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生活垃圾分類標準研究

張怡翔 韓嘉祎 張玉珠 吳苗苗 何璇 張春霞

【摘要】 基于認知負荷理論，垃圾分類的難度過大會造成居民認知負荷增加，導致分類的效率下降。為改善此類狀況，對現行的四分類標準進行優化，使其更直觀易懂，便于居民使用。實驗表明優化后的分類標準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居民的認知負荷，并且能使人們分類的正確率有效提升。

【關鍵詞】 城市生活垃圾;垃圾分類;分類標準;認知負荷

【DOI編碼】 10.3969/j.issn.1674-4977.2021.03.002

Research on Classification Standard of Municipal Solid Waste

ZHANG Yi-xiang，HAN Jia-yi，ZHANG Yu-zhu，WU Miao-miao，

HE Xuan，ZHANG Chun-xia*

（Civil Engineering，Shanghai Normal University，Shanghai 201418，China）

Abstract： Based on the theory of cognitive load，the difficulty of garbage classification will increase the cognitive load of residents，resulting in a decrease in the efficiency of classification. In order to improve this kind of situation，optimize the current four classification standards to make them more intuitive，and convenient for residents to use. The experimental results show that the optimized classification standards can reduce the cognitive load of residents to a certain extent，and can effectively improve the accuracy of people's classification.

Key words： municipal solid waste;garbage classification;classification standard;cognitive load

目前，國內關于垃圾分類的研究多集中于分類工作開展的現狀、問題、原因及對策等，包括垃圾分類行為的影響因素[1]、生活垃圾分類管理的制度法規[2]、分類工作對末端處理的影響等方面[3]，有不少研究表明，垃圾分類標準對分類工作的具體實施起決定性作用。

垃圾分類標準的設置是生活垃圾管理的基礎和難點，同時，分類標準也影響居民分類投放效率[4]、人們的意愿參與程度[5]、末端處理成效等方面的重要因素。若標準過粗，不能很好地起到分類的作用，將會加大后期分揀工作的難度;若標準過細，則導致居民的工作量太大，使其意愿參與度降低，分類工作將難以繼續推行。因此在垃圾分類管理過程中，制定科學的分類標準是重中之重。[6]

1 假設與方法

現階段垃圾分類在我國46個試點城市范圍內推行，因其標準缺乏直觀性、難以理解，引起居民的認知負荷加重，“如何分類”已成為投放垃圾的難題。若能在不改變分類目的的前提下優化分類標準，減少認知負荷，將會降低居民源頭分類的難度，能提高垃圾分類的效率。因此提出研究假設：通過優化垃圾分類標準，可降低居民的認知負荷，提高垃圾分類的效率。

本研究通過問卷調查居民日常垃圾分類情況及對標準的看法，根據人們的習慣和偏好對垃圾分類標準進行優化，并設計對照實驗，驗證優化后的標準是否能降低居民的認知負荷而提高分類效率。

2 問卷調查

2.1 問卷說明

對46個垃圾分類試點城市的居民發放問卷，最終獲得有效問卷393份，問卷回收率87%。調查問卷由三部分組成：人口統計學問題、四分類標準測試題、居民個人分類行為及態度問題。文章根據分層抽樣的調查數據，對樣本進行描述性統計分析，比較人們日常垃圾分類行為的差異，及對四分類標準的掌握程度和態度。

2.2 結果統計與分析

通過8道垃圾分類測試題，得到樣本的平均正確率約為39%，可見人們對分類知識的掌握情況較差。從居民平時分類投放垃圾的難點來看，只有9.5%的樣本認為“沒有難點”，即其他90.5%的樣本認為垃圾分類存在一定困難。其中，“難以辨清垃圾的類別”占比達到72%，說明辨別垃圾的種類給居民日常垃圾投放帶來了較多困難。

調查民眾日常投放垃圾的情況，有過半的樣本選擇將廢品出售，約30%的樣本選擇將垃圾全部分類并投放至垃圾箱，由此可見有80%以上的樣本能區分廢品類的可回收物與其他類別垃圾。垃圾分類測試題中，廚余垃圾和干垃圾兩個類別的錯誤率高達75%，過半樣本會將兩者混淆。

為調查標準名稱的差異是否會給居民帶來不同的直觀感受，設置以上海和北京為代表的兩套垃圾種類的名稱，根據人們對兩套名稱的傾向來看，大部分樣本偏向于使用“可回收物、其他垃圾、廚余垃圾、有害垃圾”的稱呼，原因可能是“其他垃圾”“廚余垃圾”比“干垃圾”“濕垃圾”更直觀，便于人們理解。

3 對照實驗

3.1 實驗設計

基于上述調查數據，在四分類的基礎上對標準進行調整。將現行的四分類標準稱為“標準A”，優化后的標準稱為“標準B”。首先，保留“標準A”中的“廚余垃圾”和“有害垃圾”兩類，因為其特殊的性狀和處理方式與其他生活垃圾不同，因此應優先將其分出?！捌渌焙汀翱苫厥瘴铩敝兴睦N類較多，且兩者的分類界限較模糊，居民常將其混淆。我們提出把其中常見且直觀的垃圾按材質單列為若干種類，如紙類、塑料類、玻璃陶瓷類，這有利于人們更加迅速地做出較準確的判斷，也降低了末端分揀工作的成本。

