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雙循環”新發展格局的國際比較與啟示

楊盼盼 崔曉敏

[摘要] 從美歐日經驗看，發達經濟體的“雙循環”格局存在不同模式，國內循環和國際循環需要關注制造業和服務業的差異性。其中，美國在國內循環和國外循環兩個維度都處于最高，主要因其服務業在國內市場和國際市場均具有很高的競爭力，同時在高端制造業領域出口獲取了較高的增加值。歐盟整體循環程度與美國類似，但單個經濟體的國內循環和國際循環的水平則較低，主要表現為面向歐盟內部國家的循環。歐盟模式對中國構建“雙循環”具有借鑒意義，其引申的政策含義包括進一步開放國內市場，營造良好的競爭環境，加快疏通國內大循環的痛點和堵點，推進東亞地區實體經濟共同市場建設等。

[關鍵詞] “雙循環” 國際比較? ?國內增加值? ?共同市場

[中圖分類號] F124? ?[文獻標識碼] A? ? [文章編號] 1004-6623（2021）01-0051-10

[基金項目] 中國社會科學院創新工程重大科研規劃項目：未來十五年中國面臨的重大風險研究;上海浦山新金融發展基金會課題：全球產業鏈重構與中國應對。

[作者簡介] 楊盼盼，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經濟與政治研究所國際金融研究室，副研究員，副主任，博士，研究方向：國際金融;崔曉敏，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經濟與政治研究所，助理研究員，博士，研究方向：國際貿易。

怎樣的“雙循環”格局是中國未來的發展方向？本文從國際經驗比較的視角切入，對于國內循環和國際循環提出可供量化比較的指標，基于指標從時間序列維度判斷我國當前所處的位置，并從截面維度與主要成熟經濟體的情況進行比照，總結成熟經濟體的“雙循環”模式，為當前“雙循環”問題的研究提供國際經驗視角的啟示。

一、“雙循環”新發展格局內涵及相關研究

從國家高層講話和決策文件中可以看到，有關“雙循環”格局的做法應涵蓋三個層面：一是加快構建完整的內需體系;二是大力推進各類創新，包括科技創新和其他領域的創新，形成更多新的增長點、增長極，為增長注入動力;三是打通生產、分配、流通、消費等各個環節。構建“雙循環”新發展格局有三個背景：一是國際沖擊，包括新冠肺炎疫情沖擊、世界經濟深度衰退、國際貿易和投資大幅萎縮、國際金融市場動蕩和國際交往受限;二是國際趨勢，經濟全球化遭遇逆流、一些國家保護主義和單邊主義盛行、地緣政治風險上升，我國必須在一個更加不確定的世界中謀求發展;三是國內特征，我國經濟處于轉變發展方式、優化經濟結構、轉換增長動力的攻關期，但潛力足、韌性強、回旋空間大、政策工具多的基本特點沒有變。

應從暢通國內大循環和促進國內國際雙循環兩個方面準確把握“雙循環”新發展格局的內涵。其中，國內大循環方面，側重點包括：注重國內市場做強，破除壟斷和保護，貫通生產、分配、流通、消費各環節;推動金融、房地產同實體經濟均衡發展，促進實體經濟各門類協調;破除要素配置和商品服務流通的體制機制障礙，降低全社會交易成本;完成擴大內需的政策支撐體系，形成需求牽引供給、供給創造需求的更高水平動態平衡。促進國內國際雙循環方面，強調立足國內大循環，協同推進強大國內市場和貿易強國建設，以國內大循環吸引全球資源要素，充分利用國內國際兩個市場兩種資源，積極促進內需和外需、進口和出口、引進外資和對外投資協調發展，促進國際收支基本平衡;完善內外貿一體化調控體系，促進各類標準銜接，推進同線同標同質;優化國內國際市場布局、商品結構、貿易方式，提升出口質量，增加優質產品進口，實施貿易投資融合工程，構建現代物流體系。

