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事會非正式層級如何影響企業創新?

薛坤坤　武立東　王凱

摘 要：董事會非正式層級是董事會中由于個人社會資本不同而形成的一種隱性的、非正式的層級結構。本文利用2008～2018年中國上市公司的數據，實證檢驗了董事會非正式層級對企業創新的影響，并進一步分析這種影響是否因外部環境不確定性和股權性質的不同而存在差異。研究發現，董事會非正式層級能夠促進企業創新，并且在外部環境不確定性程度高以及非國有企業的樣本中，董事會非正式層級對企業創新的影響更加顯著。進一步機制分析中對信息分享和董事會監督兩種機制進行檢驗，結果發現，董事會非正式層級通過提升董事會信息分享和董事會監督從而提升企業創新。研究豐富了企業創新的相關研究，并揭示了董事會成員之間的非正式關系影響企業創新的內在機理。

關鍵詞：董事會非正式層級;企業創新;環境不確定性;股權性質

中圖分類號：F272.3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003-5192（2021）03-0025-07doi：10.11847/fj.40.3.25

How Does the Board Informal Hierarchy Affect Firm Innovation？

——Experience Evidence from Chinese Listed Companies

XUE Kun-kun1，2， WU Li-dong3， WANG Kai4

（1.Business School， Zhengzhou University， Zhengzhou 450001， China; 2.Postdoctoral Research Station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Zhengzhou University， Zhengzhou 450001， China; 3. Business School， Nankai University， Tianjin 300071， China; 4. College of Business Administration， Capital University of Economics and Business， Beijing 100070， China）

Abstract：The board informal hierarchy refers to a tacit and informal hierarchical structure formed within the board of directors due to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individual social capital of directors. Based on the data of Chinese listed company from 2008～2018， we empirically examine the impact of the board informal hierarchy on firm innovation， and further analyze whether this impact differs due to the uncertainty of the external environmental and the nature of equity. We find that the board informal hierarchy can promote firm innovation， and the impact of board informal hierarchy on firm innovation is even stronger in the sample of higher external environment uncertainty and non-state-owned companies. In further mechanism analysis， the two mechanisms of information sharing and board supervision are tested， and we find that the board informal hierarchy promote firm innovation by improving board information sharing and board supervision. This paper enriches the research about firm innovation and reveals the internal mechanism by which the informal relationship among board members affects firm innovation.Key words：board informal hierarchy; firm innovation; external environmental uncertainty; equity nature

1 引言

創新是國家經濟增長的驅動力和長期競爭優勢的決定性因素，而公司治理是企業創新的制度基礎[1]。良好的公司治理水平可以克服經營者的短視行為，幫助企業建立創新的長效投入機制。董事會治理作為重要的公司治理機制能夠對企業創新決策產生重要影響，已有研究主要從董事會正式結構的視角分析了其人員構成、團隊特征以及個體特征對企業創新的影響。人員構成方面，Sanders和Carpenter[2]發現CEO二元性會導致過度的權力集中而限制信息分享，從而降低企業創新。Lu和Wang[3]認為董事會獨立性能夠降低管理層保守主義，促進管理層風險承擔和創新行為。團隊特征方面，研究基于信息和資源的視角認為董事會社會資本能夠降低企業創新決策中的風險，促進企業創新。如Kale等[4]發現關系資源作為董事會社會資本形成與產生的基礎，能夠幫助公司解決在創新過程中遇到的困難，進而有效地促進公司競爭優勢的持續獲得。此外，董事會成員任期、職能背景和行業背景異質性代表董事會團隊認知基礎的多樣性，能夠為公司決策提供更廣闊的視角，并以技術創新、管理創新以及進入新產品市場的形式促進戰略創新[5]。個體特征方面，高學歷的董事具備更強的研究能力，具有與創新管理相關的知識，或者熟悉與所在企業研發項目相關的領域，可以更好地為企業研發工作提供建議[6]。女性董事可以為公司決策帶來新的視角，以及對消費市場的不同理解，有助于公司新產品的開發[7]。分析現有研究可以發現，盡管大量研究對董事會治理與企業創新之間的關系進行了檢驗，但是董事會非正式結構如非正式層級如何影響企業創新，現有研究并沒有深入探討。

