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視防控工作推進中存在的問題及解決建議

文 曾錦惠 賴科林

2018年，教育部、國家衛生健康委等8部門聯合印發《綜合防控兒童青少年近視實施方案》，打響了近視防控工作的阻擊戰。2018年，全國兒童青少年總體近視率為53.6%，其中小學生、初中生、高中生近視發病率分別為36%、71.6%、81%。2021年5月11日，教育部發布《兒童青少年近視防控光明行動工作方案（2021-2025年）》《學前、小學、中學等不同學段近視防控指引》，對推進近視防控工作進行了進一步細化。

近兩年來，筆者積極投身于兒童青少年近視防控工作中，將期間遇到的一些問題進行總結，與業界同仁分享，以求更高效合理地推進近視防控工作的開展。

1 屏幕使用時間增加，戶外活動減少

近視是一個多因素疾病，遺傳基因、長時間近距離視物、不良照明環境、電子產品的使用等都容易引起近視的發生、發展。隨著社會發展，人們的生活習慣、社會環境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而某些改變不利于青少年視力健康的發育。

首先，隨著多媒體的普及，青少年的“屏幕時間”大幅提升。當下，電腦、平板、智能手機廣泛深入人們的工作、娛樂、生活。2020年受新冠肺炎疫情影響，網絡化教學成為學生學習的主要途徑，線上教學所用到的電視、電腦、平板甚至手機等電子產品使用率提高，中小學生新發近視比例提高：根據教育部公布的數據，2019年底到2020年6月，全國9省的中小學生近視增長率達11.7%。

其次，隨著學習競爭壓力加大，青少年戶外活動時間“隱性”減少。盡管教育部一直在提倡教學減負，增加戶外活動時間，如明文規定小學一二年級不布置書面家庭作業，其他年級書面家庭作業完成時間不得超過60分鐘等，此類舉措意在保證孩子每天有充足的時間接觸戶外自然光，擁有充足的睡眠時間，從而達到近視防控的效果。但在減負問題上，受傳統文化影響，中國家庭對孩子教育向來重視，不少家庭選擇“校內減負校外補”，為孩子安排了各種課外補習、培訓，額外“增負”已是家常便飯，戶外活動時間被悄然擠占。

2021年一部聚焦“小升初”的電視劇《小舍得》火了，其中一個重要原因是家長對此劇中的現象有共鳴：長長的走廊，疲憊的家長，更疲憊的孩子，密密麻麻的補習班和做不完的習題試卷。藝術來源于生活，筆者身邊亦不乏一天安排三四個補習班的學生，不僅有語文、數學、英語、物理、化學等傳統科目，還囊括了舞蹈、棋藝、書法、音樂、主持等素質拓展科目。如“雞娃”“教育內卷”等種種行為更是加劇了學生和家長的焦慮，從表層看是生活差距拉大、社會競爭加劇、上升通道收窄等共同因素作用于教育的結果，但其背后卻折射出家長及學生對如何保證教育公平的擔心，對獲取教育優勢的焦慮以及對階層下滑的恐懼。

值得警惕的是，兒童青少年使用電子產品進行學習已漸成風潮，網絡教育盛行，伴隨著電子產品使用加大、擠占戶外活動時間，同時校外補習、培訓行為因為不需要傳統課堂變得愈加隱蔽化、難以監管，這使得兒童青少年近視狀況雪上加霜。

國家已然察覺到以上問題的嚴峻性，7月24日，為持續規范校外培訓（包括線上培訓和線下培訓），有效減輕義務教育階段學生過重作業負擔和校外培訓負擔（簡稱“雙減”），中共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印發了《關于進一步減輕義務教育階段學生作業負擔和校外培訓負擔的意見》（簡稱《意見》），明確學科類培訓機構一律不得上市融資，嚴禁資本化運作。各地不再審批新的面向義務教育階段學生的學科類校外培訓機構，現有學科類培訓機構統一登記為非營利性機構。隨著“雙減”政策以及《意見》的落地，上述問題有望得到緩解。

2 民眾缺乏眼健康知識，偽健康信息泛濫

專業人員對于近視可防、可控，但不可治愈已經形成共識，近視防控工作的難點之一是如何讓廣大民眾正確認識近視。一方面，不少家長一直存在著有關近視的認知誤區，抱有“近視有可能自行痊愈”“一戴眼鏡就摘不下來”“眼鏡越戴近視度數越高”“近視了只要進行激光手術即可”等認知誤區；另一方面，偽健康信息在社區、社交網絡、電商中泛濫成災，既有口口相傳的錯誤觀念，也有由不法分子為了謀求利益而發布的虛假信息。如學校出入口附近不時可見類似“治療近視”“摘除眼鏡”的廣告，甚至不良商家會嘗試通過各種手段進入學校宣傳；打開眾多網絡平臺搜索“近視”關鍵字，可發現不少商家聲稱儀器訓練、按摩、中藥敷貼、特殊燈具等手段可以治療近視，致使不少患者輕信其功效而耽誤病情治療，帶來的危害不可估量。正如當年轟動社會的“魏則西事件”，深刻反映出錯誤健康信息對民眾造成不可逆轉的巨大傷害。

