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動與互嵌：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結構維度
——基于貢山獨龍族怒族自治縣的田野考察

劉詩謠,劉小珉,張迪(.清華大學 社會科學學院，北京00084；.中國社會科學院 民族學與人類學研究所/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研究基地，北京 0008；.中國社會科學院大學 社會學院，北京 0488)

在漫長的歷史發展進程中，中華各民族不間斷地交往交流交融，形成了以團結統一、兼容并蓄、相互親近、互利共生、共建共享為核心內容[1]的中華民族共同體，而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則是對這一共同體的一種主觀認知。

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具有重要實踐意義，是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中國夢”要堅持的主線，能夠為其提供精神動力，指明政治方向[2]。同時，有助于各民族在尊重彼此差異的基礎上形成價值共識，為實現人民美好生活增添動力[3]，也有助于提升個體對共同體的歸屬感和認同感，從而激勵個體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目標而奮斗[4]。

當前學術界對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研究不斷深入，但總體來看，對該主題的現實關注與理論聚焦還處于探索階段,特別是對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的內在結構的認識還不夠充分。筆者將以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結構分析為主題，運用實地田野考察資料，嘗試構建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結構性維度。

一、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結構視角：文獻綜述與分析框架

1.民族互嵌式社會結構：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結構基礎。社會作為一個整體性存在，有其獨特的政治結構、經濟結構、文化結構和民族結構。民族社會作為整體社會的一部分，必然處于一定的社會結構之中。社會結構作為社會科學的核心概念之一，是“在社會活動中被反復不斷組織起來的一系列規則和資源”[5]，它“意味著不同形態和性質的社會群體的存在，同時也意味著資源配置的結構性約束條件的形成”[6]。雖然社會結構具有穩定性，是社會實踐的基礎，但它同時也是社會實踐的結果，隨著社會的發展變遷而不斷調適、變化和發展。2014年5月26日，習近平總書記在政治局會議上第一次提出，要“推動建立各民族相互嵌入的社會結構和社區環境”[7]；同年9月，中央民族工作會議正式將“推動建設各民族相互嵌入式的社會結構和社區環境”確認為全國民族工作方針[8]。

民族互嵌式社會結構是中華各民族在社會結構各層面、各領域中形成的廣泛而深入的相互嵌入態勢。在統一的社會主義制度背景下，我國各族人民以社會主義法治為基礎，團結奮斗，不斷深化交往交流交融，致力于破解民族相對聚居造成的社會區隔和發展不平衡問題，實現共同繁榮發展的目標，在這個過程中，相互嵌入的結構化趨勢日益突出[9]。應當注意到，民族互嵌式社會結構不同于傳統視域下的“雜居”，也非多民族之間簡單的“混居”，它是建立在各民族間的人際充分交往、文化深入交流、情感深度交融基礎上的高度融合[10]，從而在與民族結構或民族關系最為直接的社會階層結構、職業結構、文化結構、經濟結構、政治結構等社會結構的諸多領域中不斷縮小發展差距，全面消除民族隔閡。

費孝通先生認為，中華民族作為一個自在的民族實體，主流是由許多分散存在的民族單位，經過接觸、混雜、聯結和融合，同時伴有分裂和消亡，形成的一個你來我往、我來你往、你中有我、各具特性的多元一體[11]。這一理論的一個重要出發點就是：民族社會及其組成的中華民族實體存在于特定時空范圍的社會系統之中，需要在社會結構中理解其發展過程[12]。 “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不僅包含作為客觀實體或客觀存在的“中華民族共同體”，同時包含作為思想、觀念、精神等主觀層面認知結果的“意識”。作為客觀實體的“中華民族共同體”不是憑空產生的，它是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和社會歷史演變發展的結果。也就是說，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必須堅持在社會中看民族、從民族出發看社會，在民族與社會的互動關系中構建和鞏固中華民族共同體，形成和鑄牢共同體意識[13]。而民族互嵌式社會結構的最大功能就是營造可以維持社會團結的社會結構關聯，包括經濟利益關聯、社會參與關聯以及心理認同關聯，將不同民族群體結合起來，形成有機團結的局面[14]。在民族互嵌式社會結構內部，孕育著文化形態各異的地方共同體，它們通過共同的經濟網絡、社會網絡、組織網絡、政治網絡、文化網絡凝聚在一起，形成多元性與共同性穩定共生的關系，以此為基礎，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不斷發展強化，最終深度內化于中華各民族的心理結構之中，猶如血脈傳承，牢不可破。

