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水方式變遷與鄉村內生秩序建構

楊嘉欣　李琳

摘 ? 要：水是傳統村落發展的命脈。用水方式與村民的日常生活休戚相關，它折射出鄉村秩序建構的方式，反映了民眾對生命和自然的認識與思考。眉山市仁壽縣鎮龍村經歷了從“一灣一井”到“一戶一井”再到“自來水入戶”三種用水方式的變遷，當地社會結構變化是引發其用水方式變化的主要原因。不同階段用水方式的形成反映了不同階段村落傳統文化的特征，同時也折射出村落內生秩序的變化趨勢?，F階段，“自來水入戶”的用水方式使得鎮龍村傳統文化對村落內生秩序構建所起的作用式微。重建鄉村傳統文化，激發村民“共體”觀念，可以有效促進鄉村內生秩序聚合，進而穩固鄉村振興的根基。

關鍵詞：用水方式;鄉村社會結構;鄉村內生秩序

中圖分類號：D422.6 ? ? ? 文獻標識碼：A ? ? ? ?doi：10.3969/j.issn.1009-6922.2021.02.019

文章編號：1009-6922（2021）02-107-06

水一直是農作物收成豐歉的主宰，水量充足，濕度合宜，農家自然就會豐收，就有足夠的糧食，社會秩序也就趨于安定。用水方式與水同時出現，用水方式的文化觀念延伸到人的物質生活與精神生活的許多方面，對村落建設、村民生活交往產生重要作用?！懊袼资敲袼谆纳钗幕盵1]，“當下，高丙中[2]、劉鐵梁[3]、戶曉輝[4]、劉曉春[5]等民俗學者紛紛將目光轉向日常生活研究，呼吁‘面向當下‘朝向日常的學術范式，紛紛轉向‘生活世界與‘日常生活領域的研究?！盵6]因為當前學界對農村用水方式變遷的研究甚少，所以筆者運用田野調查法，參與觀察鎮龍村生活，采集大量村民口述材料，從多學科角度呈現該村社會結構變化下的用水方式變遷，闡釋其對鄉村生活的影響，并針對當前用水方式下的村落內生秩序離散問題，思考重構村落內生秩序的新方法，以期能為鄉村振興提供實踐路徑。

一、村莊生活的重要折射——眉山市仁壽縣鎮龍村的用水方式

鎮龍村位于四川省眉山市仁壽縣鐘祥鎮南端，距離鐘祥場鎮有3.5公里。全村轄9個村民小組，共有923戶、3296人，幅員面積6.5平方公里，耕地面積2451.95畝，人均耕地面積稀少。2010年整改土地685畝，修建U型槽（農村水利工程）7.8公里、觀光旅游便民道2.8公里，修大水池12個、小水池34個、大小水窖115個，硬化道路全部到社，通戶率達85%以上。村民多以進城務工為生。該村經濟條件總體較好，人民生活水平相對良好，但自古以來降水量較少?！度蕢劭h志》記載：“境內自然條件較差，十年九旱，生產以農業為主。清末及民國時期，沿襲舊制，自然經濟處于支配地位，農民終歲勞作仍不免遭受饑寒之苦……1973年3至6月，全縣大旱，溪水斷流，人畜飲水困難……1980年5月，連續40多天未下透雨?！盵7]此后，該村降水缺乏的狀況仍然沒有得到根本改善，這也就使得該村村民對蓄水工程十分看重。

用水方式決定了村落布局。改革開放之前，“一灣一井”的用水方式在鎮龍村存在了數百年。一個氏族一口水井，村民繞井而居，形成了以水井為中心向外輻射的團狀聚居。之后，到了“一戶一井”時期，家家戶戶打了水井，用水方式更加便捷，便逐漸向家族外擴散，但總體呈以水井為中心的點狀聚居?！白詠硭霊簟敝?，由于自來水的安裝價格高昂，且需要靠近公路才能安裝，所以鎮龍村村落布局又呈現出向公路靠攏的線狀聚居。