國家近視防控工作重點包括對兒童青少年進行眼健康科普宣傳，但在實際工作中不少學校、老師反映科教宣傳作用存在局限性。一是科普覆蓋人群有限，以廣東省某地級市為例，在當地多部門積極推動及配合下，近視防控科普宣傳校園宣講活動雖開展得如火如荼，但由于師生眾多、場地不足等問題，此類校園科普宣傳每次覆蓋的人群多在一個班至一個年級，能實現全員科普覆蓋的學校寥寥無幾，采用線上科普方式又難以保證能吸引聽眾注意力。二是科普的說服力度有限，由于許多錯誤觀念已深入人心，科普效果未必能立竿見影。三是即便對科普接受度較高的學生能初步形成關于近視防治的科學認識和正確理念，但由學生層面影響家長再到全社會認知和行為的改變，無疑是個漫長的過程。

為提高人民科學素養，傳播正確護眼知識，國家2018年出臺《關于公布全國綜合防控兒童青少年近視專家宣講團組成人員名單的通知》、2019年出臺《關于開展近視防控宣傳教育月活動的通知》，并在今年3月教育部辦公廳印發《關于開展2021年春季學期近視防控宣傳教育月活動的通知》，部署在2021年3月開展春季學期主題為“共同呵護好孩子的眼睛，給他們一個光明的未來”的近視防控宣傳教育月活動。對目前存在的虛假、夸大宣傳等問題，2019年4月國家衛生健康委、教育部等六部門聯合印發《關于進一步規范兒童青少年近視矯正工作切實加強監管的通知》，要求從事兒童青少年近視矯正的機構或個人必須嚴格依法執業、依法經營。這一系列政策陸續出臺，給近視防控科教宣傳工作指明了方向，筆者認為此類政策落地單獨依靠政府力量是遠遠不足的，提高民眾對近視的認識需要更多專業人員發聲，也需要不同行業的人員提供在科普形式、廣告監管等方面更多的支持。

3 地區視力篩查工作不統一，資金投入不足

國家對近視防控工作有著明確目標：到2023年，力爭實現全國兒童青少年總體近視率在2018年的基礎上每年降低0.5個百分點以上，近視高發省份每年降低1個百分點以上。要做到這一點，需要通過學校進行定期視力篩查，建立大規模的青少年視覺發育檔案，對兒童青少年進行規范、連續的視力檢測，這一系列工作實踐起來難度不小。

以廣東省某地級市為例，當地政府苦于財政無相關計劃、資金緊張，公立醫院人手不足等原因，很長一段時間內視力篩查工作由不同單位承擔，再加上地區經濟發展差異，導致篩查工作各自為政：一些學校由企業或民營醫院提供視力檢查服務，缺乏統一連續的記錄，資料缺乏連貫性；部分學校由政府派出的隊伍統一開展進行視力篩查，但同時還接受不同單位重復提供的視力檢查服務；個別學校常年與某眼鏡企業或私立醫院有著較好關系，接到通知需由公派單位開展視力排查工作，不愿配合；甚至曾發生不同單位的工作人員在同一個校園內“狹路相逢”同時開展視力篩查、健康宣教等行為。以上種種，不僅造成人力、物力的巨大浪費，引起家長、學生的混淆，還因為各單位缺乏統一的篩查標準，不同年份、不同單位得出的檢查結果缺乏對比基礎，使得篩查結果的可靠性、統一化難以保障。

究其原因，無非“利益”二字，由于校園視力篩查并無直接經濟收入，公立醫院多不參與此項工作，企業或民營醫療單位則希望通過校園視力篩查來擴大其在當地的影響力，以占據更大的市場份額。產生的結果是學生家庭經濟富裕、人數多的學校大受歡迎，偏遠、落后地區的學校無人問津。為切實推進近視防控工作，2019年頂著資金短缺、人員不足、區域不統一等壓力，經政府監管，當地唯一的衛生類院校牽頭成立近視防控工作站，通過統一篩查工具、規范工作標準，培訓組織專業人員進行全市近百萬中小學生視力大排查，在眾多困難阻力下取得了良好的成效。

4 總結

目前我國近視防控機制尚未成熟，有效的近視防控手段仍在探索當中，在偏遠、貧困地區的視力防控工作面臨的挑戰更加艱巨。如何有效遏制近視加深及蔓延趨勢，如何更好更快地提高民眾眼健康知識水平、促進健康行為養成，如何做好篩查工作，這些是相關部門、視光行業乃至全社會需要面對的問題。期待更多人員關注、思考并參與“共同呵護好孩子的眼健康”工作，全社會行動起來，讓孩子們擁有一個光明的未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