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國恩教授的治學方法與品格

一般而論，研究對象自身的深淺在很大程度上決定了其研究到底有多大的可能性。在當前學界，魯迅研究是一門顯學。魯迅以其“文”和“人”的格調而成為研究者熱衷關注的對象，魯迅研究所取得的成就與“魯學”研究者的學術耕耘密不可分，涌現了一大批享譽國內外的專家學者。在這個“擁擠”的研究大軍中，武漢大學陳國恩教授的魯迅研究可謂自成一格，其研究著力于在“歷史”的語境下找尋魯迅傳統的延傳及魯迅形象的構建，從而在歷史與現實的關聯中“回到魯迅”的本體。這種基于古今對話及語境轉換而開展的魯迅研究，將魯迅這一研究對象視為一個“歷史生成”的存在物，超越了那種絕對化、先驗性的價值判斷，體現了在復雜的歷史中觀照復雜魯迅的創新意識。陳國恩教授這種治學方法不僅于魯迅研究有效，而且對于其他門類的文學研究同樣有著重要的啟發意義。

著力于“歷史的魯迅”與“魯迅的歷史”的辯證

魯迅的定位是一個關乎中國文化進程及評價的根本性問題。關于這一點，陳國恩教授始終把握“魯迅是誰”這一核心點來開展研究?！棒斞甘钦l”的提出原本是魯迅后人對于學界誤讀魯迅而發出的質疑，但也成為關聯魯迅傳統與評價的基本問題。立足于動態歷史語境和古今對話的平臺，我們可以進一步叩問：魯迅到底是一個怎樣的人？魯迅傳統是怎樣生成的？如何在歷史的譜系中來評價魯迅？對于魯迅的評價是基于怎樣的立場？這些問題的提出實質上就是陳國恩教授“魯迅歷史化”a的具體表現方式。對于“魯迅歷史化”的具體研究，陳國恩教授的基本思路是歸并“歷史的魯迅”和“魯迅的歷史”這兩大板塊的內容?！皻v史的魯迅”就是在歷史的線性鏈條中觀照魯迅傳統的生成過程；“魯迅的歷史”則是將魯迅視為歷史文化中的傳統，以魯迅這一“現代中國人”的現代沉思來折射中國的現代化之旅。究其實，兩者互為表里、彼此關聯，有效地將動態的歷史和變動的魯迅傳統融為一體。這樣一來，百年中國的社會文化史與魯迅的精神生活史就在這種融合中勾連起來了。

對于文學研究而言，把握住研究對象在歷史進程中的位置和作用至關重要。因為研究對象的文學活動和意義得以生成的空間是歷史賦予的。當然，這種歷史賦予的力量不是隨意的，而是有賴于動態語境的塑形作用。這正是陳國恩教授魯迅研究突出的治學理念。面對魯迅研究重要理論問題的論爭，陳國恩教授不回避歷史，主張在時間的三個縱向發展的路向中開啟對話，以實現文學研究“思想邏輯與真實歷史的辯證統一”b?；诖?，歷史情境下魯迅的文學活動及所形成的傳統沒有被條塊分割，而是在整體的歷史中相互關聯并構成清晰的譜系。這種洞見突破了將魯迅定格于具體歷史階段的褊狹，在很大程度上將“前魯迅”“成為魯迅”這兩個階段不斷擴充，從而使得其與“后魯迅”這一階段有效接續，完整地呈現了動態歷史語境下“魯迅”本身的豐富性和開放性。魯迅如此，其他現當代文學作家也是如此。

