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幸、解放與自由之愛

[摘 要]生活世界里有種種不幸，但是，被西蒙娜·薇依主題化了的不幸不是一般意義上的不幸，而是指陷入這樣一種狀態：身體遭受的控制與受苦使心靈（思想）無暇他顧，看不到其他可能，看不到任何希望。這種不幸在根本上意味著因身體的受難而使思想受到了捆綁，在心靈里留下了“奴役的印記”。身體上陷入這種受難中的人，如果心靈上沒有做好準備，便注定會陷入這種不幸之中。而對于陷入這種不幸中的人來說，心靈沒有被重新打開，以使他們看到新的可能性，他們便不可能得到解放，甚至不會有解放的要求。但是，只有那種基于自由的愛才能在心靈上做好準備，也才能重新啟開不幸者的心靈。

[關鍵詞]不幸;身體的受難;解放;愛

[作者簡介]黃裕生（1965-），男，哲學博士，清華大學人文學院教授（北京 100084）。

一

雖然人們經常談論不幸，但是，不幸卻一直沒有成為哲學討論的主題。人們通常會談論苦難，而很少把不幸作為一個主題進行追問。這大概是因為不幸通常被包含在苦難之中加以思考。

在日常生活中，人們一般在三種意義上理解不幸。首先是把不幸理解為一種遭受意外事件的打擊而陷入的偶然處境。當人們說，“最近他很不幸，被騙得傾家蕩產”，或者說，“那一家太不幸了，接二連三發生車禍”，那么，這里所說的不幸就是指遭受意外事件的打擊而造成一時的困難處境。人們通常也會這樣說，“他很不幸，出生不久就失去了父母，從小缺乏家庭的溫暖”。這里理解的不幸則是指生活中缺失一種應有的完整，以及因這種不完整所帶來的缺陷或缺乏。這是通常所理解的第二種不幸。人們通常也把這種情況稱為不幸：“她父親不幸去世了”。這種不幸既指她父親本人的死，也指她父親的死給她帶來的悲傷與痛苦。在這種情況下，人們所理解的不幸實際上是指某種自然事件（如老、病、死）及其給人帶來的痛苦，這也就是日常生活中所理解的第三種不幸。這三種不幸都是日常生活意義上的不幸，它們都是作為事實或偶然發生的，或必然出現的，而不是作為“不應該的事件”出現。這是通常談論的不幸一直沒有成為理論研究的主題的原因。

但是，薇依卻把它單獨提出來作為一個主題進行討論，并做出了很奇特的理解：“在受苦領域里，不幸是與眾不同的，……它同一般的受苦完全不同。不幸占據靈魂并給它打下了深深的烙印，這烙印是不幸所獨有的，是受奴役的印記?！?/p>

西蒙娜·薇依：《在期待之中》，杜小真、顧嘉琛譯，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94年，第64頁。

不幸通常與痛苦、悲傷聯系在一起，但是，痛苦、悲傷本身并不是不幸，也不一定造成不幸。在薇依看來，真正的不幸首先在于在身體上造成受苦，并且在靈魂里留下了被奴役的烙印。這里的關鍵在于不幸與奴役的關系。不幸在本質上是對身體的控制與造成的痛苦達到這種程度，以致這種痛苦“不可避免地出現在靈魂中”并在靈魂里刻下奴役的印記。能造成不幸的痛苦不是一般的身體上的痛苦，而是對身體造成一種使思想無法傾注在其他方面的事物甚至無法想象其他方面的事物的痛苦。換句話說，對身體造成的這種痛苦構成了對思想的一種“捆綁”，使思想無法呈現、關注、想象任何其他可能。在薇依看來，在塵世間，這種足以構成不幸的肉體上的痛苦才具有“捆綁”思想的特性西蒙娜·薇依：《在期待之中》，杜小真、顧嘉琛譯，第65頁。。對思想的這種束縛也就是在靈魂里刻下了奴役的印記。

