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十年國際社區教育研究的熱點與前沿
——基于SSCI數據庫(2010—2019年)的文獻計量研究

姚欣然，孫 穎，胡昌翠

(1.東北師范大學中國農村教育發展研究院，長春 130024；2.浙江大學 教育學院，杭州 310028)

社區教育是以社區為范圍，以社區全體成員為對象，以發展社區和提高其成員素質和生活質量為目的的教育綜合體。[1]社區教育的發展有利于促進教育公平，擴大受教育機會。因此，從19世紀末20世紀初的美國社區學院，到20世紀60年代聯合國發表的《社區發展與經濟發展》，再到如今，社區教育逐漸受到各國高度關注。[2]以美國為例，社區教育作為社區學院的主要職能，以中學后教育為主，也為社區內各種年齡、各種職業成員提供大學轉學教育、補償教育、職業教育、普通教育等教育服務，因而處境不利群體可以通過社區教育獲得更多更好的教育機會。[3]我國現代意義上的社區教育始于20世紀80年代。[4]2016年6月，教育部等九部門印發的《關于進一步推進社區教育發展的意見》指出，到2020年，我國社區教育治理體系初步形成。[5]

如今我國的社區教育面臨的第一重困境就是定位模糊，[6]且存在政策缺位、零散和分散等問題。[7]我國將社區教育定位于正規教育之外的終身教育，其涵蓋范圍太廣，針對的主體過多，卻較少分類施策，實施主體也不明確，而國際上卻已有較多成熟先例和研究，因此，探索借鑒國際先進的社區教育研究成果對我國新時代終身學習、建立學習型社會和教育精準扶貧等均具有重要的借鑒意義。本研究將通過對國際權威期刊社區教育研究文獻的計量分析，客觀、全面地展現近十年來國際社區教育研究的趨勢演變、熱點主題及知識基礎。

一、數據來源與分析方法

1.數據來源

在Web of Science核心合集數據庫中，選擇社會科學引文索引(Social Sciences Citation Index，以下簡稱 SSCI)，時間跨度為2010—2019年，檢索式為“community education”的變體和同/近義概念：TS=((communit*NEAR/1 educat*)NOT ″educat*communit*″ OR ″community involvement″ OR ″community engagement″ OR ″community participation″ OR ″place-based educat*″ OR ″school community relation*″ OR ″communit*school*″ OR ″communit*college*″)AND WC=EDUCATION & EDUCATIONAL RESEARCH，檢索時間為2020年11月17日，檢索得到1219條記錄，通過剔除書評、編輯材料和勘誤等非學術性文獻，最終使用1 121篇文獻作為研究對象進行知識圖譜分析(educational community及其變體多指“教育界”，如mathematic educational community，即數學教育界，因而在此將其排除)。

2.分析方法

本研究主要采用文獻計量法對文獻信息進行統計分析。主要從以下三方面分析：一是對樣本數據基本信息進行分析，包括發文數量演進、權威作者、研究機構、關鍵期刊和主要發文國家等內容；二是對社區教育主題研究前沿熱點的分析，借助Bibexcel統計1 121篇樣本文獻的高頻關鍵詞，再進行關鍵詞共現分析；三是分析社區教育主題研究的知識基礎，對1 121篇樣本數據的參考文獻進行可視化分析，繪制共被引知識圖譜。同時，利用可視化分析軟件Pajek繪制直觀圖譜，挖掘社區教育研究的趨勢及熱點主題。

二、研究結果與分析

1.發文數量演進

社會科學引文索引(SSCI)全面收錄了人文社科領域最具權威性的眾多期刊，在SSCI上發表的社區教育文章一定程度上代表了該研究的最高水平。其每年發文量的演變可以直觀反映社區教育領域研究發展態勢。如圖1所示，國際社區教育研究發文量持續增加，經過波動上升后，到2019年達到最高發文數量164篇。2017年出現的熱度下降可能與特朗普(Donald Trump)當選美國第45任總統后采取反對免費社區學院教育政策有關，[8]導致美國對社區教育的研究放緩，進而影響國際上的發文數量。而2018年后的回升則可能是由于其推崇以職業學校(vocational schools)重新定義社區學院有關。[9]不過總體來看，社區教育研究受關注度越來越高，呈現蓬勃發展的態勢，研究熱度逐年增加。