為了整體性地研究魯迅，陳國恩教授始終緊扣“歷史”“歷史化”等關鍵詞來考察動態語境下“魯迅”的本體，及之于現代中國文化建設的意義。由于魯迅的文學活動及自身的形象深刻地影響了百年中國文學（文化）的進程，這就意味著不能離棄“魯迅與百年中國”這一現代課題，將魯迅視為一個切入點來思考新文化人的文學想象及話語實踐。陳國恩教授獲批的國家社科基金重點項目“魯迅與二十世紀中國”就是上述議題的具體實踐。在課題的設計中，陳國恩教授將“魯迅”視為一個卡里斯瑪形象，其形象塑造是在歷史中完成的，但又不局限于此，他特別注重魯迅“自塑”形象的能動性及局限。因之，在“自塑”與“他塑”的關系網絡中，魯迅不是被動的、靜止的、孤立的存在，而是一位立于現代中國情境下的精神符碼。這其中，現代性的歷史文化語境與魯迅的關系是陳國恩教授關注的重心。他沒有將魯迅窄化為“啟蒙現代性”的集大成者，也沒有將此作為魯迅思想質變的唯一推力c，而是在“啟蒙現代性”與“革命現代性”轉換互動的關系中審視魯迅的精神姿態。這無疑將魯迅思想畛域從啟蒙延展至左翼運動的闊大歷史時空，魯迅思想也因集結著對現代性的不同理解而呈現出嬗變性和多元性。于是，在此基礎上審思世俗化潮流對于魯迅的消解就具有了歷史的“前因”，由此獲取了整體現代性推演的理論邏輯。從革命、政治語境下魯迅的“熾熱”到世俗文化語境下魯迅的“寂寞”d，既體現了魯迅形象的嬗變，也彰明了語境轉換所衍生的文化價值的漲落與差異。陳國恩教授從魯迅與百年中國之間“互視”所得出的結論，遵循的是歷史唯物主義和辯證唯物主義的方法，也是“回歸魯迅”行之有效的方略。

在歷史中看魯迅，“魯迅是誰”實際上依然是一個歷史化、經典化的問題。對于這個學界論之較多的領域，陳國恩教授更強調魯迅研究的當下性、未來性，即從文化建設和中華文化傳統的高點著眼，以個案透析社會結構的方法來審思魯迅精神傳統的延續和反思。應該說，缺失了魯迅對于當下文化的影響和反思的魯迅研究是有缺憾的，這種析離“后魯迅”階段魯迅傳統作用力的看法，盲視了魯迅超越時代的特性及時代文化的同一性命題，也掐斷了魯迅傳統生成發展的完整脈息。對此，陳國恩教授將魯迅研究視為一種知識化生產而切入時代，從王富仁等先輩學人的魯迅研究中發掘中國文化建設的未來思考。陳國恩教授認為，王富仁的魯迅研究是從中國政治革命與中國思想革命的分野上來界定的思想啟蒙者的魯迅，與20世紀80年代的思想啟蒙有著內在的關聯，“給了人們可供參照的一個新觀念和看待問題的一種新方式”e。立于“思想”和“精神”的起點來看待魯迅，王富仁的《中國反對封建思想革命的一面鏡子》也就成為“后來走向個體化、走向啟蒙的魯迅研究追溯的起點”f。這無疑切中肯綮。魯迅研究不僅是一種學理層面的學術研究，也是一種表征社會文化癥候的切入點。如果能從魯迅研究的出發點、過程、方法和立場來窺測研究者所處的歷史文化語境，這勢必會超越以往以“合目的性”為主旨的研究套路，在本質化的概括和研究外開拓出一種更為切近歷史和魯迅的研究方法。而這種從內而外的理論探索正是陳國恩教授魯迅研究的新的切入點。

沿著這種思路，陳國恩教授的魯迅研究從“文本”“歷史”和“人”的三維結構中探析了現代中國人的生存境遇和精神生命。這種看似屬于外部研究的方法也因沒有繞開魯迅傳統的內核，而更加切近現代中國的真實。這樣一來，文本不是純粹的筆墨游戲，而是銘刻了時代、文化與人的濃厚印記。進一步說，魯迅所寫進文學故事中的人和事也不是子虛烏有的，即使如《故事新編》這類小說也因“新編”而產生了古今推演的話語邏輯。陳國恩教授將“魯迅與二十世紀中國”議題理解為魯迅歷史化、經典化的展開過程，勢必要穿透歷史時空來看魯迅，并且在這過程中反觀現代中國的發展過程，從而使得魯迅及魯迅闡釋夯實于中外文化交流的“大傳統”中。拋開古今中外互視何為第一性的問題，不難發現：魯迅與百年中國之間滲透著中國文化的古今新變及中外文化的傳播接受。這也是陳國恩教授中國現當代文學研究的重要方法，這并不局限于魯迅研究，其《俄蘇文學在中國的傳播與接受》即是前述問題的展開，從“世界性”和“民族性”兩個維度來思考中外文學的“旅行”，這并非“越位”，而是一種“本位”的堅守g。以此反觀陳國恩教授的魯迅研究，給我們的重要啟示是牢牢把握現代中國和魯迅本身的雙重復雜性，在人與歷史的框架結構中做雙向考察和透析，在“回歸魯迅”“回歸學術”“回歸歷史”的系統中把握魯迅的深刻性、豐富性與復雜性。