目前，從文獻對于“雙循環”的探討來看，尚沒有國際比較的視角。一個相關的文獻領域是從歷史角度出發開展比較研究。徐奇淵（2020）從中國經濟發展戰略與時俱進調整的視角對“雙循環”新發展思路的形成進行了梳理，認為其與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有繼承關系以及進一步的擴展;董志勇、李成明（2020）對“雙循環”新發展格局進行歷史溯源，闡釋“雙循環”的自主性和必然性。本文在指標設定時，使用了增加值和全球價值鏈相關指標，文獻中也有從全球價值鏈視角論述“雙循環”的文章。余淼杰（2020）認為全球價值鏈面臨破裂風險是大變局之一，中國深度融入全球價值鏈、產業聚集鏈明顯是開展“雙循環”的優勢和基礎，“雙循環”的應有之義是鞏固中國全球價值鏈中心節點位置。李旭章（2020）認為應以“雙循環”促進產業鏈、供應鏈升級，國內應暢通國內產業鏈，著力促進產業基礎高級化、產業鏈現代化，國際應加強協調合作，維護國際產業鏈供應鏈安全穩定。從一個更一般意義的國際視野的“雙循環”研究來看，早在2014年，就有學者（王躍生、馬相東）提出全球經濟“雙循環”，即以發達國家為中心的循環和以中國等新興大國為中心的新循環并存結構，他們指出“雙循環”結構的形成有利于世界經濟平衡與可持續發展，也有助于中國實現經濟的轉型升級。

二、“雙循環”國際經驗比較

1. 指標選取

上文對于“雙循環”新發展格局的分析表明，“雙循環”的構建強調國內和國外兩個市場、兩種資源，如何更好地提升在兩個市場的競爭力、優化資源配置是政策的側重點。為了便于進行可量化的國際比較，本文對國內循環和國外循環分別給出相應指標。

在國內循環指標設定方面，本文使用一國最終需求的國內增加值占比來衡量，其中一國的最終需求包含其國民經濟各部門的最終消費和投資。國內循環指標越高，反映經濟體內循環的程度越高，即國內最終需求更多地由國內供給所滿足，在給定開放經濟的條件下，這意味著本國的最終產品和中間投入品在本國市場上更有競爭力，繼而，這些產品更多地嵌入到了本國內需之中，使得本國最終需求的國內增加值較高。

在國際循環指標設定方面，本文使用一國出口中的國內增加值占比來衡量。國際循環的側重點是提升出口競爭力，促進產業鏈升級。對應地，這一指標能夠較好地測度國際循環的重點。國際循環指標越高，反映經濟體在國際循環中的競爭力越強，一國越處于全球價值鏈的上端，在出口的產品中，國內企業獲得了更多的增加值。

本文數據來源為OECD—WTO聯合發布的TiVA（Trade in Value-added）數據庫，這一數據庫是衡量增加值貿易相關指標的代表性數據庫①?？紤]到主要成熟經濟體的“雙循環”模式對我國的發展更有借鑒意義，本文開展的國際經驗比較分析主要側重于對主要發達經濟體的經驗總結，因此，涉及數據庫中的國家包括美國、歐盟（歐盟28國作為整體，以及提取樣本中的德國）、日本，以及中國。

2. 國內循環

在進行國內循環的國際比較之前，本文首先觀察中國國內循環在過去十余年的變遷。圖1顯示從2005年到2015年，中國最終需求中的國內增加值比重顯著上升。這一上升態勢對于全行業加總、制造業和服務業均成立，上升了六七個百分點。這意味著，盡管此前我們沒有提出以國內循環為主的戰略，但是中國國內循環在過去十余年間出現了顯著上升。

接下來進行國際經驗比較分析，首先對加總情況進行比較（圖2a）。美國的國內循環比重在所有國家樣本中是最高的，最終需求中國內增加值的占比為87.8%，歐盟28國相較于美國略低一點，為87.6%，日本比歐美低，為85.3%。盡管歐盟作為一個整體的國內循環水平較高，但是如果考慮歐盟內部的單一國家，例如德國，其國內循環的比重是遠低于美日歐的，這也就意味著德國雖然有很大一部分內需來源為國外，但是這部分主要是由歐盟內部的其他國家來提供的。從加總水平看，中國和日本的水平接近，略低于歐美，顯著高于德國。

其次在加總層面進一步區分制造業和服務業的情況，并分別進行比較。從制造業的整體情況來看（圖2b），中國制造業中最終需求的國內附加值占比非常高，這是在加總層面上國內循環規模較高的關鍵來源。經由國際比較可以發現，在制造業的國內循環水平上，我們和發達經濟體具有極大的差異。日本、美國和歐盟28國制造業國內附加值占比比中國分別低7、16和5個百分點，德國比中國低23個百分點。因此，從制造業的國內循環程度來看，中國在國際上已經處于一個相當高的水平，高于美日歐主要發達經濟體。從制造業整體的情況來看，中國想要進一步提升自給自足的能力，亦即對應提升制造業全行業的最終需求中的國內增加值占比可能并不容易。如果參照國際經驗，那么對應制造業的調整領域是在進一步開放國內產品市場、提升他國對我最終需求依賴方面。