2.核心作者群與研究機構分析

發文數量、H指數①和篇均引用次數在一定程度上可以體現科研人員在某領域的研究能力，核心作者群體即研究機構也代表了該學科領域的研究前沿。美國科學計量學之父普賴斯(Price)曾在洛特卡定律的基礎上得出了“大約10%的杰出科學工作者發表的論文量占全部論文量的一半”的推論。[10]關注在社區教育領域發表論文較多的頂尖作者的研究動向，可以更好地掌握社區教育的研究趨勢。因此，本文對2010—2019年間國際上研究“社區教育”主題的高產作者進行了統計(詳見表1)。

表1展示了以“社區教育”為研究主題的前10位高產作者，主要來自9所大學(系統)，全部來自美國高校，10位作者10年間共發表社區教育領域論文84篇，占全部社區教育文獻的7.49%。根據普賴斯理論，只有當核心作者發文量約占總發文量的50%時，該領域的高產者群才算形成。[11]因此在社區教育研究中并未形成明顯的核心作者群。但綜合作者發文H指數與篇均引用次數，該10位高產作者一定程度上可以代表社區教育領域的研究前沿。

表1 國際社區教育研究高產作者分布(前10位)

表2為2010—2019年間以社區教育為主題的作者所在機構發文量排前10的研究機構列表。結果顯示，前10個機構的總發文量350篇，達到總發文量的31.22%。同時，威斯康星大學系統、加利福尼亞大學系統和德克薩斯大學系統不僅擁有高產作者，而且發文量也穩居前三，共發文137篇，占到總發文量的12.22%。從H指數來看，排名前3的分別為德克薩斯大學系統、紐約市立大學系統和哥倫比亞大學，分別為13、13和12，篇均引用次數分別為19.5、8.48和15.94。綜合來看，前10名的研究機構都擁有較高的研究水平，一定程度上引領了社區教育領域的研究前沿和重心。

表2 國際社區教育研究核心機構分布(前10個)

3.關鍵期刊與國家分析

依據英國的文獻學家布拉德福(S.C.Bradford)發現的“若以每區相關論文數大體相等來劃分為三個區的話，相繼區域的期刊數成等比數列，公比近似為5”。[12]由此可知，某一領域的多數論文往往集中發布在一部分核心期刊上。因此，為探尋國際上對社區教育研究關注度較高的期刊，本研究對1 121篇樣本文獻的發文核心期刊進行了統計(詳見表3)。

表3 國際社區教育研究關鍵期刊分布(前10本)

從表3可以看出，關注社區教育領域排名前10的期刊所刊載的該類論文共占所有期刊的28.19%，主要集中在教師教育、高等教育、環境教育和衛生教育等類期刊。這是由于國外的社區教育，特別是美國社區教育的實踐主要以社區學院為載體，而社區教育所涉及的教育問題也不僅僅是學位獲得和職業培訓，還更多地承擔了社區衛生教育，如優生優育理念的普及和環境保護教育等功能，如可持續發展意識的宣傳教育。由此可見，社區教育作為終身教育的主陣地，學習型社會建設的主戰場，必須涉及全人發展的各個方面的教育。因此，在國際上并沒有專門的期刊只關注社區教育領域，而是分散在各個領域的教育類期刊之中。

表4為發文量較多的部分國家/地區統計，可以明顯看到美國發文量極多，超過了總發文量的60%，其次為澳大利亞，約占總發文量的10%，我國發文量排名位列第六。從H指數和篇均引用次數上來看，除了美國和澳大利亞，英格蘭對社區教育的研究也較為權威。而我國的篇均引用次數較低，可能與我國社區教育研究興起時間較短有關。美國對社區教育的重視程度非常高，且研究廣泛，從1930年至今，美國社區教育逐漸走向成熟，研究涉及的問題也已經不再是社區學院的基本問題，社區教育研究與實踐走向多樣化。[13]而從表中數據可知，我國近年來也逐漸對社區教育提高了關注度，并在國際上發出聲音。