聚焦于“魯迅形象”與“中國形象”的雙向互動

從魯迅與百年中國的關系來看，兩者具有同構性。即魯迅與現代中國不是分離的，而是共構的。魯迅以文人之筆對“現代中國問題”進行了重構與表述。無論是倫理問題、父子問題，還是經濟問題、政治問題，都能在魯迅的文學故事中找到線索。更準確地說，魯迅的思想啟蒙和文化改造就是針對“中國問題”所提出來的。從這一角度看，魯迅對于“中國形象”建構是付出了努力的，尤其是對于“老中國”形象的藝術塑形及批評，更是入木三分和發人深省。陳國恩教授認為，魯迅作品的經典意義與“中國形象”具有深刻的締結。在不同時代，魯迅意義的游移、偏轉，都反映著“中國形象”的嬗變，也反映著中國社會的深層次變動h?！爸袊蜗蟆苯柚膶W敘事得以重構，這深刻地體現了現代知識分子參與現代中國社會化進程的努力。在這方面，魯迅的塑造之功不容忽略。為此，陳國恩教授指出“魯迅是最有資格承擔起通過對其創作的研究來審視中國問題的作家”i。筆者認為陳國恩教授的概括是非常中肯的。對于“中國”的描摹，魯迅的文學想象可謂力透紙背，寫活了新舊之際國人的生存境遇和精神痼疾。魯迅非常強調要立足中國本土文化語境來表述中國，他提醒國人不要只注意“世界之外”的問題，而要更注目于社會上的“實際問題”。這種落腳于中國實際問題的文學書寫揭示了作為“歷史中間物”的文化心理和精神危機，為我們解讀中國的現代化危機提供了生動的注腳。

魯迅“中國形象”的書寫所持守的標尺是“現代的”，這是陳國恩教授此類研究的一個價值基點。盡管魯迅的文學世界中彌散著“黑暗”與“絕望”，但這并不意味著魯迅沒有追求“光明”與“現代”的精神。相反，唯有洞見了“老中國”形象的陳舊、衰敗，才能在重構“現代中國”形象時表達出超出一般人的深刻思想。這種新舊之際的彷徨與追索體現為一種深刻的時空意識。在陳國恩教授這里，無論是魯迅筆下知識分子的“繞圈”軌跡，還是底層民眾的時空“逃遁”，都體現了魯迅重建現代中國人思維觀念的哲學思考！ 0。一旦國人開啟了現代時間和空間，其思維和行為必定會導入現代文化的潮流中來。對此，陳國恩教授并沒有一味地高揚魯迅現代思想的追索精神，而是將魯迅置于自我與他者合謀的體系中，深刻地開掘了作為新文化人所糾纏的新舊蛻變的痛苦?？梢哉f，這種豐富的痛苦是“魯迅形象”最為吸引人的地方，折射了一代知識分子“痛苦靈魂”的悸動、猶疑與掙扎。正是基于這種認識，陳國恩教授才能從魯迅的《野草》等作品中洞見其“抉心自食”的自我批判意識，而這種“自戕”是貼近中國文化和文化反抗者改造中國社會的現實的，進而濃縮為一種“焦慮體驗的哲理化”！ 1形象。顯然，這種“魯迅形象”與魯迅塑造的“中國形象”具有同向性，兩者是互相印證的。

總體來看，“魯迅形象”與“中國形象”都是“文學形象學”研究的范圍。文學形象學研究離不開文學社會學的方法論指導。陳國恩教授不認同用“庸俗社會學”的方法來套用文學作品，而是主張從內外兩面來逼近研究對象的本體。對于“魯迅形象”而言，陳國恩教授歷來主張從“歷史中透視”魯迅，不將魯迅定格為一個封閉的歷史典型，而是在流動、開放的話語系統中定位魯迅的價值。在“政治”和“革命”語境下，魯迅形象被賦值的作用力得到了極大的提升，這既體現了傳播渠道中主流意識形態對于“意見領袖”的爭奪，也彰顯了學科調整后國人對于魯迅形象的“利用”！ 2。這種“利用”之于中國現代文化建構起著“雙刃劍”的作用，或推動或阻撓文化建設的發展。對此，陳國恩教授主張植入“歷史”和“審美”的雙重標尺。同時，對于“政治”和“革命”不做單向度的“孤讀”，而是在轉換與定型兩個層面做系統整體的思考，由此得出的結論必然不是某種教科書式的結論，而是走入文本與歷史的“對話”乃至“裂隙”。譬如陳國恩教授從《傷逝》中讀出了傳統文化的繾綣與倫理革命的困境！ 3；從《長明燈》中看到了傳統空間的位移及公關空間的錯位！ 4；從《祝?！分锌闯隽俗鳛閱⒚烧叩摹敖槿搿迸c“潰敗”！ 5。凡此等等，可以看出，陳國恩教授的魯迅研究將魯迅介入社會的角色、運思及結果全方位地展示出來，這正是“魯迅形象”之所以能與“中國形象”接續的關節點。

