旅臺馬華作家群與重寫臺灣文學史問題研究

孔蘇顏 劉小新

摘要：“旅臺馬華作家群”的崛起成為當代臺灣文學版圖中一支令人矚目的“外來兵團”，他們的文學論述呈現出鮮明特征并逐漸建構起馬華文學的新形象。以“旅臺馬華文學”論述作為審視與重寫臺灣文學史問題的切入點，能為我們打開重寫臺灣文學史迷思的新路徑。當前學界關于“旅臺馬華文學”與臺灣文學史討論呈現出四種不同視角與觀點，這在某種意義上映射、表明了“旅臺馬華文學”與臺灣文學之間的互動、對話關系?！芭_灣文學復系統”理論的提出，有效挑戰了僵化的“中心—邊緣”觀念，進一步打開了臺灣文學史書寫的寬廣視域與多重褶皺。

關鍵詞：旅臺馬華文學;臺灣文學史;臺灣文學復系統;介入

中圖分類號：I06? ? 文獻標識碼：A? ? 文章編號：1006-0677（2021）4-0024-08

作者單位：福建社會科學院。

當代馬華文學的發展與中國臺灣地區的文化思潮關聯甚密?！奥门_馬華文學”①的產生與發展即是二者關系向度的重要表征，它扮演著重要的中介角色?！奥门_馬華文學”現象有著較為漫長的歷史進程，幾乎貫穿著當代臺灣文學發展史的整個進程，是當代臺灣文壇一股不容忽視的勢力。正如黃錦樹所言：“作為小流寓群體，在臺馬華文學顯然介入了臺灣文學史的流寓結構，既在內部又在外部。一如不同歷史階段的流寓，都是既內又外的兩屬及兩不屬。雙重的有國或無家;雙重的寫在家國之外?！雹诓谎远?，旅臺馬華文學現象的發生、發展、演變及其意義都值得進一步深入考掘與論述。一方面，旅臺馬華作家的文學敘述與活動關涉到他們自身的民族國家想象與文化認同;另一方面，旅臺馬華作家們建構起來的馬華文學論述已經成為臺灣文壇一股重要的力量，而且他們的發言和臺灣社會現實緊扣在一起，對臺灣當代文學和重寫臺灣文學史產生了微妙的影響?！奥门_馬華文學”以跨域華文書寫的面貌在臺灣文學場域中冒現，具有文化與政治上的歷史因緣。尤其是以王潤華、李永平、張貴興、黃錦樹、林幸謙、陳大為、鐘怡雯等等一批旅臺馬來西亞作家為代表，他們離開原鄉旅臺，或書寫臺灣，或書寫馬來西亞，在臺灣文壇大放異彩，逐漸形成了“旅臺馬華作家群”。那么，臺灣文學史究竟應該如何處理這一現象？“旅臺馬華作家”對重寫臺灣文學史產生了何種效應？或許，以“旅臺馬華文學”論述作為審視與重寫臺灣文學史問題的切入點，能為我們打開重寫臺灣文學史迷思的新路徑。換而言之，“旅臺馬華文學”以其自身的存在，不斷對臺灣文學史書寫與論述提出挑戰性的歷史質疑和建設性的學術課題，成為重寫臺灣文學史的一個重要出發點。

一、“旅臺馬華作家群”的崛起

自二十世紀中葉臺灣施行僑教政策以來，大批的馬來西亞學生到臺灣留學，迄今人數已經逾6萬人，而這一政策最重大的成果即是培育了龐大的“馬華文學作家群”。正是“借助于臺灣獨特的人文條件和社會資源而讓自己從留學生逐漸成為成熟的文學寫作者，這樣的情狀對于來自馬來西亞的華裔（不論他后來是否入籍），赫然早已有了歷史（也約略可以區分出好幾個‘代），而且過程還在持續中?！雹劢涍^半個多世紀的發展，馬華文學作家群已經成為臺灣文學版圖中一支令人矚目的“外來兵團”，而且是“一支創作與學術的兩棲部隊”④。

