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論日本奈良的兩座壁畫墓及其天象圖

莊蕙芷

(江蘇師范大學文學院，徐州 221116)

1 前言

1972年，日本奈良縣明日香村發掘了一座飛鳥時代(592—710)晚期的壁畫墓，名為“高松?！?。之后又在附近發現另一座壁畫墓，名為“龜虎墳”(キトラ古墳)。此二墓的年代約為八世紀初，均出土精美壁畫，包括兩幅刻繪于槨頂上的天象圖。

天象圖為東亞墓葬的常見題材，最早實例出于中國西漢時期長安、洛陽等地的墓葬中，之后陸續于中國西北、北方、東北各地，朝鮮半島、日本等地也有發現。除星點、星官之外，還常搭配四神、仙人神獸等，建構出古人心目中的宇宙場景。這些圖像意義廣泛，除暗指墓室為墓主專屬小宇宙外，還有祈望墓主靈魂飛升、表示墓主身份等意義。圖像內容也很豐富，從早期具星點及仙人神獸的二十八宿、符號化的二十八宿、知名星官，到模仿視覺經驗的散點星點，題材與構圖均隨時代、地域不同而呈現不同風格。唐代(618—907)中國境內的墓室天象圖以表現視覺經驗的散點星圖為主(圖1)，風格統一、意義明確[1]。然而，同時期與唐交往頻繁的日本卻出土了與唐代長安風格截然不同的圖像。

圖1 唐代墓室天象圖，以永泰公主墓為例[28]

此二墓及天象圖的研究史大致可分為天文學史、考古學與藝術史等三方向，其中以天文學史研究最為豐富，多與現存于韓國首爾的《天象列次分野之圖》、中國南宋時期蘇州的《淳祐星圖》作比較，少部分也涉及唐代其他天象圖。研究內容多圍繞著觀測時間、地點辨識，并簡單述及當時東北亞墓室天象圖傳統及可能的墓主身份[2—14]。龜虎墳天象圖的訊息較豐富，故相關研究也較多。此圖的原始觀測地點及時間眾說紛紜，地點有中國的洛陽、太原，朝鮮半島的首爾、平壤等，觀測年代有漢代時期、公元500年左右等。傳播途徑有遣唐使帶回、高句麗影響等。墓主身份也有日本皇子、高句麗及百濟移民等說法。

考古學與藝術史方面多有重疊。日本出版眾多圖錄與相關研究成果。百橋明穗、大冢初重等學者曾對此兩座墓葬壁畫與日本裝飾古墳、高句麗及唐代的壁畫墓作比較，看法頗有分歧：部分認為此二墓直接受中國唐代影響，部分(韓籍學者為主)則認為壁畫墓雖源于中國，但這兩座墓葬主要受高句麗壁畫墓影響[15—21]。中國相關研究以考古學為多。王仲殊認為墓主是天武天皇、持統天皇所生的忍壁皇子(705年去世)[22，23]。齊東方、張靜[24]、韓釗[25]等則以出土情形、繪畫傳統、題材、墓主身份、制作方式(包括顏料來源)等為課題研究，認為受到唐代影響大于高句麗。臺灣的林圣智探討了東亞地區的墓室天象圖，認為這兩幅圖具科學意義、受到重視，因而作為高級貴族墓葬裝飾[26]。

以上研究的出發角度多受學者本身學科影響，常有單獨討論天象圖或單獨討論繪畫及喪葬藝術的情形，但筆者認為仍應綜合整體墓葬情況做考量。八世紀初的東北亞，是科學、宗教、禮儀、文化等交流均十分頻繁。朝鮮半島的統一新羅與日本均遣使與僧侶學習唐文化。唐代天文學成果豐碩，中國的天象圖也有自身傳承與脈絡，雖然新羅以及更早的高句麗、百濟也發展天文學，但主要觀測及研究仍使用中國的方法。且唐代天文學中有大量印度天文學知識，借著佛教傳播進入中國，再往東北影響到朝鮮半島與日本，因此漢譯佛經也是當時天文學傳播的重要媒介[27]。這些影響，目前的相關研究成果似乎較少考量在內。

