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經濟兩大板塊變化趨勢研判

[摘要] 百年變局在經濟上的一個重要表現就是，發展中國家作為一個整體自20世紀90年代初冷戰結束以來，獲得了顯著高于發達國家的經濟增長率。在21世紀第一個十年，發展中國家繼續保持了對發達國家的經濟增速優勢。但在第二個十年中，這種增速優勢有所減少。資源價格、發達國家進口需求和國際直接投資流動，在最近十年出現了與經濟全球化黃金時期不同的表現。2020年發生的疫情及其宏觀經濟政策效應，從長遠看也可能給發展中國家的相對經濟增長帶來不利影響。針對發展中國家經濟發展外部環境的重要變化，中國提出的“雙循環”新發展格局應是一種積極和及時的回應。在新方針指導下，發展中國家需要以更加有效的方式做好改革開放。

[關鍵詞] 發展中國家? 發達國家? 相對經濟增速? 經濟全球化

[中圖分類號] F113? ?[文獻標識碼] A? ? [文章編號] 1004-6623（2021）01-0015-09

[作者簡介] 賀力平，北京師范大學經濟與工商管理學院教授，研究方向：世界經濟與國際金融。

百年變局在世界經濟中的一個重要表現是“東升西降”或“南起北伏”，即發展中國家作為一個整體的經濟增長率大大高于發達國家，發展中國家在世界經濟總量中的占比不斷升高;而且，由于發展中國家的人口總數大大超過發達國家，發展中國家在世界總產出中的占比也超過了發達國家。按照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統計，1999年時，發展中國家和轉軌國家在世界GDP總額中占比為42.6%，發達國家為57.4%;到了2018年，發展中國家占比上升到59.2%，發達國家則下降到40.2%。在近20年時間里，發展中國家占比上升了17個百分點，相當于每年上升0.9個百分點。如果這種趨勢在未來繼續延伸下去，那么，再過20年，發展中國家在世界總產出占比將接近80%。這種情況有可能發生嗎？

世界似乎處在一個轉折點上。人們自然會提出這樣的問題：未來，發展中國家的經濟增長會繼續顯著高于發達國家嗎？換言之，發展中國家的長期經濟增長速度在未來會不會出現變化？如果變化，會是什么情形？

一、20世紀80年代以來

發展中國家經濟增長業績

世界銀行在1977年約請一位經濟學家大衛·莫拉維茨（David Morawetz）撰寫了一篇題為“經濟發展二十五年”的文章，刊在《金融與發展》1977年9月號。這篇綜述文章回顧了發展中國家20世紀50年代到70年代中期的經濟增長業績。它的基本概括是，發展中國家人均國民生產總值（GNP）以1974年美元值為基數，在1950—1975年期間年均增長3.4%，同期發達國家為3.2%，兩者相差不多;全部發展中國家人口在世界占比1953年為68.1%，1980年為73.6%，上升5.5個百分點;同時，發展中國家GNP在世界占比1955年為20.7%，1980年為21.5%，上升僅有0.8個百分點?？梢哉f，這25年中，發展中國家在世界GNP占比的那一點點上升，主要由其人口增長所帶來。

從50年代到70年代，世界上有許多經濟學家在發展經濟學領域從事研究，努力為發展中國家尋找經濟發展的“靈丹妙藥”。到80年代中期，有學者認識到，后進的發展中國家能不能自動獲得“追趕”優勢，國內制度結構等因素至關重要（Abramovitz ， 1986）。

80年代末以后，世界經濟局勢發生重要變化。發展中國家的經濟增長率逐漸呈現加速增長勢頭。從80年代后半期和90年代初開始，發展中經濟體的經濟增速開始高于發達經濟體。發展中經濟體相對于發達經濟體的“增速優勢”（按同期內發展中經濟體GDP增長率高于發達經濟體的百分點來度量）在20世紀第一個十年達到高峰。