具體到細分行業的制造業國內循環程度比較（表1a），可以看出產業間“騰籠換鳥”調節國內循環的空間很大。我國在幾乎所有制造業行業的國內附加值占最終需求的比例都高于美日歐的平均值。其中，高得最多的是紡織品、服裝、皮革制品，歐美日國家的水平大約在20%～30%之間（歐盟作為整體為約53%），但是中國的比例達到了91%。這顯示，在最終消費品領域，中國的國內需求有很大的空間轉換為來自于別國的出口。當然，對于紡織服裝這一類勞動密集型產品，其國內循環的調節仍然需要考慮勞動力結構因素，同時，如何向產業鏈上端移動、如何更好地構建周邊國家的產業集群、如何打造高端品牌，都是需要考慮的因素。我國國內循環水平相對較高的另一類產品是化學品和非金屬礦產以及金屬和金屬制品，這兩個行業門類的國內增加值占最終需求的比重比美日歐平均水平高超過10個百分點。相較而言，計算機、光電產品是唯一一個中國低于美歐日國內循環水平的行業，盡管低的幅度不多，但也反映出在高技術密集型的制造行業，中國有進一步提升自身能力的空間。

服務業的比較（圖2c）是此前討論較少的一個領域，但是其作為不可貿易品，更加凸顯了國內循環的特征。服務業呈現了一個同制造業截然不同的情況。我國服務業最終需求的國內附加值占比比美國、歐盟和日本分別低3、5和4個百分點。因此，在加總情形中觀察到發達經濟體內循環程度較高，其主要貢獻來自于最終需求的國內增加值占比較高，以及在它們的經濟結構中服務業占比較高帶來的。美國國內循環水平在樣本國中排第一的原因，并不在于制造業的最終需求國內附加值占比高，而是在于國內服務業的發展和服務業的附加值更多地為本國所獲取。從這個意義而言，打造國內循環的發展和升級需要更多地著眼于服務業的發展。我國服務業需要推進公平競爭、進一步開放和引入外資等，表明國內循環有進一步提升的空間。服務業的發展能夠與打通流通各個環節的需求、疏解堵點相適應。同時，國內服務業的發展也與中國經濟轉型升級的階段相匹配。

從服務業分行業的國內情況比較（表1b）來看，其呈現出與制造業完全不同的特征。制造業中，中國大多數行業國內增加值占最終需求的比重均高于美日歐的平均水平，而在服務業中，這一比重多數低于美日歐的平均水平，僅在金融和保險業顯著高于美日歐平均水平，如果僅和美國相比，這一差距將更為明顯。服務業的比較有以下幾類特征值得關注：第一，盡管在制造業中，我國的ICT產業國內循環程度和美歐日差距不大，但是從服務業的視角來看，在信息技術和其他信息服務業領域，我國同美歐日平均水平的差距達近13個百分點，這意味著，我們不應忽視高科技領域中高端服務業國內競爭力的提升;其次，在服務業開放進程中，需要參考國際水平制訂相關開放政策，例如在醫療、教育等領域，發達國家最終需求中的國內增加值的占比是很高的，這意味著，對于這類關系民生的服務性行業，開放需要注重提升國內機構效率、企業本土化運營能力和相關安全;最后，金融和保險業有進一步的開放空間，應繼續作為下一步的開放重點。

3. 國際循環

國際循環的參考指標使用的是出口中國內附加值的占比。圖3展示了過去10年中國國際循環的變化情況。從總體的情況來看，中國出口中國內增加值占比有非常顯著的提升，提升了約10個百分點至83%，其中制造業的提升超過10個百分點，服務業也有5個百分點的提升。這意味著，我國出口貿易在向價值鏈上端攀升的成就是較為顯著的。