用水方式反映了經濟生活。在只有井這一種用水來源的時期，井同時兼有飲用及灌溉之用，鎮龍村村民用井水飼養牲畜、灌溉作物，再用收獲的作物和牲畜進行經濟交換以獲得收入。在這種用水方式下，村民長期囿于土地，務農是主要經濟收入來源。新增自來水之后，村民經濟收入逐漸轉向多方渠道，外出務工成了主要的經濟來源。

用水方式加強了社會交往?！耙粸骋痪睍r期，齊力鑿井、洗衣話家常、天干借水和夜來乘涼等都為村民提供了可以交往的公共空間和事件，水井成為各姓村民聯絡感情的媒介?！耙粦粢痪睍r期，用水方式逐漸家庭化，家庭內成員與外部村落成員交往的親密度與交往頻率降低。但與此同時，這種群體分割式的用水方式使得部分村民可以跨越家庭單位，以個人身份進入更多不同性質群體單位，村民交往的社會人群更多，社會關系網絡逐漸復雜。自來水的入戶使得以水井為核心的一些社會交往方式受到根本性沖擊，進一步強化了“一戶一井”時期的社會交往特征。

用水方式折射了信仰生活?！耙粸骋痪钡挠盟绞绞沟米谧逵^念深入人心，村民延續農耕文明時期的傳統，祭祖、求神、崇尚“萬物有靈”，村民的信仰生活十分豐富。到了以家庭為單位的用水方式時，宗族的約束力松解，同時因外來科學觀念的滲透，村民更加關注現實。新一代年輕人更是隨著自來水的入戶，徹底將自己從家族之中抽離出來，成為比家庭更小的個體單位，傳統信仰分崩離析。

以小窺大，鎮龍村用水方式折射出村莊生活的各個方面。用水方式由傳統轉向現代化，鎮龍村的村莊生活同樣發生了重大的變化。

二、村落社會結構變化與用水方式變遷

鎮龍村的用水方式經歷了從“一灣一井”到“一戶一井”再到“自來水入戶”的變遷過程。作為村莊生活的重要組成部分，鎮龍村不同時期的用水方式反映了該村在其不同發展階段共同的生活方式和習以為常的文化規范。[8]張紅霞通過對農村生活方式變遷的多維因素分析，提出經濟發展水平和思想觀念的變化是引起鄉村生活方式變化的重要因素[9]，生活方式就包括用水方式。經濟的、觀念的因素是社會結構的組成因素。[10]因此，可以說村落社會結構的變化是影響用水方式變遷的關鍵性因素。

（一）以宗族為中心的鄉村社會結構——“一灣一井”

鎮龍村第一口井建于何時已不可考。村里老人說以前是沒有井的，是經熟人介紹后請彝族同胞來打的井。與別的村落空間布局不同，鎮龍村除了具有以大宗族為中心、小宗族為圈層和以家族祠堂為本位的聚居特點外，還明顯呈現出繞井而居的特征。井水供人飲用與灌溉，開掘位置一般處于宗族中心。每個宗族一口水井，水井以姓氏命名，如：楊家井、張家井等。以宗族為中心的社會結構決定了“一灣一井”的用水方式。

在這種社會結構中，傳統的鄉土文化與倫理規范在鄉村文化中占據了上風。當遇到天災人禍時，傳統的、歷史的方法就足以讓他們應對生產和生活中的問題。[11]51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之后，該村某年曾鬧過干旱，張氏一房便想出“小孩抬黃狗求雨”的儀式，讓四個小孩頭插狗尾巴草，抬著黃狗繞井求雨。還有更大范圍的求雨儀式，那需要全村人的共同努力。主持人必須是德高望重的老人，祭拜當天需凈身沐浴，不能進一米一粟，戴禮帽、穿長袍褂，與全村人一起來到鎮龍廟燒香念經。午時三刻，一聲“起”，四五個青壯年將廟內“天地神”（因時間太久遠，當地老人也說不清楚到底是掌管什么的神，只依稀記得名字）的神像“請”下來?！罢垺背鰪R門之前，需繞井三圈，進而游村，村民將廟邊鎮龍井里打出來的水澆到神像身上。游行完畢，最終回到鎮龍廟，還需繞井三圈，神像才能歸位。天陰降雨后，村民們還要再去祭祀菩薩、神井，表示謝意。