圖1顯示1980—2019年發展中經濟體與發達經濟體GDP增長率。兩者皆有顯著的年度波動。為縮小年度波動的干擾效應，圖2取了兩個指標的三年平均數。這樣，我們可以更加清楚地看出兩者的對比趨勢：在80年代，兩者增速幾乎完全相同（發展中經濟體平均水平高于發達經濟體僅0.08個百分點）;90年代，發展中經濟體的增速高于發達經濟體（0.85個百分點）;20世紀第一個十年，發展中經濟體的“增速優勢”達到高峰（4.25個百分點）;在第二個十年中，發展中經濟體繼續享受“增速優勢”，但兩者差距相對于前一個十年已有縮?。?.09個百分點）。

發展中國家獲得相對于發達國家的經濟增速優勢，為發展中國家改變自身命運并追趕發達國家提供了重要的歷史性機遇。這是一種歷史性的轉折，是百年變局在經濟上的最大體現。

展望未來，例如展望下一個十年，我們可以提出的一個問題是，發展中國家的這種“增速優勢”會有何種變化？是繼續維持3-4個百分點的增速優勢還是降低到1-2個百分點甚至兩者回歸到80年代的情形，增速幾乎完全相同？回答這個問題，必須聯系到在20世紀90年代到21世紀第一個十年期間導致發展中國家經濟增速優勢的重要因素。

二、發展中國家經濟增速優勢的

三大因素及其變化趨勢

很容易看出，發展中國家在20世紀90年代到21世紀第一個十年所獲得的相對于發達國家的經濟增速優勢，在時間上正好與經濟全球化高度吻合。這20年也可以說是經濟全球化的黃金時期，其標志是冷戰結束，各國經濟競相對外開放，國際貿易和國際資本流動得到加速增長，等等。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都積極參與了經濟全球化并從中受益。但是，從本文的角度看，肯定有一些“特別的因素”促使發展中國家的受益程度大于發達國家?？梢哉J為資源價格上漲、發達國家進口需求擴張和跨境資本流動就是屬于這種“特別的因素”，它們不僅體現了經濟全球化的浪潮，給發達國家帶來了經濟增長效益，而且更多地給發展中國家帶來了重要的經濟增長效益，尤其給那些積極參與經濟全球化的發展中國家帶來了更加顯著的效益。

（一）資源價格變動趨勢

圖3顯示世界糧食價格和原油價格在1980—2019年期間的表現。其中，在1980—1999年期間，世界糧食價格和原油價格的基本趨勢是下降和處于相對低位;在2000—2012年期間，世界糧食價格和原油價格幾乎直線上漲，僅在2008—2009年期間出現過短暫性暴跌;在2013—2019年期間，世界糧價和油價轉為下行，但其水平高于它們在1980—1999年期間的平均水平。

糧價和油價的上漲會讓糧食和原油的主要出產國和出口國獲得較多效益。它們中有發展中國家和發達國家，但發展中國家相對多一些，尤其在近些年北美發達國家大量出產頁巖油氣之前。未來，在糧價和油價繼續處于21世紀以來的低位時，這意味著那些大量出產和出口糧食和原油的發展中國家，將不再能像以前那樣獲得特別的或額外的經濟增長效益了。

（二）發達國家向發展中國家的市場開放

資源在發展中國家的分布是很不平衡的。有的國家擁有廣袤土地和豐富的礦物儲藏，有的國家則以人口眾多、耕地相對緊張而聞名。對那些勞動力充足的發展中國家來說，積極發展外向型的出口導向產業，是提升經濟增速并獲得額外效益的可行途徑。60年代后半期在東亞出現的“四小龍”或“四小虎”經濟增長奇跡，為后來的許多國家都提供了這方面的示范作用。但出口導向的政策需要有外部市場的支持，而這通常來自發達國家的進口需求的開放和增長。這主要是因為，其他發展中國家的進口市場要么體量不夠大，要么不夠開放。對積極發展制成品出口產業的發展中國家來說，發達國家的貨物進口需求就成為十分重要的外部因素了。

