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門土生文學中的文化身份認同和審美選擇

胡婧

摘要：后殖民主義理論承續自后現代主義文化批判理論，其核心命題之一是對文化身份的探討。澳門土生族群是中葡文化的混血者，土生葡人作家創作時面臨多重文化背景，如何看待中國文化與葡國文化成為土生作家文化身份認同的首要問題。作者的文化認同又直接影響他的審美取向，特別是在澳門回歸前后的過渡期，土生文學中的審美選擇呈現出新特點，這與澳門的社會狀況和文化環境有密切的聯系。土生族群雖然努力在混雜狀態下重構自己的身份和精神家園，但完全融合是不可能的。

關鍵詞：后殖民主義;土生文學;文化身份;審美取向

中圖分類號：I207???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6-0677（2021）4-0050-06

基金項目：天津市哲學社科項目“澳門土生文學中國形象的構建和文化隱喻”，項目編號：TJWWQN19-001。

作者單位：南開大學外國語學院。

澳門是一個值得細細品讀的城市。作為西學東漸和東學西傳的重要橋梁，從明朝中葉起，吸引了大批內陸和歐洲的文人學士到此，留下許多麗詞佳文。400年來，澳門華洋雜處，形成了中西文化在各方面的交匯和融合，多元共存的宗教，豐富多樣的語言，千姿百態的建筑，都反映了這個小城的鮮明特色和獨特價值。

一、土生族群的形成與發展

土生葡人是澳門獨有的一個混血族群，是中葡兩種文化歷時幾百年交匯的產物。作為葡裔與亞洲族裔通婚后在澳門的后裔，他們集中體現了澳門文化的多元性。

1511年，葡屬印度總督阿豐索·阿布克爾克（Afonso Albuquerque）攻陷馬六甲，筑造城防、教堂并把它變成自己的貿易中心，扼住南海華人的咽喉。1513年，歐維治（Jorge ？魣lvares）到達屯門港，成為第一個到達中國的葡萄牙人。之后，葡國人在屯門殺人搶劫，掠賣人口。明朝政府囚禁特使，發兵驅逐葡國人，并禁止東南亞各國的商船來華貿易，葡國人遂轉至浙江寧波、福建泉州、漳州。1549年，走馬溪之戰后葡國人又被驅逐，再轉至廣州，以上川島、浪白澳為根據地，最后進入澳門。16世紀中期是澳門土生葡人的形成期，澳門開埠后，葡萄牙人勢力漸強，出現了葡國人與疍家女子通婚的現象，他們所生的后代就是第一批具有中國血統的土生葡人。

安娜·瑪麗亞·阿馬羅（Ana Maria Amaro）是研究土生葡人和澳門問題的著名專家，她在《大地之子——澳門土生葡人研究》中，通過對歷史、人類生物學和種族志三方面的分析得出結論：由于當時印度果阿、滿喇加（即馬六甲）和澳門間的人員流動性很大，澳門土生葡人這一族群是多次偶然通婚產生的亞種族的產物①。博克塞（Boxer）認為，最早去往澳門的葡萄牙移民多與印度尼西亞、馬來西亞、日本女子通婚②。神父文德泉（Manuel Teixeira）提出，“第一代澳門土生人是由500名葡萄牙人與500名印度和馬來亞婦女通婚而來的”③。萊薩（Almerindo Lessa）的兩項著名研究：法國圖盧茲大學的博士論文《澳門的人類學和社會人類學》和專著《東方第一個民主共和政體的歷史及人類群體，澳門——一個公民島嶼的生物學及社會學特征》中提到：“正是通過在澳門確定及形成的這些新人及其繁衍發展，才使阿布克爾克制定的在亞洲‘播撒（葡萄牙人）種子為自己服務的夢想得以實現，從而也就以此種‘男性嫁接的方法實現了葡萄牙人與東方的結合”④。

十七、十八世紀，葡華通婚在澳門已成為普遍現象。工業革命和鴉片戰爭鞏固了葡萄牙在澳門的勢力，大批葡萄牙人乘坐蒸汽輪船涌入澳門，土生葡人爭相與這些純種葡萄牙人聯姻，從而完成了一次“種族透析工程”。1887年葡萄牙人獲得“永居管理澳門”的地位，確立了統治權，土生葡人也獲得了新的發展，很多葡萄牙人開始移居在此生活繁衍，豐富了中葡通婚的類型，除了葡兵會與底層華人社會的女性通婚外，一些來自葡萄牙大城市的軍官也與澳門土生葡人家族的女子聯姻。