中國是一個鄉土社會?！爸袊l土社會的基層結構是一種所謂‘差序格局，是一個‘一根根私人聯系所構成的網絡?！盵12]即使跨宗族，當時的社會結構還是以宗族為中心，并且這種結構持續影響著“一灣一井”的用水方式。土地改革后，村民為解決耕畜、農具、人力不足的問題，開始組織臨時性、季節性或常年性互助組。1958年開始，全村分成9個生產隊，搞大兵團作戰，第一次將絕大部分農民組織在跨宗族的集體組織中[13]。1964年，鎮龍村開展“農業學大寨”，所有的集體生產勞動都按工分記?！疤旄?，那時候集體做活路（干活），那些男同志都到周家壩去挑水、踩水、斗車，許家溝那邊河邊上斗車（踩水車），踩來翻到我們這兒還有啥子哦。周家壩去挑水，挑來澆紅苕種，半天挑兩挑。再不得行，就挑井里的水，經常是這樣?！保ㄔL談時間：2020年5月11日;訪談地點：李某家中;訪談對象：鎮龍村村民李某，76歲;訪談人：楊嘉欣。）楊姓宗族的一口水井被征用，作為磨粉磨面的水源。沿井而生的一塊曬壩也就成為了當時張貼勞動標語和開展宣傳教育的場所，所在生產隊的村民多聚于此。平日，婦女們會到井邊洗衣服，洗衣服期間拉家常，自然形成了人際交往。別的房族沒水喝，也會選擇到生產隊內其他房族的水井挑水喝，兩姓村民借機攀談，拉近感情。甚至村中有些青年男女因生產勞動自由戀愛結為夫妻。

家庭聯產承包制施行后，鎮龍村由原來的生產隊制轉為小組制。盡管此時土地包產到戶，看似具備了用水方式變革的制度條件，但由于種種原因（比如土地稅、生育自由等）導致當地人地矛盾異常突出，使得用水方式變革的經濟條件得不到滿足，此時的用水方式仍然是“一灣一井”。以鎮龍村一組為例，當時全組100多畝的耕地，人均只有水田3分、土地4分的份額。楊氏家族的一支旁支，上至祖爺、下至曾孫輩，一共十幾口人，一直未能分家，這是當時鎮龍村的普遍現象。區別于集體勞動時期，這個時期的水井不再用于生產隊集體生產勞動使用，只用于本房族使用。人們仍在井邊洗衣服、休閑，但因為集體勞動已經轉為個體勞動，所以絕大部分時間都是本家族內的人在使用井水。除非天干或本家族的人邀請，否則別的姓氏的村民是不會來的。

由此可見，當時的社會結構還未出現裂變，“一戶一井”的用水方式尚未萌芽。村民被網絡在宗族系統之中，人人之間相互熟知、彼此相知，依靠祖先和神靈崇拜的信仰和感情機制維系和整合村落秩序。即使后來鎮龍村的組織方式發生了變化，但是傳統的鄉土文化仍然發揮著作用，村民在“一灣一井”中傳遞情感體驗，強化村落記憶，同時也增強集體認同感，村落內生秩序十分穩定。

（二）以家庭為中心的鄉村社會結構——“一戶一井”

隨著新的制度基礎和經濟基礎的出現，鎮龍村轉變為以家庭為中心的社會結構。二十世紀八十年代末，政府廢除土地稅費，人地矛盾略有松緩，村民開始重視經濟生產。為了占有更多的物質生產資料，全村紛紛“分家立戶”。此時，一個家族使用一口水井顯然不能滿足村民不斷增長的物質生產需要，于是村民將小家庭從大家庭中獨立出來，“一灣一井”變成了“一戶一井”。追溯鎮龍村為何會變成“一戶一井”的原因，村民們或是認為以前降雨比現在多，水質無污染，無需再打別的井;或是認為以前的人勤快，現在的人懶;或是認為大家都有錢了，都希望能夠有一個屬于自己小家庭的水井。鎮龍村六組最先開始一戶一井，稍后這種模式擴展到全村。