圖4比較了1980—2019年發達國家在四個時期中的GDP增長率和貨物進口增長率。在其中四個時期中，發達國家貨物進口增長率都顯著高于GDP增長率，這不僅體現了它們的對外市場開放性，而且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其內部經濟結構的變化和調整，即它們國內市場的外向性提高了。在80年代（1980—1989年），發達國家貨物年均進口增長率為5.2%，GDP增長率為3.1%，前者為后者的1.7倍;在1990—1999年期間，這兩個指標的倍數上升到2.6;此后，在21世紀的兩個十年中，該倍數降低到2.0和2.1，依然高于80年代的水平。

前面已經指出，在1990—2019年這30年期間，正是發展中國家經濟增速顯著高于發達國家的時期，也是經濟全球化迅猛發展的時期。但是，隨著國際經濟關系和政治關系近年來的一些變化，尤其是疫情以來各國經濟政策更多地轉向了本土保護主義和經濟民族主義，發達國家面向發展中國家的市場開放程度在未來很有可能出現降低。它們很可能會對有關的貿易政策或市場進入政策進行限制性的調整。這樣一來，那些已經高度依賴發達國家進口市場的發展中國家將多少會受到一些不利影響，不能再像過去那樣享受額外的效益了。

（三）跨境資本流動的變化

經濟全球化的一個重要特征是跨境資本流動加速增長。圖5顯示，發達國家直接投資流出額在1970—1979年期間平均每年為279.3億美元，在1980—1989年期間平均每年為880億美元，在1990—1999年期間為3728.8億美元，在2000—2009年期間為9356.1億美元。在這40年期間，每過十年，發達國家對外直接投資年均額就翻番，增長速度在20世紀最后十年達到高峰（翻了兩番）。

發達國家對外直接投資既流向其他發達國家，也流向發展中國家。在1990—2009年這20年中，發達國家的對外直接投資大量流向發展中國家和轉軌國家。在這個時期，發展中國家所接受的外商直接投資相比以前大大增多了。而且，很重要的是，來自發達國家的外商直接投資幫助了許多發展中國家提升自己的制造能力，得到了設備更新和組織管理變革的催化劑。

但是，我們從圖5也看到，發達國家直接投資年均流出額在2010—2019年僅比前一個十年略有增加，為9805.5億美元。這個數字的變化，或許意味著經濟全球化還在繼續中，但它的加速增長的勢頭卻弱化了。在下一個十年，即2020—2029年中，這個數字甚至有可能出現減少。而且，跨境直接投資流動的變化不僅會表現在總量水平上，也可能表現在區域流向構成上。

三、疫情的短期影響和長期影響

國際金融危機在2008年9月爆發后，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幾次調整其對2009年世界經濟增長的預測。表1顯示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在2008年11月到2009年7月三次有關發達經濟體和發展中經濟體在2009年GDP增速的預測，以及后來得到的它們2009年GDP增速的實際數。我們從表中可看到，國際貨幣基金組織關于發展中國家GDP增速與發達國家之差（前者高于后者的百分點）的預測，從2008年11月的5.4上升到2009年7月的8.9，呈現直線上調趨勢;實際結果是，2009年發展中國家GDP增速高于發達國家6.1個百分點?？梢哉J為，2008—2009年那場國際金融危機給發達國家經濟帶來了較大的沖擊，發展中國家相對于發達國家的經濟增速優勢在危機中凸顯出來。

但是，聯系我們在第一節的討論也可以看到，2008—2009年國際金融危機給予發展中國家GDP增速優勢的有利作用是短暫的，沒有能夠持久。如前指出，在2000—2009年期間，發展中國家GDP增速高于發達國家4.25個百分點，而在2010—2019年期間，這個增速優勢下降到3.09個百分點，比前一個十年水平低了1.14個百分點。這也就是說，發生在這兩個十年時間段之間的國際金融危機沒有能夠阻止發展中國家相對于發達國家的經濟增速優勢的縮減。

