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類教育最有利于鞏固脫貧攻堅成果
——基于民族地區1159農戶的微觀調查

亢 犁，劉芮伶(西南大學 國家治理學院，重慶 400715)

一、問題與理論

(一)問題的提出

十八大以來，黨中央始終堅持把消除貧困、改善民生、逐步實現共同富裕作為重要使命，精準施策，靶向發力，不斷加大扶貧投入，創新扶貧方式，優化體制機制，走出一條中國特色扶貧道路。但脫貧攻堅勝利、貧困地區摘帽脫貧并不意味著貧困的終結，也不意味著扶貧工作的結束。要想徹底消除貧困，實現全面小康，脫貧僅僅是基礎，有效鞏固脫貧成果，實現貧困人口的可持續生計，防止農村返貧才是關鍵。有鑒于此，我國貧困治理的重點將由消除絕對貧困向有效減少相對貧困轉變，實施以可持續脫貧為導向的貧困治理成為未來我國減貧工作的主要任務。

縱觀各國貧困治理實踐，相比于產業扶持、生活救濟等扶貧方式，教育扶貧更有利于增強貧困人口的素質與發展能力，促進貧困地區經濟發展，最終實現徹底消除貧困、阻隔代際傳遞的目的。教育扶貧涉及貧困人口可持續生計能力的提升，兼具扶志與扶智的雙重功能，是鞏固脫貧成果的關鍵舉措，也是實現可持續減貧的重要途徑。教育扶貧涉及多種教育類型，王凌皓等將教育類型分為義務教育、中等教育、職業教育、高等教育、成人教育、師范教育；國務院2013年出臺的《關于實施教育扶貧工程的意見》中所說的教育扶貧工作，其涵蓋的教育類型包括義務教育、高中教育、高等教育、職業教育、職業技能培訓等；而在本文中，民族地區農戶所接受的教育則主要指學校教育和其他短期職業技能培訓。綜上，將教育類型界定為小學、初中、高中、大學、職業技術教育、職業技能培訓。需要注意的是，脫貧成果鞏固進程中的教育投入，通常受到資本數量和時間的雙重制約，由此產生一個問題，即在有限的資源約束和既定的時間范圍內，對于不同收入階層的貧困群體而言，選擇接受何種類型的教育才能有效鞏固脫貧成果？因此，結合民族地區受教育群體的特殊性，深入探究不同教育類型的扶貧效果，尋找民族地區教育投入的最優選擇，積極探索符合民族地區經濟社會發展和貧困人口實際的可持續減貧路徑，是教育精準減貧機制有效發揮作用的重要前提，對于實現民族地區穩定持續脫貧具有重要價值和意義。筆者基于微觀調查數據，集中研究上述哪種類型的教育最有利于鞏固民族地區脫貧成果。

不同類型教育對鞏固脫貧成果、實現可持續生計均有作用，需要在分類的基礎上，進一步探究不同類型教育對各收入階層農戶生計的影響程度差異?；诖?，以下擬采用分位數回歸與二元Logistic回歸模型，辨析不同類型教育對鞏固脫貧成果的作用大小，為民族地區調適教育政策、增強教育鞏固脫貧成果針對性提供決策依據。

(二)理論分析

1.教育對于鞏固脫貧成果的收入效應?；趥鹘y的收入貧困視角，教育鞏固脫貧成果的最直觀表現為持續提升貧困人口和家庭的生計收入，以滿足基本生活需要。得益于義務教育的普及，我國基礎教育迅猛發展，顯著提高了勞動力的教育年限和收益率。國內外學者對各種類型教育的收益率進行了定量研究，Jalan和Ravallion通過研究農民貧困治理影響因素，發現普通教育可以有效地防止長期貧困[1]。黃金來等認為，高等教育是貧困地區農戶改變自身社會地位、實現社會流動的最重要渠道，但農戶對高等教育的選擇傾向受制于教育成本和就業風險[2]。Stromsdorfer等通過比較美國三大城市的學歷教育和高中職業教育收益，發現職業教育的收益率高于普通教育，估計內在收益率為56.8%[3]。Kane和Rouse也提到，接受職業教育的勞動力，貨幣性收益高于接受普通教育的勞動力[4]。高等教育使得受教育者能夠獲取到更多機遇和社會資源，認識更高層級的社會成員并擴大自己的社會網絡，利用蘊含在社會網絡中的資源搭建長期的投資、生產平臺，提升人力資本的回報率，進而改善個體的家庭收入與社會地位。對于貧困民族地區而言，職業教育能夠有效提升農戶收入水平并消除農村貧困。朱成晨認為,職業技術教育與職業技能培訓培育壯大了新型農民隊伍，為農村家庭脫貧致富提供智力支持[5]，但個體選擇投資職業教育存在風險，因此職業教育的收入效應面臨較大不確定性[6]。