董事會非正式層級是董事會中由于個人社會資本不同而形成的一種隱性的、非正式的層級結構[8，9]。董事會作為一個集體決策機構，其基本的決策規則是董事一人一票、相互平等，不存在正式的上下級關系。董事長也只是召集和主持董事會會議，在決策過程中不具備強制影響其他董事的合法權力。盡管如此，研究發現在董事會中存在一種隱性的力量能夠對董事會集體決策產生影響，這種隱性的力量來自于董事基于自身順從于他人的影響力而主動或自然而然形成的非正式層級[10]。He和Huang[8]在前人研究的基礎上，提出了非正式層級的概念，并且測量美國制造業企業董事會非正式層級的清晰度，證明非正式層級作為積極的協調機制提升了公司的財務績效。

相比于低權力距離的美國而言，中國屬于關系本位社會，董事更可能因個人社會資本不同而受到不同程度的認可，從而形成董事會非正式層級。張耀偉等[11]驗證了董事會非正式層級對公司績效的積極作用。謝永珍等[12]發現在權威服從的中國治理情境下，相比于群龍無首的董事會而言，差而有序、序而有尊的董事會非正式層級結構有助于改善上市公司董事會治理效果。這表明中國社會中董事會非正式層級同樣可以發揮積極作用，那么這種積極作用如何影響公司的創新決策值得進一步探討。曾江洪和肖濤[13]研究了我國創業板公司董事非正式層級對技術創新績效的影響，但是并沒有對二者之間的影響機理進行深入分析?；诖?，本文在已有對董事會非正式層級研究的基礎上，探討了中國轉型環境中，董事會非正式層級影響企業創新的內在機理，并進一步分析外部環境不確定性和企業產權性質對這種關系的影響。

本文的創新點主要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首先，已有關于董事會與企業創新的研究主要分析了董事會人員結構、團隊特征和個體特征對企業創新的影響，本文則從董事之間的互動關系出發，研究了中國關系本位環境下，董事之間的地位差異形成的非正式層級對企業創新的影響，是對已有研究的豐富。其次，研究董事會非正式層級與企業創新的關系也從一定程度上揭示了董事會非正式層級影響公司績效的內在機理，因此，本文的研究是對He和Huang[8]，張耀偉等[11]研究的重要補充。第三，在研究董事會非正式層級影響企業創新的基礎上，本文進一步探究了公司內外部環境的調節作用，并且發現外部環境不確定性以及企業性質能夠對董事會非正式層級與企業創新的關系產生重要影響，進一步豐富了董事會治理與企業創新的研究。最后，本文分析了董事會非正式層級影響企業創新的內在機理，通過中介效應分析發現董事會非正式層級通過影響董事會信息分享程度和董事會監督強度，從而促進了企業創新。

2 理論基礎與研究假設

戰略決策是董事會的重要職能之一，而董事會的決策效率取決于董事會作為一個團隊有效運行的能力。在存在上下級關系的工作團隊中，個體的角色和責任具有清晰的界定，上級可以通過合法的權威來主導團隊的有效運行，這種明確的分工有助于簡化個體之間的社會交互，促進協調和合作[14]。然而董事會作為一個集體決策機構，其基本的決策規則是董事一人一票、相互平等，不存在正式的上下級關系。因此，要探究董事會的運行效率，需要進一步考察董事之間的非正式交流和相互影響[11]。

組織中個體會因為對方的個人權威及聲望而對其產生尊敬。由于個體之間權威和聲望的不同，個體間受到的尊敬程度存在差異，這種差異在組織中形成了非正式等級秩序，即非正式層級。Dijk和Engen[15]認為組織中缺乏清晰的層級關系將會對組織目標的實現以及組織的生存和發展產生負面影響。Anderson和Brown[16]認為組織中明確的權力等級有助于促進組織成員的分工和協作，提升工作效率。因此，在個體相互平等、不存在上下級關系的董事會中這種非正式層級的存在就更具有價值。那么董事會非正式層級如何影響企業創新呢？本文將從董事會的信息分享和監督兩方面解釋。