陳大為在《最年輕的麒麟——馬華文學在臺灣（1963-2012）》一書中根據旅臺馬華作家在臺灣文壇的崛起時間及創作形態將其劃分成了三代：第一代的時間跨度是1963-1980年，主要以王潤華、林綠、陳慧樺、淡瑩、溫瑞安、方娥真等六位詩人為代表，先后組織了星座詩社（1963-1969）和神州詩社（1976-1982）。這一時期，旅臺馬華作家主要透過結社來發聲，這是1960及1970年代馬華旅臺文學的典型活動形態。第二代主要是從兩大報文學獎崛起的小說家一代，時間跨度為1977-1987年，主要以商晚筠、李永平、潘雨桐、張貴興為代表，他們開創了旅臺作家進軍臺灣文壇的主要路徑，為旅臺馬華文學的發展積蓄了巨大能量。第三代則是以學院派作家的興起為標志，主要以黃錦樹、林幸謙、陳大為、鐘怡雯、張草、辛金順、滄海未知生等為代表。以1989年林幸謙奪得中國時報散文獎為起點，旅臺馬華作家們開啟了“學者化的得獎世代”。據統計，林幸謙、黃錦樹、陳大為與鐘怡雯四人在十余年時間里共贏得了十一次臺灣兩大報文學獎，以及數十種其他公開性文學獎。⑤1990年代以來，旅臺馬華作家陣容日益壯大，作家個人風格臻于成熟，“馬華旅臺文學”逐漸受到重視。新世紀以來，旅臺馬華作家進一步以臺灣文壇為根據地，發展出另類的馬華文學面貌，創立了“歷史反思”“雨林傳奇”“南洋論述”“邊陲書寫”等突出的文學地景。旅臺馬華文學在當代臺灣文學場域中爆發出了耀眼的光芒。

“旅臺馬華作家”及其文學論述在臺灣文壇呈現出了一系列鮮明的特征，主要表征為：一、“旅臺馬華作家們”主要居身于臺灣各高校的中文系和外文系。以第三代旅臺馬華作家為例，黃錦樹、鐘怡雯、陳大為等人棲身于中文系，其中黃錦樹任教于臺灣暨南國際大學，鐘怡雯任教于臺灣元智大學中文系，陳大為任教于臺北大學中文系，張錦忠棲身于臺灣中山大學外文系。二、“兩棲化”是馬華作家群體的一個典型特征。大多數“旅臺馬華作家”都兼顧創作與學術研究，他們從臺灣文學獎舞臺崛起，然后投身于學院學術研究，成為了學院派作家和學者。典型代表如黃錦樹兼具小說家和學者身份，陳大為兼具詩人和學者身份，鐘怡雯兼事散文創作與文學評論，等等。三、跨域性與雙重視野。由于旅臺馬華作家的跨域身份，使他們天然具有雙重視野。旅臺馬華作家對自身位置和身份的覺醒與充分思考，使他們無論是對馬華文學還是臺灣文學的論述都具有一定的批判距離。一方面，他們比馬華本土作家擁有更多的理論資源，引領了馬華文學的先鋒潮流;另一方面，旅臺馬華作家的南洋背景賦予他們更多的異域情調與創作資源。四、南洋熱帶雨林情調與美學形式。南洋熱帶雨林書寫是旅臺馬華文學的一個重要地景，這是與臺灣文學不太相同的另類品格。鐘怡雯在《論當代馬華散文的雨林書寫》一文中說道：“在臺灣，論者慣以‘雨林概括馬華文學的特質。雨林或熱帶雨林，是一種簡便/簡單的方式，用以凸顯馬華文學的特征，也彰顯讀者對馬華文學的想象與欲望。雨林的奇花異草、生猛野獸確實引人側目，也很快的為創作者贏得一席之地?！雹奘聦嵣?，熱帶雨林的傳奇故事、婆羅洲家庭秘史等異國情調和“另類美學”的書寫只是旅臺馬華作家們“打入臺灣文化市場的最佳賣點”，是他們成功介入臺灣文學場的“生存策略”⑦。當前，“旅臺馬華文學”發展呈現了新的可能趨勢：在題材取向上，著重強調馬來西亞經驗、“臺灣經驗”和中國意識;在風格取向上，呈現了美學化與寓言化的傾向。⑧

馬華文學批評與研究群體的形成和壯大是“旅臺馬華文學”的又一鮮明特點。1990年代以來，以黃錦樹、張錦忠、林建國、陳大為、鐘怡雯為主的一批馬華文學研究者在臺灣報刊和文學期刊大量發表批評文章，從作家作品評論到理論探索，重點探討旅臺文學的美學意義。2000年，由張錦忠策劃在《中外文學》推出了“馬華文學專號”;2015年夏季號和2017年秋季號的《人間思想》專門推出了“重返馬來亞”和“馬來亞與印尼：群島的多元思想與疆界想像”專號。一系列批評文章和專號的推出，不僅壯大了旅臺文學批評群體的實力，而且逐步掌握了對旅臺馬華文學的闡釋權和話語權?！八麄兊鸟R華文學論述生產出了馬華文學的意義，也建構了馬華文學的知識成規。既影響了旅臺作家的創作，也影響著人們對旅臺文學的閱讀接受?！雹徇@在某種意義上為人們認知與理解馬華文學提供了一條有效的知識通道。同時，馬華文學批評家也直接介入臺灣文學批評場域，與臺灣作家進行直接互動、對話。不言而喻，當前“旅臺馬華文學”的論述與活動已經不僅僅局限于馬華文學論述在臺灣，而且已經深度介入臺灣文學場域之中，將疆域拓展到了臺灣文學研究。