2.研究思路與分析框架。當前，隨著現代化進程的加速推進，少數民族地區逐漸由封閉走向開放。一方面，來自內地的人流、物流、資金流、信息流源源不斷地進入少數民族地區；另一方面，越來越多的少數民族群眾走出家鄉，去往外地工作，不斷接觸和體悟各種外部文化，并把這些思想文化帶回家鄉，逐步融入本民族的文化秩序和社會生活中。這是一個在各民族內部尤其是各民族之間構建新的族際-人際互動的社會文化結構和脈絡的過程。中華各民族間的這種新型互動過程不斷深化，各種有形或無形的經濟、社會、文化界限隨之不斷被突破和穿越，最終必將形成各民族在政治、經濟、文化等領域深度互嵌的社會結構樣態。

筆者基于民族互嵌式社會結構的理論視角以及當前中華民族不斷加深的交往、交流、交融實踐，以云南怒江州貢山獨龍族怒族自治縣為田野調查點，分析貢山縣當前各民族間的人口流動、居住狀態、交往互動、婚姻家庭經濟生活、民族文化、風俗習慣等研究議題，研究貢山縣各民族群眾在政治、經濟、文化、居住、婚姻、家庭等諸多方面的相互滲透和交融，考察民族互嵌式社會結構的建構及其對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功能與作用(參見圖1)，以期為新時代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探索提供理論支撐和豐富生動的結構化社會實踐樣態。貢山縣民族構成多元、民族文化多樣，經濟社會情況較為復雜，在整個云南省、西南地區乃至全國都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因此選擇以貢山縣作為個案開展研究，具有典型意義。

圖1 本文分析框架

3.研究方法與資料來源。本研究采用民族學與社會學、人類學相結合的研究范式，進行田野調查，收集研究資料。課題組于2020年11月15-29日深入怒江州貢山縣進行了為期半個月的田野調查。期間采用座談會、參與式觀察、半結構式深度個案訪談、問卷調查等方法搜集資料。一方面，課題組在怒江州、貢山縣與有關政府部門召開座談會，并深入各個政府部門進行訪談，以期全面、完整地了解怒江州和貢山縣的整體發展情況。另一方面，課題組進入貢山縣獨龍江鄉及該鄉的孔當村、龍源村、巴坡村、獻九當村、馬庫村、迪政當村等地進行深入的、有針對性的田野調查，與當地鄉鎮干部、村干部、村民等展開個案訪談和問卷調查，掌握了大量第一手資料。采用多種調查方法相結合，目的在于從整體上把握貢山縣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工作的開展情況，同時又可以深入當地生活實際，感受少數民族群眾個體生活的變遷，將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這一較為宏觀的研究命題落實到具體日常生活的細微之處，將整體結構和個體日常生活要素結合起來，思考結構、制度、文化、個體觀念等要素是如何在日常生活實踐中互嵌互構、融會貫通的，并據此對貢山縣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實踐作出深刻的理論探討和解析。

二、流動的社會與互嵌的結構：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的實踐分析

1.貢山概況：峽谷中的多民族和諧互動。貢山獨龍族怒族自治縣坐落于滇西北怒江大峽谷的縱谷地帶，它地處橫斷山脈，東與迪慶藏族自治州德欽縣、維西縣兩縣相連，南與怒江州福貢縣相鄰，北與西藏自治區察隅縣接壤，西與緬甸聯邦毗鄰，國境線長達172.008千米，是全省唯一的涉邊涉藏縣，是全國唯一的獨龍族怒族自治縣，也是唯一的獨龍族聚居區，屬于社會形態直過區、生態功能限制開發區。貢山縣境內居住獨龍族、怒族、傈僳族、藏族等20多個民族，基督教、天主教、藏傳佛教三教和諧并存，少數民族人口占總人口的96%。歷史上，獨龍族、怒族是貢山最早的居民。公元16世紀以后，傈僳族、納西族、藏族、漢族、白族等民族相繼進入貢山，與當地獨龍族、怒族人民一道，共同開發了碧羅雪山、高黎貢山、擔丹力卡山這塊“三江并流、兩江縱貫”的土地。在漫長的歷史進程中，各族人民互相尊重，和睦相處，其樂融融，其情濃濃，構成了“一山不同族，十里不同音”“多民族聚居、多宗教并存”的獨特多元民族文化風景線。貢山各民族在這片神奇美麗的土地上和諧共居，共同建設了美麗的家園，共同譜寫了一支民族團結同心曲，形成了各民族在政治、經濟、社會、文化領域廣泛交往交流交融的基本態勢和“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你離不開我，我離不開你”的當地民族多元一體格局。