二十世紀九十年代，該村一度出現“打工潮”，以家族為中心的傳統宗族觀念受到沖擊，以家庭為單位的村民們不再局限于本家族甚至本村的交往，社會關系網絡復雜化，地緣關系拓展出業緣關系，傳統用水方式的地位有所變化。這種變化使得宗族內的人不盡相識?！按蛩臅r候哇，洗衣裳的時候，肯定喊跟屋（自己的家）挨得近的人哇，那隔得遠的，大家都不怎么曉得，有些人看都沒看到過?！保ㄔL談時間：2020年5月15日;訪談地點：蔣某家中;訪談對象：鎮龍村村民蔣某，78歲;訪談人：楊嘉欣。）以前打水井需要全宗族的人一起協作，現在只需要請別村或者本村的職業打井人，主人家幫忙提泥巴即可完成。打井人打井收取錢財，主人家包吃住。水井打好后，開井第一口水也不再有那么多的講究，誰吃都一樣，至于開井的儀式更是不講究了。家庭內分工明確，“女主內男主外”，此種家庭模式下，女性大都選擇留在農村從事農業生產，并且由于社會結構的變化，以前大家族中互相關照的便利性的消失，照料小孩的重擔壓在女性身上。該村發生多起小孩疏于照料而落井的事件以后，村委會引起重視，開始提倡“封井留口”，村民打井水的方式從人力轉向使用潛水泵抽水。三口之家在這時期的鎮龍村十分常見。村里的年輕人也時興跨村、跨鎮、跨縣甚至跨省的自由戀愛。以家庭為單位的鄉村社會結構依然處于傳統家族社會的“余輝”之下，盡管有所消退，但民眾在生活實踐中建構起來的、用以指導人際互動的文化法則仍然有效。村民外出打工，并不是長時間的，農忙時間，他們仍會回家來幫忙生產，對村里的重大決策也十分關注?！案隙ㄟ€是在這兒的嘛（哪兒能不回來），出去打工，人家說我是哪哪哪兒的，喝的張家水哇，楊家水，一下就曉得了?！保ㄔL談時間：2020年5月24日;訪談地點：楊某家中;訪談對象：鎮龍村村民楊某，48歲;訪談人：楊嘉欣。）

從某種程度上來說，盡管社會結構在這時期發生了變化，但根植于村民心中的宗族觀念并未徹底從人們心里祛除?！耙粦粢痪钡挠盟绞街皇菍⒋迕穹殖闪藫碛懈嘧杂蛇x擇權力的群體，倫理本位并未發生根本性的動搖，加之村民主體意識的存在，鄉村社會秩序相對穩定和諧。[14]

（三）以個人為中心的鄉村社會結構——“自來水入戶”

隨著國家經濟的發展，許多女性開始外出務工。經濟徹底開放，村民自治取代了政府統一安排，鎮龍村開始推進城鎮化。到了2008年左右，村民的經濟狀況相比過去已明顯好轉，開始陸續在城市里買房，只有過年的時候才回到農村。鄉村的輿論壓力與道德譴責不再約束村民按照“禮”的規則行事?！叭コ抢镎胰思肄k事，就是說你們兩個是從小吃一口水長大的，別個都不會睬你?！保ㄔL談時間：2020年5月26日;訪談地點：陳某家中;訪談對象：鎮龍村村民陳某，46歲;訪談人：楊嘉欣。）當時，鎮龍村流行一種叫做“云南山歌”的劇情歌謠影碟，多是講述“不孝子孫遭報應”“親叔親嫂成眷屬”“小矮子被人看不起，逆襲后回報家鄉”等故事?，F代化的觀念向鄉村滲透，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觀念取代以“禮”為中心的倫理觀念，鎮龍村村民個人意識覺醒。一個人可以以不同“法人”的資格進入不同的團體。[15]將村民留在鄉土的家族家庭眷念在“利益至上”的現實面前徹底被沖刷，以個人為中心的社會結構明顯顯現出來。村民從家庭中解放出來，成為獨立的經營主體與活動個體，對用水方式的轉變的需求日益增長。2010年，仁壽縣投入25億元統籌城鄉供水，建設“一洞五廠六線”和“進村入戶”工程，黑龍灘水庫優質水全縣覆蓋。鎮龍村響應仁壽縣“新農村建設”號召，享受仁壽縣全域安全飲水“長藤結瓜”民生工程，即將黑龍灘水庫的安全衛生水利用管道輸送到農戶家中。自來水進村、到社、入戶，鎮龍村委會都遵循群眾自愿的原則，按照“誰受益，誰承擔”的原則，由村民自籌資金解決。以鎮龍村一組為例，該組每一個水戶頭4000～4500元（即安裝費），水費3元/噸?！耙粦粢痪钡挠盟绞?，在村民但某看來不僅分割了他們的個人時間，還存在飲用安全的隱患，所以當水利政策放開時他們家便很快安裝了自來水。