首先，董事會非正式層級提供了一個清楚的社會規則，即決策過程中地位高的董事觀點很可能受到更多的尊重，而地位低的董事往往會受到高地位董事的領導[17]。高地位董事可以利用其地位促進董事會日常的溝通與協調，并引入批判性和建設性的爭辯，提高決策過程中信息質量，從而促進董事會創新決策的制定。相反，如果董事會缺乏明晰的非正式層級，則相互平等的權力可能由于缺乏適當的引導而導致董事會決策過程非常漫長，降低決策效率。并且代表不同利益的董事為了自身利益最大化可能會降低信息的共享程度[18]，進而降低企業創新這種風險決策的制定和執行。

其次，董事會的另一個重要職能是監督管理層的保守主義行為[3]?？紤]到創新具有周期長、風險大的特點，管理層為了規避風險，往往更傾向于投資常規項目而非創新等風險項目。因此，如何提高管理層的風險承擔一直是公司治理的重要議題。Balsmeier等[19]認為董事會監督是一個有效的方法。董事會的監督能力取決于董事會的工作效率。組織等級理論認為，組織中地位較高的個體往往具有更多的組織資源，對組織和團隊的貢獻也更大，而地位較低的個體則傾向于服從于地位高的個體，從而可以減少組織成員之間不必要的沖突和摩擦，提高組織的工作效率[14，16]。在中國高權力距離的社會中，這種等級的存在尤為重要。因此，董事會非正式層級可以最小化董事會中無意義的沖突，增加董事會運作的有效性，從而能夠更好地對管理層的保守主義行為進行監督，提高其創新積極性。綜上所述，提出如下假設：

假設1 董事會非正式層級會促進企業創新。

基于開放系統視角，公司決策制定與所處的外部環境是密不可分的。董事會在進行創新決策時，必須要考慮外部環境因素[20]。當外部環境不確定性較高時，董事會需要快速做出戰略決策以適應外部的動態環境。此時決策過程中信息的廣泛性和質量以及董事會快速決策的能力尤為重要。董事會非正式層級一方面可以引導董事會成員的溝通和協作，促進信息的交流，另一方面也可以減少權力平等下不同董事之間的討價還價，加快董事會的決策時間。相反，在不確定性低的環境中，外部信息較為穩定，信息不確定性較低。此時，不同董事之間掌握的信息基本能夠反映外部環境中的信息。并且，穩定的外部環境也不需要董事會快速進行決策。如此一來，董事會非正式層級帶來的溝通和協作的價值屬性也隨之降低。此外，在外部環境不確定性較高的情況下，管理層的保守主義行為對公司的傷害更大。如世界著名的柯達和諾基亞公司由于沒能適應環境變化而進行技術創新，最終退出了歷史的舞臺。因此，面對不確定性較高的外部環境，董事會非正式層級對管理層保守主義的監督也更有價值。綜上所述，提出如下假設：

假設2 外部環境不確定性越高，董事會非正式層級與企業創新之間的正向關系越強。

在中國轉型環境背景下，企業性質是研究企業決策不可忽視的重要因素。大量的研究已經證實相比國有企業而言，非國有企業有更積極的動力進行創新。而受政府干預，國有企業則更加注重滿足地方就業、促進地方的GDP增長。那么董事會非正式層級與企業創新的關系在不同所有制的企業中有什么不同呢？本文將從以下兩方面來考慮。

首先，國有企業的董事長和總經理往往由政府直接任命，相比于其他董事而言，由政府直接任命的董事長和總經理具有政府官員的屬性。在董事會中如果有董事是政府直接任命的，那么在中國高權力距離的社會中，這些董事的等級自然就比其他董事高。而這種等級與我們研究的董事會非正式層級不一樣，因為國有企業中的這種層級關系是由外部環境中的某種權力機構（政府）賦予的，而非是由董事的社會地位決定的。由社會地位決定的非正式層級之所以能夠促進董事之間的溝通和合作，是因為不同董事都會從內心認可這種等級關系[11]，而由政府賦予的這種層級關系進入董事會后反而可能會與由社會地位決定的非正式層級發生沖突，阻礙了董事會非正式層級的積極作用[9]。因此，在國有企業中，董事會非正式層級對企業創新的積極作用會減弱。