奴隸是這種不幸的一種極端形式。奴隸的不幸首先在于他的身體被囚禁，但是，只是身體被囚禁并不構成奴隸的不幸。奴隸身體上長期遭受的禁錮、折磨不斷把痛苦、恐懼、卑微、屈辱擠進他的靈魂（心靈），使靈魂除了專注于被設定的目的外，無法再按自己的本性自由地投向自己的目的，甚至完全忘卻自己還有自己的目的。在這個意義上，人一旦淪為奴隸，便失去了一半的靈魂，甚至近乎完全失去了靈魂。所以，奴隸的不幸甚至使奴隸安于自己的被奴役處境，而再無解放的訴求。

不過，奴隸只是不幸的一種極端形式而已，人類社會還有各種可能的不幸?！凹词固幵谖覀冞@樣的時代，不幸也懸在每個人的頭頂上?！?/p>

西蒙娜·薇依：《在期待之中》，杜小真、顧嘉琛譯，第67頁。

雖然近世以來，人類社會開始基于道義（人權）自覺而要求全面廢除奴隸制，并進而在法律層面上實施了全面廢除奴隸制，但是，人對人的奴役、壓迫所導致的不幸，仍不絕如縷。其中最普遍的不幸就是馬克思所揭示的“異化勞動”。資本與工業化把人變成單純的勞動力而置入各種流水線，成了日復一日運轉的零部件。這種奴役與奴隸制的奴役當然有區別。在奴隸制下，奴隸主與奴隸沒有契約關系，只有強力關系。而在現代社會里，沒有奴隸主與奴隸，也沒有鞭子與鎖鏈，卻仍充滿奴役與被奴役。奴役者與被奴役者之間甚至還有自由的契約關系，因為人們都是根據相應要求與條件自愿選擇進入工廠、企業才成為其員工，這里沒有逼迫或脅迫。但是，在這種自由的契約關系下，卻掩藏著一種被迫的處境，那就是為了生存，人們不得不進入各種流水線并專注于流水線所要求的事務。雖然人們可以拒絕充當一個工廠或企業的零部件，但是，在資本與現代技術共同規定的現代分工體系里，人們早已被拋入了無名的流水線上的無名位置。這就是零部件的位置。無人能擺脫零部件的存在處境，甚至擁有資本或創造技術的人也一樣。作為零部件，在其位置上發揮最大的功效永遠是第一位的，我們可稱之為“位置績效優先”的原則。

零部件的奴役性就在于：1.這里優先的是績效，而不是人的尊嚴，甚至看不到人的尊嚴;2.必須也只能專注于被設定的目的與程序性動作;3.身體與思想不能有或無法有其他可能性。零部件的處境使人每天除了身體疲憊的痛苦外，就是關閉思想，使思想變得空洞、無能、貧乏。對于充當零部件的人來說，除了沉重的重復，生活不再有其他可能性。薇依在進入阿爾斯通工廠工作之后不久寫道：

強迫自己。再強迫自己。身體空了，沒了生命力;腦子空了，沒有思想。心頭突然涌起一股麻木的怒火，除此之外，只感覺無能為力、任人擺布。對明天的唯一希望就是他們能允許我再度過這樣的一天。

西蒙娜·薇依：《工人的條件》，弗朗辛·杜·普萊西克斯·格雷：《西蒙娜·韋伊》，韓紅梅譯，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17年，第113頁。參見本書相關章節。

人類自身的有限性與惡性總是不斷變換著讓人陷入不幸的各種可能形式。零部件處境無疑是現代社會最普遍的一種不幸形式。但是，無論哪種不幸形式，都是通過控制身體、設定身體、使用身體來使痛苦和疲憊轉化為思想（靈魂）的鎖鏈而在靈魂里打上奴役的印記。靈魂無法鎖住靈魂，思想無法捆綁思想。真正能關閉思想、逮捕靈魂的，只有身體上的持續受苦。這是薇依的一個洞見。