再者，這兩幅圖像均出自于墓葬環境，必須考量喪葬用具的設計與制作方式。墓室裝飾有其傳統，壁畫創作也有其粉本(繪畫的底稿)，而天文學為專門知識，墓室壁畫的工匠不大可能有足夠的天文知識，因此容易出現錯誤的情形。這些問題，在中國喪葬藝術研究中都曾被深入探討過，但較少運用在科學史研究方面。因此筆者認為，要探究這兩幅日本飛鳥時代晚期的天象圖，與其單獨就天文學史展開，不如從更寬廣的綜合科學史、考古學與藝術史的角度看待。

2 奈良兩座壁畫墓及天象圖簡介

此二墓的年代為日本飛鳥時代末期，白江口之戰才結束，朝鮮半島的高句麗與百濟相繼滅亡，進入“統一新羅”的新局勢，東北亞國際環境逐漸穩定。日本遣使學習唐文化、宗教，強化皇權，并訂定律法，步入中央集權國家。因此，這兩座位于當時京城內、皇陵附近的墓葬有顯著的政治、宗教及文化交流等背景。

日本飛鳥時代的科學與文化受到東亞大陸影響甚巨[29]。六世紀中期佛教自百濟傳入日本，七世紀初，百濟僧人觀勒來獻歷書及天文地理、遁甲方術等書，日本始派人習天文學，開始記錄日食等現象、建立報時制度。七世紀后半，被認為與這兩座墓葬墓主關系密切的天武天皇(672—686在位)及持統天皇(686—697在位)在位時，設置了掌管陰陽、天文、歷、漏刻等的陰陽寮，并興建占星臺。此后《日本書紀》開始詳載彗星、熒惑、歲星及二十八宿等運行情形。同時，日本也與中國的隋、唐有密切往來。八世紀初，日本參考唐代律法，頒布《大寶律令》[30]；遣唐使第七度赴唐，爾后帶大量唐物、佛經及各種典章制度、新知等回日本。奈良這兩座壁畫墓的主人就在這樣的文化、政治氛圍下過世、下葬。

與兩座墓葬年代相當的文武天皇駕崩后，日本開始采取佛教火葬儀式，傳統的土葬墓趨于式微，壁畫墓也不再出現。之后，日本遷都平城京，飛鳥時代結束。

在稍微描述時代背景之后，以下簡述兩墓的基本情況。

2.1 高松冢

此墓為石槨墓，天象圖繪于槨頂內側，有二十八宿、北極、四輔等星官(圖2左)。部分星宿的星點數、圖像存疑，還有部分星宿毀損嚴重、難以復原(圖2右)。圖上星點貼圓形金箔，星官間以紅色線條連接，部分殘損。天象圖東西兩側槨板中央繪有青龍、白虎，北壁繪有玄武，南壁損毀嚴重，推測繪有朱雀圖。青龍上方有日象，白虎上方則有月象與簡化的遠山。青龍、白虎頭部朝向同一方，使得四神頭部方向無法形成一個循環。

圖2 高松冢壁畫

此外，石槨東西兩壁北側各有一組侍女像，南側為兩組男子像。高松冢搭配的人物畫較具生活氣息，雖然女子服飾與高句麗壁畫中的女裝相似，但人物輪廓、手持物品、繪畫風格等均與唐墓壁畫十分接近。天象圖中二十八宿的繪制風格也與唐代新疆阿斯塔那出土的天象圖(后文詳)相似，都較為符號化，加上與關中唐墓一樣使用金箔來裝飾星點，因此與唐墓壁畫相比有不少可比之處。根據日本當時的《大寶律令》及畫中人物所持物品看來(1)《大寶令》于701年由文武天皇頒布，甚受唐《永徽令》影響。參見參考文獻[30]。，墓主身份應為一品親王。韓釗的研究指出：高松冢所使用的顏料與日本更早的“裝飾古墳”不同，而與唐墓壁畫所常用的朱色、綠青、群青等相近[25]?？梢姶四沟脑O計與制作方式均與唐代關系密切。

此墓還出土一些金屬棺飾、一柄銀裝唐樣大刀、小料珠936顆、穿孔料珠(比小料珠大)6顆、兩顆琥珀珠、土器、一面銅鏡。特別的是這面銅鏡與西安唐代獨孤思貞墓出土的“海獸葡萄鏡”為“同范鏡”[31]，可能是697年左右在長安制作的[23]。

