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3-1935年廣東農村合作運動：自上而下協同發展

湖南師范大學 邱志玲

20世紀三四十年代，廣東省開展了轟轟烈烈的農村合作運動。值得注意的是，1933-1935年間，廣東推行“三年施政計劃”，提出“對于人民合作事業，應特別支扶持”，[1]粵省合作運動正式起步，并在這三年間取得了長足進步。這既是當時廣東經濟建設的重要成果，也是廣東人民實現經濟近代化的一次重要探索。但迄今學術界對民國時期粵省農村合作運動的研究仍然十分薄弱。以1933-1935年廣東農村合作運動為研究對象，對其基本情況進行總結分析，不僅有利于充實民國時期粵省合作運動和農村經濟建設研究的薄弱環節，而且對今天的鄉村治理也不無裨益。

一、運動緣起

（一）現實需要：廣東農村經濟陷入衰敗狀態

30年代初農業問題成為廣東政府不得不面臨和解決的問題。一方面，廣東是農業大省。據統計：1930年廣東全?。ǔ龔V州市外）94個市、縣共有人口3087.5755萬，較當時全國平均數“略為超過”，其中農民人口2439.1846萬，約占總人數的79%。[2]而農村經濟占廣東經濟的大部分，一切事業都以它為基礎，因而農村經濟“與全部經濟中的其他部分，發生最密切的聯系，而且實際上成為目前經濟的重心”。[3]另一方面，粵省農村經濟衰敗。衰敗之因一是捐稅地租和高利貸對農民盤剝過重，如潮汕一帶“豆餅每擔需抽捐八角二分五，汕頭一年就可抽得一百余萬元”，東江一帶的借貸有“九出十三歸”的說法，佛山的“逋利橋借貸”則是“借洋一元，每天一角五，天為期，過期轉利為母”；[4]二是廣東最先遭到近代經濟掠奪，農民深受社會的壓迫；三是在1925到1928年間，廣東以一省財力支撐全國革命經費，致使元氣大傷。在這種情況下，農民生存處境日益艱難，農村經濟危機越來越突出。能否采取有效措施救濟和發展農村社會，直接關系到整個廣東建設事業的成敗。

（二）政府推動：合作運動成為救濟農村的良藥

近代中國農村經濟衰敗現象極為普遍，當時社會上許多有識之士，不約而同地把組建合作社作為救濟良藥。合作運動理論在清末傳入中國，自1918年北大消費公社成立以來，全國先后成立了眾多的合作社。在合作運動不斷民間化的過程中，合作事業也逐漸得到了國民政府的承認和支持。1928年，國民政府在《組織合作運動委員會建議案》中指出：合作運動是一種“穩妥的，最切實際的，最合于民生主義”的方案，并主張把合作理論“切實研究起來，宣傳起來，然后實踐起來”。1931年，《中華民國訓政時期約法》規定“設立農業金融機關，獎勵農村合作事業”。自此，農業合作運動逐漸被納入官方運作體系，并在政府的推動下，自上而下向各地鋪開，廣東農村合作運動正是在這一背景下興起的。

（三）運動發軔：陳濟棠政府領導粵省合作事業

1932年，廣東政府提出復興廣東的“三年施政計劃”，指出全省經濟破落的根本原因在于生產不振，并把合作事業視為“建設廣東經濟的唯一良劑”，大力扶持人民合作事業。這里的“合作事業”包括“農村和其他大小經濟在內”，不完全等同于農村合作事業，但大半存在于農村，農村合作實際上成為其主要內容。[5]廣東政府統一布置全省合作事業，并規定“第一年提倡即協助人民辦理農村合作事業，第二年推行消費、生產、信用等合作事業，第三年完成合作事業”，[6]以期達到改造和復興全省經濟的目的。1933年3月，廣東省合作總社籌備處成立，負責統一經營指導全省合作事宜，隨之還開辦了合作指導員養成所，為各市縣訓練合作指導員。12月，合作總社改組為合作事業委員會，以溫仲琦為主任。鑒于指導員分散各地，委員會又以《廣東合作》為機關刊物，以溝通消息，隨后各實驗市縣紛紛展開了合作探索。

二、發展概況

（一）合作總數：不斷上升

據統計：1934年底，廣東全省經準登記成立的合作社有105社，準成立83社，籌備中135社，合計323社；[7]到1935年3月底，經準登記成立138社，準成立93社，籌備中193社，合計424社；[8]至1935年8月，經準登記成立185社，準成立96社，籌備中151社，合計436社；[9]至1935年10月底，準登記成立194社，準成立111社，籌備中227社，合計532社；[10]至1935年12月底，全省成立和籌組的合作社則達到了561社。[11]（見圖1）從中不難發現，從1933年底到1935年底，全省合作社總數一直呈上升趨勢，其中1934年成果最豐、增幅最大。何以1934年的籌設總數多于1935年呢？這與當時廣東政府的規劃部署密切相關。按原定計劃，1934年全省成立各種合作社796社，1935年則整理擴張已有合作社業務，增加各種合作社1007社。[12]換而言之，1934年重在擴張數量，而1935年重在提升質量。實際上，兩年內只建成合作社561社，遠沒有達到原定計劃的1803社。但須知此時合作運動在廣東尚處于萌芽時期，各地發展參差不齊，農民對合作知之甚淺。在這一背景下，仍能有平均每天至少1所合作社成立的發展速度，也可謂相當驚人了。