從概念的本義看，“魯迅形象”可視為“中國形象”的有機部分，這是基于“人學”傳統的一種同類項的合并。換言之，“魯迅形象”實質上是“中國人形象”的具體表征，透過“魯迅形象”能窺見“中國形象”建構過程中作家的精神史。中國新文學之“新”恰恰體現在以魯迅為代表的現代知識分子對于“文學現代化”的追索。為了論證中國新文學的起點到底在哪里的問題，陳國恩教授沒有在時間節點上做太多的糾纏，而是將中國新文學的基點定位于魯迅等人所開啟的文學革命，認為這是“新文學歷史的原點”！ 6，從而厘定了中國現當代文學的學科化地位！ 7。在陳國恩教授看來，中國現代文學起點的討論不能以犧牲學科基礎為代價，要考慮“社會轉型”和“文學轉型”兩個維面！ 8。這些討論是學科化建構的基本問題，也是魯迅研究過程中應持守的基本原則和立場。盡管“文學現代化”的努力不限于魯迅一個人，但魯迅之于“文學現代化”及重構“中國形象”的意義是毋庸置疑的。由此看來，陳國恩教授的魯迅研究是符合現代人文傳統的，凸顯了中國現代文學的學科屬性，其所展開的對諸多問題的思考也回到了“在歷史與現實交匯、對話的魯迅”這一核心命題上來。這種研究既是對前輩學者研究的“接著講”，也是一種理論創新的“重新說”。

致力于“魯迅傳統”與“現代傳統”的融通交匯

在文學傳統的譜系中，“五四”時期所開創的“現代傳統”與傳統中國的“古典傳統”構成了一對相互關聯的范疇?！艾F代傳統”的確立之于中國文學的轉型意義重大，由此也奠定了中國新文學的學科基礎。這其中，以魯迅為代表的現代知識分子的貢獻不容低估?！棒斞競鹘y”從屬于“現代傳統”，魯迅的跟隨者眾多，形成了“學魯迅”的流派。如何區別、辨證“古典傳統”和“現代傳統”也成為學界關心的核心問題?！皟煞N傳統”的對話及討論對理解“魯迅傳統”有著重要的方法論意義。對于“現代傳統”的價值定位，陳國恩教授認為要從起點上考察其“作為思想資源的意義”！ 9。這即是說，判定一種文學（文化）形態是否具有“現代性”，其標準應是整體性看取其是否推動了文學轉型，是否可以作為此后文學傳統的思想資源。這種探源內在地保障了文學傳統在歷史過程中的“常態性”，而這種較為穩定的常態是研究者可以觸摸歷史走近作家、文本的內核。

魯迅所開創的文學傳統不僅影響了魯迅同時代的人，對于后世的滋養也是巨大的。那么，作為“現代傳統”中的一種思想資源，“魯迅傳統”的形成到底是古典傳統的延續，還是西方現代思想的結果，抑或兩者兼而有之呢？這是一個值得深入思考的課題。陳國恩教授沒有回避“傳統”與“現代”的轉換問題，也沒有簡化與此牽連的“中西”文化交流議題。由是，古今中外的多維網絡就建構起來了，魯迅在此情境下的探索和困境也獲致了更為深厚的背景?！氨尘肮催B”是一種“回歸歷史”“回到魯迅那里”的科學態度，以此燭照“魯迅傳統”的生成、嬗變應該說是科學合理的。對于陳國恩教授的此類研究，有論者贊譽其為“及物研究”@ 0，而這是那些脫逸歷史、跳出魯迅的“新語詞轟炸”所無法企及的。