從國際循環的國際比較來看（圖4），在加總層面，中國出口中的國內附加值與美日歐仍有差距，比美國、日本和歐盟分別低8、5和5個百分點，如果單看德國一國的情況，我國出口中的國內附加值比德國略高，不過，和前面的分析類似，德國出口中的許多增加值來源于歐盟成員國。美國在主要參考國中出口的國內附加值占比最高，顯示其在全球價值鏈中的競爭力。不過，這種競爭力的取得，在很大程度上來源于其在服務業領域的國際比較優勢，美國服務業出口的國內增加值占比達到96%，高于其他國家。制造業方面，日本出口的國內增加值占比最高，中國低于美日歐。

上述加總的情形分析顯示，中國在參與國際循環的進程中，無論是制造業還是服務業都有提升空間。進一步分行業的比較（表2）可以發現，從制造業的情況來看，中國出口多數產品門類的國內附加值占比均比美日歐的平均水平略高或基本接近，最大的短板仍然是在計算機和光電產品行業，中國與美日歐平均水平有接近12個百分點的差距。這顯示在高技術行業，我仍有較大的向產業鏈上端移動的空間。從服務業的情況來看，與制造業的情形相呼應，中國在信息技術和其他信息服務業與美日歐的平均水平有差距，此外，在教育、醫療領域也有一定提升空間。

4. 美日歐的“雙循環”模式

基于本文對于“雙循環”的指標界定，圖5使用散點圖的形式總結了美日歐的“雙循環”模式。盡管這些發達經濟體并未像中國一樣提出“雙循環”的發展模式，但是從一個總體情況來看，加總情形時美日歐均呈現出國內循環和國際循環雙高的情形，這表明，對于成熟經濟體而言，其發展同樣大致呈現“國內大循環為主體、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格局。

不過，通過本文對于制造業和服務業情況的細分，達成這一格局的美國、日本和歐盟又呈現出不同的模式。美國在加總情況下國內循環和國際循環均為第一，其背后實質上有三個機制：第一，制造業作為一個整體的最終需求中國內附加值比率較低，將這部分附加值讓渡給外國，實質上讓各國對其最終需求產生依賴;第二，服務業在國內市場和國際市場均具有極高的競爭力，成為拉動國內循環和國際循環雙高的主力;第三，在高端制造業領域出口獲取了很高的增加值，在國際循環上呈現高端控制特征。

日本模式和美國模式有差異，從制造業的視角來看，其國內循環的部分高于美國制造業，反映出日本的市場廣闊程度與美國有差距，通過自給自足滿足需求是可行的。而從服務業的視角來看，日本的服務業國際循環和國內循環程度均不及美國，體現其服務業競爭力與美國的差距。

歐盟模式從國內需求的角度來看與美國類似，其制造業國內循環程度比美國還高。但這是就歐盟區內整體的循環程度而言的，如果單獨看一個國家（以德國為例），其國內循環和國際循環的水平則相對較低。但是這種低循環本身對應的是歐盟內部的大循環，其外部依賴有很大一部分面向歐盟國家。歐盟國家間穩固的經濟和政治關聯，有助于降低外部依賴帶來的不確定性。

在給定中國經濟體量的前提下，相較于日本經驗，發展“雙循環”模式更應著重參考美歐特征，除了上述不同產業的“雙循環”發展思路，在發展和改革國內市場方面，歐盟的“單一市場”模式有諸多經驗可供借鑒。因此，本文的下一節將采用案例分析的方式對歐盟共同市場的發展及借鑒進行分析。

三、歐盟的案例分析及啟示

（一）歐盟共同市場的形成歷程

總結歐盟共同市場的形成歷程，可以看出，歐盟共同市場的形成具有以下四個特征：

1. 從核心國到老牌強國和外圍國家，從西歐聯合到歐盟東擴

“二戰”后歐洲共同市場的建立最早起始于比利時、英國、法國、盧森堡、荷蘭5國，這些國家均為德國的鄰國，1951年西德加入。1948年的《布魯塞爾條約》和1954年的《巴黎協定》也多涉及軍事領域的合作。以上國家構成了歐洲共同體的“核心六國”，是融合程度最高的成員國。1973—1995年，隨著英國、西班牙、葡萄牙3個老牌強國和丹麥、希臘、瑞典和奧地利等外圍國家的加入，歐洲共同體（1993年后發展為歐盟）成員國從6國擴充到15國。這一時期的歐洲共同市場建設在區域上主要為西歐聯合。直到1998年，歐盟15國與11個中東歐國家啟動入盟磋商，2003年10個中東歐國家完成入盟談判，次年歐盟成功實現東擴。