最終確定“標準B”為廚余垃圾、紙類、塑料類、玻璃陶瓷類、其他垃圾和有害垃圾6類，其中紙類垃圾可以直接回收，但應保持清潔干燥，避免相互污染（由于紙巾和衛生用紙的水溶性太強不可回收，不歸于此類）;塑料類的垃圾量較大，居民日常接觸較多，因其不易分解腐爛，不適合直接填埋，將其列為一類;玻璃陶瓷為易碎品，破碎后易出現尖銳邊角，若與其他類垃圾混合投放，將不利于二次分揀。使用“標準B”的流程為：首先判斷是否屬于廚余垃圾、有害垃圾→根據垃圾的材質判斷是否為紙類、塑料類、玻璃陶瓷類→不屬于上述幾類的歸為其他垃圾。

3.2 實驗材料

實驗的目的是比較居民使用不同分類標準時的認知負荷和分類效率，自變量為垃圾分類標準，因變量為認知負荷和分類效率。認知負荷采用Paas自評量表測量，該表采用9級評分制，要求被試根據自己感受的心理努力和任務難度兩方面進行評價，在1～9中選擇合適的數字，相應表示兩項指標值的大小。該量表的信度較高，內部一致性信度系數α=0.74。[7]分類效率通過測量居民分類的反應時和正確率來計算，反應時即平均投放每個垃圾的耗時，正確率為分類正確的垃圾數目占總垃圾數目的比值。

隨機抽取上海某高校新生100名，抽樣條件為家鄉未實行垃圾分類且未學習過四分類。將其隨機分為兩組，保持每組性別比例相同。實驗組和控制組分別學習“標準A”和“標準B”后進行垃圾分類測試，由操作人員對其效率指標進行測量，測試結束后實驗對象需填寫認知負荷自評量表。學習材料為格式一致的兩套垃圾分類指南海報，分類測試的題目采用60張常見生活垃圾的圖片以代替實物。

3.3 結果與討論

研究采用獨立樣本t檢驗，分析使用兩種標準對居民主觀感受和客觀指標的影響，主觀感受通過認知量表測得，包括心理努力和材料難度兩個指標;客觀指標即垃圾分類效率，通過對60個垃圾分類的正確率和平均耗時進行計算。

1）主觀測量指標：基于認知負荷理論，若被試評估自己付出的心理努力較多，認為學習的材料難度較大，則證明其產生的認知負荷較高。實驗數據表明，從心理努力指標來看，兩組實驗對象投入的努力程度無顯著差異（Sig.=0.068）;從材料難度指標來看，控制組評估的材料難度值顯著高于實驗組（Sig.=0.001），表1說明實驗對象主觀認為“標準A”的難度大于“標準B”，由此證明“標準B”在一定程度上可以降低總認知負荷。

2）客觀測量指標：表2中結果顯示實驗組與控制組的正確率在0.01的顯著性水平下呈現差異，進一步比較均值，“標準B”組的正確率為84%，高于四分類組的正確率67%。將測試的總耗時轉化為平均每道題的反應時，得出實驗組的反應時均值為4.76秒，高于控制組4.68秒，但差異未達到顯著性水平（Sig.=0.787）。實驗數據表明，使用兩套標準進行垃圾分類的耗時無顯著差異，但使用“標準B”能顯著提高分類的正確率。說明在耗時幾乎相同的情況下，使用優化后的標準能有效提高分類的正確率，總體來說垃圾分類效率顯著提升。

4 結論

本研究通過問卷調查和對照實驗，了解居民日常分類情況和對分類標準的看法，分析標準對人們認知負荷和分類效率的影響，主要研究結論如下：

1）大部分居民對分類知識的掌握情況較差，分類測試題的平均正確率僅有39%，有72%的樣本認為判斷垃圾的類別具有一定困難。

2）居民在垃圾分類時，常常會按自己的理解判斷垃圾類別。由于現行的四分類標準較為抽象，導致人們難以理解，因此日常垃圾的投放工作困難重重。分類標準的設置應多從使用者的角度考慮，要從源頭提升分類的效果，才能降低后期各階段的總成本。

3）本研究從直觀性出發，在四分類的基礎上設計出了“標準B”。實驗結果表明，該標準能減輕居民分類時的認知負荷，且人們使用“標準B”的分類正確率要顯著高于四分類。

【參考文獻】

[1] 徐林，凌卯亮，盧昱杰.城市居民垃圾分類的影響因素研究[J].公共管理學報，2017（1）：142-153+160.

[2] 孟小燕，王毅，蘇利陽，等.我國普遍推行垃圾分類制度面臨的問題與對策分析[J].生態經濟，2019（5）：184-188.

[3] 顧旺.我國城市垃圾分類處理問題研究[D].南京：南京理工大學，2015.

[4] 杜春林，黃濤珍.從政府主導到多元共治：城市生活垃圾分類的治理困境與創新路徑[J].行政論壇，2019（4）：116-121.

[5] 陳紹軍，李如春，馬永斌.意愿與行為的悖離：城市居民生活垃圾分類機制研究[J].中國人口·資源與環境，2015（9）：168-176.

[6] 范文宇，薛立強.循環經濟視角下城市生活垃圾管理“平行雙軌制”的建構[J].環境保護，2017（1）：42-46.

[7] 孫崇勇.認知負荷的測量及其在多媒體學習中的應用[D].蘇州：蘇州大學，2012.

【作者簡介】

張怡翔（2000-），女，上海師范大學本科生在讀。

韓嘉祎（2000-），女，上海師范大學本科生在讀。

張玉珠（1999-），女，上海師范大學本科生在讀。

吳苗苗（2000-），女，上海師范大學本科生在讀。

何璇（2000-），女，上海師范大學本科生在讀。

通訊作者：張春霞（1974-），女，講師，碩士，研究方向為城市可持續性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