圖1 1933年底—1935年底廣東合作社社數變化圖

（二）施政重點：發展運銷合作社

廣東合作運動始終以“發展運銷合作為中心，而以信用、利用、購買、消費等合作之推行協助目標完成”。[13]廣東是農業生產大區，然而農村經濟普遍破落導致一般人的生產力、購買力和風險承受能力一并降低，加之受到資本主義傾銷的影響和各種中間商的盤剝，農產品的運銷成本增加，農民的發展越加艱難。如何才能化解這一危機？最直接的就是組建運銷合作社，把農產品和資金集中起來，統一運營，以減少中間商盤剝。實際上，運銷合作社就是在農村經濟相對落后的情況下，以人民團結的力量去謀取生產工具、技術、資金和產品販賣途徑，從而最大限度實現自身經濟利益。值得注意的是，由于運銷合作社的組織管理業務比其他合作社困難和復雜，從農產品的收集和評定，到運銷售買，手續繁重。因而，發展運銷合作社雖為政府施政重點，但運銷合作社在當時并沒能占據明顯的數量優勢。

（三）實際運作：信用合作社數量最多

在實際組建過程中，信用合作社數量最多。1935年10月底，全省共成立和籌組532社，其中信用合作社數量多達150社，占總數的28%；再次為消費合作社，共計106社，占總數的20%；次之是運銷合作社，共計77社，占總數的14%。[14]何以信用合作社數量最多？這與當時廣大農民貧窮、急需資金以解決生活生產問題息息相關，而信用合作社主要就是向農民銀行、農民借貸所等信用機構進行借貸。一能更直接解決農民在生產生活資金上的危機；二是以借款和還款業務為主，其操作運行比運銷、生產等類型的合作社簡單。此外，混合式合作社數量也有不少。很多合作社之間并沒有嚴格的類型界限，有的既是生產和運銷合作社，又是購買合作社；有的既是運銷購買合作社，又是信用合作社?；旌鲜胶献魃绮粌H能把農村和市場連接起來，而且有利于經濟的統制，它與當時廣東正在實行的大小工商業統制方法是一脈相承的，最終都是為了把全省經濟納入到統制的軌道中去。

三、得失鏡鑒

（一）發展新路：自上而下在合作中求發展

1933-1935年廣東農村合作運動是在廣大落后農村地區開展的一場以互幫互助合作社為手段的經濟自救運動。在這期間，廣東之所以能成為合作運動的熱土，不僅得益于粵省政府的積極倡導，還得益于合作運動本身所具有的經濟效應。雖然由于種種原因，粵省合作運動一度回落，但這一時期的粵省合作事業為此后合作事業在廣東的繼續發展奠定了一定數量和群眾基礎，合作組織也一直存續至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初期。而各地一方面遵照政府的指示發展運銷等合作社，另一方面也根據本地特殊環境，尋求適合自身發展的合作類型，如有些市、縣就成立了灌溉合作社、林業合作社、圖書合作社等組織，因地制宜開發建設尤其值得借鑒。

（二）人民自治：把政治民主引入到經濟建設中來

以合作而保民生，實際上也在為地方和人民自治開路。參與者基本是普通平民，他們在經濟上極貧、政治上極弱、智能上極愚、社會地位上極卑?！皞}廩實而后知禮節”，不能擺脫經濟上的束縛，也就無從獲得政治上的解放。要推行地方自治，除了在政治上求得農村社會健全外，還必須在經濟上謀求農村復興。值得注意的是，廣東在合作制度中還注入了民主的色彩。很多合作社有一套包括社員大會、理事會和監事會在內的相對健全的民主機構。如茂名縣公館鄉購買合作社章程規定：社員大會由全體社員組成，每年召開一次常會；理事會設9人，由全體社員選舉產生，任期3年，每年改選1/3，有執行本社一切社務及業務之權；監事會設5人，也是由社員大會選舉產生，任期1年，可連選連任，負責監督理事會成員。社員的表決權則不論其股份額多少，每人只有1權。以共同的經濟利益為紐帶，組成人民合作團體，再以民主的方式，集體管理經濟事務，這在當時的鄉村社會無疑具有開創性。它不僅把政治民主引入到經濟建設上，還把地方自治先行引進了人民團體中，使政治和經濟相互促進。

（三）施政前提：保證經費充足和政局穩定

政府自上而下在經濟凋敝的廣大農村推行自救運動，穩健的財政支持和充足的施政經費是必不可少的。然而由于“初步推行區域廣闊，與金融機構絕無聯系”，致使粵省合作運動“一般合作社業務，均極單純，徒有其名”。[15]按規定各地合作經費由各縣政府按月支付，但由于各地經費普遍緊缺，使得合作經費“視地方款開支如何及縣長個人之旨趣而定，常有積欠四五月而未發一次者，亦有每月僅發工作人員之膳食費而已，除少數財政豐裕之縣市尚能經常維持合作費用外，大多數之縣市之工作人員均在極度艱苦之情況下開展工作”。[16]合作經費的不足，直接制約了運動的可持續發展。此外，作為由政府主導的經濟運動，它極易受政治氣候影響。1936年6月“兩廣事變”爆發，廣東“歸政中央”，合作委員會被撤銷，《廣東合作》?？?。

綜上，1933-1935年廣東合作運動是以省合作委員會為總設計師，以全省60余個市、縣為試驗田，以各地合作指導員為實際負責者，以農民為主要響應者和執行者，自上而下協同推進的。它著眼于因地制宜復興本地經濟，且與政治緊密相連。雖然最后由于種種原因而陷入停滯，但廣東歸政國民政府后合作運動繼續發展。鏡鑒歷史，其自上而下謀求發展，把政治民主引入經濟建設等做法，對今天的鄉村治理仍有很大借鑒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