2. 從商品服務到生產要素，從單個產業到整個經濟部門

歐洲共同市場的具體實踐最早可追溯至1951年的歐洲煤鋼共同體。通過這一超國家權限的機構，成員國協調煤鋼生產，保證內部有效競爭。煤鋼共同體的成功嘗試激勵各國把共同市場擴大至運輸、農業、核工業等其他領域。1957年的《羅馬條約》進一步擴大開放領域①，建立了歐洲經濟共同體和歐洲原子能共同體，并力圖實現商品、人員、服務和資本的自由流通。這一目標在1965年簽署的《布魯塞爾條約》再次被強調。同年，歐洲煤鋼共同體、歐洲原子能共同體和歐洲經濟共同體統一為歐洲共同體，彰顯了歐洲建立全領域共同市場的決心。1985—2007年，《申根協定》成員國不斷增加，也為商品、要素和人員的跨境流動掃清了障礙。2015年，歐盟出臺《數字單一市場戰略》，進一步加強數字領域互聯互通。

3. 從實體經濟到金融和貨幣領域的一體化

歐洲共同市場以貿易和實體經濟作為一體化的開端和基石，核心是商品自由流動，此后逐步從實體經濟轉變到金融和貨幣一體化。盡管1979年歐洲共同體既已開始實施歐洲貨幣體系建設規劃，但歐洲金融市場缺乏統一協調，一體化進程較慢，總體仍相對隔離。1991年《馬斯特里赫特條約》提出建立歐洲經濟貨幣聯盟的計劃，1998年歐洲中央銀行成立，同年歐洲議會提出金融服務行動計劃（Financial Service Action Plan），2002年歐元正式流通并成為歐元區國家②唯一法定貨幣，區內國家實行統一貨幣政策，隨著歐元的誕生，歐盟金融市場一體化進程加快。2010年歐盟設立“歐洲金融穩定機制”和“歐洲金融穩定基金”應對歐債危機。

4. 從經濟實體向經濟政治實體深化

早期歐洲一體化進程的突破主要表現在經濟領域，其他領域（政治、社會、法律等）的合作缺乏一致協調。1986年歐洲共同體簽訂《單一歐洲法案》（Single European Act），由此歐洲政治合作（European Political Cooperation）成為法律條文。該法案通過引入合作程序和擴展“特定多數”投票制，賦予歐洲議會真正的立法權力。1990年，《申根公約》消除過境關卡限制，使會員國間無國界。1993年歐盟正式成立，標志著歐洲共同體從經濟實體轉向經濟政治實體?！皻W洲各共同體”（涉及經濟、社會、環境等）、“共同外交與安全政策”（涉及外交、軍事等）、“刑事領域警務與司法合作”（涉及共同合作打擊刑事犯罪）構成歐盟三支柱。后續的《尼斯條約》《里斯本條約》對歐盟的政治融合做了更多的支持。

（二）歐盟共同市場對構建“雙循環”的啟示

總體上看，從歐洲煤鋼共同體，到逐漸形成歐盟，再到更高級別的金融一體化，并形成歐元區，歐盟共同市場建設總體先易后難、先核心國再外圍國、先實體后金融、先經濟后政治，這對中國構建“雙循環”格局可提供的借鑒包括三個層次。

1. 對“國內循環”的啟示

加快疏通國內大循環的痛點和堵點，充分發揮國內超大規模市場優勢。歐盟共同市場在形成初期，就高度重視區內商品、人員、服務和資本的自由流通問題，通過取消貿易壁壘和其他限制措施，協調運輸系統和一般經濟政策，進而實現內部市場的有效競爭和資源有效配置（1965年《布魯塞爾條約》）。后續簽署的《申根協定》和確立歐元的法定貨幣地位，進一步為區內勞動要素和金融要素自由流動奠定基礎。上述舉措對我促進國內循環有諸多啟示，改革開放以來，我國通過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改革、國企改革、土地制度改革、加入WTO等一系列措施，逐步放松了商品、要素、人員以及制度等方面的跨區域流動限制。然而，當前我國的國內大循環在生產、分配、流動、消費等關鍵環節還存在堵點，突出表現在地方保護主義、服務業供給受限和城鄉分割的戶籍制度三個方面。第一，地方保護主義③，出于保護地方局部利益的目的，利用行政權力干涉市場、設置障礙、擾亂秩序、破壞公平競爭，降低了國內循環的配置效率和削弱了國內超大規模市場優勢。第二，受制于各種形式的政策性障礙（如政府“重發展、輕服務”的職能定位，醫療和教育服務受管制等），國內的服務業供給能力相對不足，大量的有效需求得不到滿足（徐朝陽和張斌，2020）。第三，受城鄉分割的戶籍制度限制，大量在城市就業的農村勞動力（2.36億流動人口、2.9億農民工④）無法在城市定居，城市間人員流動也受到限制，勞動力這一要素的流動受限。進一步暢通國內大循環，要著力推進在這些關鍵環節的改革。