我們常以為，通過控制言論自由，重復謊言，就可以控制思想。但是，這是一個習以為常的誤解。對言論自由的控制都只有基于對人的身體的各種管控、限定、威脅直至折磨，才能起到鉗制思想的作用。如果只有言論管控，而沒有對身體上的“強暴”，那么，就不可能真正禁錮思想。簡單說，沒有身體上的奴役，就不可能有思想上的奴役。在人的靈魂被奴役之前，身體必已被奴役，而身體被奴役受苦，思想必受捆綁。這并非說言論自由不重要，更非說剝奪言論自由不嚴重，而是說，控制言論自由本質上是控制人身自由的一種方式：它要發揮作用一方面要以對身體的管控為前提，另一方面它的最終目的是對身體的設置。

從這里，我們也許能更為深刻地理解洛克為什么會如此強調每個人對自己的生命、身體擁有“所有權”而具有自由支配權。如果說把人的身體-生命置于一種絕對權力下，是對人一種奴隸式的奴役，那么，把人的身體-生命置于一種額外的權力下加以管控，則是對人的一種現代奴役。這里所謂“額外的權力”是指這樣一種權力：為了保障與維護人們不可讓渡的自由權所需要的權力之外的權力，以及為了維持每個人有尊嚴的生活所不可接受的強迫。前者通常就是那些越界的政治權力，后者則是來自社會各個層面的各種機制系統的權力。無論是絕對權力的奴役還是額外權力的奴役，給人造成的不幸在本質上都是“剝奪了遭它打擊的人的人格，把他們變成了物?！麄冇肋h不會認為自己是某某人”西蒙娜·薇依：《在期待之中》，杜小真、顧嘉琛譯，第70頁。。

將人物化、非人格化，是所有奴役的根本所在。雖然額外權力對人的身體的奴役看起來要比絕對權力（奴隸式）的奴役要文明得多，卻也隱晦得多，而就它將人非人格化而言，它一樣會在人的靈魂里刻下被奴役的印記。

這一印記使靈魂充滿屈辱、卑微、冷漠，甚至甘居被奴役與被監控的處境而變得麻木不仁。所以，這種不幸甚至會成為造就不幸者進一步不幸的同謀?！霸陂L期遭受不幸的人身上，存在著一種自身不幸的同謀性。這種同謀性阻礙了他為改善自己命運可能作出的努力，……甚至阻止他希求得到解脫。不幸者于是安于不幸，人們便以為他滿足于這種處境?！?/p>

西蒙娜·薇依：《在期待之中》，杜小真、顧嘉琛譯，第68頁。人類不幸的一個真正不幸之處就在于，不幸者的不幸會成為導向自己后續不幸的同謀。如果沒有外力的介入，不幸者會被自己的不幸帶向不斷疊加不幸的不歸路。無論對于個人還是族群來說，不幸的不幸之處，在這一點上都一樣。所以，對于解放與救贖，外力、他者，就成為不可或缺的。

二

不過，不幸不僅使人安于不幸處境，而且使人“無法救助任何人，甚至不可能有這種愿望。因此，對不幸者的同情是不可能的事”

西蒙娜·薇依：《在期待之中》，杜小真、顧嘉琛譯，第66頁。。不幸者不只是對自己的不幸麻木不仁，而且對他人的不幸也無感。所以，他也不會有救助他人于不幸之中的愿望。當不幸者失去了同情他人不幸的能力，同時也意味著，他沒有能力接受與理解他人的同情。因此，同情對喚起不幸者改變或擺脫不幸處境也失去了意義。

不幸之為不幸就在于，在不幸者的世界里無一絲光明與希望，有如暗黑的無底深淵，以致薇依認為：“不幸使上帝在一段時間內不在場，比死亡更加空無，比暗無天日的牢房還要黑暗?？植劳虥]了整個靈魂。在這期間，無愛可言?？膳碌氖?，如果在這無愛可言的黑暗中，靈魂停止了愛，那么，上帝的不在場就成為終極的了?！?/p>