2.教育對于鞏固脫貧成果的抗風險效應。教育的抗風險效應主要體現為顯著提高個體防范外部風險的能力，降低生計脆弱性。脆弱性表現為家庭消費、福利水平以及應對風險沖擊能力的下降，是脫貧戶返貧的重要原因之一。優質的基礎教育對貧困家庭兒童步入成人階段的收入起到提升作用，為培養綜合素質優秀的人才夯實根基，并降低家庭福利支出。無論高中教育還是高等教育，其本質均為學習并將其轉化為人力資本積累，而健康作為重要的人力資本，與農戶貧困脆弱性呈顯著的負相關關系，農戶健康水平每下降10%，貧困脆弱性大約會上升6%[7]。作為我國實現全面脫貧的攻堅區域以及后續發展乏力地區，民族地區發展以“扶智”為基點的職業技術教育與技能培訓，能夠顯著降低貧困家庭因外部環境等原因所導致的脆弱性風險，實現充分穩定就業，減少貧困的自然增長和經濟增長[8]。

圖1 教育鞏固脫貧成果的雙重效應

二、數據描述、方法選擇與模型構建

(一)樣本選取與數據來源

本文數據來源于課題實地調研。該調研采用分層抽樣與簡單隨機抽樣方法，調查范圍涵蓋四川、云南、貴州、寧夏、青海、西藏、新疆、甘肅、內蒙古和廣西等10省區，每個縣市(州)選取3～4個鄉鎮, 每個鄉鎮選取2～3個村進行入戶訪談，涉及33個貧困縣、88個貧困村、1216戶農戶家庭。為準確把握農戶脫貧成效，在入戶收集數據之前，課題組以座談會的方式，采訪了當地縣領導及村干部，旨在了解精準扶貧、脫貧與貧困退出實施情況，以及脫貧戶后續發展的相關舉措。隨后，對農戶2018年家庭生活狀況和發展條件進行了一對一的問卷調查與訪談，內容主要包括：戶主個人信息及家庭成員基本情況，家庭金融、物質、社會資本存量，是否為建檔立卡貧困戶，對當前貧困退出的公平度、扶貧政策的滿意度和對扶貧工作成效的評價等。剔除部分關鍵變量缺失的問卷，得到有效樣本量1159戶。

(二)變量選取與描述性統計

1.被解釋變量：收入與抗風險能力。構建收入與抗風險兩種模型。明瑟收入函數在衡量教育產生的經濟回報時通常以工資收入作為被解釋變量，但實際中，教育不僅直接提高勞動者的工資性收入，對勞動者個人能力同樣產生重要影響。因此，為了更加全面地衡量教育對收入的影響，把家庭整體收入引入貨幣模型作為反映家庭脫貧成效的關鍵指標。另外，參照周迪等人的觀點[9]，從衛生與醫療兩個方面，選取衛生設施與商業保險作為抗風險模型的被解釋變量，主要通過家庭選擇現代化衛生設施的傾向性與風險防控意識，對教育的抗風險效應進行驗證。

2.解釋變量：教育類型。為了驗證何種類型教育最有利于助力鞏固脫貧成果，需對受教育類型進行定量分析，故將教育類型轉化為受教育程度并相應賦值，小學(PRIM)、初中(JHS)、高中(SHS)、大學(TER)、職業教育(VET)、職業培訓(VST)分別為1、2、3、4、5、6。

3.控制變量：根據現有相關文獻的指標選取及數據可得性[10]，選擇性別、年齡、兒童撫養比、漢語水平、健康情況、城市親友數、未來生活預期、宗教信仰、政策了解程度，共計9個指標作為控制變量，較好地把握家庭異質性特征。

表1為收入的描述性統計結果。均值為0.102，方差接近0.600，偏度為0.725，表明收入分布存在右偏現象；峰度為4.335，大于3，顯示收入分布存在厚尾現象，進而通過Shapiro-Wilk進行正態性檢驗，結果顯示P值為0，表明被解釋變量不服從正態分布。因此，選擇分位數回歸模型具有一定的科學性和合理性。