2. 對“國內國際雙循環”的啟示

全面推進更高水平對外開放，讓“國際循環”為“國內循環”保駕護航。歐盟最早起始于歐洲煤鋼共同體，核心成員國通過與西德聯營，一方面可獲取西德的煤炭資源，另一方面影響西德的基礎工業;而西德通過與其他國家的合作，以期實現主權、恢復經濟和提高國際地位。隨著更多的國家加入歐洲共同體或歐盟，成員國得以借助共同市場，獲取區域優勢資源和技術，進而更好地發展國內經濟并實現生產的專業化。汽車工業和民用航空工業都是歐洲各國有效分工并實現生產專業化的經典案例。歐洲各國通過共同市場帶動本國經濟發展的經驗對中國有三個層面的啟示。一是將“國內循環”與國際循環更好地結合。各地區應充分發揮自身比較優勢，實現生產的專業化和產業的集群化。當前，我國一些省份的產業結構較為類似，企業間競爭較為激烈，且不少集中在價格競爭層面。盡管全國已形成數百個產業集群或“準集群”，但不少集聚水平不高、集群發展滯后，仍有較大優化空間。二是更好地利用國際市場和國際資源。一方面積極引進先進生產技術和管理經驗，另一方面形成重要產品和供應渠道的備份系統，為國內循環保駕護航。三是通過全面推進更高水平對外開放，引入外部競爭力量和積極對標高標準貿易、投資協定，倒逼新一輪改革開放。

3. 對“國際循環”的啟示

要著力推進東亞地區在實體經濟方面的共同市場建設。首先，東亞地區共同市場的發展進程與歐盟存在明顯差異，金融合作先于實體經濟一體化。東亞區域貿易和投資一體化進程發展較為滯后，這主要因為在1990年最初提出東亞區域一體化的階段①，美國強烈反對日本在東亞地區發揮領導作用（趙宏偉和葉琳，2010）。上世紀90年代亞洲經濟一體化并未有效開展。亞洲金融危機為東亞區域貨幣金融合作創造契機，包括建立區域金融監測協調機制、區域性雙邊援助體系、多邊資金救助機制以及直接融資機制等，但金融合作的領先發展在沒有經濟一體化的情形下成效并不顯著。近年來，東亞地區一體化的發展回到了實體經濟一體化為主的軌道上。1999年后中國加快與東盟之間的經濟合作進程，并于2010年建成中國—東盟自貿區。2010年后，日本也改變政策防線，積極發展亞洲內部自貿區，并在此基礎上致力于構筑東亞共同體。2020年，中國、日本、韓國、東盟十國、澳大利亞、新西蘭達成《區域全面經濟伙伴關系協定》。

其次，亞洲區內經濟一體化較歐洲仍有明顯差距。對比亞洲和歐洲在簡單和復雜價值鏈活動②上的區內和區外貿易情況，可以發現：一方面，區內貿易數據顯示歐洲仍然是區域經濟一體化水平最高的地區，且在復雜價值鏈活動中尤為突出。2017年，區內貿易在歐洲前向和后向關聯簡單價值鏈活動中的占比分別為50.0%和46.3%，較亞洲分別高5.4和低2.2個百分點;復雜價值鏈活動中的占比分別為59.6%和64.6%，較亞洲分別高出15.7和18.4個百分點;另一方面，無論是前向還是后向關聯，亞洲在全球產業鏈上的參與度總體低于歐洲，體現出歐盟一體化的總體競爭力較強。