2.開放與互嵌：流動中的秩序重構與結構變化。歷史上，貢山縣的各民族均處于偏僻的邊遠山區，交通不便，與外界經濟交往較少，長期處于較為封閉的狀態，基本上一個村子就是一個宗族，形成一種本民族、本宗族內部的歸屬感和凝聚力。然而，由于當地糧食生產無法滿足貢山各民族群眾自身的需求，加上“鹽、布匹、鐵制工具”均依賴外部輸入，這就決定了貢山縣必然要與外部世界、與更大的社會單位和經濟組織發生聯系[15]。

新中國成立以來，尤其是黨的脫貧攻堅戰略實施以來，貢山縣與全國一起，進入社會主義現代化的嶄新歷史進程?，F代社會是流動的社會[16]。以市場化、工業化和城市化為主題的現代化的深入推進，締造了現代社會的多元流動圖景。在現代化諸因素的強力滲透下，外部世界的政治、經濟、文化、生活方式、思維觀念等內容進入了原本固守自己傳統秩序的封閉社會，也使得后者變得日益開放。特別重要的是，伴隨著新時代精準扶貧、旅游開發等發展戰略的實施，貢山縣的人口流動逐漸加速。

一方面，大規模的旅游活動裹挾著不同地域和不同民族的文化要素、思想觀念、風俗習慣、生活方式等一并流動。旅游流動不僅改變著民族地區相對封閉的社會結構，使其逐漸向“開放性”轉變，而且在旅游經濟發展的過程中，資本、人流、物流、信息流、交通、通訊、餐飲服務、醫療等多重要素得以重新配置。另一方面，自精準扶貧戰略實施以來，貢山縣開展大規模經濟建設，需要大量較高素質的勞動力。由此，大量外地施工人員、技術人員、個體工商戶等進入貢山縣，帶來了大量的新鮮事物。同時，隨著東西協作扶貧、央企扶貧等對口扶貧工作的深入推進，發達地區和漢族同胞將大量先進的生產技術、項目、資金、文化等現代化元素引入貢山。

人口的流動，以及伴隨著人口流動而發生的資金、技術、信息、文化等要素的流動，深刻地改變了貢山縣封閉傳統的社會秩序，在此基礎上形成了各民族共同居住、共同生產勞動、相互共享文化、族際之間通婚的民族互嵌式社會結構。在這一社會結構中，各民族群眾有同一的社會制度、平等的法律地位、共享的政治權利，在政治參與、經濟生產、居住格局、婚姻家庭、民族文化、社會生活等各個領域和諧相處、友好協作，族際關系日趨和諧、融洽。

3.貢山實踐的結構特征：在民族互嵌式結構中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一是構建“嵌入式治理格局”，為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提供組織保障。這一特征，突出表現在貢山縣的脫貧攻堅實踐之中。貢山縣發動、組織和挑選具有較高思想政治覺悟、理論政策水平和能力素質的黨員群體，進入基層治理一線，進入鄉村擔任扶貧第一書記，并組成駐村工作隊，以發揮黨在脫貧攻堅和基層治理中的引領作用。2015年以來，貢山縣調整下派駐村工作隊員700名[17]，以鄉村干部、駐村工作隊為開展工作的主體，實行每人掛村包組，推行駐村解決群眾訴求問題辦結制度，下沉干部深入村組、深入群眾家中，到一線去工作，到一線去服務，到一線傾聽群眾訴求,為群眾解決困難問題，進一步密切了干群關系。

干部的下沉和嵌入實現了貢山縣社會結構某種程度的再組織化和網絡化，黨組織通過建立從地方到基層的組織網絡，不斷向基層社會延伸和拓展，把一盤散沙的社會凝聚成一個整體。地方基層的組織網絡作為一種外部組織資源，不僅扮演著鄉村利益調節器的角色，同時也是重要的治理資源。這些網絡不僅擁有較高的教育資本，擁有更為專業的知識和技能，更為重要的是，還擁有網絡成員所在單位的社會關系網絡，能夠有效利用社會關系網絡將信息和技術帶入鄉村治理的具體工作中，從而極大地補充了基層組織的人力資源，有效破解了基層組織人力資源極度匱乏的困境。