2.2 龜虎墳(キトラ古墳)

此墓位于高松冢南約1公里處，亦為石槨墓(封二圖1)。槨頂內側繪天象圖，有74個以上的星官以及內規、外規、赤道等三組同心圓，還有一圈位置有誤的黃道。圖上星點亦貼圓形金箔，星官連線及內外規等以紅色線條繪成，部分星官有錯漏。側面四槨板上，依照方位繪有四神與獸首人身、穿交領袍、手持武器的十二生肖圖像，從玄武下方開始，按順時針方向排列。龜虎墳的天象圖與四壁的四神、十二生肖圖等也曾受到侵蝕損害(示意圖見圖3)。

圖3 龜虎墳壁畫分布示意圖(左，筆者制圖，未按尺寸)，天象圖[4](右)

此墓的天象圖為蓋圖，雖有殘損錯漏，但大致可辨識出紫微、太微、天市三垣及大部分的二十八宿。依發掘單位所出版的辨識資料[5]，圖中星官以石氏星經的星官最多，甘氏其次，巫咸氏最少，但星官間并未以顏色加以區分。從錯誤的黃道以及其他交疊的繪制痕跡(圖4)可知：即使這幅天象圖的最初粉本(原圖或底稿)可能是來自科學觀測的結果，但繪制者顯然對此類圖像并不熟悉。這樣的圖像中，很難得知星官確切的入宿度與去極度，因此也有學者質疑其科學意義(圖5)[13，14]。且其中二十八宿有許多星點數、形狀、位置、方向等都和高松冢的二十八宿不同(圖6)，又意味著這兩幅圖像的粉本來源有異。

圖4 龜虎墳天象圖中的三個星官([5]，頁28、38、40)

圖5 龜虎墳天象圖(桔色)與“格子月進圖”(細黑線、黃色星點，綠色為距星)的比對[13]

圖6 高松冢28宿(內層)與龜虎墳28宿(外層)的比對[3]

龜虎墳天象圖及四神搭配十二生肖的做法，似乎更強調宇宙秩序(圖7)。東亞墓葬中的十二生肖俑與圖像最早見于中國北朝，有動物俑及站或坐的文官俑等形式，但目前最早見到持武器的形式卻出于韓國慶州(新羅)金庾信(595—673)墓([2]，頁27—30)，甚至連日本的龜虎墳年代都比中國更早，因此部分學者認為龜虎墳受韓國新羅影響較大。本文后段將談到：其實這些持武器的十二生肖是受漢譯佛經及中國傳統十二生肖融合的影響，展現的是十二神將護衛墓主人的宗教意義。類似的形象在中國石窟寺中也有發現。日、韓僅是截取其中重要元素再次組合而已。

圖7 龜虎墳里的十二支，左起丑牛、寅虎、午馬([2]，頁2、3、5)

此墓還出土金屬棺飾、一柄黑漆涂銀裝大刀(已殘損)、金屬環與構件，此外還有三顆藍色帶孔琉璃珠、兩顆黃色帶孔琉璃珠，以及四顆大小不一的帶孔琥珀珠。

由于日本使用壁畫墓的年代很短(2)日本早期有所謂的“裝飾古墳”，但與本文所談的“壁畫古墳”不同。兩者差異詳見參考文獻[25]。，又禁掘皇陵及相關墓葬，故已知的日本壁畫墓很少。此二墓雖同為石槨墓、均有天象圖及四神圖像，但從內容及圖像配置來看，壁畫的相似性并不高，顯示圖像類型以及搭配方式尚未成為固定模式。這可能因為此二墓并未遵從日本自身的墓室裝飾傳統，刻意選擇當時對日本來說相對新穎、對唐朝卻十分盛行的題材來裝飾。因此，為了更廣泛了解圖像來源、意義以及文化脈絡等問題，我們再來看看當時東北亞其他天象圖。

3 七至十世紀(唐代)東北亞天象圖與相關文物

唐代是我國天文學發展的高峰期，此時期星象體系已經從三家星經轉變到三垣二十八宿體系。文獻記載當時有不少天文儀器，也有觀測后繪制的天象圖，然因戰亂等因素，大多已亡佚。目前可見的相關文物多拜考古發掘之賜，可依照其性質分為觀測用、喪葬用以及宗教用。其中喪葬用與宗教用有部分重疊情形，本文依其出土狀態作區分。