個人主義的增強使得“自來水入戶”的用水方式反作用于當前鎮龍村社會結構?！白詠硭霊簟敝?，不僅傳統倫理觀念淡化，許多傳統的民俗信仰也逐漸形式化、精神內核空心化。首先就體現在井作為村落公共生活空間的地位上，村民很少聚集在水井旁邊，許多水井都被荒廢了，以前一個宗族的井不僅被茅草覆蓋，而且還被亂扔垃圾、倒農藥。其次是信仰記憶空間的收縮。[16]村民注重個體，社會流動性更強，鎮龍村的人群主體由青年向老年變遷，主持儀式（例如喪葬儀式中的“沁井”儀式）的展演權力重新回歸到老年人手中。當這些老人去世后，新的老年展演群體登上舞臺，但由于許久遠離鄉村，信仰記憶趨向簡化，儀式的內容也不復傳統完整?！扒呔眱x式（當地年老女性喪葬儀禮其中的一個儀式。大多在下午進行，喪葬隊伍葬墓途中，需經歷九個井，每至一井，端公道士在前先念一遍符語，后人緊隨其后跪拜一遍，直至最后一井。跪拜完后，端公道士打起井水，死者后人每人一勺，寓意今后福澤長壽。）本來是要祭拜九個井，死者的靈魂才能得到安息，但現在只祭拜一個井，有些嫌棺槨笨重的人，甚至原地壘石成“井”，走個過場。

可以明顯看出，個人為中心的社會結構的分化，促使村民對轉變用水方式的需求增加，“自來水”入戶后，村民被劃分成更小單位的個體，雖然生活水平顯著提高，社交網絡愈發擴大，但維系鄉村傳統文化所需要的最重要的集體觀念與倫理規范淡化嚴重，直接導致了鄉村內生秩序的散漫。

三、結論與思考

（一）用水方式變遷與村落內生秩序構建

“鄉土社會的秩序是一種‘禮治秩序，即一種不需要‘同意權力（即合同契約），也不需要‘橫暴權力（即國家法律）就可以維持的秩序，這一秩序的基礎是‘教化權力（即文化），亦即禮俗的力量或文化的力量?！盵11]48-53鎮龍村傳統的用水方式受以宗族、家庭為中心的社會結構的影響，反映出差序格局的鄉村熟人社會，村民有著共同的生活方式和價值認同感，遵循著約定俗成的倫理規范，這些倫理規范構成鄉村秩序構建的主要方式。在這種情況下，反而比國家設立的行政機構對人們的約束力更加強有力。鄉村主體之間的熟悉程度較強，受輿論、面子和人情的影響更大，鄉村社會的秩序也就更穩定。[17]

文化與生活方式緊密相連，城市與鄉村的生活方式是不一樣的。在以家庭為中心的鄉村社會結構末期，大量的村民涌入城市，所接觸的生活方式是與農村截然不同的，遵守的規則由小的村落共同體擴大到社會共同體，傳統的行為規范適應不了如此大的范圍。一方面，他們需要認同自己工作場域的文化;另一方面又受到家鄉文化價值的羈絆，這就造成了他們適用于城市的文化原則，與鄉村家庭生活文化迥然不同。[18]這種撕裂使他們擁有了選擇文化的權力，村民在兩種文化之間搖擺不定。以個人為中心的鎮龍村社會結構促使“自來水入戶”用水方式的出現。村民徹底擺脫了井水干涸、用水條件差的局限，享受到了城市文化帶來的現實便利。于是，村民選擇背離傳統的價值體系，建構鄉村秩序的內生力量削弱，鄉村的內生秩序也就處于離散狀態，村民“身在其中心不在”，村落秩序具備不穩定性。