表1 收入的描述性統計

表2 民族地區貧困家庭戶主基本構成

表3 變量定義及描述性統計

(三)收入模型

選擇分位數回歸模型來分析教育類型對于鞏固脫貧成果的效應。不同受教育程度的人群所獲得的教育回報各有差異，在傳統的明瑟收入函數的基礎上，本文構建貨幣模型時擴展了與個體家庭特征有關的其他因素。事實上，教育收益并不僅體現為勞動收入，也包括資本性收益，因此選取家庭整體收入反映教育收益狀況，所采用的半對數貨幣模型為：

lnYi=f(Si,Xi,Zi)+μi

(1)

式中，lnY為家庭整體收入的對數，X是家庭勞動力的特征向量，S為勞動力平均受教育水平，μ為隨機誤差項，方程(1)可進一步擴展，分解為勞動力平均受教育水平(方程2)和不同教育類型(小學、初中、高中、大學、職教、職業技能培訓)回報率(方程3)，以此估算教育對家庭收入的影響。為了克服貧困個體的異質性影響，設置家庭特征變量為[11]：

其中，InTHAI為家庭人均收入自然對數，Female、Age、School、Children、Chinese、Health、Relative、Faith、Religion、Policy分別代表戶主為女性、戶主年齡、勞動力受教育水平、家庭16歲以下兒童撫養比、家庭漢語水平、家庭成員健康情況、家庭城市親友數、未來生活預期、戶主是否信仰宗教、戶主政策了解程度。大多文獻采用戶主受教育水平驗證教育收益率的高低，考慮到樣本區為民族地區，近半數戶主未曾接受基礎教育，仍處于文盲或半文盲的教育水平，故本文將研究樣本限定為年齡在16～65歲，有勞動能力且身體健康的家庭勞動力，以其平均受教育程度估算教育對家庭收入的影響，PRIM代表勞動力受教育程度為小學，JHS為初中，SHS為高中，TER為大學(大專以上)，VET為職教，VST為職業技能培訓，u為隨機誤差項，i=1,2....N。

(四)抗風險模型

教育通過作用于人力資本生產的過程，挖掘和利用“人”的內生動力和潛在能力，提升個體生產力水平，對貧困家庭生計情況的影響不局限于收入領域，某種程度上還促進了貧困群眾對美好生活的向往，包括對住房、醫療、飲水等公共服務的需求[12]。受教育程度提高對家庭生計策略也會產生積極影響，有助于鞏固提升脫貧成效，降低脫貧戶返貧風險。本文將構建兩種非貨幣模型，分析哪類教育對貧困家庭增收作用最為顯著。其一驗證戶主接受哪種類型教育，最有可能為家庭提供現代化衛生條件(是否擁有沖水式廁所)；其二驗證教育對人們風險決策是否有正向影響。

Pij=f(Ei,yi,Xi),i=1,…,N

(4)

其中P為家庭i滿足基本需求j的概率，E是家庭i的教育變量的向量，y代表家庭i的整體收入，X同(1)，為特征向量。

受教育水平提高一定程度上促進家庭選擇更好的生活方式，這里采用二元Logistic回歸模型進行估計。方程(5)至(7)包含衛生設施和風險預防(Risk-PREV)的因變量。

(5)中Risk-PREV代表家庭是否有新農合之外的疾病預防活動，即家庭成員是否購買商業保險，(6)和(7)中Sanitation代表家庭是否選擇現代化衛生設施。K1i、K2i、K3i代表隨機誤差項，i代表第i個戶主，i=1,2,3,..N。

衛生設施與疾病預防的函數表達式如下：

=MSanitation

(8)

(9)

上述2個公式中，ESanitation代表家庭擁有現代化衛生設施的概率,ERisk-PREV是家庭成員風險防范(購買商業保險)的概率，ln[P/(1-P)]是P/(1-P)的自然對數，P/(1-P)為比值比；P的取值范圍0～1，0～1,M∈(-∞,+∞),LogitF∈(-∞,+∞)

三、實證檢驗

(一)教育對于家庭脫貧的收入效應

首先，檢驗平均受教育水平對貧困家庭收入的影響，主要選取家庭收入10%、25%、50%、75%、90%作為分位點，分別對應貧困家庭的低收入組、中低收入組、中等收入組、中高收入組和高收入組，估計的分位數回歸模型結果顯示了貧困農戶收入與教育之間的關系，如表4所示。