3.1 觀測用

目前唐代與觀測相關的天象圖有兩幅，均出自敦煌，稱敦煌甲本、乙本(圖8)。甲本星圖藏于英國倫敦國家圖書館(S.3326)，為卷軸形式。全幅最右端為卷首、左端為卷尾，前半為云氣占，后半為星圖。星圖按十二個月昏中星繪制，共十二幅，各幅均有一段文字：句首為十二次起迄度數，下面解釋次名，最末為分野。另有紫微宮星圖一幅。該圖依據東吳、西晉時太史令陳卓所訂定的三家星經繪制，石氏、巫咸氏星繪小圈著橙色，甘氏則為黑點，全圖共有1332星。潘鼐認為這幅星圖的制作年代可能為初唐[32，33]。

圖8 左為敦煌星圖甲本(S.3326)紫微垣部分，右為敦煌星圖乙本線繪圖

乙本星圖藏于敦煌縣文物館(唐寫本寫經類58號紫微垣圖)，是一幅長卷寫本僅存的前半部，年代可能為唐代中期以前。何丙郁認為此圖可能完成于李淳風之前，主要用于軍隊攻守的戰術參考，因此只是少數寫本，并未廣泛流傳[32，33]。

此二圖均如隋代高文洪所述的《天文橫圖》格式，尤其較完整的甲本，星官排列次序為十二次，而非三垣二十八宿的《步天歌》體系。甲、乙本均特將紫微宮主星單獨列出，與唐代早期星象詩如《玄象詩》《天文大象賦》布局相似(3)《玄象詩》是《敦煌寫本》P.2512中的一首五言長歌，全詩分為四段，內容按三家星官遍述而成，最后為紫微垣星官，為最早出現“三垣”的文獻(參見參考文獻[32]，第144—146頁)?！短煳拇笙筚x》為隋李播所作，文中集中描述紫微宮，將太微、天市諸星官并入鄰近各星論述。潘鼐認為此與《玄象詩》《敦煌星圖》為同一類型(參見參考文獻[32]，第220頁)。，因而表現的是唐代早期，甚至更早以前的科學天象圖。此與日本出土的天象圖不同。

除了這兩幅之外，還有前文提到的，藏于韓國的《天象列次分野之圖》(圖9)，也被許多學者認為其原圖制作年代可能是唐，甚至是唐代以前([33]，頁27)。

圖9 藏于韓國首爾古宮博物院的《天象列次分野之圖》[34]

《天象列次分野之圖》為圓形蓋圖，具內規、中規、外規、黃道，最外圍有刻度。星官間有連線、榜題，依二十八宿劃分，還標有列國分野、黃道十二宮、十二辰、銀河等。龜虎墳天象圖也具有上述部份元素，乍看之下與此圖相近，故常被拿來比較。但如前所述，龜虎墳天象圖中的問題太多，兩者相較更顯出龜虎墳天象圖的問題重重。更進一步思考，這些錯誤若出現在墓室當中還可以理解，但若出現在科學天象圖上則不合理。因此筆者推測，龜虎墳天象圖原來的粉本或為實地觀測的成果，但墓葬圖像由不熟悉天文學的工匠繪制，才造成種種錯誤。

3.2 喪葬用

唐代喪葬用天象圖按照形式又可分為墓室壁畫、絹紙畫與墓志三大類。

3.2.1 墓室壁畫

唐墓中的天象圖數量多、分布地域也廣，主要出于京畿、太原一帶，其余僅零星出土。此類天象圖多為高等級墓葬標配，在皇權掌控的京畿地區，相關墓葬墓主身份均在三品以上。京畿、太原兩地的圖像內容均以模仿視覺效果的散點星點為主，星點間無連線，也無其他題材。太原地區的墓葬穹窿頂除了星點之外，還繪有挽結的花幔、四神等[1]。較特別的是重慶冉仁才墓以及前文提到的新疆吐魯番阿斯塔那M38(圖10)[35，36]。冉仁才墓的東、西壁設有放置十二生肖俑的小龕，墓頂繪有連線星點，但無法辨識星官名稱。阿斯塔那M38的天象圖和高松冢一樣以二十八宿為主，但并無四輔與北極等星官，而為疑似五星的五個大圓點。該墓東北壁繪有紅色日輪，內有金烏；西南壁有白色月輪，內有桂樹和玉兔，一旁還有一枚殘月。墓頂白色線條或象征銀河。

