血MCP-1、PCT、免疫球蛋白在甲狀腺癌患者術后感染并發癥預測中的價值分析

張元秋 曾 萍 周彥生 白 賓 逯翹楚 薛會朝

外科手術是目前治療甲狀腺癌重要手段，能有效清除病變組織，延緩疾病進展，但有研究發現，甲狀腺癌術后易出現消化道、呼吸道、切口感染，若未及時救治，嚴重危及患者生命安全[1]。因此，及時、有效評價甲狀腺癌術后感染程度，給予針對性干預措施，是提高手術效果、改善預后的關鍵。甲狀腺癌術后感染發病機制尚無明確闡述，部分學者認為與炎性反應密切相關[2]。降鈣素原(PCT)是膿毒癥及炎性活動有關的多臟器衰竭可靠指標。單核細胞趨化蛋白-1(MCP-1)為趨化因子超家族成員，可參與機體多種機能活動(病原體感染、炎癥反應、細胞生長及發育)，資料顯示，血MCP-1、PCT水平與疾病感染程度具有一定關聯性[3-4]。另有研究指出，術后免疫功能低下可降低機體防御外界細菌能力，從而引起感染，甚至膿毒血癥[5]。免疫球蛋白是一類具有增強免疫功能、抗菌能力的活性蛋白質，其水平變化能直接反映機體免疫狀態。因此，推測血MCP-1、PCT、免疫球蛋白水平對甲狀腺癌術后感染并發癥具有一定預測價值，本研究對其加以探討，如下。

1 資料與方法

1.1 研究對象

經我院倫理委員會批準通過，選取2016年10月至2019年8月我院甲狀腺癌手術患者95例為研究對象，包含男性40例，女性55例；年齡30～65歲，平均(47.84±5.50)歲；體質量45～75 kg，平均(60.96±6.13)kg；合并疾?。?2例糖尿病，46例高血壓，28例高脂血癥。

1.2 選取標準

1.2.1 納入標準 ①符合甲狀腺癌診斷標準[6]，結合病理檢查結果確診；②術前未接受放化療及免疫調節劑治療；③具備明確手術指征；④術前無任何感染；⑤均行小切口甲狀腺切除術；⑥患者及家屬知曉并簽署同意書。

1.2.2 排除標準 ①嚴重感染性疾??；②自身免疫缺陷疾??；③其他惡性腫瘤；④腫瘤遠處轉移；⑤腎、腦等臟器功能不全；⑥近3個月接受重大手術；⑦凝血機制異常；⑧依從性差，無法完成研究。

1.3 方法

1.3.1 檢測方法 空腹狀態下，收集3 ml外周靜脈血，應用北京萬通科盛科技公司生產GFX105型離心機，離心15 min，2500 r/min，取上清液并儲存于低溫環境。血PCT采用化學發光法檢測，血MCP-1采用酶聯免疫吸附法檢測，免疫球蛋白M(IgM)、免疫球蛋白G(IgG)、免疫球蛋白A(IgA)應用全自動生化分析儀(北京普朗新技術有限公司，300A/X型)檢測。武漢默沙克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提供所用試劑、試劑盒，由我院檢驗科醫師完成上述操作。

1.3.2 感染評估方法 參照美國國家疾病預防控制中心(CDC)標準，從術區疼痛、體溫變化、MRI檢查、實驗室檢測、切口改變等5個維度評估。

1.4 觀察指標

①95例甲狀腺癌手術患者術前、術后1 d、術后3 d血MCP-1、PCT、IgM、IgG、IgA水平。②一般資料，包含合并疾病、性別、年齡、體質量。③2組術前、術后1 d、術后3 d血MCP-1、PCT、IgM、IgG、IgA水平。④血MCP-1、PCT、IgM、IgG、IgA水平對甲狀腺癌患者術后是否發生感染并發癥預測價值。⑤甲狀腺癌患者術后發生感染并發癥有關影響因素的Logistic回歸分析。

1.5 統計學方法

2 結果

2.1 患者術前、術后1 d、術后3 d血各指標水平

患者術后1 d、3 d血MCP-1、PCT水平較術前增高，血IgM、IgG、IgA水平較術前降低(P<0.05)。見表1。

表1 患者術前、術后1 d、術后3 d血各指標水平對比

2.2 2組患者一般資料

術后95例患者發生感染并發癥14例，未發生81例。根據是否發生感染分為2組，2組患者性別、體質量、年齡、合并癥等一般資料相比，差異無統計學意義(P>0.05)。見表2。

表2 2組患者一般資料對比

2.3 2組患者術前、術后1 d、術后3 d血各指標水平

組內比較，感染組與未感染組術后1 d、3 d血MCP-1、PCT較術前增高，血IgM、IgG、IgA水平較術前降低；組間比較，感染組術后1 d、3 d血MCP-1、PCT較未感染組高，血IgM、IgG、IgA水平較未感染組低(P<0.05)。見表3。

表3 2組患者術前、術后1 d、術后3 d血各指標水平對比

2.4 血各指標水平對甲狀腺癌患者術后是否發生感染并發癥預測價值的ROC分析

術后3 d IgM預測甲狀腺癌患者術后發生感染并發癥AUC最大，為0.940，截斷值為0.55 g/l，診斷敏感度為92.86%、特異度為86.42%。見表4、圖1～2。