表4 教育水平的分位數回歸結果

首先，解釋變量勞動力平均受教育水平(School)與貧困家庭的收入水平呈現顯著正相關，即農戶通過教育累積人力資本存量，可以明顯增加家庭創造收入的能力和機會，而健康(Health)作為一種重要的人力資本，可在一定程度抵消外部風險帶來的生計脆弱，進而增強其生計可持續性。最低收入組的教育水平每提升一個單位，可以促使其收入增加2.4%，而最高收入組的教育水平每提升一個單位，其收入增幅可達到4.8%，是最低收入組的兩倍，這也意味著提升受教育水平有助于實現低收入階層的收入增長，有效縮小收入差距，降低收入不平等度。此外，教育水平與漢語能力存在明顯的正向關系，說明漢語掌握情況(Chinese)對于民族地區貧困家庭人均收入具有明顯的促進作用，且該影響在高收入組家庭更為顯著。

其次，個體特征方面，年齡(Age)的增長對于貧困農戶收入水平提高影響較為顯著，有助于家庭收入的提高和生計的改善。女性戶主(Female)對于家庭收入在所有收入分位點均體現為消極影響，即女性戶主收入普遍低于男性，且所有收入階層均呈現出較為明顯的差距，可能是由于民族地區女性先天受教育水平普遍低于男性，較易卷入勞動力市場排斥的圖景中。

再次，家庭情況方面，家庭16歲以下兒童占比(Children)的回歸系數在各收入階層都較為顯著，兒童撫養比的提高會顯著拉低家庭人均收入，且相較于低收入組，兒童數量增加對高收入組家庭的收入影響更小，說明生計資本存量較低的家庭更易受到兒童數量增長所導致的負面作用。城市親友數(Relative)作為原始社會資本，對家庭收入水平的影響均為正，但相較于其他變量而言，其影響系數偏小，證明盡管社會資本能夠減少農村貧困，改善收入分布，但由于貧困人口可持續脫貧能力弱，尚未充分利用社會資本對教育、醫療以及借貸等資源進行有效配置以改善家庭福利水平。

最后，其他控制變量，未來生活預期(Faith)與政策了解度(Policy)的回歸系數均為正，受益于我國當前政策的普及，貧困戶的思想顧慮和政策盲區得以消除，人們對美好生活的向往拉動貧困家庭人均收入增加；且收入越高，其激勵作用越大。宗教信仰(Religion)對除最低收入組之外所有收入組均體現為消極影響，可以理解為民族地區的貧困群體思想觀念相對保守，宗教意識在一定程度上阻礙了人們接受新思想、新知識。

表5采用教育類型的分位數回歸，進一步探究不同類別教育對不同生計水平下貧困家庭收入的作用。從教育層級看，小學對低收入組具有促進作用，原因可能是激烈的勞動力市場競爭。對于處在中低收入狀態(q10，q25，q50)且生計資本存量較少的貧困家庭而言，初中能夠有效提升其就業競爭力，從而有助于提高收入水平，并改善其生計狀況。高中對高收入組之外其他各組均有積極影響，表明其對中低分位的貧困家庭收入水平產生顯著的正向效應。大學僅對高收入階層收入增長有明顯的正向影響，可以理解為由于高等教育的進入門檻較高，貧困地區限于其自身教育資源的短缺和教育質量的低下，加之教育收益的滯后性，無法迅速有效地推動貧困家庭致富奔康。

表5 不同教育層次的分位數回歸結果

職業教育的影響系數在q10、q25、q50分位點為正，且在5%的水平上顯著，即它對中等收入及以下的家庭增收作用明顯。職業技能培訓對所有家庭的收入增長，都有不同程度的促進作用。分位數回歸結果進一步顯示，VST的增收效應低收入組明顯高于高收入組，原因可能為職業技能培訓更注重短期內提升勞動者技能水平。對于貧困群體而言，掌握實踐技能意味著自身競爭力的提高，進而獲得就業機會，實現即可擺脫貧困；而高收入組家庭擁有多樣化的增收渠道，制定家庭生計策略時選擇面更加廣闊，因此職業技能培訓對其增收效應相對較低。

