs H. Family ownership， altruism and agency costs in australian small-and medium-sized enterprises[J]. Applied Economics， 2014， 46（32）： 3907-3921.

[20]賀小剛，連燕玲，李婧，等.家族控制中的親緣效應分析與檢驗[J].中國工業經濟，2010，（1）：135-146.

[21]連玲燕，賀小剛，張遠飛.家族權威配置激勵與功效：來自我國家族上市公司的經驗證據[J].管理世界，2011，（11）：105-117.

[22]胡明霞，干勝道.生命周期效應、CEO權力與內部控制質量：基于家族上市公司的經驗證據[J].會計研究，2018，（3）：64-70.

[23]賀小剛，李靖，陳蕾.家族成員組合與公司治理效率：基于家族上市公司的實證研究[J].南開管理評論，2010，13（6）：149-160.

[24]Ward J L. Keeping the family business healthy： how to plan for continuous growth， profitability， and family leadership[M]. San Francisco： Jossey-Bass， 1987.

[25]Tosi H L， Brownlee A L， Silvap P. An empirical exploration of decision-making under agency controls and stewardship structure[J]. Journal of Management Studies， 2003， 40（8）： 2053-2071.

[26]Giroud X， Mueller H. Does corporate governance matter in competitive industries[J]. Journal of Financial Economics， 2010， 95（3）： 312-331.

[27]Dickinson V. Cash flow patterns as a proxy for firm life cycle[J]. Accounting Review， 2011， 86（6）： 1969-1994.

[28]陳建林.上市家族企業管理模式對代理成本的影響——代理理論和利他主義理論的爭論和整合[J].管理評論，2012，24（5）：53-59.[29]古志輝，王偉杰.創業型家族企業中的親緣關系與代理成本[J].管理學報，2014，11（12）：1806-18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