1990年代中期以來，旅臺馬華作家的作品集、選集持續在臺灣地區推出，先后出版了陳大為主編的《馬華當代詩選1990-1994》（臺北：文史哲，1995）、鐘怡雯主編的《馬華當代散文選1990-1995》（臺北：文史哲，1996）、馬華散文史讀本1957-2007》（三卷）（臺北：萬卷樓）、黃錦樹主編的《一水天涯：馬華當代小說選》（臺北：九歌，1998）、《別再提起：馬華當代小說選1997-2003》（臺北：麥田，2004），以及陳大為、鐘怡雯主編《馬華文學讀本I：赤道形聲》（臺北：萬卷樓，2000），陳大為、鐘怡雯、胡金倫主編《馬華文學讀本II：赤道回聲》（臺北：萬卷樓，2004）等重要選集。同時，旅臺馬華作家在當代臺灣文學場域之中也并未缺席，他們受邀主編了多部以臺灣現代文學為主的重要選集，如《天下散文選Ⅰ、Ⅱ：1970-2010臺灣》《天下散文Ⅲ：1970-2010大陸及海外》《天下小說選Ⅰ、Ⅱ：1970-2010世界中文小說》《臺灣現代文學教程2：散文讀本》《臺灣現代文學教程5：當代文學讀本》《九十四年文選》《九歌一OO年散文選》《原鄉人：族群的故事》、《20世紀臺灣文學專題Ⅰ、Ⅱ》（臺北：萬卷樓）等，受到了廣大讀者的肯定?；蛟S，我們不難發現：這些作品集的選編不僅僅是旅臺馬華作家們的一次實力展示，而且在某種意義上宣告了“旅臺馬華作家群”的崛起。這在一定程度上也改變了長期以來學界對于“孱弱的馬華文學”的刻板印象，從而逐漸建構起馬華文學的新形象。

二、多重視野：旅臺馬華文學

與臺灣文學史書寫

“旅臺馬華文學”與臺灣文學史之間的關聯是一個饒有意味的重要話題。而對于重寫臺灣文學史研究而言，這是一個必然要直面的問題?！叭藗儾还苋绾慰创门_馬華文學的文學屬性與文化身份，但都不能否認旅臺文學的中介角色。旅臺文學在大馬華文文學與中國臺灣地區文學之間架上了一種溝通交流的橋梁，形成兩者間的互動關系?！雹獠豢煞裾J，自1990年代以來，以黃錦樹、張錦忠、林建國、陳大為、鐘怡雯等旅臺學者為主的馬華文學論述，在很大程度上影響了大陸、臺灣以及馬來西亞學界對馬華文學的論述向度。{11}

目前，關于“旅臺馬華文學”與臺灣文學史的討論至少隱含著四種不同視角：一是以楊宗翰等為代表的臺灣島內學者的立場與認知;二是以黃錦樹、張錦忠、林幸謙、陳大為等旅臺馬華作家為代表的視野;三是馬來西亞學界“本土”學者的視野;四是以黃萬華、劉小新、古遠清等學者為代表的大陸學界視野。事實上，這四種視野各有其立場和判斷，對我們進一步理解、認知“旅臺馬華文學”與臺灣文學史重寫之關系具有重要價值。

臺灣青年學者楊宗翰曾經以《馬華文學與臺灣文學史》為題對此問題進行過專門探討。楊宗翰首先在文中鮮明地提出：“馬華旅臺文學是臺灣文學史寫作有待填補的空白”，而在結論中更是強調：“現在旅臺作家們已更加確立了自己的身份認同，體認到馬來經驗是他們生命中不可割舍的一部分，至于入不入‘我們的文學史，早已不是太重要的事了。他們的‘臺灣經驗也是文學史的重要組成部分，不該再讓他們在臺灣文學史里‘流亡了?！眥12}不言而喻，楊宗翰意識到了旅臺馬華文學是臺灣文學史書寫不可忽視的重要部分，是“有待填補的空白”。然而，楊文也遭到了很多批判，諸如其論述中將臺灣作家與“旅臺馬華作家”劃分為“我們”與“他們”。這一看似單純的劃分背后意味著“旅臺馬華文學”作為臺灣文學的“他者”存在，但前文立論卻又將其納入臺灣文學史敘述之中，作為臺灣文學史版圖的重要一環。顯而易見，這樣的論述前后自相矛盾?！拔覀儭?“他們”的二元對立恰恰顛覆了前文“馬華旅臺文學本來就是臺灣文學史的一部分”的立論與預設。事實上，這一曖昧不明的觀念恰恰凸顯了臺灣島內部分學者持有的立場——“旅臺馬華文學”相對于臺灣文學而言僅僅只是邊緣性的存在。