表4 國際社區教育研究主要國家分布(前10個)

4.研究主題與前沿分析

在合并同義詞、替換連詞符、忽略單復數等清洗工作后，按照關鍵詞共現頻次列出了社區教育領域排名前三十位(詞頻大于10次)的關鍵詞(見表5)。關鍵詞是反映文章主旨概念、揭示研究主題的詞或詞組，針對關鍵詞進行共詞網絡分析可以探求學科熱點以及主題結構。共詞網絡分析是通過統計關鍵詞在同一篇文章中共同出現的頻次，得到共現矩陣，進而將共詞矩陣轉換成共詞網絡的分析方法。

表5 國際社區教育研究關鍵詞排序(前30個)

同時，本研究選擇前60詞頻的關鍵詞(詞頻大于7)，利用Pajek軟件形成可視化共現圖譜(見圖2)。并選擇全部關鍵詞在Pajek軟件中進行關鍵詞共現分析，獲得每個關鍵詞的度中心性②(Degree Centrality)(見表5)。

根據表5和圖2可以揭示出2010—2019年社區教育研究領域的國際研究熱點與前沿主題。其中最大的幾個節點是“社區學院”“社區參與”，與社區學院密切聯系的“高等教育”和“發展性教育”“在地化教育”“教育政策”“學校與社區之間的關系”“全納教育”和“第三級教育”等關鍵詞。反映了近年對于以下社區教育主題的重點關注。

一是基于社區學院(Community college)的主題，如高等教育(Higher education)、教育政策(Educational policy)、第三級教育(Postsecondary education)、發展性教育(Developmental education)、教師教育(Teacher education)、財政援助(Financial aid)、轉學教育和學分轉移(Transfer)、學生與教師的保留/保持率(Retention)、學位完成(Degree completion)與學位獲得(Degree attainment)、教師專業發展(Professional development)和在線學習(Online learning)等主題。

在美國，社區學院代表著教育民主，其就近入學、有教無類、學費低廉、功能多樣和設施完備等高性價比的優勢一直被普通民眾所推崇。作為高等教育系統的重要機構, 社區學院承擔著以下職能：(1)通識教育：如基礎學科學習、語言培訓和公民生活知識等，學成后學生可以進入普通四年制大學學習，也有“轉學教育”的功用(可以類比我國的“專升本”教育)；(2)發展性教育：提高讀寫能力和基本技能；(3)職業生涯教育：提供職業發展能力培訓；(4)立足社區的教育：成人教育、繼續教育、終身學習和社區服務，其對象不分年齡、性別、種族、膚色、信仰和經濟狀況，等等。[14]圍繞社區學院的基本職能，近年來的研究仍然熱度不減。

同時，第三級教育也就是所有在高中以后的教育，通常包括大學本科、碩士、博士，職業學校和技術學校的?？埔舶ㄔ趦?，因而社區教育也屬于第三級教育之列。

2009年，奧巴馬(Barack Obama)就任美國第44任總統，在2010年的第一次社區學院白宮峰會上，社區學院的學業完成率、社區學院的學生資助、產業界與社區學院的合作和社區學院評價等問題也被強調了出來。[15]同時，隨著信息技術的飛速發展，在線學習也成為社區學院開放教育資源的一種重要方式，但在線學習也帶來了教學質量不高等問題，這也引發了諸多學者的研究。

二是基于社區參與(Community engagement)的主題，如教育政策(Educational policy)、實踐共同體(Communities of practice)、教育公平(Equity)、學校與社區之間的關系(School-community relations)——其中還包括有關領導力(Leadership)的主題和新自由主義(Neoliberalism)等主題。