(二)教育鞏固脫貧成效的降風險效應

家庭衛生設施間接反映出人們的生活方式和生活質量，亦是家庭脫貧成效的直接體現。從表6可以看出，接受職業技術教育和職業技能培訓的家庭選擇更現代衛生設施的可能性最高，分別為2.467、2.549，其原因在于，職業技術教育和職業技能培訓通過提供有針對性的文化教育和技術技能，短期內提升貧困個體的技術能力與綜合素質，增加個體經濟資本收益，促使家庭生活質量改善。一般而言，受教育水平高的家庭成員更加關注健康風險因素，因此高等教育對家庭選擇現代衛生設施的影響是積極的，系數為1.449。高中與基礎教育對于家庭選擇現代衛生設施貢獻率均處于遞減狀態，分別為高中47.9%、初中50.9%、小學49.0%?？傮w上，高等教育、職業教育、技能培訓促使貧困家庭選擇更好衛生設施，表明教育已成為促進農戶可持續生計的重要抓手。

人均收入較高的家庭選擇現代衛生設施的可能性是整體收入較低家庭的1.548倍，表明家庭生計資產存量顯著增加脫貧戶選擇衛生設施的可能性。23.6%的影響系數表明，女性戶主對良好衛生設施的偏向程度較高，她們傾向于打造健康舒適的生活環境，降低家庭潛在的生計風險，這從表6的實證結果可以看出。人力資本具有時效性，其存量大小，隨著時間的推移呈現先升后降的趨勢，因此與青年和老年戶主相比，中年戶主更傾向于選擇健康的生活方式，以規避潛在的疾病風險，其選擇健康衛生設施的概率為44.1%，反映年齡對于貧困家庭衛生設施影響系數呈倒“U”形。良好的健康狀況促使家庭選擇現代化的生活用品，31.2%的貢獻率表明，整體健康水平較高的家庭對現代衛生設施的偏好高于健康水平較低的家庭，未來生活預期對于選擇更好衛生設施的影響同樣是積極的，其貢獻率為48.3%。

表6 教育層次與衛生設施的回歸結果

鞏固脫貧成果既依賴于農戶生計資產的持續增長，也體現在家庭生活水平的高低及抵御各類風險的能力上[13]。根據可持續生計理論，通過購買商業保險、人身意外傷害保險等風險管理，能夠有效降低生計脆弱性，增強恢復和發展能力，實現貧困人口永久脫貧致富。筆者利用二元Logistic回歸模型，通過SPSS 23.0軟件，估計教育水平對家庭風險預防——購買商業保險(Risk-PREV)的影響，結果如表7所示。首先，相較于受教育水平較低的貧困家庭，較高教育水平者購買商業保險的概率提升9.8%，反映受教育程度對于購買商業保險具有顯著的積極影響。其次，疾病對個體和家庭因病致貧、返貧造成直接影響，是否購買商業保險與家庭收入密切相關；影響系數顯示，高收入家庭購買商業保險的概率比低收入家庭高10.8%，表明生計資產的增加，使得家庭進行風險預防的傾向性顯著上升。再次，由于女性戶主較為重視家庭成員的健康狀況，且保持良好衛生和健康習慣，因此女性對實施預防家庭健康計劃更積極。此外，隨著年齡的增長，人們對健康和保險愈發關注，故年齡對于家庭是否購買商業保險有一定的積極影響，其貢獻率為0.7%。一般而言，對未來生活的信心促使人們更加關注依靠保險或者高質量的醫療服務有效化解健康風險；分析表明，擁有積極未來生活預期的家庭選擇健康保障的概率比對未來生活信心不足的家庭高35%。最后，家庭成員健康狀況對于疾病預防有顯著影響，健康狀況每提高一個單位，選擇疾病預防的可能性提高48.7%。

表7 教育水平與風險預防的回歸結果

四、結論與建議

(一)研究結論

擺脫貧困不僅要消除物質的貧困，也要擺脫精神的貧困。隨著中國貧困治理重心的轉移，教育在可持續減貧中的先導性作用愈發凸顯，成為穩定鞏固脫貧成果、阻隔貧困代際傳遞的重要途徑。以上從拓展生計來源和降低生計風險兩方面探討了不同教育類型對保障貧困農戶可持續生計、鞏固脫貧成果的不同效應，結論如下。

第一，總體而言，教育對所有收入群體增收均具有積極作用，我國實行教育扶貧政策意義重大，促進了貧困地區整體面貌的改善，達成持久脫貧進而致富的終極目標。教育類型的分位數回歸結果顯示，職業教育和技能培訓對家庭生計資產累積的促進作用最大，且中低收入分位點明顯高于高收入分位點。對于民族地區剛剛脫貧的中低收入群體而言，接受職業類教育更有利于持續穩定脫貧，提升家庭生計資本以降低返貧風險。而高收入家庭，高等教育能夠帶來相對豐厚的回報，但在民族地區，其受眾群體有限，可獲得性小，進入門檻較高，相較于職業技能培訓而言，其成效并不明顯。