新的社會資源的大量引入，新的社會治理力量的有效融入，在貢山縣城鎮和鄉村快速地建立起一種新的“嵌入式治理格局”。在共同推動實施脫貧攻堅戰略的行動過程中，不同社會治理主體，以完成脫貧攻堅相關政治經濟任務為強大的初始動力，在深度互動中比較快速地形成相互認同，實現相互融合，在某種程度上自然而然地促進了當地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生發、形成，為真正鑄就牢固的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打下了基礎。在田野調查中筆者發現，以“嵌入式治理格局”為基礎展開的脫貧攻堅實踐，在貢山縣城鄉切實增強了各民族同胞對中華民族共同體、中國共產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認同，各民族群眾普遍形成了相應的政治自覺、思想自覺和行動自覺。

沒搬下來之前一家6口人擠在一間又小又破的房子里，那時候還不通路不通電呢，現在享受到了(易地扶貧)搬遷政策，住上了這么好的樓房，不用自己出一分錢，而且現在住得離學校醫院都特別近，做點什么太方便了。小孩上學也不需要我們操心了。這種日子以前想都不敢想，這些美好生活都是共產黨給我們的。

(個案編號：20201116NJZBQH)

二是打造“嵌入式居住格局”，為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提供空間基礎。居住格局對認識某一地域內部民族融合結構和互動關系具有重要的意義。英國人類學家雷蒙德·費恩認為：“從空間位置入手來研究親屬的居處，使我們明了親屬間的關系?！盵18]我們認為，從空間位置入手研究各民族的居處，也可以幫助我們明了民族間的關系。民族間的居住格局是多民族社會中各族群眾在居住空間上的分布組合結構狀況，可以反映一個民族的成員(不分性別、職業、教育程度等個體差異)在居住地點與另一個民族的成員相互接觸的情況，是影響各民族成員交往交流交融的重要因素之一。

當前，貢山縣各民族在地理空間上已經形成結構互嵌特征，即空間格局的交錯雜居和設施環境的共用互享。貢山縣境內的獨龍族、怒族、藏族、傈僳族、納西族、白族、哈尼族、景頗族、普米族等多個民族插花分布于丙中洛鎮、捧當鄉、茨開鎮、普拉底鄉、獨龍江鄉等鄉鎮。2008年，貢山縣11435戶居民，人口總數36075人。其中，漢族人口1265人，占總人口的3%；藏族人口 1740人，占總人口的4.8%；彝族人口721人，占總人口的1.9%；傈僳族人口19174人，占總人口的53.1%；，怒族人口7000人，占總人口的19.4%；獨龍族人口5661人，占總人口的15.7%[19]?？梢哉f，在居住分布上，貢山縣是多民族互嵌的。加之社會流動的加速帶來了更多漢族人口的流入，使得多民族混雜居住的程度更高，縮短了族際交往的地理空間距離。同時，在易地扶貧搬遷安置的過程中，貢山縣不斷完善民俗館、便民服務中心、文化活動廣場、幼兒園、商業中心、物流中心、衛生室、公共廁所、垃圾清運站公共服務設施，不斷拓展和整合各類公共服務資源，提高各民族混居社區的居住質量和生活環境質量，進一步鞏固了貢山縣各民族通過混合居住形成的空間互嵌結構。

我們在設計的時候采用的是獨特的“新合院”，目的是為了保留鄰里關系，留住鄉愁。由文化站牽頭，組建社區文藝隊，帶居民走出家庭，活動起來，推動各民族之間的交往、交流、交融，組織一些喜聞樂見的集體活動，讓大家共居、共事、共樂。

(個案編號：20201120NJZLKZ)