社區教育的實現途徑除了社區學院以外，還有社區參與學校教育的形式。美國約翰斯·霍普金斯大學愛普斯坦(Joyce L.Epstein)教授提出了重疊影響理論，她認為學校、家長和社區三者和三者之間的關系對學生的發展有著重疊的影響，他們必須相互協作、相互支持。[16]因此社區作為家庭教育的歸屬圈、學校教育的生態圈，參與學校和家庭的教育能對學生產生最有效的影響。而在這之中誰是主導，學校與社區之間應該以何種關系合作，如何形成實踐共同體，都是近年學者們所關注的問題。

此外，社區教育也是實現教育公平的彩虹橋，學生可利用周末、寒暑假在社區進行補習和溫習課堂所學知識，也能在社區中得到實踐的鍛煉，缺乏教育資源的家庭也可以讓孩子甚至是成人在社區獲得補償性教育，社區還可以通過心理健康教育來幫助學業弱勢的學生調整心態、克服學習障礙。[17]

新自由主義起源于英國，主張政府積極創造條件，使創業和競爭成為可能。[18]在這種思潮的影響下，西方國家政府大幅削減公共開支，對社區教育的投入減少，學費成為社區學校的重要資金來源，社區學院也在逐步成為自由競爭的市場。對于憂心社區教育是否能繼續維護教育公平的研究者而言，新自由主義似乎是把雙刃劍。

三是基于在地化教育(Place-based education)的主題——主要為基于社區的教育(Community-based education)的主題，如環境教育(Environmental education)、高等教育(Higher education)、教師專業發展(Professional development)、全納教育(Inclusive education)和社區學校(Community school)等主題。

全納教育意欲構建接納的、有歸屬感和社區感的全納學校和全納社區。[19]它更關注社區內特殊兒童的權利和感受，基于社區也服務于社區內的所有兒童。除此之外，環境教育和衛生教育等教育的開展也得益于社區，教師也可以在社區教育之中得到更多的鍛煉。

除以上三類，特別值得關注的高頻關鍵詞還有：“種族”(Race)、“身份”(Identity)和未列在表格里的“性別”(Gender)、“社會資本”(Social capital)、“多元化”(Diversity)和“開放獲取的教育資源”(Open educational resources)，體現了社區教育對于多樣身份背景的個體包容、開放和多元的教育屬性。

5.文獻共被引與知識基礎分析

探尋社區教育研究的知識基礎有利于進一步洞察該研究熱點的本質概念和理論基礎。美國費城德雷塞爾大學的陳超美博士提出，如果把研究前沿定義為一個研究領域的發展狀況，那么研究前沿的引文就構成了該領域熱點的知識基礎。[20]本文借助 Bibexcel軟件和pajek繪圖軟件對1 121篇樣本文章進行了文獻共被引分析和可視化圖譜繪制，旨在探索當前國際社區教育研究過程中的知識基礎，前十個高被引文獻見表 6，共被引可視化網絡見圖3。

表6 國際社區教育研究共被引文獻分布(前10個)

通過對圖3和表6進行綜合分析，共被引網絡中有多個比較突出的關鍵節點，一定程度上反映出當前社區教育研究的熱點與知識基礎。共被引頻次最高、節點最大的文獻為阿德爾曼(Adelman)教授于2006年出版的著作TheToolboxRevisited:PathstoDegreeCompletionfromHighSchoolThroughCollege《重訪工具箱：從高中到大學學位完成的路徑》，該書是受美國教育部之托，對美國教育部先前發表的一項著名研究“Answers in the Tool Box”的復制研究。該研究追蹤了一群具有全國代表性的從高中到高等教育的學生，并探尋正規教育的哪些方面有助于他們在25歲左右獲得學士學位。學生的選取范圍是那些上過四年制大學的人，因此也包括那些在其他類型的機構，特別是社區學院開始學習的學生。[21]