圖10 冉仁才墓三幅不相連的天象圖殘片(左)，阿斯塔那M38唐墓中的天象圖摹本(右)

晚唐至五代時期出土天象圖的墓葬地點較分散，且圖像與關中、太原等地的散點星圖不同，反而與冉仁才墓、阿斯塔那M38中具有連線的星官圖像較接近。中國在漢代即有使用二十八宿圖像裝飾墓室頂的例子，但此在唐代并不盛行，直到晚唐近五代，這些圖像才以另一種風格再度出現。浙江臨安吳越國錢氏家族墓即出土二十八宿天象圖，圖中只有連線的星官、銀河與內外規等，非常接近觀測成果所繪的圖。此墓群共出土五座相關墓葬，星點也貼金箔，可分為橢圓形與圓形兩類。兩幅橢圓形組的錯誤較多，三幅圓形組的則準確度高，但在紫微垣、銀河、赤道等細節有所不同(圖11)。整體而言以圓形組的馬氏墓星點數最正確，能與《步天歌》做比對[37]，其余均有殘缺(4)林圣智認為這幾幅天象圖所參考的“粉本”(即原稿)可能是中唐以后戰亂時從宮廷流出的科學天象圖，參見參考文獻[26]。。更進一步分析可發現：雖是同一家族、使用相同題材，但每幅圖各不相同。除了出土報告推測可能有等級制度之外[38—40]，也顯示工匠所參考的粉本及觀察力、繪制能力等均會影響圖像的準確度。

圖11 浙江臨安吳越國錢氏家族墓天象圖

此外，南唐時期南京的李昪父子陵墓以及河北曲陽的王處直墓中(圖12左)均繪制了星官位置及數量有誤的二十八宿[41，42]，陜西彬縣馮暉墓天象圖中(圖12中、右)的星官則僅有銀河、北斗、日月能夠辨識[43]。

圖12 王處直墓室頂天象圖(左)[42]，馮暉墓室頂天象圖(中、右)[43]

雖然以上天象圖或多或少有錯誤，但值得注意的是：晚唐至五代的這些墓葬都和龜虎墳一樣，搭配了四神與十二生肖，然而這些十二生肖圖像多拱手、著文官禮服，并未持武器。

3.2.2 絹畫與紙畫

新疆吐魯番阿斯塔那唐墓中出土不少“伏羲女媧絹(紙)畫”(封二圖2)。這些畫作多釘在墓室頂。圖畫的中央為手持規矩、上身分開、蛇尾相交的伏羲女媧，兩人頭部上方繪有太陽、交尾下方繪有月亮，周圍有一圈連線或不連線的星官。

這類圖畫大部分為上世紀初盜掘所得，在資訊不齊全的情況下，盡管有不少學者對這些圖像做過研究，但結論有限，對于星官辨識、圖像風格轉變等都無法進一步分析。若將這些圖畫與唐代其他墓室天象圖一起比較即可發現：當時制作的工匠確實無意或無法“認真”繪制這些星官。其意義只是幫助墓主升仙，很難就天文學方面做更多的探究。

3.2.3 墓志

隋唐的石質墓志蓋上常見四神、十二生肖圖。四神一般位于志石四坡，從下方起按順時針刻繪。十二生肖刻在志石中央外圍，并與四神相對應。玄武下方中央為子鼠，之后順時針按丑牛、寅虎、卯兔等順序圍繞。中唐前期始出現搭配十二生肖文字的情形：至德二年(757)《楊庭芳墓志》蓋頂四周刻有八卦、四神、二十八宿、天干、地支等文字，搭配獸首人身的十二生肖。大中九年(855)的趙石墓志和趙進誠墓志、咸通十一年(870)的趙宗怙墓志上也出現二十八宿文字。其中趙石墓志和趙宗怙墓志上的二十八宿順序是錯亂的[45]。使用二十八宿圖像的情形更晚到五代：江蘇南通出土的東海徐夫人墓志和邗江出土的太原王氏墓志蓋上均可見到[46](圖13)。但與高松冢一樣：二十八宿圖像十分符號化，且有各種錯誤。