如何科學理性地對待“兩種傳統”是擺在學者面前的重要問題。對此，陳國恩教授的態度首先是“區別”，其次是“辨證”，再次是“融通”。秉持這種方法，陳國恩教授這里的“魯迅傳統”是一種有別于“古典傳統”的現代資源，其精神內質是指向“現代”的。同時，“魯迅傳統”所標示的“現代品格”卻不是一般性的，它打上了魯迅本體的諸多印記。因而，辨證和融通的意識就非常有必要了。在審思新文化運動的百年論爭時，陳國恩教授認為這不僅是一個歷史問題，而且是一個中國現實的問題。魯迅等人對于新思想的探詢實質上就是新傳統的創構，意味著“中國進入現代社會的思想門檻”@ 1。然而，陳國恩教授沒有止于對這一歷史“轉型”階段的研究，而是在歷史的階段性和連續性上辯證地思考“魯迅傳統”的現代生成演變。由此，不同歷史階段對于“魯迅傳統”的接受也呈現出不同的方式、效應。在“人的文學”和“人民的文學”的不同話語系統中，“魯迅傳統”的現代內質也表現出不同的特性。陳國恩教授以“人民立場”和“人學”作為厘定“魯迅傳統”的關鍵詞，并將落腳點定位于“中國”“現代”和“文學”這三個密切相關的范疇內，進而思考魯迅研究“如何現代”“怎樣中國”等重大理論問題@ 2。

沿著上述研究思路，陳國恩教授的視野實質上進入了歷史、人和社會，也走進了中國現當代文學學科體系和文學史框架。將魯迅研究這一“個案”視為一種公共性的“學案”，成為觀照學科建構和文學史等問題的切入點。這種透視性的“擴散”立足于中國新文學本位，也在社會思潮的交互及中外文學的跨時空對話中獲取了更深厚的學術底蘊。陳國恩教授是以思潮研究開啟學術道路的，其浪漫主義、自由主義、現實主義、現代主義等思潮研究也貫徹了這種以點帶面、點面結合的研究意識，因而這樣的文學研究葆有“活態”性質@ 3。在眾多魯迅研究的學者中，陳國恩教授這種面向現代中國、現代中國問題來命意的歷史意識，使得其研究始終能把控時代脈搏的跳躍并走在理論創新的前沿。陳國恩教授多篇魯迅研究成果在高級別學術期刊上發表，并被《新華文摘》《中國社會科學文摘》等全文轉載就很能說明這一問題。

魯迅研究的周邊及其他

魯迅研究是一個“富礦”，由魯迅研究衍生的相關話題異常豐富，也很具有理論研究的價值。陳國恩教授有著敏銳的學術洞察力，擅長做文本的學理思考，又能緊扣學術發展的動向，因而將魯迅研究本體及周邊問題都能納為一個整體，做縱橫捭闔的學術探索。由于魯迅研究之于整體中國現當代文學“牽一發而動全身”的作用，研究者們往往會“拿魯迅說事”，由魯迅推及其他文學現象或思潮中來討論。陳國恩教授沒有排斥這種方法，只不過他更注重魯迅與其他同類話題的相關性、接洽性，所做的不是一種“強制關聯”研究，而是一種及物相關的研究。

魯迅作為一種思想資源，對于中小學語文教學及高校中文教育影響甚巨。就高校中文教育而言，魯迅如何進入中國現代文學史是一個必須直面的問題，它涉及中國現代文學的學科性質及中國現代文學的撰史問題。對于中國現代文學史編撰理念，陳國恩教授主張精英文學與通俗文學的“雙翼”舞動，但要持守“現代性標準”@ 4的前提。他進而認為在中國現代文學“現代性”的框架里，海外華文文學不能進入中國現當代文學史@ 5。并就少數民族文學、舊體詩詞的“入史”問題展開過深入討論，在學界引起了較大的反響。就魯迅與中小學語文教學的問題來說，陳國恩教授強調魯迅之于中小學語文教育的“經典性”，還原作為文學家、思想家魯迅的形象@ 6。作為武漢大學從事中國現當代文學教育和人才培養的教師，陳國恩教授還梳理了20世紀30年代以降魯迅教學與研究的事跡@ 7，將魯迅教學與研究做了學術史的研究。在幾代學人的努力下，武漢大學的魯迅研究形成了自己的風格，在學界中擁有較大的學術影響力。也正是如此，陳國恩教授培養出的研究生中也涌現了十多名致力于魯迅研究的青年學者，他們繼承了陳國恩教授魯迅研究的諸多治學方法，在學術的道路上正邁開大步往前走。