其次，政府為了實現一定的政治目標會對企業的經營實施較強的干預[21]，從而使得國有企業在承擔更多政治職能的情況下放棄對較高風險的創新項目的投入。而相反，在非國有企業中，由于股權集中，董事會決策往往體現了大股東的目標，大股東對企業的干預則會降低管理層的保守主義行為。為了公司的長期發展，大股東有動力進行創新投入。因此，相比國有企業而言，非國有企業具有更強的動機進行創新，董事會非正式層級也更能夠發揮作用，通過提升董事會決策過程中的信息分享和董事會監督來促進企業的創新決策。綜上所述，提出如下假設：

假設3 相比于國有企業而言，非國有企業中董事會非正式層級與企業創新之間的正向關系更強。

3 研究設計

3.1 樣本選擇與數據來源

本文選取2008～2018年中國滬深兩市所有上市公司為初始研究樣本，為了保證數據質量，剔除金融行業上市公司、ST公司、交叉上市公司最終得到2654家公司的15347個firm-year觀測值。數據主要來源于CSMAR數據庫，為了消除異常值的影響，在數據分析過程中對于主要的連續變量在1%和99%處進行winsorize處理。

3.2 變量定義

企業創新（rd）。用公司研發投入與公司營業收入的比值來衡量企業創新。在穩健性檢驗中，利用上市公司專利申請作為企業創新的代理變量。

董事會非正式層級（Gini）。董事會非正式層級代表了董事會中由于個人社會資本而形成的地位差異。He和Huang[8]利用基尼系數對董事會中的非正式層級進行測量。

Gini=2cov（y，ry）N

其中Gini為基尼系數，y為董事會中兼職外部董事的總數，ry為根據每個董事的社會資本進行的等級排名，N為董事會規模，為y的均值。在He和Huang[8]的文章中，用兼職外部董事的數量來衡量董事的社會資本，在中國的轉型環境中，考慮到董事的政治關聯和家族成員身份也能夠增加董事的社會地位[22，23]，因此，本文在計算董事社會資本時同時考慮了董事的政治關聯（如果公司董事曾擔任政府公務員、人大代表、政協委員，則政治關聯為1，否則為0）和家族董事身份（在民營企業中，如果董事是家族成員，則家族成員身份為1，否則為0）。董事的社會資本等于兼職外部董事數量+董事政治關聯虛擬變量+董事家族董事身份虛擬變量。

對于環境不確定性（eu）的測量，借鑒已有研究[24]，我們用公司第t年、t-1年、t-2年、t-3年及t-4年的銷售收入為因變量，分別以5、4、3、2和1為自變量進行回歸分析，得到模型的殘差即為非正常銷售收入，然后計算過去5年非正常銷售收入的標準差除以過去5年銷售收入的平均值即得到未經行業調整環境不確定性，最后我們用未經行業調整的環境不確定性除以同一年度同一行業未經行業調整的環境不確定性的均值即得到經過行業調整的環境不確定性。

為了控制其他因素對企業創新的影響，借鑒已有研究[3]，我們還加入公司層面的變量和公司治理變量。在公司層面，我們加入了公司規模（size），用公司總資產的自然對數來衡量;資產負債率（lev），用公司總負債除以總資產衡量;公司年齡（age），用觀測年份減去公司上市年份衡量;公司現金流（cash），用公司現金及現金等價物除以公司總資產衡量。在公司治理層面，我們加入了CEO二元性（dual），如果CEO兼任董事長則取值為1，否則為0;董事會規模（boardsize），用董事會總人數的自然對數來衡量;董事會獨立性（dir），用董事會中獨立董事的比例衡量;大股東持股比（first），用大股東持股數與公司總股數的比值衡量;企業產權性質（state），如果是國有企業則取值為1，否則為0。此外，為了消除行業和時間對企業創新的影響，模型中還加入了行業和年份虛擬變量。

4 實證結果

4.1 描述性統計與相關性分析

本文對主要變量進行了描述性統計，結果發現企業創新的均值為0.044，而在企業創新強度最高的公司中，研發投入占到公司營業收入的25%。董事會非正式層級的均值為0.661，最大值為0.923，最小值為0，表明不同公司董事會非正式層級存在顯著差異。環境不確定性的最大值為8.209，最小值為0.140?？刂谱兞糠矫?，公司規模的均值為21.968，資產負債率均值為0.396，公司平均上市時間為8.091年，公司現金流均值為0.121，30.2%的公司CEO兼任董事長，公司董事會規模的均值為2.244，即上市公司董事會人數平均為8.576，董事會中獨立董事比例均值為37.4%，第一大股東平均持股37.2%，所有樣本中，29.7%為國有企業。