圖13 江蘇南通出土的東海徐夫人墓志(左)，江蘇邗江出土的太原王氏墓志(右)[45]

3.3 宗教用及其他

中國古代天文學本就有濃厚的神秘、讖緯色彩，官方、民間信仰及道教均有星官崇拜的傳統。南朝上清派經典《洞真三天秘諱》《洞真大洞真經》等都提到北斗信仰，而北斗、十二生肖、雷公等圖像所構成的“雷法”能煉度幽魂、保佑墓主人靈魂[47，48]，此陣法曾出現在太原北齊婁睿墓及朔州水泉梁墓葬壁畫中[49，50]。圖14是符號化的星圖符咒與雷公符咒。

圖14 符號化的星圖符咒與雷公符咒[51]

中唐至五代時密教十分盛行，《大正新修大藏經》密教部第1311號經《梵天火羅九曜》約于中晚唐時期傳入日本，現今日本京都東寺仍藏有唐代的《火羅圖》(圖15)，該詞即有占星術之意[52，53]。此圖中，有結跏趺坐、雙手結印或合十的二十八宿星神像、符號化的二十八宿星官、手執各種法器或結手印的人形九曜星神、符號化的黃道十二宮，以及解釋文字。這些執法器的星神有部分頭上有動物，造型與相傳為南朝張僧繇繪制的《五星二十八宿星神圖》(圖16)[54]頗相似。而《五星二十八宿星神圖》中更有著寬袖長袍、執武器者，如圖15左側的“牛星”(牛宿)造型即與龜虎墳中十二辰造型十分接近。

圖15 火羅圖

圖16 (傳)南朝張僧繇《五星二十八宿星神圖》局部

此外，符號化的星宿圖像也成為銅鏡紋飾題材。自漢以來，即有表示宇宙模型的“博局鏡”。在唐代也出現以二十八宿裝飾的二十八宿鏡(圖17)[55]。銅鏡亦為道教重要法器，因此以四神、十二生肖、八卦、二十八宿裝飾的銅鏡也可能有宗教意義。

圖17 唐代二十八宿鏡

梳理完七至十世紀東北亞各類天象圖相關文物后可發現：觀測用圖流傳并不廣泛，這可能與政令禁止私學天學有關[56]。墓室壁畫及絹(紙)畫中的天象圖大部分科學成分堪疑，即使粉本可能出自同一份觀測成果，也有諸多錯漏。墓志蓋上的相關題材時代相對稍晚，但也很多錯漏，宗教環境下出現者亦然。這意味著制作工匠對天文學并不理解，重要的可能是題材搭配與意義。

關于題材搭配，過去大多認為墓室裝飾、墓志蓋、佛教與道教的各種圖像展現的是宇宙模式，但其實或還包含信仰與墓葬神煞系統的問題。其中和奈良兩座墓葬較相關的是十二生肖圖像。

十二生肖的名稱在中國出現得很早，漢代墓室天象圖中即有以“卯兔”圖像代表同音字“昴”宿的情形[57]，但中國在六朝以前并沒有將星神賦予人格化的意向[58]。除前述墓葬中的“雷法”有十二生肖動物圖像外，稍早的北朝臨淄崔氏墓也出土過置于蓮瓣臺座中的十二生肖動物俑(圖18)[59]。隋以后，獸首人身、著文官禮服造型的十二生肖俑始見于長江中游，八世紀以后在長安、洛陽等地流行開來，之后便在多處都能見到。唐宋時期是中國古代墓葬神煞系統形成的重要階段，十二生肖俑也位列其中[60]?！短茣分幸灿涊d：九品以上官吏可在墓葬中放置十二生肖俑[61]。