臺灣文學史的撰述往往滲透著意識形態功能，被權力運作所綁架。尤其是對于以“臺灣意識”為標準的臺灣文學史觀而言，“旅臺馬華文學”并不被承認屬于臺灣文學，盡管它們的創作與出版始終“在臺”。就連張貴興、李永平、黃錦樹等人已經入籍中國臺灣，仍然被冠以“旅臺馬華作家”這一“非臺非馬非華”的稱號，“那‘臺是繁復的意識形態鬧區，那‘華字標志母臍血緣的陰性圖騰，而‘馬更是他們的原鄉情結?！痹谌~石濤的《臺灣文學史綱》、陳芳明的《臺灣新文學史》等文學史著述中，“旅臺馬華文學”并未納入臺灣文學史的論述與書寫視野之中。事實上，盡管臺灣文壇部分人存在主觀偏見，均無法否認“入臺”后的張貴興、李永平、黃錦樹等人有資格進入臺灣文學版圖結構的事實，而且黃錦樹本人也成為了臺灣文學史論述一個重要的參與者。

黃錦樹、張錦忠、陳大為等“旅臺馬華作家”是臺灣文學史論述活動的重要參與者與推動者。關于“旅臺馬華文學”與臺灣文學史的關系，他們曾經進行過系統而深入的探討，諸如黃錦樹、張錦忠主編的《重寫臺灣文學史》，黃錦樹的《無國籍華文文學：在臺馬華文學的史前史，或臺灣文學史上的非臺灣文學——一個文學史的比較綱領》《文學史熱病》《張錦忠與馬華文學（史）復系統》《反思‘南洋論述：華馬文學、復系統與人類學視域》《南方華文文學共和國：一個芻議》《本質的策略，策略的本質與解釋的策略》《魂在：論中國性的近代起源，其單位、結構及（非）存在論特徵》《馬華文學與（國家）民族主義：論馬華文學的創傷現代性》，張錦忠的《臺灣文學：一個“臺灣文學復系統”方案》《文化回歸、離散臺灣與旅行跨國性》《翻譯、〈現代文學〉與臺灣文學復系統》《陳瑞獻、翻譯與馬華現代主義文學》《（離散）在臺馬華文學與原鄉想像》《重寫馬華文學史論文集》，陳大為的《從馬華“旅臺”文學到“在臺”馬華文學》等。不難看出，旅臺馬華作家群體似乎對臺灣文學史撰寫抱有相當強烈的期許，黃錦樹屢屢感嘆：“二十年來臺灣文學史的民族史學混戰，不過是臺灣認同分歧的反射與延伸，它造成的直接結果是，生產不出一部被普遍認可的文學史（教科書）?！眥13}在他看來，“一部可用的、權威的臺灣文學史是當前學術產業的實際需求”，“以臺灣人文產業充沛能量，完全有能力把它做好，以回應需求”{14}。事實上，“旅臺馬華作家”對重寫臺灣文學史書寫的期冀、介入以及文學史書寫本身所隱含的權力關系，恰恰表明了他們主動尋求文化身份與位置的努力。

張錦忠和黃錦樹在《重寫臺灣文學史》一書的緒論“重寫之必要，以及（他人的）洞見與（我們的）不見”中明確地指出：“‘在臺馬華文學以跨域華文書寫的面貌在臺灣文學場域冒現，臺灣成為馬華文學境外營運中心，但是這些跨域生產的臺灣文學/馬華文學文本難免也造成文學屬性的錯位問題——既是臺灣文學也是馬華文學，也是馬華文學的流離失所：作品既不在馬華場域發生，作者又非臺灣人，卻又書寫膠園雨林。這批掉落時空褶皺里的文本可稱為臺灣文學史的‘（在臺）非臺灣文學，在馬華文學史則是‘馬華文學的（在臺）非臺灣文學?！眥15}以上這段文字的表述充分表明了“旅臺馬華作家”在身份認同上的焦慮?！奥门_馬華文學”在臺灣創作出版卻因為身份問題陷入“非臺非馬”的尷尬境地?！八械恼J同問題都不是出在自我認同，而是被不被認同?！眥16}這種“不被認同”的焦慮在某種意義上促使了“旅臺馬華作家們”為身份認同的斗爭。正是基于這樣的認識，他們進一步提出“以‘在臺馬華文學論述作為思考臺灣文學史書寫的切入點，不僅是藉之思考或區別或爆破馬華文學與臺灣文學之間若即若離的關系，而是逼迫文學史書寫者另尋出口：以一個‘無國籍（華文）文學的概念，彰顯在臺（非臺灣文學）馬華文學——以及臺灣文學的吊詭?！眥17}在另一篇重要文章《無國籍華文文學：在臺馬華文學的史前史，或臺灣文學史上的非臺灣文學——一個文學史的比較綱領》中，黃錦樹藉尋找“在臺馬華文學”的（沒有）位置明確提出了“無國籍華文文學”概念。不言而喻，黃錦樹提出“無國籍（華文）文學”概念具有很強的針對性——為了解決旅臺馬華文學“既非亦非”的尷尬處境——他認為“旅臺馬華文學”應該可以“既是亦是”的屬性。這與張錦忠明確提出的“在臺”馬華文學“兩者皆是”或“雙重屬性”的觀念不謀而合。在《文化回歸、離散臺灣與旅行跨國性》一文中，張錦忠宣稱：“馬華文學與臺灣文學的關系，既可定位為文學系統國際關系，在臺馬華文學也宜視為馬華文學在臺灣“境外營運”;易言之，由于其旅行國際性，在臺馬華文學既可寫入馬華文學（史），也可寫入臺灣文學（史）?！眥18}在我看來，旅臺馬華作家們之所以如此熱衷于介入重寫臺灣文學史問題，與他們在臺灣的邊緣身份有著極大關聯。誠如張錦忠所坦言：“在臺馬華作家參加臺灣文學獎，主要也是尋求臺灣文壇的認可，考驗自己領取華文文學國度身份證的能耐?！眥19}從某種意義上說，對重寫臺灣文學史的探討與介入，是“旅臺馬華作家”在臺灣文壇爭取文化位置與身份認同的一種策略。