變量的相關性分析結果表明董事會非正式層級與企業創新之間的相關系數顯著為正，初步驗證了假設1。環境不確定性與企業創新之間的相關系數顯著為正，表明當公司處于不確定性環境中時更傾向于進行創新投入?？刂谱兞糠矫?，公司規模、資產負債率、公司上市時間，董事會規模、大股東持股比以及國有企業與企業創新顯著負相關，而CEO二元性、董事會獨立性則與企業創新顯著正相關，與已有研究[1，25]均保持一致。此外，為了消除變量之間多重共線性的影響，我們計算了解釋變量的方差膨脹因子（VIF），VIF的均值為1.41，最大值為1.65，遠低于10的標準值，表明變量之間不存在嚴重的多重共線性。

4.2 回歸結果分析

表1給出了模型的回歸結果。模型1是基準模型，只包含控制變量?？梢钥闯?，公司規模、資產負債率、公司上市年限、大股東持股比的系數顯著為負，而現金流、CEO二元性、董事會獨立性的系數顯著為正。模型2加入了董事會非正式層級，董事會非正式層級的系數顯著為正（β=0.004，p<0.01），這表明董事會非正式層級會促進企業創新，假設1得到驗證。模型3加入了環境不確定性與董事會非正式層級的交乘項用來檢驗環境不確定性的調節作用?？梢钥闯?，交乘項的系數顯著為正（β=0.003，p<0.05），表明環境不確定性會正向調節董事會非正式層級與企業創新之間的關系，假設2得到驗證。模型4加入了企業產權性質與董事會非正式層級的交乘項用來檢驗不同的產權性質的調節作用?？梢钥闯?，交乘項的系數顯著為負（β=-0.008，p<0.05），表明企業產權性質會負向調節董事會非正式層級與企業創新的關系，即相比于國有企業而言，非國有企業中董事會非正式層級與企業創新之間的正向關系更強，假設3得到驗證。

表1 回歸結果分析

4.3 影響機制分析

前文我們在解釋董事會非正式層級影響企業創新時提到了兩個機制，一是董事會非正式層級促進了董事會決策過程中的信息分享，二是董事會非正式層級加強了董事會的監督。接下來我們進一步驗證這兩種機制。對于信息分享，由于沒有公開數據作為支持，我們采用問卷數據進行驗證。該問卷來自作者團隊與上市公司協會開展的“上市公司董事會治理有效性調查”課題，由上市公司協會通過內部公告的形式通知會員單位填寫。問卷從2016年1月27日開始到2016年2月24日共收到467份反饋問卷，占上市公司協會全部會員的22.63%，與上市公司數據匹配后得到309份樣本。借鑒Lu等[26]對于知識共享量表的研究，采用4個題項測量董事會信息分享程度（information），分別是“董事會會議時，所有董事都可以自由發表自己的觀點”、“為更好完成工作，董事會成員之間會經?；ハ鄿贤▍f作”、“董事都會主動和其他成員進行良好的互動與溝通”、“董事會會議具有培養批判思維、批評以及互動學習的氛圍”。4個題項采用李克特5級量表，Cronbachα系數為0.921，表明具有良好的信度。對于董事會監督（bm）我們用董事會監督強度進行衡量，董事會監督強度體現了董事會的監督有效性，借鑒已有研究[27]，選取董事會會議頻次、董事會委員會個數、審計質量3個指標來衡量，其中審計質量為虛擬變量，如果公司聘請四大會計事務所則取值為1，否則為0。3個指標數據均來自國泰安數據庫。將3個指標標準化后求和即為董事會監督強度。

本文通過中介效應分析來檢驗董事會非正式層級影響企業創新的機制。借鑒溫忠麟等[28]的研究，利用逐步法進行檢驗。檢驗結果如表2所示，其中模型5～模型7為信息分享的中介效應檢驗，模型8～模型10為董事會監督強度的中介效應檢驗。從模型6可以看出，董事會非正式層級能夠促進信息分享（β=0.886，p<0.01），并且模型7中信息分享的系數顯著為正（β=0.010，p<0.01），表明信息分享的中介效應顯著。從模型9中可以看出，董事會非正式層級能夠促進董事會監督（β=0.100，p<0.05），并且模型10中董事會監督的系數顯著為正（β=0.001，p<0.05），表明董事會監督的中介效應顯著。因此，中介效應檢驗結果表明董事會非正式層級通過提升董事會中信息分享以及增加董事會監督兩種機制促進企業創新。