為了給各民族群眾提供更多的交往交流機會，貢山縣各級黨組織和政府規劃設計出各種促進族際互動、鄰里互動的常態化固定活動，以多種形式構筑互嵌式生活環境和生活方式。比較典型的有“每周固定活動日”:每周一上午以愛國主義教育為主題集中開展升國旗、奏唱國歌、國旗下演講活動，同步開展環境衛生大整治大提升活動;每周三以感恩教育為主題，利用下午半天時間或晚上集中開展新思想宣傳、政策宣傳、文藝演出、群眾到廣場文化活動等綜合性活動。貢山縣還創造性地開展了“十項活動上廣場”活動，將公益活動、文化活動、閑時手工活動、技能比拼、學生打卡、小小地攤、節慶活動、帶娃嘮嗑等活動拓展到黨群活動廣場，為增加各民族群眾的交往互動提供空間和機會。居住空間的交集，福利設施的共享，活動的集中開展，為貢山縣各民族的社會互動與文化交往提供了地理和空間條件，也為不同文化背景的民族實現文化交融提供了可能。而各民族之間廣泛、持續、深入的社會互動交往正是形成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重要條件，是構建平等、團結、互助、和諧社會主義民族關系的必由之路，為最終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奠定了堅實的實踐平臺[20]。

以前(居住)比較分散，很難集中，很少有活動?，F在什么都好了，有什么活動，在群里面說一下就可以了。這里很寬敞，每天晚上可以跳廣場舞。最近是農忙時節，就沒什么人出來跳舞了。以前只是跳民族舞，還沒什么人會(其他舞蹈)?，F在有人外出學了，然后回來教(其他人)。還有一些打羽毛球、打籃球的，上面還有活動室，晚上還一起學習政策、學習技術。

(個案編號：20201124MKCXZZ)

我們大家(各民族群眾)都是一樣的，即使是外族人，比如漢族人也好，傈僳族也好，跟我們吃的是一樣、喝的是一樣的，同飲一方水，共同生活在這個地方，除了民族不同以外，我們的生活方式都是相同的，并沒有感覺大家都什么不同。

(個案編號：20201116NJZBQH)

三是形塑“嵌入式產業鏈結構”，為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提供物質保障。一方面強化各民族農牧業生產交往和互動活動。在傳統的封閉社會結構中，貢山縣的農牧業產品基本都是自給自足的。隨著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改革的推進，貢山縣的農牧產品生產逐漸商品化、產業化。當前，貢山縣打造出以獨龍牛、獨龍雞和中華蜂為主的畜牧業，以草果、山藥、蔬菜為主的種植業，以葛根、黃精、燈盞花為主的中藥材生產加工等主導優勢產業。為了實現農業現代化戰略目標，貢山縣創建完成了峽谷特色農業科技示范園、食用菌加工園區、中華蜂產業文化園區、農特產品深加工園區，以當地政府和對口扶貧央企注資入股引導的方式，帶動全縣1948戶建檔立卡戶加入，后者與園區簽訂協議，形成長期穩定的利益聯結機制。在此基礎上，貢山縣逐步形成一條集生產、加工、銷售為一體的產業發展鏈。借助這種嵌入式產業鏈結構的塑造，貢山縣各民族群眾在日常的農牧業生產中形成了互助合作的關系。特別值得注意的是，貢山縣在實施脫貧攻堅戰略的過程中，著力打造現代農業生產體系，積極引導建立專業合作社等新型農業經營主體，推出“公司+合作社+建檔立卡戶”“公司+建檔立卡戶”“合作社+建檔立卡戶”等多種合作模式，制定科學幫扶措施，完善利益聯結機制，不斷激發和調動農戶參與專業合作社的積極性，提高農戶參與專業合作社的比例，不斷提高農村、農民的組織化程度，幫助農戶降低自然和市場風險，引領農民群眾增收致富。田野調查結果表明，各民族群眾在參與合作社的過程中形成了相互學習、相互幫助、合作共贏的發展理念和生產生活上相互需要的經濟社會互動格局，為實現各民族的經濟社會生活互融共生奠定了基礎。

我們村成立了兩個合作社，覆蓋了全村所有(農戶)，從中也體現出老百姓的互幫互助，大家都是一起種地一起勞動一起投入，在這一塊做得確實好。比如有些家庭他們的地比較多，因為這都是山坡地，他們有一部分沒有精力去把它們都種完，那么其他人就會幫著他種。他們的這種合作跟一般意義上的合伙兒還不一樣，是帶著感情在里面。

(個案編號：20201125DZDCZGH)