方修編撰的《馬華新文學史稿》{20}對當時未成形的旅臺文學并無涉獵。即使是2000年出版的楊松年《新馬華文現代文學史初編》，也并未將“旅臺馬華文學”納入馬華文學史框架，而是將之劃入了臺灣文學場域。在馬來西亞本土學者葉金輝看來，對于“脫馬入臺”的黃錦樹等人而言，他們事實上已經結束離散，變“異鄉”為“家鄉”，從“旅臺馬華文學”次系統融入到了“臺灣文學”主系統之中，不再面對“馬華文學創傷現代性”的問題。他極力反對張錦忠所謂的“在臺”馬華文學“兩者皆是”的觀點。{21}陳雪風也極力反駁將“旅臺馬華文學”當作“馬華文學”看待，他認為這是“沒有理由”、“難以接受”與“錯誤”的，因為在他看來，馬華文學必須是“在地的”，不能被“流放”，否則就是“沾了人家的光，唾棄真正馬華文學”。不言而喻，陳雪風的這一看法事實上失之偏狹，明顯帶著“本土主義”的排斥性。由于李永平、張貴興、黃錦樹分別于1976年、1982年與2009年入籍中國臺灣，從旅臺馬華作家身份變為中國臺灣作家，他們的國籍歸屬已經明確，所以葉金輝批駁說：“‘脫馬入臺的臺灣作家作品不能再視作馬華旅臺或‘在臺文學，因為已拔除了‘馬華的‘馬的根基，何‘旅之有？已屬中國人，不再客居，更無須標榜臺灣人在臺?！眥22}如果按照國籍歸屬劃分，2009年之后的黃錦樹已經不復是馬華作家，盡管他慣于將自己列為“旅臺馬華作家”。然而，黃錦樹不只一次宣稱，不管入不入中國臺灣籍，文學的屬性仍不免是外籍——“既在內部又在外部”、“雙重的有國或無家”。盡管他的身份和作品已經獲得臺灣文壇的高度承認，然而“外來者”“離散”的標簽始終依舊無法抹去。

相較于前三種研究視野，黃萬華、劉小新等大陸研究學者在論述該問題時表現得更為辯證，力圖在一個更大的闡釋空間對這個問題展開更深入的探討。黃萬華在《兩種文學史視野中的馬華文學——〈馬華文學大系·評論〉和〈赤道回聲〉的對照閱讀》一文中指出：這兩種截然不同的聲音，都不足以代表當代馬華的全部內容，但加起來正好相輔相成，拼湊出一個更完整的馬華文學（史）面貌。而在《馬華旅臺文學現象論》一文中，劉小新明確指出：“不應忽略馬華文學對臺灣文學史的種種介入、干擾、影響，甚至體制對馬華文學的漠視、邊緣化的場域結構問題;以及臺灣文壇的主導美學對馬華文學創作的影響和公共領域所形構的馬華文學論述和出版等等”，而且也不能忽略“臺灣文學對當代馬華文學史的影響?！眥23}他認為，它們是論述問題的兩面，共同構成了旅臺馬華文學與臺灣文學的對話關系?！奥门_馬華作家們”在臺灣文壇成名之后，又折返回馬來西亞，在馬華文壇造成一次次的美學騷動——從“馬華文學正名”到“馬華文化屬性定位”，從“中國性”到“斷奶論”，從“有國籍馬華文學”到“無國籍華文文學”——繼而“引發馬華文學的范式轉換、思潮嬗變，進而重寫了馬華文學史?！薄爸貙戱R華文學史”成為了旅臺馬華作家群體的核心工作?！包S錦樹現象”{24}即是一個典型的例子?！啊S錦樹現象是馬華文壇思潮嬗變、范式轉換和話語權力遷移的某種聚焦性表征?！眥25}只有從當代馬華文學潮流的流變脈胳中來考察“黃錦樹現象”，才能更為深入地把握這一現象的內在本質和深層意義。正如劉小新指出：“如果說黃還只是‘從臺灣看馬華文學，因處于不同的學術場域發聲而獲得批判的勇氣，張錦忠也還只是援西方的理論而獲得客觀、冷靜地闡釋馬華文學的契機，那么林建國則回到真正‘從馬華看馬華文學史的發言位置?！眥26}事實上，從黃錦樹到張錦忠再到林建國，“旅臺馬華作家群”對馬華文學史的認知與言說發生了一些微妙的變化。無論是“重寫臺灣文學史”還是“重寫馬華文學史”，“旅臺馬華作家群體”都“或淺或深地受到臺灣當代學術思潮的浸潤”。誠然，這些微妙的變化是考察馬華文學與臺灣文學互動關系需要密切關注的重要細節。