4.4 穩健性檢驗

為了確?；貧w結果的穩健性，本文進行如下穩健性檢驗：

首先，借鑒已有研究[3]，本文用專利申請數量來衡量企業創新，用董事會非正式層級與公司的專利申請數量+1的自然對數進行回歸。研究結果表明替換企業創新的衡量方法后，董事會非正式層級的系數依然顯著為正（β=0.128，p<0.05），環境不確定性能夠正向調節董事會非正式層級與企業創新之間的關系（β=0.105，p<0.05），國有企業會負向調節董事會非正式層級與企業創新之間的關系（β=-0.202，p<0.1）。

其次，本文對兩個調節變量環境不確定性和產權性質進行分組檢驗。對于環境不確定性按照中位數進行分組，分為環境不確定性高組和環境不確定性低組;對于產權性質則分為國有企業和非國有企業。分組檢驗的結果表明，在環境不確定性高組以及非國有企業組中，董事會非正式層級更能夠促進企業創新。

最后，我們利用兩階段最小二乘法（2SLS）解決內生性問題。借鑒已有研究[29]，本文選擇滯后一期的Gini和去除焦點公司的行業年度Gini均值作為工具變量。2SLS回歸結果表明董事會非正式層級的系數依然顯著為正（β=0.011，p<0.01）。

綜上，穩健性檢驗結果與實證檢驗結果保持一致。

5 結論與啟示

利用2008～2018年我國上市公司的數據，本文檢驗了董事會非正式層級對企業創新的影響，并進一步分析了這種影響是否因為外部環境不確定性和企業產權性質的不同而存在差異。本文的主要結論如下：首先，董事會非正式層級會促進企業創新。這是因為董事會非正式層級一方面能夠促進董事會成員的溝通和協作，增加董事會信息分享，另一方面能夠對管理層的保守主義行為進行有效的監督。其次，環境不確定性能夠正向調節董事會非正式層級對企業創新的影響。外部環境不確定性越高越需要董事會快速做出創新決策以適應環境的變化，而董事會非正式層級能夠提升董事會決策效率，從而使得公司在面臨外部不確定性環境時快速做出決策。最后，董事會非正式層級與企業創新的關系在民營企業中更加顯著。一方面國有企業董事長的行政任命制抑制了基于社會資本的董事會非正式層級作用的發揮，另一方面相比于國有企業而言，非國有企業有更強的動機進行創新，有利于董事會非正式層級發揮積極作用。

本研究為優化我國董事會治理，促進企業創新提供了有益的借鑒。首先，在董事會一人一票、人人平等的制度規定下，董事會非正式層級能夠起到積極的協調和整合作用。非正式層級的存在使得董事會這個公司最重要的機構兼具“民主制”和“集中制”的優點，既保證了各個董事的平等權利，又有效地提升了董事會的決策效率。因此，公司在選舉董事時應該從企業長期發展的視角，既要保證董事會知識結構的多樣化，還需要考慮董事的社會地位差異對企業創新決策的影響，構建合理且高效的董事會人員結構。其次，公司進行創新決策時需要關注外部環境的變化，當面臨高度不確定性的外部環境時，應該積極發揮高地位董事的作用，及時、有效地做出科學決策。最后，董事會非正式層級積極作用的發揮得益于董事之間的認同屬性，這也是為什么在行政任命居多的國有企業中董事會非正式層級對企業創新的影響較弱的原因。因此在實踐過程中需要進一步推動董事職業化，建立董事的聲譽機制，從而更好地發揮董事會的決策和監督職能。

參 考 文 獻：

[1]魯桐，黨印.公司治理與技術創新：分行業比較[J].經濟研究，2014，（6）：115-128.

[2]Sanders W G， Carpenter M A. Internationalization and firm governance： the roles of CEO compensation， top team composition， and board structure[J]. 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 1998， 41（2）： 158-178.

[3]Lu J， Wang W. Managerial conservatism， board independence and corporate innovation[J]. Journal of Corporate Finance， 2018， 48： 1-16.