第二篇經典文獻是哥倫比亞大學教師學院的托馬斯·貝利(Thomas Bailey)等人于2008年發表在EconomicsofEducationReview(《教育經濟學評論》)期刊上的論文Referral,Enrollment,andCompletioninDevelopmentalEducationSequencesinCommunityColleges《社區學院發展性教育序列的轉介、入學和完成》。該研究通過微觀層面的縱向數據集(其中包括通過發展性教育的學生進步的詳細信息)，透過發展性教育的序列來分析學生進步的模式與決定因素。研究結果表明，10個學生中只有3到4個真正完成了他們被轉介到的整個序列，大多數學生在他們的發展性序列開始時就退出了——幾乎一半的學生未能完成他們的發展性序列中的第一門課程。該研究還發現，男生、年齡較大的學生、黑人學生、兼職學生和職業課程的學生不太可能通過其完整的補償性序列來進步。[22]

第三篇經典文獻是哥倫比亞大學師范學院的文森特·汀托教授(Vincent Tinto)于1993年再版的著作LeavingCollege:RethinkingtheCausesandCuresofStudentAttrition.SecondEdition《離開大學：重新思考學生流失的原因和對策(第二版)》。該研究運用范·根納普(Van Gennep)的生命禮儀理論研究輟學過程，并借助愛米爾·涂爾干(Emile Durkheim)的自殺理論分析學生的互動方式，提供了有關美國高校學生流失的廣泛研究的綜述，并概述了機構可以并且應該采取的減少學生流失的措施。該研究認為，有效留住學生的關鍵在于對優質教育的堅定承諾，并在校園內建立強烈的包容性教育和社會社區意識。[23]除此之外，文森特教授較早的另一篇文章也位于共被引文獻前列，是其1975年發表在ReviewofEducationalResearch(《教育研究評論》)上的文章DropoutfromHigherEducation:ATheoreticalSynthesisofRecentResearch《高等教育輟學：近期研究的理論綜述》。在該研究中，他指出早期輟學研究忽視了大學機構在學生保持中的責任和作用。[24]由此可見，文森特·汀托(Vincent Tinto)的學生輟學理論(longitudinal model of student departure)不僅是高等教育領域使用最廣泛的研究基礎之一，還是基于社區學院的社區教育領域的重要理論基礎之一。[25]

值得關注的還有丹麥社會學家艾蒂安·溫格(Etienne Wenger)于1998年出版的著作CommunitiesofPractice:Learning,Meaning,andIdentity《實踐共同體：學習，意義和身份》和加利福尼亞大學伯克利分校的知名學者讓·萊夫(Jean Lave)與溫格于1991年合著的著作SituatedLearning:LegitimatePeripheralParticipation《情境學習：合法的邊緣性參與》。在《情境學習》中，兩位學者提出情境學習理論，即學習不僅僅是一個個體性的意義建構的心理過程，更是一個社會性的、實踐性的、以差異資源為中介的參與過程。[26]溫格在《實踐共同體》一書中提出了COP(Communities of practice)學習模型，該模型假設，對于學習來說，社會實踐是根本過程，通過社會實踐，我們知道了我們所知道的、我們成為了我們所成為的樣子，即學習是一種社會現象，植根于我們經驗所產生的環境、我們參與所發生的環境。[27]對于社區教育來說，社區內的學習個體也在不同方面、一定程度上享有相同的信念以及長時間追求共同利益的身份背景，情境學習和實踐共同體的學習模式可以說是社區教育研究不可或缺的理論基礎。

同時，社區教育的一大重要目標就是實現教育公平，其中包含補償性教育、掃盲教育和全納教育等功能，其重要的知識基礎便是巴西教育家保羅·弗萊雷(Paulo Freire)于1970年出版的Pedagogyoftheoppressed《被壓迫者教育學》。弗萊雷在書中探討被壓迫者如何通過教育獲得解放，并對占主導式地位的灌輸式教育進行了猛烈的抨擊，提出了提問式教育的民主主張。[28]弗萊雷人性化的解放性教育理念與社區教育“為促進社區中人的成長”的教育目的、“終身教育”的宗旨和“通過教育為人民謀福祉”的愿望不謀而合，特別是為農村等落后地區的社區教育提供了強有力的理論支持。