（二）聚合鄉村內生秩序

“人類可以無自由而有秩序，但不能無秩序而有自由”。[19]由村落內部力量推動、形成和維系的社會秩序，而非由外部行政力量強加或者推動，即為鄉村內生秩序。[20]鄉村社會內生秩序是鄉村社會存在和發展、鄉村治理有效的必要條件，“鄉村治理有效是鄉村振興的基礎根基?！盵21]聚合當前鄉村的內生秩序，符合當下鄉村振興的要求。以上來看，聚合鄉村內生秩序，最重要的是要重建屬于他們自己的文化。并不是說要恢復所有的傳統文化，而是在彌合文化撕裂的時候，因地制宜整合鄉村文化。

1.重構鄉村公共文化空間可以使鄉村文化得到整合。從鎮龍村前兩個時期的用水方式來看，當村民有可以提供交往、寄托情感以及共同遵從習俗慣例的公共場所（如井）的時候，社會的聯系是緊密的，村民對村落共體有著情感和道義感，整個村落和諧穩定。時代不可逆，鎮龍村的社會結構也不可能回逆。在強調個人主義的鄉村社會，井是不可能再成為公共文化空間的，所以需要尋找新的替代物。能將村民從零散狀態集中的時刻只有過年，而過年的祭祖又是能將家人和親族團結凝聚起來的唯一時刻?！按屐糁亟ㄊ恰Y制復興的一種方式，是‘小傳統的一種重構和發明”[22]，借鑒玉溪市小白井村村祠重建的經驗[23]，將所有姓氏的源祖都放在一塊祭祀空間里，村民們有了“牽掛”，情感在鄉村又找到了可以寄托的地方，傳統的鄉土倫理文化又可以重新生長起來，推動著村落內生秩序的整合與重建。

2.村落內生秩序的整合還可以通過創造蘊含公共價值的文化事項。[24]傳統用水方式時期，繞井求雨、抬神祈雨、在井邊宣傳生產標語等的時候，鎮龍村村民在交往的同時也傳遞對于村落的其他村民的情感體驗，增強集體儀式感和村落認同感。這些都是有公共價值的文化事項，但因為這些儀式或事件中或多或少帶有迷信或國家強制的色彩，所以已經不適用于現在的文化重建了。但是這些公共事件中都帶有傳統文化的色彩，這給予鎮龍村重建村落文化的思路。該村處于四川枇杷之鄉，每年四五月來此的游客眾多。當地農戶通過銷售枇杷，能獲得不低的收入。而枇杷多生長在山地地帶，灌溉用水多為山野古井。利用每年的枇杷豐收季節，由政府出資，興辦“枇杷節”，組織村民改編一些表現傳統美德，又與時代結合的川劇表演或節目，吸引大量的游客或外出的村民回來。而大量的人群使村民收入提高，也會起到一個吸引鄉村主體回流的作用，鄉村文化重建有了主體基礎，鄉村內生秩序自然慢慢聚合。

總而言之，聚合鄉村內生秩序，就是要抓住一個“公共性”的概念，將村民從“觀念上的個體”聚攏到“觀念上的共體”，本質是再造鄉村社會結構，激發落葉歸根式的城鄉循環，以內生的力量約束鄉民，讓鄉村重新煥發生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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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稿日期]2021-01-04

[作者簡介]楊嘉欣（1997—），女，四川仁壽人，湘潭大學文學與新聞學院民間文學（含民俗學）專業2019級碩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鄉村民俗文化;李琳（1975—），湖南常德人，博士，湘潭大學文學與新聞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主要研究方向：民俗學。

[基金項目]本文系國家社科基金項目“南岳信仰傳播與湖湘多民族文化交融研究”（項目編號：2019BZJ054）、湖南省教育廳重點項目“多民族文化交融視域下的靖州飛山神信仰研究”（項目編號：18A078）的階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