2020年初疫情暴發以來，人們再次提出了疫情會如何影響世界經濟兩大板塊經濟增長前景的問題。包括世界衛生組織在內的許多機構和人士認為，由于發展中國家公共衛生體系弱于發達國家，面對疫情的沖擊，發展中國家的經濟可能會顯現出較多的脆弱性?；蛟S正是因為受到了這種想法的影響，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在2020年的數次預測中，連續下調發展中國家相對于發達國家的GDP增長率在2020和2021年的預測結果（表2）。關于2020年的GDP增長率，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在2020年上半年（即2020年1月、4月和6月）的3次預測中，都認為發展中國家會高于發達國家至少5個百分點，因為那時疫情的發生地主要在發達國家，發展中國家受到病毒感染的人口數量相對少。但在2020年10月，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大幅度下調了發展中國家在2020年GDP增速預測數，其與發達國家GDP增速之差降低到2.5個百分點。

從表2中還可以看到，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不僅下調了發展中國家在2020年的GDP增速預測，而且也下調了它們在2021年的GDP增速，以及發展中國家相對于發達國家的GDP增速優勢。后者從2020年初的3個百分點下降到10月的2.1個百分點。

世界銀行在2020年7月發布的一份研究報告特別指出，新冠疫情（COVID-19）帶給新興市場和發展中經濟體（EMDEs）生產率的不利影響，將妨礙它們與發達經濟體的趨同性（Dieppe 2020，第四章;也參見Economist 2020）。

從短期觀點看，各國經濟遭受疫情沖擊的程度首先取決于病毒擴散的程度（人口感染面積）和封閉措施的直接效應;其次取決于疫情的持續時間;再次取決于各國經濟結構的有關特點，例如旅游業和服務業的重要性（旅游業和其他普通服務業被認為會受到疫情較大的沖擊）、國際貿易的重要性、數字經濟的發展程度，等等。單就這些情況來看，目前還很難判斷發展中國家作為一個整體與發達國家相比有什么或有多少不同之處。當然，一般而言，發達國家的公共衛生醫療服務水平顯著高于發展中國家，在未來一段時間疫苗普及率會高于發展中國家，其數字化程度也高于發展中國家。但是，由于許多發達國家人口密集程度和聚集程度高于發展中國家，前者的人口感染率也顯著高于后者。由此，發達國家實行“封閉”措施的范圍和時間長度大于發展中國家，其經濟也因此受到較大不利影響。目前顯然還難以判斷在短期內，例如在2020年和2021年內，發展中國家或發達國家的經濟增長誰將受到疫情較多的不利影響。

就疫情的長期影響而言，如果疫情在未來一兩年內得到控制，它的短期影響將隨之消退，剩下的就主要是長期影響了。在這方面，疫情期間發生的兩件大事，將在未來數年對許多發展中國家和發達國家的經濟產生影響，而這就可視為疫情的長期經濟影響。

第一件事情是國際供應鏈的地理調整。疫情期間，經濟民族主義和產業保護呼聲在許多發達國家進一步加重或上升了。疫情結束后，一些發達國家會針對國際供應鏈進行一些調整，包括將一些設在發展中國家的制造業生產基地回遷或遷往別處。如果供應鏈或產業鏈向發達國家回流，這將影響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在國際分工中的關系，也會涉及到前面（第二節）說到的兩者之間的直接投資流動。如前所說，這樣的事情總體上不利于發展中國家的經濟增長。如果供應鏈的調整主要發生在不同的發展中國家，即工廠搬遷是從一個發展中國家到另一個發展中國家，那么，這對發展中國家的整體經濟增長不會帶來太大的影響，而主要影響到不同發展中國家經濟增長的相互差別。

疫情期間發生的另一件大事是，發展中國家和發達國家都大大增加了宏觀經濟政策工具的使用，包括擴大財政開支和實行寬松貨幣政策等，它們給各國都帶來了債務率上升的居民，對一些發展中國家而言，還特別地帶來了外債的增加。這樣，在后疫情時期，各國都將面臨債務風險，尤其是政府部門債務風險。問題在于，各國應對債務風險的能力是不一樣的。一般而言，發展中國家應對債務風險的能力低于發達國家，盡管后者的債務率在疫情以前和疫情期間都顯著高于前者。