西蒙娜·薇依：《在期待之中》，杜小真、顧嘉琛譯，第67頁。當身體的受苦攝住了人的整個靈魂，靈魂也就失去了愛的能力，失去了打開希望的能力。簡單說，靈魂失去了靈魂。在不幸者的世界里，公義、希望、愛處于關閉狀態。所以，只要不幸持續著，代表并主宰著這些永恒之光的上帝就缺席。死亡還有死后的期待，甚至還有耶穌的同死與同生，而不幸則只有黑暗的當下，沒有其他。在這個意義上，不幸超過死亡，是人類與人生最深遠的虛無。

所以，薇依甚至認為“人類生活的深奧之謎不是受苦，而是不幸”

西蒙娜·薇依：《在期待之中》，杜小真、顧嘉琛譯，第66頁。。因為作為人類生活中一種最根本的虛無，它關聯著人性的無底深淵。人類生活有種種苦處、種種難處，但是，不幸是一種最深切的苦難。因此，它是人類必須首先面對的處境。人類真正的解放與救贖，根本上在于抗拒不幸與擺脫不幸。那么，如何解放與救贖？薇依的不簡單就在于，在她這里，人類的解放與拯救，既不歸結為單純的社會改造，也不依靠單純的靈魂轉向，而是既需要社會的解放運動，也需要個人靈魂的準備動作。而可貴的是，在這兩方面，她都身體力行。

為了真正理解工人的處境與工人運動的必要性，她放下并隱藏了哲學教師的身份，到最具典型意義的工廠流水線去從事一個普通工人的工作。正是這一經歷，讓她把人類的不幸作為一個存在論式的主題凸顯出來，并加以重新思考。工人普遍陷入的不幸，是人類不幸的一種現代形式。這種不幸并非由工人個體或這個階層本身造成的，也非其他階層（比如資產階級）及其個體造成的，而是人類生活于其中的社會機制的“力”造成的。因此，需要對社會機制進行改造。不過，這種改造并非通過摧毀社會機制來進行，而是通過工人運動來尋求社會機制達成一種新的平衡。這種平衡點在哪里呢？這個新的平衡以這樣的原則為其起點，即工人階層及其個體的工作時間、工作環境、工作機制的調整、改善足以恢復工人的人格性存在，也即足以恢復工人作為人而能有尊嚴、有自由（有其他可能性）地工作、生活，而不再只生活在一種可能性里，也即不再只作為零部件而存在。工人正如其他階層一樣在工作中需要忍受可能的身體上的負擔與痛苦。但是，這種負重與痛苦不應成為持續不斷的受難，以致受難成了主宰生活的內容。作為擺脫人類不幸處境的途徑，工人運動或其他社會運動的基本目標就是促進人類從各種相互奴役中解放出來，以避免或防止身體上的受難成為主宰人們生活的內容。

但是，社會運動要作為擺脫不幸處境的現實方式需要一個前提，那就是對不幸處境的理解與同情。但是，處在不幸中的人缺乏這種理解與同情。只有不幸處境之外的人或者雖處在不幸處境卻不淪為不幸者的人，才能理解與同情不幸者，并因而才能展開解救運動。這意味著需要有能抗拒淪入不幸的幸存者。這樣的幸存者就是那些在靈魂上做了準備的人。由于靈魂上準備好了對付受苦受難，所以他們能夠在經受身體上的苦難而不致使苦難占據整個靈魂，從而保持著靈魂的自由。那么，什么樣的人會屬于那種在靈魂上做好了準備的幸存者呢？薇依舉例說：

那些“由于信仰而遭迫害并且自己也明白這一點的人們盡管他們遭受苦難，但并不是不幸的人。只有當苦難或恐懼占據了他們的靈魂使他們忘懷受迫害的原因時，他們才會墮入不幸?！?/p>

西蒙娜·薇依：《在期待之中》，杜小真、顧嘉琛譯，第70頁。這些人首先是有信仰的人，而且準備好為自己的信仰接受迫害，接受身體上遭受的痛苦。也就是說，那些有信仰的人，就屬于靈魂上有準備的人。這里的信仰，并非特指某一宗教信仰，當然也并非所有宗教，只有那些足以讓靈魂堅強到能承受身體痛苦的信仰。當然，在薇依心目中，典范的或優先的信仰是基督宗教的信仰。