三、臺灣文學復系統：

深度介入臺灣文學史重寫

“臺灣文學復系統”是旅臺馬華學者張錦忠著力闡釋的一種理論主張，亦是他介入重寫臺灣文學史最有力的理論“武器”?！芭_灣文學復系統”觀念的提出受到了以色列理論家易文·左哈爾的“復系統理論”的重要影響，這一點張錦忠在博士論文及其他相關論文中都做了相當充分的說明。在博士論文《文學影響與文學復系統之興起》的“導論”中，他對易文·左哈爾的“復系統理論”的內在特質做了較為充分的描述：1. 交集的多重性，亦即我們無法孤立地分析出單一系統;2. 錯綜復雜的階層性;3. 多個中央或邊陲;4. 必須考慮更多的關系;5. 其符義建構過程充滿異質性;6. 反對以價值判斷為探討對象的先決標準;7. 重非精英式的、非評價式的史學觀。{27}不言而喻，“復系統理論”并未預設一個固定的理論立場，而是強調“關系主義”——即認為每一文學系統都是由建制、文庫、生產者、消費者、市場、產品等六元素或機制構成的?！芭_灣文學復系統”理論的提出，旨在于挑戰僵化的“中心—邊緣”觀念，打破臺灣文學史書寫的一元化傾向，打開臺灣文學史書寫的視域與多重褶皺。

張錦忠在《臺灣文學：一個“臺灣文學復系統”方案》一文中明確指出：“文學復系統理論著重描述、探討、理解各系統間的內部規律或邏輯與外部關系。文學系統的內部規律或邏輯指影響或干預文庫與信息演變的選項或變數。例如（文學表現形式的）守舊與創新、典律性、異質性等。文學復系統內的各社群之間的系統關系，則是指系統之間的（假設）關系，例如階層、穩定性、中央與邊緣等。無論是內部與外部，一個不變的原則就是系統規律是動態的、變動不居的、或流動的。左右或造成變動的元素除了社會、政治、經濟等權力機制外，還有時間、空間、時尚、品味、習性的轉移等?！眥28}“臺灣文學復系統”理論對闡釋臺灣文學的復雜性有一定的優勢與意義，正如黃錦樹所說：它“最大可能的顧及文學歷時演變過程中文學事實的多元交錯的系統的復雜性，對于這種產生于多語言、多種族、殖民歷史錯綜而經典寡少（即使不是‘缺席）恒處于‘危亡的邊緣狀態的馬華文學，倒是具有相當的解釋效力?！眥29}或許，這一理論主張試圖彰顯的是各臺灣文學系統在目前的文學環境中的位置與現象，但也不難看出張錦忠對這一理論闡發的良苦用心——力圖以“復系統”理論重構“旅臺馬華文學”在臺灣文學場域中的位置。

