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吳語)方言區正常青年嗓音障礙指數正常值及性別差異研究△

易彬 Kim HaKyung 高少華 章毓哲 劉曉明 黃治物 石潤杰 吳皓

嗓音障礙疾病是耳鼻咽喉科的常見疾病，常由不良發聲行為以及環境、生活習慣等引起，發病率逐年上升。因其影響患者的日常交流，尤其是對職業用嗓者的生活和工作影響較為明顯，會嚴重影響患者的心理狀態。因此，嗓音障礙疾病越來越受到耳鼻咽喉科醫生及患者的關注[1～5]。嗓音障礙的評估主要有主觀和客觀方法[6,7]?，F在普遍認為嗓音障礙評估需要一個多參數的、操作簡便的、客觀的且與主觀評估相關性高的方法。Wuyts等[8]在2000年提出了嗓音障礙指數(dysphonia severity index, DSI)，DSI作為評估嗓音障礙程度的多參數方法在歐洲等地普遍使用；但有研究[9,10]發現，不同國家及地區的DSI參考值之間存在顯著差異，不同性別之間的最長聲時(MPT)和最高基頻(HF0)值也有顯著差異。不同地區人群的生理特征、地理因素、文化風俗、語言發育等都會對DSI結果產生較大的影響[11]。因此，歐洲的標準不能直接應用于中國，需要建立我國特有的DSI參考值標準。目前，DSI在國內的應用還基本處于研究階段，中國的DSI正常標準值和障礙程度分級還需要大量的實證性研究去制定，才能進一步應用于臨床診斷和治療。因此，本研究以上海(吳語)方言區正常青年人為對象進行DSI及其相關指標測量，建立DSI的正常值范圍，并探討性別因素對DSI及其指標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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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資料與方法

1.1研究對象 入選標準：①無嗓音疾病、喉部病變、聽力系統及呼吸系統疾病史；②受試期間無感冒、呼吸道感染等影響發音狀態的相關疾??；③嗓音音質經兩名言語語言病理學家判定為正常(達到嗓音主觀聽感知評估GRBAS分級的G0級)；④在上海出生并長大，能說較為流利的普通話的在校大學生。排除標準為不符合以上任一點者。

經篩選后，本研究從在校大學生中共納入符合納入標準的106例正常青年人，年齡18～23歲，平均20.7±1.2歲，其中男52例，女54例。

(3)裝置C的實驗目的是驗證氯氣是否具有漂白性,為此裝置C中Ⅰ、Ⅱ、Ⅲ處依次放入____(選填表1中字母選項)。

本次遙感解譯滑坡8處，經野外調查，滑坡類型主要為巖質滑坡，滑坡形態多呈半圓形。解譯正確7處，解譯正確率為87.5%。

DSI有4個指標[8]：最高頻率(highest fundamental frequency, HF0)、最低強度(lowest intensity, LI)、最長聲時(maximum phonation time, MPT)和基頻微擾(jitter)，計算公式為：

DSI=0.13×MPT+0.0053×(HF0)-0.26×(LI)-1.18×jitter(%)+12.4

106例正常青年人DSI總體均值為6.03±1.60，其中青年男性的DSI值范圍是4.48～7.42，平均值5.95±1.47；青年女性的DSI值范圍是4.37～7.85，平均值6.11±1.74。單因素方差分析結果表明，青年男性的MPT值高于女性,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0.05)，HF0值低于女性，差異有極顯著統計學意義(P<0.01)，而LI值、jitter值和DSI值男、女性之間差異無統計學意義(P>0.05)(表1)。

1.3統計學方法 采用Praat軟件對聲音樣本進行取值和分析，使用SPSS 16.0統計軟件對數據進行獨立樣本t檢驗。

2 結果

在測試者的指導下，受試者發/a/元音，每人分別發音三次錄制三遍，其中測試MPT時用舒適的音調和響度平穩并盡可能長地發音，取三次測試中的最大值；HF0為高音調發/a/音，用舒適的音調起音，逐漸升高音調但避免破音，取三次中質量最好音調最高的一次；LI為耳語聲發/a/，用正常音調起音，慢慢過渡到最小聲并避免氣泡音，取三次中質量最好音調最低的一次；jitter分析采用起音后0.5～1 s音質較平穩的時間段，取三次中的最小值。

表1 青年男性和女性MPT、HF0、LI、jitter及DSI值比較

3 討論

Wuyts等[8]的研究指出，聲帶發育成熟的最低年齡為18歲。嗓音障礙產生的主要原因是沒有進行嗓音的合理運用和保護；大學生相對于文化層次不同的社會人士，不良習慣較少，更注重保護嗓音，個人素質、理解能力和配合度均較好，有利于實驗的開展。因此，本研究選擇了18～23歲無咽喉不適及嗓音異常的高校大學生作為研究對象，為了能得出比較可信的結果，樣本量較大，地域統一，受試者年輕，年齡相近，最終得出上海(吳語)方言區正常青年DSI的正常值為6.03±1.60。