第二，教育是人力資本累積的根本途徑，而人力資本不僅是家庭生計決策的基礎，更是可持續生計的關鍵；接受職業教育和技能培訓的家庭進行風險預防的傾向性顯著上升。在拓展生計來源和降低生計風險方面，職業教育與技能培訓均能有效增加民族地區已脫貧家庭的生計資本累積，鞏固脫貧成果，降低返貧風險。換言之，在新時期減緩相對貧困的進程中，職業類教育作為激活脫貧群體內生動力的關鍵手段，更能有效推動區域經濟發展，增強就業能力。

第三，城市親友、健康狀況以及政策了解度均對家庭整體生計水平有顯著作用，女性戶主、家庭16歲以下兒童撫養比、宗教信仰均不同程度對家庭整體生計水平產生負面影響。在造成農戶收入增長差異的各因素中，未來生活預期具有較強的正向影響。對未來生活的信心可驅使脫貧戶努力實現需求的更新與優化，由此產生內生性動力和更高層次追求，激勵其生計資本的積累和增值，以此促進收入增長。

(二)政策建議

為促進民族地區可持續減貧，有效阻斷脫貧家庭的返貧路徑，穩定鞏固民族地區來之不易的脫貧成果，健全持續穩定的教育扶貧長效機制，更好推進脫貧攻堅與鄉村振興有機銜接，基于教育增收和增加人力資本積累的視角，提出如下政策建議。

第一，統籌教育資源配置，提升職教發展水平。減貧的重點之一是發展教育，提供貧困人口參與市場經濟的知識技能培訓，立足現階段民族地區脫貧人口內生動力不足的問題，應確保教育資源的持續投入，以提升職教發展水平。一是加大政策支持力度。引導民族地區更加重視職業教育，借鑒前期的成功經驗，深化產教融合，健全企業接收職業院校學生實習實訓制度，支持校企合作，共建共享生產性實訓基地。協調普通高中與職業高中總體比例，探索構建中職、高職、本科銜接貫通的現代職業教育體系，打通職業教育上升通道，重點培養本土亟需專業人才。二是培育優秀教師團隊。支持職業技術師范院校在民族地區創辦職教師資培訓基地，破解教師流失嚴重、師資不足的難題；加強校企合作，共建“雙師型”教師隊伍，強化技能型教師團隊建設，引導職教教師到企業實踐，鼓勵企業技術技能人才到職校兼職。

第二，堅持服務宗旨，強化職教就業導向。相較于其他教育類型，職教教學周期短，見效快，著重對勞動技能的傳授；對脫貧群體而言，一旦掌握了實踐技能，即能實現增收，這也是職業教育的核心競爭力。一是準確把握就業市場發展動向，保證中職高職的專業設置適應產業發展新趨勢，改變貧困人口對職教的認知偏差，將職業生涯規劃教育滲透到初中階段，強化職業教育對民族地區的輻射能力，真正發揮職教減貧效應。二是重點強化農村職業技能培訓。鑒于職業教育對民族地區低收入群體的收益率更高，對該群體進行技能教育和培訓更有利于增加經濟效益和促進就業。應基于農戶家庭自身特征與資源稟賦差異，開展多種類型的職業技能培訓，拓寬職業教育發展路徑，提升農村勞動力人力資本存量，滿足就業市場對于技能型人才的需求，推動職業教育與產業就業緊密銜接，實現職業教育助力農戶可持續生計。

第三，重視消除精神貧困，激發增強內生動力。民族地區剛脫離原發性貧困，仍面臨脫貧人口內生動力不足問題，客觀存在返貧風險。職業教育作為消除文化貧困的關鍵抓手，應推動職教在相對貧困治理過程中持續發力。一是幫助脫貧群體樹立積極心態。深入探究造成農戶精神貧困背后的文化因素，激發脫貧群體致富奔康的主動發展能力，重視解決因思想觀念陳舊落后而陷入迷茫消沉問題，助力鞏固脫貧攻堅成果。二是搭建文化服務平臺。立足民族地區本土特色，結合實際需求，建設能夠滿足脫貧群體精神需要的文化服務平臺，幫助民族地區群眾堅定致富信心。依托文化服務平臺大力開展各類線上技術技能培訓活動，挖掘致富奔康的潛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