在薇依看來，真正擁有這種宗教信仰的人，也就是在靈魂里始終保持著愛的人：愛自己的同類，愛世界之美，愛絕對的他者。因為真正信靠基督的人，也就是把愛永放心頭的人。因為心頭存著愛，他們才能身陷不幸之境卻能抗拒墮入不幸，因而才能走出不幸之境，并也才可能幫助不幸者走出不幸。所以，薇依寫到：在不幸處境之中，“靈魂應當繼續無目標地愛，至少應當愿意去愛，即使以自身極小的一部分去愛也罷。于是，有一天上帝會親自出現在靈魂面前，向靈魂揭示世界之美，正如約伯那種情況。但是，如果靈魂不再去愛，那么它就從塵世間墜入幾乎同地獄一樣的地方”

西蒙娜·薇依：《在期待之中》，杜小真、顧嘉琛譯，第67頁。。不幸處境之為不幸的處境就在于，這種處境持續地把人置入了在身體上只能應對單一事件，致使其持續痛苦或疲憊不堪而看不到盡頭。除了工廠流水線上長時間的勞作外，還有公司、機構夜以繼日的加班，都是使身體持續疲憊不堪而無暇他顧的設置。因此，置身其中的生活再沒有其他可能，再沒有新的希望。在這種處境下，要抗拒淪入不幸，即使沒有了具體目標，也要保持著愛，保持著愛他人、愛世界之美的愿望。因為保持著這種愛，才能打開不幸處境之外的其他可能性，包括在處境艱難、生活單一中仍能發現、感受、通達世界之美，并保持著從這種不幸處境中解放出來的信心與期望。簡單說，保持著愛，才能保持著內在的自由。而唯有保持內在自由而保持著期望與信心，才可能理解自己與他人的不幸處境——這種處境之原由，它的不合理性以及它的應有出路。相反，如果心中失去了愛，那么，在不幸處境中必被這一處境所捕獲而再無能力抗拒淪為不幸的人。因此，對于靈魂不再有愛的人來說，不幸處境就如同地獄一樣沒有希望。

對于薇依而言，這在根本上意味著，只有保持心中之愛，才有可能從不幸處境中解放出來，從事對不幸者的解救運動也才有可能。對于不幸者的解救運動，保持靈魂上的愛有雙重意義。

首先是避免自己淪為不幸的人。

薇依對人性有一個令人驚訝的看法：在本性上，人們的自然情感總會把蔑視、反感、仇恨與不幸聯系在一起，因此，“所有人或多或少都會瞧不起不幸的人”，而“這種蔑視、這種反感、這種仇恨從對待不幸者轉而對待自己，并滲透到靈魂深處，又從那里以自身被毒化的色彩污染整個世界。如果超自然的愛歷經滄桑存在到今天，它就能阻止這兩種效應發生”

西蒙娜·薇依：《在期待之中》，杜小真、顧嘉琛譯，第68頁。。在自然本性上，人是很不堪的，對于同類的受傷、不幸，無不持蔑視、厭惡乃至仇恨的情感，永遠慶幸自己的例外，只要惡事不降臨到自己頭上，都會以“優越者”自居，以運氣或命運的“選民”自居。但是，人們常常不可能例外，無人能成為運氣的選民。所以，人性的悖謬出現了：蔑視不幸者的人，蔑視總倒過來蔑視他。厭惡、仇恨也如此。因此，蔑視這類情感性對待不僅鞏固著他人的不幸，而且也強化著自己的不幸。在薇依看來，只有超自然的愛，才能阻止或中斷這種鞏固與強化著不幸的自然情感，從而避免淪為不幸的人。

其次，靈魂上保守愛，才能幫助不幸者在不幸處境中重新喚醒內在自由而重新敞開靈魂，從而幫助不幸者超越出自己的不幸處境去理解自己與他人，恢復對自己與他人的愛，包括恢復欣賞、通達世界之美。肉體的受難禁錮了靈魂，但恢復靈魂的自由不是靠解除肉體的受難，而是靠靈魂之愛來解除靈魂的封閉。