另一方面發展旅游經濟，推進民族間的互動與融合。費孝通認為，大量漢族人口深入到少數民族聚居的地區，形成一個點線結合、東密西疏的網絡，這一網絡構成了中華民族多元一體格局的骨架[11]。民族地區發展旅游經濟，可以說是促進這樣的網絡形成的重要方式之一。首先，在發展旅游經濟的過程中，不同民族群眾必然要在經濟利益上形成一種相互適應和對接，建立起相互需要和一定程度的利益共享結構或機制，進而促成社會關系或社會網絡的相互嵌入。當越來越多的經濟社會關系被建立起來后，原本互相獨立、互不聯系的不同民族成員也將“通過一個復雜的社會關系網變得連接起來”[21]。其次，在發展旅游經濟的過程中，不同民族群眾通過參與旅游流動場域，開展各種形式的語言交流、文化交融、社會互動，不斷深化對非本民族的語言、文化、風俗、信仰、服飾、飲食、居住等的認知和學習，而這正是構建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重要基礎。并且在這一過程中，包括社會經濟發展、勞動力就業、游客來源地信息等大量的社會信息在民族地區內部與外部社會產生有效流動和傳遞，使得不同民族的群眾在生活、生產中緊密交織在一起，進而在多民族社會中形塑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誰也離不開誰的情感認同和共識。

游客來這里體驗民族風光，進來的人多了，對這邊老百姓的思想改變起到了一個重要作用。比如說這邊的老百姓之前喜歡住在鋼結構的房子，樓房里，但是他們發現游客來這邊愿意住木料房，他們就看到這個商機，建了很多的具有民族特色的木料房。

(個案編號：20201120GSXFPB)

四是發展“嵌入式民族文化”，為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提供精神支撐。民族地區文化的嵌入式發展，體現在各民族在保留自身文化的基礎上對其他民族文化的學習、適應和接納，進而與本民族文化融合。這種嵌入式文化發展，無疑能夠為各民族之間的交往交流交融消除障礙。民族文化包含了民族風俗、節日習俗、傳統禮儀、語言文字、生活方式、宗教信仰等多個方面。推進各民族文化相互嵌入式的發展，是促進各民族文化相互認同的重要途徑。習近平總書記指出：“加強中華民族大團結，長遠和根本的是增強文化認同?！笨梢哉f，文化認同是最深層次的認同，是增進各民族對祖國、對中華民族、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認同的重要支撐。

貢山縣積極開展形式多樣、內容豐富的文化活動，在彰顯民族特色的同時，為各民族群眾熟悉、認知、尊重彼此的文化習俗提供了機會。堅持以社會主義先進文化為引領，積極搭建各民族文化交流的載體，使各民族群眾對其他民族的節慶活動、風俗習慣相互尊重和包容。同時，貢山縣深入挖掘和闡釋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時代價值，堅持提升民族文化軟實力，在保護、傳承和開發優秀民族文化的基礎上，不斷推進民族文化創造性轉化和創新性發展，使各民族文化繁榮發展的過程成為各民族相知相親的過程，成為當地民族團結的潤滑劑、催化劑、粘合劑，強化了當地各民族的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

此外，貢山縣堅持交流互鑒、兼收并蓄，以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為引領，在保護少數民族文化多樣性的基礎上，不斷推進民族文化交流和共享文化建設，深入推廣普及國家通用語言文字，對“直過民族”聚居區45周歲以下不通漢語的群眾進行漢語(普通話)培訓，確保他們能夠基本使用國家通用語言，實現溝通無障礙，為促進當地各民族民心相通、文化相融、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搭建文化橋梁，聚合文化動力。在調研中發現，很多少數民族群眾已經在心里將普通話視為“自己的語言”，用他們的話來講是“我們的普通話”。

普通話是最重要的啊，如果你不會說普通話，你去了外面根本呆不下的，比如你去了上?；蛘呤潜本?，你不會講普通話，人家也不會(聽不懂)你的。尤其是我們的下一代，他們還小，必須要讓他們學會我們普通話。

(個案編號：20201116NJZBQH)

我們老百姓對推廣普通話是非常認同的，首先從幼兒園到大學都是用普通話教育的，另外以后如果你要出去，你就面臨著跟別人講話，所以我們不能用本民族的語言作為禁錮，去禁錮自己去學習外面的先進的文化和知識。在我們全州，老百姓都是非常認同和支持(學習普通話)的。

(個案編號：20201116NJZCFY)