[4]Kale P， Singh H， Perlmutter H. Learning and protection of proprietary assets in strategic alliances： building relational capital[J]. Strategic Management Journal， 2015， 21（3）： 217-237.

[5]Hambrick D C， Cho T S， Chen M J. The influence of top management team heterogeneity on firms competitive moves[J]. Administrative Science Quarterly， 1996， 41（4）： 659-684.

[6]Hillman A J， Dalziel T. Boards of directors and firm performance： integrating agency and resource dependence perspectives[J]. 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 2003， 28（3）： 383-396.

[7]Groysberg B， Bell D. Dysfunction in the boardroom[J]. Harvard Business Review， 2013， 91（9）： 1-8.

[8]He J， Huang Z. Board informal hierarchy and firm financial performance： exploring a tacit structure guiding boardroom interactions[J]. 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 2011， 54（6）： 1119-1139.

[9]武立東，薛坤坤，王凱.非正式層級對董事會決策過程的影響：政治行為還是程序理性[J].管理世界，2018，（11）：80-92.

[10]Magee J C， Galinsky A D. Social hierarchy： the self-reinforcing nature of power and status[J]. Academy of Management Annals， 2008， 2（1）： 351-398.

[11]張耀偉，陳世山，李維安.董事會非正式層級的績效效應及其影響機制研究[J].管理科學，2015，28（1）：1-17.

[12]謝永珍，張雅萌，吳龍吟，等.董事地位差異、決策行為強度對民營上市公司財務績效的影響研究[J].管理學報，2017，14（12）：1767-1776.

[13]曾江洪，肖濤.董事會非正式層級、技術董事與技術創新績效[J].科技與經濟，2015，28（3）：1-5，19.

[14]Galinsky A D， Chou E Y， Halevy N， et al.. The far-reaching effects of power： at the individual， dyadic， and group levels[J]. Research on Managing Groups and Teams， 2012， 15（1）： 81-113.

[15]Dijk H V， Engen M L V. A status perspective on the consequences of work group diversity[J]. Journal of Occupational & Organizational Psychology， 2013， 86（2）： 223-241.

[16]Anderson C， Brown C E. The functions and dysfunctions of hierarchy[J]. Research in Organizational Behavior， 2010， 30（1）： 55-89.

[17]Overbeck J R， Correll J， Park B. Internal status sorting in groups： the problem of too many Stars[J]. Research on Managing Groups & Teams， 2005， 7（5）： 169-199.

[18]Bendersky C， Hays N A. Status conflict in groups[J]. Organization Science， 2012， 23（2）： 323-340.

[19]Balsmeier B， Fleming L， Manso G. Independent boards and innovation[J]. Journal of Financial Economics， 2017， 123（3）： 536-557.

[20]Dess G G， Beard D W. Dimensions of organizational task environments[J]. Administrative Science Quarterly， 1984， 29（1）： 52-73.

[21]Shleifer A， Vishny R W. Politicians and firms[J].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1994， 109（4）： 995-1025.

[22]Li F， Srinivasan S. Corporate governance when founders are directors[J]. Journal of Financial Economics， 2012， 102（2）： 454-469.

[23]Chen E T， Gray S， Nowland J. Family representatives in family firms[J]. Corporate Governance： An International Review， 2013， 21（3）： 242-263.

[24]申慧慧，于鵬，吳聯生.國有股權、環境不確定性與投資效率[J].經濟研究，2012，（7）：113-126.

[25]許玲玲.高新技術企業認定、政治關聯與民營企業技術創新[J].管理評論，2017，29（9）：84-94.

[26]Lu L， Leung K， Koch P T. Managerial knowledge sharing： the role of individual， interpersonal， and organizational factors[J]. Management and Organization Review， 2006， 2（1）： 15-41.

[27]Ararat M， Aksu M， Cetin A T. How board diversity affects firm performance in emerging markets： evidence on channels in controlled firms[J]. Corporate Governance： An International Review， 2015， 23（2）： 83-103.

[28]溫忠麟，張雷，侯杰泰，等.中介效應檢驗程序及其應用[J].心理學報，2004，（5）：614-620.

[29]王化成，曹豐，葉康濤.監督還是掏空：大股東持股比例與股價崩盤風險[J].管理世界，2015，（2）：45-57，18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