因此，如果說對于抗拒淪為不幸者來說，保守靈魂之愛是至關重要的，那么，對不幸者的解放與救贖來說，以愛復愛，也即以敞開的靈魂來敞開靈魂，則是關鍵的一步。薇依寫道：

“正如上帝在每個靈魂敞開時，匆匆向它奔去，并通過它去愛不幸者，為不幸者服務，上帝也向每個敞開的靈魂奔去，通過它去愛，去欣賞他自己創造之物的引人注目的美?！蔽髅赡取ま币溃骸对谄诖小?，杜小真、顧嘉琛譯，第100頁。

恢復內在自由而有余地的靈魂，才是敞開的靈魂。只有這種留出了空地的敞開的靈魂，上帝也即愛本身才會臨在，并通過這種臨在使一個人的靈魂能感受到受造界之美，能去愛他人而互愛，能去愛所有不幸者而使不幸者恢復互愛的能力與愿望，并愿意為不幸者的解救事業服務。

如果說保守靈魂之愛的人是不幸者的解救事業的開啟者，那么不幸者恢復愛的能力與愿望則是這一解救事業的動力源泉。無論從哪個角度說，愛，都是每個時代的不幸者的解救事業的基點。沒有愛，既不會有解救事業的開啟者，也不會有解救事業的動力源，因而也不會有解救不幸者的社會運動。

所以，在薇依這里，解救不幸者的解放事業既需要訴諸社會運動，也需要依靠靈魂轉向運動，那就是從被身體的受難所捕獲而專注于受難轉向愛，轉向愛他人、愛受造物之美而愛造物者，也就是愛愛本身。不過，靈魂轉向于解放事業具有更根本的意義，因為沒有這種靈魂轉向，甚至不會有社會解放運動。這意味著，對于救拔人類于不幸之中的解放事業而言，愛是更根本的，它是人類不斷借以擺脫不幸的解放事業的基點。

三

當然，這種愛不是出于我們的自然本性的喜歡或渴望。出自我們的自然本性的情感恰恰排斥這種愛，比如基于自然情感與日常功能的差等之親，都會排斥這種愛。所有基于自然本性的情感都會導向自我中心——自我優先、自我優越，而所有出自日常生活功能的親情都必是差等之情與差等對待。而無論是自我優越、自我優先，還是差等之情、差等對待，不僅無益于救拔不幸者的解放事業，甚至有害于這一事業。因此，實際上，真正能作為解放事業之基點的愛，恰恰只能是一種能突破我們的自然情感與日常功能的愛，也即超越我們的自然本性的愛。這種不在我們的自然本性里的愛，究竟是一種什么愛呢？

不在我們的自然本性里，也就意味著這種愛不在必然性里，不在日常生活的關聯里，不在功能關系里，因此，它突破了必然性，擺脫了包括功能關系在內的日常生活世界的關聯。這樣的愛乃是一種自由的愛，或者更確切說，是基于自由的愛。自由是人的本質（das Wesen），而不是人的自然本性（die Natur）。人之為人不在于其本性，而在于其本質，所以，人之為人乃存在于其本質里，而不只是存在于其本性里。人既被賦予本性，也被賦予本質。他是以被拋入自由之中而被賦予了本質。當且僅當保守住其自由，人才保持為人自身。人的所有不幸全在于他被以各種可能的方式抽出了自由，使他從自由中墜落出來，而陷入了單純的必然性，成了必然性的一環，從而失去了愛的能力與愿望。

基于自由而存在，才能跳出必然性，跳出基于必然性的自我中心與功能關聯，因此，才能自主-自動地自我打開、自我呈現而能讓他人也自主-自動地自我打開、自我呈現。在這種自主-自動的自我呈現而讓他人也自主-自動的自我呈現的基礎上，人們才能設身處地地相互理解而相互承認、相互尊重，而這種相互承認與相互尊重就是最原初的愛，也是最基礎的愛。在這個基礎上，人們才會相互悲憫、相互同情而走向相互救助。在這個意義上，我們說，那種能突破自然情感與日常功能的愛是一種基于自由的愛。