1.2DSI及其測試方法 所有測試均在噪聲<45 dB的隔聲室里進行。采用動圈式麥克風(Shure-SV100C，美國Shure有限公司)，低通濾波前置放大器，聲卡，Praat軟件設備來采集聲音樣本，樣本比率均為44.1 kHz / 16 bit。

臨床上應用最早、最普遍的嗓音評估方法是主觀聽感知評估，但由于受評估者的評估尺度、心理狀態及評價經驗等因素影響，主觀評估結果存在較大的不穩定性，客觀評估需要特定的儀器，因此兩者都各有不足之處。近年來學術界認為，正常嗓音應該從主觀聽感知評估和客觀數據兩個方面去判斷，正常嗓音主觀聽感知評估音質清晰脆亮，音量適中，音調正常；客觀數據上，最長聲時(MPT)，基頻(F0)、頻率微擾(jitter)等指標處于標準范圍之內[8]。本研究所選擇的DSI綜合了空氣動力學指標MPT和聲學指標jitter、HF0、LI，較為客觀和全面,能對嗓音障礙程度進行定量評估；檢測過程方便快捷，利于臨床推廣；有效性也得到了國內外多項研究的確認[7,9,12,13]。因此，DSI可以作為將來國內比較理想的嗓音評估指標。目前DSI在中國的研究開展較少，大多數是用于嗓音疾病的治療效果對比和康復監測。因為樣本量、受試者年齡、母語地區不同、測試方法及設備差異等因素，已有的研究之間都存在著一定差異[3,6,7]。

從本研究結果看，青年男性和女性最高基頻HF0有差異，顯然與喉部的生理構造差異有關，男性的聲帶較長和寬，女性相對短和窄，這是產生基頻差異的根源。MPT作為反映呼吸支持能力的重要指標，與個體的肺活量大小呈正相關，男性的肺活量相對女性更大，因而文中結果顯示其MPT明顯長于女性，與其他研究結果一致[14]。LI性別差異在其他研究中不盡相同，本研究和Chatterjee 等[15]及Hakkesteegt等[16]均顯示LI的性別差異不顯著，而Sulter等[17]則發現男性的LI顯著低于女性。對于這種結果差異，Hakkesteegt等[16]認為，可能與以往研究中聲強測量使用濾波器有關，因為使用濾波器可能會使得測量設備對于高頻和低頻聲音的測量敏感度下降。本研究在LI測量中未使用濾波器，充分考慮了男女性基頻范圍差異可能引起的最低強度范圍差異，結果較為可靠。而本組對象jitter的性別差異不顯著，則考慮為該指標主要用來判斷聲帶振動周期性是否規律，所以其與聲帶是否存在病變有較大關系，而與性別的關系不大。本研究結果表明所選擇樣本的語音質量較好，檢測對象均無聲帶方面的疾病，結果較為可信，與國外的研究結果也較為一致[18,19]。另外，本研究顯示不同性別間DSI無顯著性差異，與國內外大多數研究結果均較為一致[8,10, 16,17]。

Awan[20]對美國大學生的DSI研究結果中，MPT、HF0和LI比本研究數值要高。這可能與亞洲及北美洲人種生理結構差異、測試地區母語發音方式及習慣有關，實驗使用設備差異也可能會有一定的影響。近期韓國開展的DSI研究[19]中，MPT與本研究結果類似，考慮為相同的東亞黃色人種生理結構相似的原因。在一項對印度人群和歐洲人群進行的比較研究中[9]，印度人群LI值較歐洲人群高，研究者考慮為兩地間差異較大的社會文化和語言環境所造成的。因此，現有西方的標準[1,9,13,16, 20,21]雖然具有參考價值，但白種人的體型和生理結構與黃種人差異較大，所以并不能直接應用于中國。亞洲其他國家的標準雖然更貼近我國，也不能全盤照搬。通過與國內已有的研究[7,11,12]進行比較后發現，即使同在漢語體系中，DSI也會因為對象的方言區、年齡及測試設備差異等而有差異。因此，在人口眾多、地大物博的中國，必須建立更精細的地方區域參考標準，希望能針對不同方言區、不同年齡段、不同性別人群制定相應的DSI正常值標準。

社會經濟快速發展的同時也給自然環境帶來了很大影響。近年來，太陽能作為一種創新、高效的清潔能源逐漸引起了人們的關注。并網光伏逆變器作為并網發電系統中不可或缺的重要部件，對整個光伏并網發電系統的電氣效率與電能質量將產生很大影響。

本研究選擇中國特定方言區——上海(吳語)方言區正常青年人進行DSI的正常值研究，獲得了上海(吳語)方言區正常青年DSI的正常參考值，后續研究可以繼續擴大樣本量和地域范圍、年齡范圍等，以建立適用于整個漢語體系的DSI評估標準。希望本研究結果能夠促進DSI評估方法在我國嗓音臨床醫學上的使用及發展，為廣大嗓音障礙患者及相關工作者提供康復效果評估、監測標準，為嗓音疾病的臨床診療提供參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