貢山縣在流動與互嵌中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實踐的一個重要社會結構表現是跨民族婚姻的顯著發展。族際通婚是衡量和測度民族相互關系和融合深度的一個非常重要的指標[22]。貢山縣內生活著眾多的民族群體，獨龍江兩岸的人群是由不同氏族后代構成的，他們通過外婚制和共享食物的文化原則，把來自不同世系的分散的人群聯系起來，為族際通婚提供了機會，也形成在當地鑄就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歷史根基。有學者于1957年對貢山縣丙中洛一帶的怒族進行了民族婚姻調查，其調查數據顯示：“在68對婚姻中，……有27對同藏族、白族、傈僳族、漢族等民族通婚”[23]。由此可見，歷史上貢山縣各民族對婚姻的態度較為開放、包容和多元。

伴隨著城鎮化發展，貢山縣人口的社會流動日益頻繁。一方面，在精準扶貧外出轉移就業政策的推動下，越來越多的少數民族青年男女選擇外出務工。這些未婚男女在進入其他城市或地區的勞動力市場的同時，也進入了當地的婚姻市場。尤其是一些外出務工的女性，很大一部分結識了異地、異族男性，有些與異族男性伴侶一起回歸家鄉，有些則選擇與異族伴侶共同生活在流入地。另一方面，隨著貢山縣的改革開放不斷推進，越來越多的外地人尤其是外地男性進入貢山，從事酒店、商品零售等個體經營，相比于本地男子，他們在社會交往、謀生技能、眼界見識等方面具有優勢，也更容易受到本地未婚女性的青睞。外地人口的流入與本地人口的流出進一步擴大了貢山縣民眾的通婚圈，提高了族際通婚率。

數據顯示，怒族的族際通婚率從2000年的29.9%上升到2010年的42.81%[24]。近年來，隨著獨龍族外嫁姑娘數量的增多，使得獨龍族的族際通婚率也呈現出增長趨勢。2010年，獨龍族的族際通婚率為34.76%[24]。2010-2016年，僅獨龍江鄉一個自然村的獨龍族族際通婚數量就達31例，族際通婚率達42%[25]。

伴隨族際通婚率的增加，貢山縣當地民眾對跨民族婚姻的接受程度也更為開放。訪談過程中，貢山當地一位傈僳族群眾這樣說：

對這方面(跨族通婚)一點擔憂都沒有。像我大女兒的男朋友就是騰沖的，這樣子的話我覺得就更好了，我們的子女以后會說多種民族的語言。

(個案編號：20201116NJZBQH)

族際通婚率的上升與民眾對族際通婚的接納與認同，從某一側面說明了不同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加深，各民族群眾通過婚姻渠道與其他民族成員共同組建家庭，進一步促進了民族間的相互交往、了解與包容，在不同民族群眾之間形成了血親紐帶。這種血緣上的融合為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提供了最可靠最牢固的情感紐帶。

三、貢山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經驗啟示

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不是單純的治理策略問題，從本質上來講是一種深層次結構重塑問題。對于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不能僅從制定一系列民族政策的角度去解讀，還必須從社會結構視角出發，充分重視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社會結構基礎。通過調整民族地區社會經濟結構，以民族互嵌這種新型的民族社會結構治理模式來推動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工作，將會產生更大的成效。

從貢山的實踐可以看到，民族地區互嵌式社會結構的形塑，涉及經濟、社會、文化、家庭、居住等諸多領域的多重建構，不僅僅是某個單一方面的互嵌，而是以統一多民族國家的現實情況為邏輯前提，在族際生產生活深度交往、文化深度交流、情感深度交融的基礎上實現的民族群眾之間的心靈相通、兼容并蓄、同舟共濟、齊心協力。作為一種手段或者方法，塑造具有現代化意義的民族間互嵌式社會結構，發揮這種結構模式的社會整合功能，有助于更加有效地打破和克服歷史形成的民族文化、民族語言、宗教信仰等方面的隔閡與障礙。

未來在推進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實踐中，要充分重視社會結構的基礎性作用，從致力于重構鄉村秩序、塑造互嵌式現代化社會結構入手，夯實各民族群眾的交往交流交融的結構性場域。為此，可以從以下幾方面持續推進。

1.堅持以黨的領導為核心，進一步完善塑造民族間互嵌式社會結構的政策舉措和體制機制，加快形成“共治”格局，為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提供政治保證，以增強少數民族群眾對黨和國家的認同。貢山縣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實踐經驗再次證明了這一點。通過完善塑造互嵌式社會結構配套的制度設計，為實現民族間互相嵌入提供制度保障。貢山縣構建互嵌式治理格局的實踐啟示我們，多民族嵌入式社區治理不能僅僅局限在正式制度層面，相關的制度設計需要充分考慮到多民族社區的非制度化因素，要將國家層面的正式制度與多民族社區的風俗習慣充分結合起來，建構和完善多民族共同參與治理的體制機制，使國家層面的正式制度更好地在當地落地生根。