陳國恩教授是筆者的博士導師，本人的研究深受陳師的影響。在本人博士論文《魯迅時間意識的文學建構與嬗變》的“后記”里，筆者寫下了這樣一段話：“因為有對‘文學的‘摯愛和‘洞悉，才可以把人的精神從庸常的模態中解放出來，產生超越的見識和涵蓋一切的胸襟，去探究問題的表與里，探尋人生的真善與假惡。魯迅如是，陳老師等一大批知識傳授者亦如是?！标悋鹘淌谥螌W嚴謹，在態度上主張厚積薄發，效果上追求隱秀啟蔽，這些都是后輩學人需要深入吸收和消化的。通過陳國恩教授治學方法和品格的梳理，筆者領略到了學術研究創新所帶來的博大，也獲致了一種思史之道為“圣賢之血路，散殊于百家，求之愈堅，則得之愈真”的深刻。

a陳國恩：《經典“魯迅”：歷史的鏡像》，商務印書館2021年版，第30頁。

b陳國恩：《論中國現代文學史觀的未來性問題》，《福建論壇》（人文社會科學版）2020年第11期。

c陳國恩：《現代性的歷史演進與“魯迅”形象》，《學習與探索》2016年第11期。

d陳國恩：《寂寞中的守望——消費時代的魯迅和魯迅研究》，《武漢大學學報》（人文科學版）2011年第5期。

e陳國恩：《王富仁“魯迅”與中國1980年代的思想啟蒙》，《西南民族大學學報》（人文社科版）2019年第6期。

f王健、陳國恩：《論新時期魯迅研究從“思想”向“精神”的轉變》，《文藝理論研究》2020年第2期。

g吳翔宇：《“導師”與“朋友”的影響——評〈俄蘇文學在中國的傳播與接受〉》，《人民日報》2010年1月20日。

h陳國恩：《魯迅的經典意義與中國形象問題》，《學術月刊》2010年第11期。

i陳國恩：《立足中國情境的文學形象學研究——評〈魯迅小說的中國形象研究〉》，《人民日報》2017年2月28日。

！ 0參見吳翔宇、陳國恩：《論〈野草〉的時間意識》，《貴州社會科學》2008年第9期；吳翔宇、陳國恩：《魯迅小說的時間想象》，《魯迅研究月刊》2010年第10期。

！ 1任毅、陳國恩：《〈野草〉：焦慮及反抗哲學的實現形式》，《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2013年第8期。

！ 2陳國恩、禹權恒：《政治認同與文學建構——1950年代文學史著中的魯迅形象》，《湖南師范大學社會科學學報》2013年第4期。

！ 3陳國恩：《倫理革命的困境與傳統文化的綿延——從魯迅的〈傷逝〉到巴金的〈寒夜〉》，《貴州社會科學》2010年第3期。

！ 4陳國恩、吳翔宇：《論〈長明燈〉的空間形式與意義生成》，《中國文學研究》2008年第3期。

！ 5陳國恩：《論魯迅啟蒙主義觀的轉變——從〈祝?！嫡f起》，《南京師范大學文學院學報》2007年第4期。

！ 6陳國恩：《文學革命：新文學歷史的原點》，《社會科學輯刊》2007年第1期。

！ 7陳國恩等：《百年后學科構架的多維思考》，《學術月刊》2009年第3期。

！ 8陳國恩：《中國現代文學的起點在哪里》，《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2009年第3期。

！ 9楊逸云：《在歷史維度中進行文學的審美研究——陳國恩教授訪談錄》，《社會科學動態》2020年第6期。

@ 0袁盛勇：《讀陳國恩〈學科觀念與文學史建構〉》，《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2013年第12期。

@ 1陳國恩：《新文化運動百年紛爭中的新舊矛盾與中西沖突》，《廣東社會科學》2020年第6期。

@ 2陳國恩、王?。骸度绾巍艾F代”，怎樣“中國”？——新保守主義與全球化語境中的中國現代性問題》，《江漢論壇》2009年第11期。

@ 3吳翔宇：《在動態歷史語境透析“魯迅形象”——評陳國恩〈經典“魯迅”：歷史的鏡像〉》，《學術評論》2021年第3期。

@ 4陳國恩：《中國現代文學的學科獨立與“雙翼”舞動》，《武漢大學學報》（人文科學版）2012年第5期。

@ 5陳國恩：《海外華文文學不能進入中國現當代文學史》，《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2010年第1期。

@ 6陳國恩、徐鴻沄：《經典闡釋與當前中學魯迅作品教學》，《徐州師范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1年第3期。

@ 7陳國恩：《武漢大學魯迅教學和研究的世紀回顧》，《長江學術》2010年第2期。

作 者： 吳翔宇，浙江師范大學人文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著有《魯迅時間意識的文學建構與嬗變》《五四兒童文學的中國想象研究》《沈從文小說的民族國家想象研究》《魯迅小說的中國形象研究》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