近十年國際社區教育研究還有一個重要的知識基礎便是馬爾斯(Matthew B.Miles)和休伯曼(A.Michael Huberman)于1994年合著的QualitativeDataAnalysis:AnExpandedSourcebook《質性資料的分析:方法與實踐》。該書通過廣泛的實例、詳細的講解，為采用質性方法進行資料收集和分析的研究者提供了切實可行的研究之道，揭開了“質性資料分析”的神秘面紗。[29]可以看出，國際上的社區教育研究大多遵從著嚴謹的實證研究方法，關注微觀研究領域的具體研究問題，采取微觀應用類的實證研究。

三、結論

本研究以SSCI數據庫中2010—2019年間收錄的1 121篇社區教育研究的文獻作為數據來源，通過文獻計量學和信息可視化結合的手段，分析了該領域的研究趨勢、力量分布、熱點主題和知識基礎，得到以下發現：近十年來國際社區教育的研究蓬勃發展，發文數量呈上升趨勢；研究力量主要集中在美國、澳大利亞等發達國家/地區；Xueli Wang、Bahr Peter Riley和Xu Di等人是社區教育領域的高產作者；加利福尼亞大學系統、威斯康星大學系統和德克薩斯大學系統等是主要的研究機構；目前并未有專注社區教育研究的期刊，社區教育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教師教育、高等教育、環境教育和衛生教育等類型的期刊上；熱點主題主要有三類，一是基于“社區學院”的“發展性教育”“學位獲得”和“在線學習”等主題，二是基于“社區參與”的“教育公平”“學校與社區之間的關系”和“新自由主義”等主題，三是基于“在地化教育”的“環境教育”“全納教育”和“教師專業發展”等主題；《重訪工具箱》《社區學院發展性教育序列的轉介、入學和完成》《離開大學》《高等教育輟學》《實踐共同體》《情境學習》和《被壓迫者教育學》等文獻構成近十年國際社區教育研究的知識基礎。

總體來看，國際社區教育研究的范圍較廣、主題頗多，主要的研究力量都集中在美國，美國全面、成熟的研究非常值得借鑒，不僅涉及職業教育，還包含通識型教育、成人教育和補習教育，學習的內容也不僅包括學?；?、課程化的知識，還涉及各種生活、升學和工作等必需的知識、能力與素養，研究內容也較為深入全面和明確細致。反觀我國社區教育研究，主要為社區教育現狀與對策探討、以農村建設和留守兒童課外教育為主的農村社區教育、城鎮化背景下新農民新市民職業培訓與閑暇教育、遠程教育推動社區發展和社區教育定位與模式探討等方面。[30—31]雖然也是懷著促進教育公平之情懷，我國學者探討的問題卻相對較為初級散亂、淺嘗輒止，這在一定程度上也是我國社區教育政策缺乏體系性完備性、實施有效性和供給充分性導致的。[32]可以預見，如果不能在社區教育定位上得出一致的結論，不能在政策上指出明確的方向，社區教育研究很難進展到更深層次，我國社區教育的推進也將面臨諸多困難。重新認識和反思社區教育，積極借鑒國際先進經驗，聚焦我國實際問題，著眼當下社區發展，或為目前社區教育研究的重點方向。

【注釋】

①H-index，又稱為h指數或h因子(h-factor)，是2005年由美國加利福尼亞大學圣地亞哥分校的物理學家喬治·希爾施提出的用于測度作者影響的指標。h代表“高引用次數”(high citations)，一名科研人員的h指數是指他至多有h篇論文分別被引用了至少h次。h指數能夠比較準確地反映一個人的學術成就。一個人的h指數越高，則表明他的論文影響力越大。參見：Hirsch, J.E.An Index to Quantify an Individual’s Scientific Research Output[J].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2005,102(46):16569—16572.

②度中心性(Degree Centrality)是在網絡分析中刻畫節點中心性(Centrality)的最直接度量指標。一個節點的節點度越大就意味著這個節點的度中心性越高，該節點在網絡中就越重要。參見：戴維·諾克,楊松.社會網絡分析(第二版)[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103—1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