2.堅持以改善和提升少數民族群眾物質生活水平為重點，進一步推動鄉村振興等工程，把共享理念融入經濟發展過程，為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提供物質保障。中華民族之所以能凝為一體，是因為各民族有著共同的利益，這個共同的利益只有在中華民族這個共同體內才能得到實現。這個凝聚各民族的共同利益就是各民族的共同繁榮和發展。因此，要把加快少數民族地區發展擺到更加突出的位置，確保全國各民族群眾共享改革發展成果。貢山縣主體民族獨龍族、怒族以及世居民族傈僳族等均屬于“直過民族”，特別是獨龍族和怒族是由原始社會末期直接過渡到社會主義社會，社會發育程度較低，經濟發展水平仍然較為落后。近年來，貢山縣通過持續開展脫貧攻堅、興邊富民、鄉村振興等工程，實施住房改造、產業培育、基礎設施建設、公共服務提升、村寨環境整治、勞動力素質提升等多重舉措以改善民生、凝聚民心、促進民族團結，實現了社會經濟的跨越式發展，為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打下了堅實的物質基礎。但由于地理位置、自然環境等因素的限制，貢山的經濟發展與內地尤其是東部發達地區相比仍然存在較大差距，這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當地資本、技術、信息、勞動力等的流通，對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形成一定的制約作用。未來要進一步提升民族地區經濟發展水平，消弭經濟發展差距給民族關系造成的負面影響，增強各民族在生產、消費、交換、分配等領域內的聯系，增加不同民族間的共性和同質性因素，使各民族在共同發展過程中形成互相離不開的互惠互利的共融關系，進一步密切各民族群眾經濟共生聯系，構建民族間互嵌式經濟發展格局，推動民族地區與全國其他地區一道跨入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的新征程，從而夯實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物質基礎。

3.重視多民族地區鄉村文化建設，把共享理念融入少數民族地區鄉村文化建設和發展過程中，建設各民族群眾共有精神家園，為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鑄魂。在中華文化漫長的發展過程中，鄉村文化是重要的組成部分，其中蘊含著中華民族優秀傳統文化基因，是中華民族五千多年精神追求的深沉積淀。貢山縣為有效提升村級文化服務功能，豐富全縣各民族群眾文化服務內容，積極爭取各類公共文化服務體系建設資金和設備，建設村級文化活動室，完善相關設施設備；同時，以謳歌新時代、弘揚主旋律為主線，緊扣各民族群眾生產生活實際，開展文化惠民活動，以歌曲、舞蹈、小品、快板等形式多樣的演出活動宣傳脫貧攻堅、鄉村振興、疫情防控、安全生產等，讓各民族群眾可以共享文化惠民成果。貢山縣的相關實踐啟示我們，以鄉村文化建設促進民族團結，是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關鍵環節。要把共享理念融入文化事業的發展過程，深入實施文化惠民工程，豐富群眾性文化活動，為各民族群眾提供均等的文化服務，把文化建設與少數民族群眾精神文化生活發展結合起來，與其生活質量提高結合起來，為構建民族間互嵌式社會結構提供良好的文化環境。

4.要以對口幫扶為契機，以民眾居住、生產生活、文化娛樂等日常生活為著眼點，進一步推進民族團結進步教育，為各族群眾創造共學、共話、共事、共樂的交往交流交融的社會條件。習近平總書記指出：“民族團結重在交心，要將心比心、以心換心?！贝龠M各民族共同發展和情感融合，一個重要渠道就是地區之間的互補與互助，進一步縮短東西部之間的差距，促進發達地區與民族地區共同繁榮和發展，促進各民族廣泛交往、全面交流、深度交融。在幫扶貢山縣發展的過程中，珠海市“用愛接力、山海相連”的對口幫扶模式，為各民族共同從事生產經營提供了機會，縮小了各民族間的發展差距，使得各民族同胞可以共享改革發展成果。幫扶過程中，漢族與少數民族在日常生產生活中相互交流、相互了解、相互影響，情感上相互親近，形成了彼此凝聚在一起的牢固紐帶，鞏固和發展了社會主義新型民族關系?？梢哉f，由不同民族在日常生產生活中相互幫扶建構情感認同，正是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必由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