實際上，也只因為有這種跳出了必然性的自由，人們才能突破自我中心而讓他物作為其自己呈現，也即讓事物在一個不出場的整體之中作為其自身來相遇照面。這意味著，我們是在自由中在與事物自身相遇的同時，朝向了一個不出場的整體，一個無名的絕對他者，一個無名的唯一者。只要在自由中，我們就會朝向這個絕對的唯一他者，也只是在自由中，我們才會朝向這個絕對的唯一他者。自由既是一種讓……，同時是一種朝向……。這種朝向既是自由者的自我敞開，也是對絕對者的回應。這種敞開與回應就是愛。自由存在者基于其自由而愛著絕對的唯一者。

也就是說，作為人類擺脫不幸之基點的愛乃是一種基于自由與出于自由的自由之愛。

薇依的思想主題是很豐富的，上面我們只是討論了她有關不幸這一主題的思考，試圖以此表明兩點：首先是她的思想多與其經歷相關，其次是她的思想主題多與愛相關。

實際上，她是一個耶穌式的人物。何謂耶穌式人物？耶穌與其他宗教領袖最大的一個不同就是，他以一個卑賤者身份出生，又以一個弱者的形象度過短暫的一生。但是，在這個卑微與弱者的形象背后，卻隱藏著一個超越了一切強者的至尊者，一個在萬王之上的王者：他能夠與所有愿意接受他的人一同一切苦、一同一切樂、一同一切罪，直至一同生、一同死，并最后一同復活。人類的悲苦千百樣，但無論多悲、多苦，也無論罪孽多深、多重，他都與你同在，與你同擔受。在至苦、至悲之處，人是孤獨無助的;在至善至惡的決斷之間，人是孤獨彷徨的;在墜向死亡邊界之際，人是孤獨恐懼的。無論是王者，還是草民，既無法改變自己的這種孤獨，也無法幫助任何人克服這種孤獨。但耶穌以上十字架的方式向世人顯明，他愿意并能夠時刻與所有接受他的人同在一切孤獨無助的處境而消除這一切孤獨、無助與恐懼。人世間雖然有貧富之分，貴賤之別，但是，面對孤獨處境，在死亡面前，實際上所有人都是弱者，都是塵土般的卑微者。耶穌以弱者形象到來，就是要扶持一切弱者，以使其剛強立住;他以卑微者身份出場，就是要為一切卑微者服務，以使其高貴受寵。

與耶穌一樣，薇依似乎生來就是為弱者、窮人服務的。她出身于衣食無憂的富裕家庭，卻一生只為弱者、貧困者思考與行動。本可以過著優裕的生活，但為了被壓迫者，為了心中的義與愛，她一生顛沛流離?！笆ネ健苯^非對她的戲稱，而是她一生的真實寫照。她的所思所想都與她的圣徒般的所作所為密切相關。所以，為了理解薇依的思想，最好有一部關于她的傳記。

那么，什么樣的人合適為薇依寫傳呢？

與這部傳記的作者林早只見過一面，但只這一面也讓我確信她是合適的。在那次小型聚會上，她言語簡約，而靈性閃爍。在溫文婉約中，透出一股純粹、剛強。在記憶里，她的形象被歲月漸漸掩蓋得有些模糊，卻越來越清晰地留下了她的一幅素描：謙卑與高潔。這不正也是西蒙娜·薇依的形象嗎？所以，當得知林早在寫薇依傳記時，我認定薇依在漢語世界里找到了一個即使不是唯一合適也是最合適之一的傳記作者。當讀到她發來的這部傳記書稿，我發現原來的判斷獲得了事實的支持。如果原先對薇依思想不了解的人讀了這部傳記作品，相信會對薇依的思想感興趣;如果原先對薇依思想有所了解、研究的人讀了它，相信對薇依思想會有更多、更深入的理解。

不過，正如任何一個人的人生與思想都是寫不完的一樣，薇依的人生與思想更是如此。因為生命會隨著終結而關閉，但是，人生與思想則永遠是開放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