張錦忠宣稱：“‘臺灣文學復系統方案僅旨在從語言分類與族群分布的觀點描述臺灣文學的階層現象與結構關系?！眥30}在語言分類層面上，文學的“雜語現象”突顯了文學的豐富性與復雜性，正如巴赫金所言：“語言在自己歷史存在中的每一具體時刻，都是雜樣言語同在的;因為這是現今和過去之間、以往不同時代之間、今天的不同社會意識集團之間、流派組織等等之間各種社會意識相互矛盾又同時共存的體現?！彼M一步指出：各種語言之間是錯綜復雜地相互交織的，“不同‘語言（不管是什么樣的語言）之間是可能產生對話關系的（一種特殊的對話關系），也就是說它們可能被看作是觀察世界的不同視角”{31}?！肮鈴汀焙笃?，臺灣文壇的語言風格是混雜的，相當多姿多彩。由于臺灣歷史的獨特性，島內存在國語、閩南方言、客家方言、原住民語言、日語、英語、西班牙語、荷蘭語等多種語言。在張錦忠看來：“五十年的時間已足以看出一個文學系統語言的演變，而臺灣文學史的書寫在反思、追述、再現、評斷這個多語環境數十年來的語言變貌與混雜，以及文學發展受到社會與政治生態變貌所干預的歷史/敘事，在技術上能做的不外是斷代（periodize）、探討文學運動或思潮的案例、文學社群研究、個別作家專論、文體風格論，從而描繪整個文學系統的文化符碼現象與運作規律，特別是里頭的異質性與多元性?！眥32}因此，以“臺灣文學復系統”重審臺灣文學史的論述與重寫，必然不能對這些多姿多彩的“雜語”文學現象視而不見，才能真正圖繪出臺灣文學史的褶皺與重層。

按族群劃分，張錦忠認為臺灣作家的身份屬性可以分為：閩南族群、閩北族群、廣東族群、客家族群、外省族群、原住民族群、外籍華人/離散華裔族群，外籍（非華人）族群。他們都是臺灣文學復系統的重要組成部分。當然，張錦忠也看到了問題的復雜性。諸如，以族群歸類作家分類臺灣文學必然出現重重問題，因為說閩南話的臺灣作家不一定就是閩南族群，也可能是客家族群或廣東族群?！包S錦樹固然是外籍華人/離散華裔族群，其實他也是閩南族群。張貴興雖屬離散華裔族群，卻已非外籍華人?！眥33}事實上，這樣的身份屬性劃分難免存在重疊之處。

早在1976年左哈爾在《翻譯文學在文學復系統中的地位》一文中即指出：翻譯文學為邊緣文學入主復系統中央的助力，往往扮演的是新興力量的角色，積極參與建構或改寫文學史。莊華興認為：“翻譯文學擔負了突出他/我身份劃定馬華與馬來文化邊界的功能。如此，馬華文學方能找到明確的發聲地位，與其他族裔文學展開平等對話，進而才有望解構國家/國族文學神話?！眥34}在《翻譯〈現代文學〉與臺灣文學復系統》一文中，張錦忠進一步探討了“翻譯文學”在臺灣文學復系統中的地位，以及身為“操弄人”的編者或譯者如何借助翻譯文學完成文學革新或重寫文學史的使命。{35}不言而喻，翻譯文學在當代臺灣文學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透過翻譯文學，當代臺灣文學汲取了養分，進而發現并創造自身的文學論述?！巴高^翻譯研究把臺灣文學放置到世界文學體系里，讓臺灣文學進入一個與國際聯結的比較文學場域?！眥36}“臺灣文學復系統”理論所描述或試圖彰顯的是各臺灣文學系統在目前的文學環境運動的現象。{37}事實上，“文學復系統”強調的是文學的多樣性與復雜性，并不能簡單地將文學視為一個單一化線性發展系統。20世紀臺灣文學場域之中的翻譯文學、鄉土文學、現代主義、后現代主義以及后殖民在不同階段各領風騷，彼此角逐。盡管它們之間相互角力，但是也時而產生中間混雜地帶。因此，以“文學復系統”理論觀照并重寫臺灣文學史，需要處理好日據時期的殖民文學、“后遺民寫作”、鄉土文學、現代主義、后現代、后殖民以及翻譯文學等等的關系。{38}當然，當代臺灣文學并非只是臺灣本土作家的創作，同時也有“旅臺馬華文學”、大陸作家的在臺文學、歐美日等國作家的翻譯文學等等，它們共同構成了臺灣當代文學場域。誠然，線性的文學史書寫無法容納如此之多的褶皺與分叉，這恰恰突顯了“文學復系統”理論的意義。

結語

重寫臺灣文學史是一個浩大而龐雜的系統工程，牽涉種種復雜層面，誠非一蹴而就。在重繪當代臺灣文學史的版圖中，“旅臺馬華文學”有著不可或缺的重要意義?；蛟S，“旅臺馬華文學”最重要的價值不在于提供了多少名家名作，而在于它打開了重寫臺灣文學史更多的褶皺，呈現了臺灣文學發展進程中的豐富性與復雜性。

① 陳大為曾經從不同時期的馬華作家與臺灣文壇的臍帶關系來區分，將他們可以劃分為“留臺”、“旅臺”、“在臺”等三個不同概念。在《從馬華“旅臺”文學到“在臺”馬華文學》一文中，他認為：“留臺”單指曾經在臺灣留學，目前已離開回馬或到其它國家謀生的作家。這個陣容是非常龐大的，他們構成了馬華文學的創作主力?！奥门_”包括：目前在臺求學、就業、定居的寫作人口（雖然主要的作家和學者都定居或入籍臺灣），不含學成歸馬的“留臺”學生，也不含從未在臺居留（旅行不算）卻有文學著作在臺出版的馬華作家?！霸谂_”則是現階段馬華文學在臺灣發展的一個現象，它的存在依據有一部分來自“在臺得獎”，更大的一部分來自“在臺出版”。