再次，歐盟共同市場對東亞地區共同市場建設的借鑒意義。一是明確一體化進程目標。Balassa（1961）將區域一體化的發展分為五個階段：特惠貿易安排→自由貿易區→關稅同盟→共同市場→經濟聯盟。當前，歐盟已接近第五階段，東亞地區還在第一階段向第二階段邁進的過程中，可以考慮將中期目標設定在完成第二階段，長期目標設定在第四階段。在這個過程中，一些一體化的舉措可以先行，如勞動力和資本的更自由流動。二是在核心產業以核心國為中心開展共同市場建設，如可在東亞地區貿易規模較大且與中國“卡脖子”技術聯系緊密的信息技術產業優先建立共同體。對照歐洲煤鋼共同體，早期版本的信息技術產業共同體無需納入全部東亞和東南亞經濟體，可考慮在共同體影響力逐步擴大的過程中吸納更多老牌強國和外圍國家加入。三是在區域內進一步擴大共同體的開放領域，側重點可以包括勞動力的自由流動，高技術本身和高技術服務的自由流動，資金的自由流動（包括金融開放的進一步發展）等。

四、總結及政策含義

本文從國際經驗比較的視角對構建“雙循環”新發展格局進行了探討。從美日歐加總的情況來看，美國在國內循環和國外循環兩個維度均處于最高。實現雙高背后的組合是：一般制造業外國對美國最終需求的高依賴、服務業強有力的競爭力、高端制造業保障獲取最高增加值。這一國際經驗啟示我們，應將打造“雙循環”作為中長期任務來看待。

本文的另一個貢獻在于，討論“雙循環”需要區分制造業和服務業不同的語境。綜合制造業和服務業的討論，發達經濟體的“雙循環”總體呈現“可貿易品更加可貿易，不可貿易品更加不可貿易”的特征。這一特性是發達國家在給定國際分工和收入水平下的合意選擇。高收入國家通過開放，最大程度地實現貿易品部門的規模經濟和專業分工，同時確保消費者能從產品多樣化中獲益，還帶來了別國對其最終需求的依賴。而在服務業上，高收入國家更具比較優勢和競爭力，即“不可貿易品更加不可貿易”。

“雙循環”運用至制造業和服務業在下一步的開放中，應該有不同的側重點。制造業的開放應當更加強調“引進來”，強調國際分工的效率和消費者通過商品多樣化實現的效用收益，同時降低不對稱依賴。服務業的開放則應更強調增加值創造和競爭力提升，服務業的開放需要伴隨著企業、產業鏈向境外的延伸。

在給定中國經濟體量前提下，美歐模式更具有借鑒意義，考慮到中國國內市場的深度，進一步開放國內市場，增加產品多樣性，營造良好的競爭環境，適度提升制造業國內需求中國外投入的比重，是美歐模式的重要借鑒經驗。而面對出口對國外投入依賴較高的情況，歐盟模式更有借鑒意義。本文第三個貢獻在于使用案例分析的方法探討了歐盟共同市場對構建“雙循環”的借鑒意義。一方面，對“內循環”應加快疏通國內大循環的痛點和堵點，充分發揮國內超大規模市場優勢。另一方面，對“外循環”既要全面推進更高水平對外開放，為“內循環”保駕護航，又要著力推進東亞地區在實體經濟方面的共同市場建設，更好地利用國際市場和國際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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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ernational Comparison on the “Dual Circulation” New Development Pattern and Its Implications

Yang Panpan， Cui Xiaomin

（Institute of World Economics and Politics， CASS， Beijing 100732）

Abstract： Based on the experience of United States， European Union and Japan， the “dual circulation” of advanced economies generally presents different characteristics in domestic and international circulations in manufacturing and service sectors. In particular， the United States takes the highest levels in both the domestic economic circulation and the international economic circulation. This kind of circulation is formed since its service industries are with extreme high competitiveness in both the domestic and international markets， and its high-end manufacturing sectors reach high value-added in exports. The overall circulation of the European Union is similar to that of the United States. However， the levels of domestic economic circulation and international economic circulation of single EU members are relatively low， due to their external dependence on the economies within the European Union. The experience of European Union is significant for China to build the “dual circulation”. Its extended policy implications include further opening up the domestic market， creating a competitive environment， accelerating internal circulation and a common market in the East Asia.

Key words： The“Dual Circulation”; International Comparison; Domestic Value-Added; Common Market

（收稿日期：2020-12-29? ?責任編輯：羅建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