在2008—2009年國際金融危機期間，幾乎所有發達國家都實行了擴張型財政政策和量化寬松的貨幣政策，并出現了政府債務率急劇上升的情形。后來的情況表明，是那些應對債務風險能力較弱的發達國家——例如希臘和冰島等，爆發了主權債務危機，而已經背負很高債務率的國家——例如日本和美國，卻因其較高的應對能力而避免了債務危機。從這個觀點看，在未來后疫情時期，一些政府債務水平在疫情期間大幅度上升的發展中國家和少數發達國家或將遭遇新的債務危機。我們甚至可以認為，在后疫情時期，債務率上升帶給發展中國家經濟增長的不利影響將大于給發達國家帶來的程度。也就是說，就發展中國家與發達國家相對經濟增速的未來趨勢而言，疫情帶來的影響對前者是客觀上不利的。

四、未來分化的可能性

疫情發生以來，一些人士開始談論“K”型增長趨勢，即不同國家可能出現差別顯著的經濟增長態勢：有的走向復蘇或快速復蘇，有的停留在低迷狀態，遲遲不能轉為復蘇;這種情況不僅出現在發達國家里面，也發生在發展中國家里面?！癒”意味著分化，即經濟增速的顯著差別。

“幸福的家庭都是相似的，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研究經濟發展的許多成果都認為，在各國經濟發展過程中，那些位居前列的國家通常都具有若干共同特征，包括采用市場經濟制度、勞動力資源充分利用并具有彈性、國內金融市場相對發展、經濟政策相對穩健和平衡，等等;而那些長期不發展或在發展過程中不時大起大落的國家，則具有或面臨各式各樣的問題，包括政治制度不穩定、政局和政策多變、產權保護微弱、勞動力資源利用不充分、國內金融市場有缺陷、貨幣政策和財政政策的基礎構架不牢固，等等。早在21世紀初，就有研究者概括說，各國經濟增長問題的眾多研究者，前前后后考察過多達145個影響經濟增長和經濟發展的因素，可以說舉不勝舉（Durlauf， Johnson and Temple 2004）。

在全球化的黃金時期，發展中國家那時所面臨的外部環境有許多積極有利的因素，可被認為在一定程度上相對降低了經濟增長對國內因素的要求。在全球化進程受到一定挫折的后疫情時代，發展中國家所面臨的外部環境雖然繼續有一些積極有利的因素，但消極不利的因素也顯著增多。在這樣的背景下，經濟增長對國內因素的要求就提升了。這也就是說，未來，在后疫情時期，發展中國家將需要更多地利用國內因素來支持和提升本國的經濟發展水平，讓國內因素發揮較大的作用。

由于發展中國家在各自的政治制度、經濟體制、產業結構、經濟政策方式和穩健性等多方面存在顯著差別，“讓國內因素發揮較大的作用”，實際上就是讓各個發展中國家的相互差別日益凸顯。這也意味著，在未來，許多發展中國家的經濟增長相互間將出現比以前時期更加明顯的差別，發展中國家經濟發展的分化將可能是一種趨勢。

五、結論與展望

前面第一節的基本看法是，發展中國家經濟增長在20世紀80年代以后獲得了相對于發達國家的增速優勢，這種優勢在21世紀第一個十年（2000—2009年）達到高峰。發展中國家獲得相對發達國家的經濟增速優勢，是一個歷史性的轉折，是發展中國家改變自身命運并追趕發達國家的必要條件。展望未來，一個重要問題是這種趨勢是不是會繼續下去或者在多大程度上得以延續。

前面第二節認為，在經濟全球化加速發展的20年（1990—2009年）時期中，有三大因素支持了發展中國家的經濟增長并有利于發展中國家的經濟增速高于發達國家。這三大因素是：國際資源價格上漲，發達國家市場向發展中國家開放，跨境直接投資流動尤其是發達國家對發展中國家的直接投資增長。

或許，在一定意義上，我們可以將這三個因素分別稱之為經濟全球化在那個20年帶給發展中國家的“價格紅利”“市場需求紅利”和“資本紅利”。發達國家也從中享受到經濟效益，但發展中國家從中享受到較多的經濟效益，故而發展中國家得到了高于發達國家的經濟增速。