②⑧{13} 黃錦樹：《無國籍華文文學：在臺馬華文學的史前史，或臺灣文學史上的非臺灣文學——一個文學史的比較綱領》，《文化研究》2006年第2期，第244頁，第243頁，第244頁。

③{29} 黃錦樹：《反思“南洋論述”：華馬文學、復系統與人類學視域》，《中外文學》2000年第4期，第36頁，第41頁。

④ 古遠清：《“外來兵團”：馬華學者的臺灣論述》，《天津師范大學學報》2013年第4期，第42頁。

⑤ 陳大為：《最年輕的麒麟——馬華文學在臺灣（1963-2012）》，臺南：臺灣文學館2012年版，第249頁。

⑥ 吳耀宗：《當代文學與人文生態：2003年東南亞華文文學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萬卷樓2003年版，第185頁。

⑦{25} 劉小新：《論馬華作家黃錦樹的小說創作》，《世界華文文學論壇》2002年第1期，第40頁，第58頁。

⑨⑩{23}{26} 劉小新：《馬華旅臺文學現象論》，《江蘇大學學報》2002年第2期，第75頁，第73頁，第75頁，第77頁。

{11} 張錦忠的《馬華文學論述在臺灣》、陳大為的《中國學界的馬華文學論述》以及劉小新的《馬華旅臺文學現象論》都對此問題做了較為詳盡的討論。

{12} 楊宗翰：《馬華文學與臺灣文學史》，《中外文學》2000年第4期，第98-125頁。

{14}{16} 黃錦樹：《文學史熱病》，《文化研究》2006年第2期，第298頁，第299頁。

{15}{17}{28}{30}{32}{33}{37}{38} 張錦忠、黃錦樹：《重寫臺灣文學史》，臺北：麥田出版社2006年版，第12頁，第13頁，第66頁，第63頁，第70-71頁，第67頁，第74頁，第79-122頁。

{18}{19} 張錦忠：《文化回歸、離散臺灣與旅行跨國性》，《中外文學》2004年第7期，第159頁，第163頁。

{20} 方修的《馬華新文學史稿》（上、中、下三冊）編撰于1962至1965年間，1974年出版《馬華新文學簡史》，1975-1976年出版兩冊版的修訂本。

{21}{22} 葉金輝：《文學的國籍、有“國籍”馬華文學與入臺（前）馬華作家——兼與黃錦樹、張錦忠商榷》，《中外文學》2016第2期，第178-179頁，第189頁。

{24} 劉小新：《“黃錦樹現象”與當代馬華文學思潮的嬗變》，《華僑大學學報》2000年第4期，第58頁。

{27} 張錦忠：《文學影響與文學復系統之興起》，臺灣大學博士學位論文1997年版，第10-25頁。

{31} [俄]巴赫金：《巴赫金全集（第三卷）》，白春仁等譯.石家莊：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69-70頁。

{34} 莊華興：《文學史與翻譯馬華：政治性與定位問題》，張錦忠：《重寫馬華文學史論文集》，臺灣“國立暨南國際大學”東南亞研究中心2004年版，第70頁。

{35} 張錦忠：《翻譯〈現代文學〉與臺灣文學復系統》，《中外文學》2010年第5期，第216頁。

{36} 陳芳惠：《翻譯作為方法：臺灣小說與世界文學》，《臺灣文學研究》2016年第11期，第175頁。

The Group of Chinese-Malaysian Writers Sojourning in Taiwan and the Study of Re-writing of the History of Taiwanese Literature

Kong Suyan and Liu Xiaoxin

Abstract： The rise of the group of Chinese-Malaysian writers sojourning in Taiwan， in the contemporary literary map of Taiwan， is an eye-catching foreign league as their literary statements show striking features and gradually construct new images of Chinese-Malaysian literature. These statements as the point of departure to examine and re-write the history of Taiwanese literature can help us open up a new path into the confused thoughts about the re-writing of the history. At present， in the scholarly world， there are four perspectives and views in the discussion of Chinese-Malaysian literature in Taiwan and the history of Taiwanese literature， which， in a way， reveals the interaction and dialogue between Chinese-Malaysian literature in Taiwan and the history of Taiwanese literature. The proposal of a polysystem of Taiwanese literature is an effective challenge to the concept of centre-margin， further opening up the wide vision and multiple folds in the writing of the history of Taiwanese literature.

Keywords： Chinese-Malaysian writers sojourning in Taiwan， the history of Taiwanese literature， polysystem of Taiwanese literature， interventi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