圖18 北朝臨淄崔氏墓M10出土的動物形十二生肖俑及蓮瓣臺座

墓葬中出現十二生肖俑的南北朝正是佛教、道教與中國傳統信仰產生融合的重要時期[62]。古代印度天文學中對于宇宙、星官星宿、十二辰、十二宮等也有一套神話系統，且隨著佛教傳入中土[27，52]。反映在漢譯佛經中的至少有北涼曇無讖譯的《大方等大集經》中的十二時獸、唐玄奘譯的《藥師琉璃光如來本愿功德經》中的十二神將，以及不空譯的《佛說大威德金輪佛頂熾盛光如來消除一切災難陀羅尼經》等，而《藥師經》中的十二神將即有護衛之意。唐代藥師佛信仰盛行，莫高窟初唐第220窟藥師經變圖及吐魯番柏孜克里克石窟唐代第29窟中均可見到守護藥師佛的十二神將身著戰袍、手執武器、頭戴十二生肖頭冠的造型。

從以上可看出幾個關于十二生肖、十二神將關鍵元素的變化：從最原始的十二生肖壁畫、動物俑、與佛教有關的蓮瓣臺座，到獸首著寬袍文官禮服造型的生肖俑，以及著戰袍、手執武器、頭戴十二生肖頭冠的神將圖像等變化，即為中國的十二生肖動物逐漸與佛教藥師信仰中的人形、執武器等造型融合的過程。隨著圖像本身固有的造型與意涵以及漢譯佛經的傳播，最后在東北亞所展現出來的，是融合了獸首、文官服飾以及執武器的造型，成為墓葬神煞系統中護衛墓主的角色。這都受到中國傳統喪葬信仰及佛教經典的交錯影響[63]。

4 結論：七至十世紀大東亞文化視野下的奈良壁畫墓及天象圖

八世紀初的東北亞，使用壁畫墓及天象圖裝飾高等級墓葬者唯有大唐。此前朝鮮半島上只有高句麗有使用壁畫及天象圖裝飾墓葬的傳統，但七世紀時，高句麗便不再使用天象圖[64]，因此日本的這兩座墓葬也不可能是高句麗或百濟遺民所擁有。日本飛鳥時代晚期正值遣唐使方興未艾之時，日本對唐文化的傾慕與積極采納正好說明這兩座高級貴族墓葬采用唐代高級墓葬的題材做裝飾的理由。不論是已將二十八宿圖像符號化的高松冢，或是未能正確繪制天象圖的龜虎墳，其主要用意仍為展現宗教信仰以及表示墓主高貴身份。墓室天象圖的粉本也可能是由遣唐使在中國學習天文學后所帶回的。隨著遣唐使、留學生、學問僧的往返，唐代天文學甚至是漢譯佛經中所夾帶的印度天文學都開始對日本產生影響。

事實上，除了與佛教融合的十二生肖能證明龜虎墳墓主的佛教信仰之外，兩墓中出土的玻璃珠及琥珀亦為佛教的珍寶，亦能作為墓主信仰的旁證?！斗鹫f無量壽經》載：“成佛已來，凡歷十劫。其佛國土，自然七寶，金、銀、琉璃、珊瑚、琥珀、硨磲、瑪瑙合成為地?！彪m兩墓出土的文物不多，但從以上情形或可推測墓主受佛教影響頗深。

至于此二墓的墓主，有可能是誰呢？從以上分析看來，只能是日本三品以上高級貴族。此二墓位于天武、持統兩天皇夫婦陵墓南面略偏西處，即當時藤原京朱雀大路南面延長線的西側附近，應屬于陪葬墓，與這兩位天皇的關系十分密切。王仲殊贊同日籍學者直木孝次郎的說法，認為高松冢墓主人可能為這兩位天皇之子忍壁親王，筆者認為是非常有可能的[23]。至于龜虎墳的墓主目前則尚無定論；但從規格看來，也可能具親王身份。

在兩位高級貴族下葬之后不久，日本從飛鳥遷都到平城京，一并遷走了皇陵區，埋葬制度也改為火葬，結束了所謂的“飛鳥時代”“古墳時代”，進入奈良時代。而當時掌管天文學的機構“陰陽寮”則在《大寶律令》頒布之后取代了之前百濟僧侶帶來的占卜，隨著“渡來人”(日本對高句麗、百濟移民的稱呼)的凋零，朝鮮半島對日本天文學的影響力更進一步被唐文化取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