圖1 術后1 d血各指標預測價值ROC曲線

表4 血各指標水平對甲狀腺癌患者術后是否發生感染并發癥預測價值的ROC分析結果

2.5 甲狀腺癌患者術后發生感染并發癥有關影響因素的Logistic回歸分析

圖2 術后3 d血各指標預測價值ROC曲線

以術后是否發生感染并發癥為因變量，將患者性別、年齡、血MCP-1、PCT、IgM、IgG、IgA水平為自變量實施logistic回歸分析，結果發現，血MCP-1、PCT、IgM、IgG、IgA均為患者術后發生感染并發癥的重要影響因素(P<0.05)。見表5。

表5 甲狀腺癌患者術后發生感染并發癥有關影響因素的Logistic回歸分析

3 討論

甲狀腺癌為頭頸部常見疾患，年均增長率為6.2%，居女性惡性腫瘤第5位[7]。目前，甲狀腺癌的治療多依賴于小切口甲狀腺切除術，其有效性已得到臨床肯定[8]，但手術屬于創傷性操作，術中牽拉及器械操作均可破壞皮膚黏膜組織，加以手術部位暴露時間過長，可增多創面細菌數量，增加切口或呼吸道感染風險，進而引起休克、應激性潰瘍、代謝性酸中毒，影響術后恢復[9]。

病原菌培養是鑒別診斷術后感染“金標準”，具有較高診斷價值，但該方法存在費時費力、操作繁瑣等不足，其臨床應用受限。近年研究發現，甲狀腺癌患者長期遭受腫瘤侵犯，機體免疫功能低下，加以手術創傷，可進一步抑制其免疫功能，減弱抗感染免疫防御功能，增加術后感染發生風險，故監測甲狀腺癌術后免疫狀態尤為重要[10]。免疫球蛋白是反映機體免疫狀態重要指標，白金權等[11]研究發現，甲狀腺癌術后免疫功能低下，經治療后好轉。常青等[12]指出，甲狀腺癌術后IgM、IgG、IgA呈低表達，推測原因可能與術后出現感染并發癥有關。另外，免疫狀態紊亂還體現在大量炎性細胞因子生成，以往研究顯示，正常人體內血PCT含量幾乎為0，而甲狀腺切除患者全身感染時血PCT顯著升高[13]。MCP-1最初發現于人體神經膠質瘤細胞系及骨髓單核細胞系THP-1，現有研究已證實其在巨噬細胞、內皮細胞、單核細胞、成纖維細胞中均有表達[14]。趙云剛等[15]報道，甲狀腺乳頭狀癌患者體內MCP-1含量高于甲狀腺腺瘤、甲狀腺良性疾病。推測原因為，腫瘤分化期間易受病毒刺激，特別是惡性腫瘤，加以血小板衍生生長因子(PDGF)、脂多糖(LPS)作用，可產生大量MCP-1。而MCP-1具有較強趨化活性，可抑制機體血液循環，破壞人體細胞組織，加劇機體免疫功能損傷。本研究數據顯示，患者術后1 d、3 d血MCP-1、PCT水平高于術前，血IgM、IgG、IgA水平低于術前(P<0.05)，可見血MCP-1、PCT、免疫球蛋白在甲狀腺癌術后呈異常表達，可能與甲狀腺癌術后感染發生有關。

PCT主要應用于感染及膿毒血癥早期診斷，其可于炎癥反應發生2～4 h內升高，為臨床抗菌藥物應用提供參考。多項研究顯示，血清PCT是早期診斷結直腸癌術后感染性并發癥、肺癌術后并發肺部細菌感染的標志物，具有較高特異性及敏感性[16]。MCP-1是重要趨化因子，可在局部組織招募炎癥細胞，介導炎癥反應，袁巍等[17]學者指出，MCP-1、腫瘤壞死因子-α(TNF-α)、白細胞介素-6(IL-6)等細胞因子升高水平與術后顱內感染程度有關，利于判定患者感染發生情況及進展狀態。傅華軍等[18]研究證實，結直腸癌術后感染患者血清MCP-1高于非感染患者。但臨床尚未見血PCT、MCP-1與甲狀腺癌術后感染并發癥的關系，故本研究對此加以探討，結果顯示，感染組與未感染組術后1 d、3 d血MCP-1、PCT較術前增高，尤其是感染組，說明MCP-1、PCT是甲狀腺癌術后發生感染較為敏感指標之一，可通過檢測上述細胞因子變化，早期發現感染并了解感染程度。同時術后1 d、3 d 2組血IgM、IgG、IgA水平低于術前，且感染組低于未感染組(P<0.05)，與既往研究結果相近[19]，說明免疫球蛋白水平變化與甲狀腺癌術后感染并發癥具有一定關聯性，同時提示臨床醫師可根據術后免疫球蛋白相關指標變化，做好甲狀腺癌術后感染并發癥的防治措施。進一步研究發現，術后3 d IgM預測甲狀腺癌術后感染并發癥AUC 最大，且logistic回歸分析顯示，血MCP-1、PCT、IgM、IgG、IgA均為患者術后發生感染并發癥的重要影響因素(P<0.05)，說明血MCP-1、PCT及免疫球蛋白均能用于甲狀腺癌術后感染并發癥的預測。

綜上可知，血清MCP-1、PCT、免疫球蛋白是引起甲狀腺癌患者術后感染并發癥的影響因素，監測其水平變化有利于早期預測術后感染并發癥，為臨床確定診治方案提供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