如果這個看法成立，那么可以推論說，全球化促進經濟增長的有利影響，發展中國家大于發達國家，而如果出現經濟全球化逆轉，不利于經濟增長的地方，發展中國家亦多于發達國家。

在20世紀第三個十年開始之際，以下幾個趨勢性變化將有很大可能性。一是油氣等在內的資源價格將因供給和需求兩方面因素而停止上漲，盡管不能排除其短期波動。二是發達經濟體傾向于保護主義貿易政策，其中一些也會較多地轉向“選擇性多邊主義”，發展中國家在貿易政策待遇上享受搭乘免費快車的便利減少。三是國際直接投資增長勢頭減弱，尤其面向發展中國家的綠地投資難以再像20世紀90年代和21世紀第一個十年那時的熱潮景象。

概括地說，許多發達國家在不同程度上會轉向“內向化”發展，即相對減少外部供給來源的依賴以及向外輸出資本和技術等。這些動向自21世紀第二個十年開始以來已經顯露，但在2020年暴發新冠疫情以后似有進一步加重的跡象。也即是說，發展中國家經濟增長在未來所面臨的國際環境將增多一些不利因素。

以此判斷來推測未來世界經濟兩大板塊的經濟增長，我們可以認為它們之間的GDP增速將愈益相互接近。

而且，由于發展中國家未來經濟增長將在更大程度上依賴于國內因素的支持，它們相互之間的差別也會較以前時期更加明顯。發展中國家經濟增長的外部環境的變動，勢必給國內因素帶來較多的和新的壓力。因此，未來，發展中國家應該進一步加大國內改革，加快經濟結構調整，大力釋放和增強國內經濟活力，深度拓展國內市場;同時，進一步推進對外開放，更加有效地利用外部經濟資源，最大限度地減少外部環境變化所可能帶來的不利影響。

因此，中國提出要逐步形成“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這個新思路很有戰略意義。這個思路回應了發展中國家經濟增長在下一個十年乃至更長時間中國際環境變化所帶來的挑戰，也指出了經濟政策發力的重點將偏向國內市場。這也是對國內改革和開放方針的一個新定位。在新方針指導下，國內制度改革和結構調整將會擺在更高的位置，內源性經濟增長將會得到更多的機會和空間。同時，中國與外部世界的經濟關系也將得到新的發展和調整。

[參考文獻]

[1] Moses Abramovitz， “Catching up， forging ahead， and falling behind”， The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Vol. 46， Issue 2 （June 1986）， pp.385-406.

[2] Alistair Dieppe ed. Global Productivity： Trends， Drivers， and Policies， Washington， D.C.： World Bank， July 2020.

[3] Steven N. Durlauf， Paul A. Johnson and Jonathan R. W. Temple， Growth Econometrics， Vassar College Economics Working Paper #61， October 2004.

[4] The Economist， “Which economies are catching up？” August 15， 2020， p.63.

[5] Gita Gopinath， A Long， Uneven and Uncertain Ascent， IMF Blog， October 13， 2020.

[6] David Morawetz， “Twenty Fives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Finance and Development， September 1977.

Research and Judgement on the Changing Trends of the Two Big Plate of the World Economy

He Liping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Business Administration，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Beijing 100875）

Abstract： An important performance of the century-old change in economy is that developing countries as a whole have achieved a significantly higher economic growth rate than developed countries since the end of the Cold War in the early 1990s. In the first decade of the 21st century， developing countries continued to maintain their economic growth advantage over developed countries. But in the second decade， that growth advantage dwindled. Resource prices， import demand in developed countries and international direct investment flows have shown a different performance in the last decade from the golden age of economic globalization. The epidemic in 2020 and its macroeconomic policy effects may also have a negative impact on the relative economic growth of developing countries in the long run. In view of the important changes in the external environment of developing countries economic development， the new development pattern of “Dual Circulation” proposed by China should be a positive and timely response. Under the guidance of the new guidelines， developing countries need to carry out reform and opening up in a more effective manner.

Key words： Developing Countries; Developed Countries; Relative Economic Growth; Economic Globalization

（收稿日期：2021-01-04? ?責任編輯：羅建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