澳門回歸前，葡萄牙軍隊撤離澳門，但土生葡人的社會地位并沒有因此被動搖，他們依舊是社會的中上層。土生葡人具有很好的文化素養，通曉粵葡兩種語言，熟悉澳門當地的情況，多從事體面的工作，比如在澳門政府擔任科員、文員一級的公務員，或為律師、建筑師、工程師、醫生等專業技術人員⑤，既有較高的社會地位，也有豐厚的資本積累，不再需要通過與葡萄牙人聯姻來強化自己。另外，此時的土生葡人仍懷有種族優越感，并未與華人社會進一步融合，但隨著華人婚姻觀念的逐漸開放，為土生葡人在澳門發展提供了新途徑，土生族群進入了在澳門發展的穩定階段。

葡萄牙統治澳門的四百年間，沒有制定過長期的文化語言政策，雖然葡萄牙語是澳門的官方語言，但始終是少數人的語言，不像英文在香港那樣普及。土生葡人雖繼承了歐亞兩種不同的血緣，長期生存在一塊屬于中國而由葡萄牙管治的土地上，但復雜的歷史和不斷變化的現實塑造了他們復雜而充滿矛盾的文化心理。他們對澳門懷有深厚的情感依賴，認為自己屬于這塊土地，但同時，也認同葡萄牙文化，是葡萄牙文化的天然繼承者。

二、“跨文化場域”中的土生文學

直觀來講，土生文學即指土生葡人所創作的文學作品。但是，澳門土生文學不等同于澳門的葡語文學。明清時期，澳門華文文學以內地旅澳“過客文學”為主，有戲劇家湯顯祖創作的《牡丹亭》，詩人屈大均的《澳門六首》《荼蘼花》，等等;而葡語文學則包括土生文學和葡僑的“過客作品”，最為人熟知的“過客作品”是卡蒙斯（Luís de Cam？觛es）的《盧吉塔尼亞人之歌》、庇山耶（Camilo Pessanha）的《滴漏》等。

土生文學也不應被歸為葡萄牙文學。古遠清指出：“廣義的澳門文學不僅指澳門華文文學，也包括澳門土生葡人創作的文學”⑥。20世紀90年代，鄭煒明在提出劃分澳門文學的標準時強調，“澳門人的任何作品，所謂澳門人的作品是指土生土長并長期居留澳門的作者的作品，以其在澳門寫作的作品為準;任何人創作的內容與澳門有關的或者以澳門為主題的作品。而且，澳門文學應該向所有語文開放，包括葡文、英文、西班牙文等等”⑦。

雖然二十世紀前的土生文學大多已隨土生葡語——帕圖阿語（patoá）的消逝而成為難以辨讀的土生文學“遺產”，但在二十世紀四十年代后，以現代葡語寫就的土生文學則呈現雨后春筍般的狀態。盡管土生作家、詩人在創作中使用的語言是葡語，但是，所表現出的思想、情感、思維方式、心理特征、價值取向和審美取向都具有其特殊身份的特點，特殊的生活環境和歷史文化背景造就了這樣一群獨特的作家，與大西洋彼岸的葡萄牙人或大陸另一端的中國人明顯不同⑧。

綜上所述，將土生文學納入澳門文學的范疇更顯理性。土生文學不僅是澳門文學的重要組成部分，也是澳門文化系統的有機組成部分。對土生文學的研究不單要確立文學本身的價值，還需要對其社會文化價值有所反思。土生文學是澳門文學中的“他者”，從土生文學中我們也可以照見自己的文化屬性。

土生葡人的文學作品按照其繁榮程度，依次是詩歌、小說、戲劇和散文，此外，還有一些土生作家的日記、游記、隨筆和譯作，這些作品不一定都具有純文學的水平，但從文化角度來看也具有探索的價值。就目前掌握的資料看，土生文學大致可分為兩個時期，一是十七世紀到十九世紀末，這時期是該種族的多元混血形成階段，代表性作品包括發表在《大西洋國》以及《復興》雜志上的土生歌謠和土生詩篇，用帕圖阿語寫就，這種語言混合了葡語、英語、粵語、西班牙語和馬來語。二是二十世紀四十年代后，這時期涌現出一批重要的作家、詩人、學者，澳門土生文學才形成氣候。

澳門土生生態的研究者、語言學家白妲麗（Graciete Nogueira Batalha）在文章《澳門傳統詩歌》（Poesia Tradicional de Macua）中對二十世紀前的土生文學作品做了詳盡介紹，是非常寶貴的資料。學者汪春在博士論文《論澳門土生文學的文化身份》中對全文做了譯錄：

所有作品都用patoá所寫，雖然產生于澳門，但并非所有根源都來自澳門，主要面向葡萄牙、馬六甲、印度、好望角。至今還能聽到一首古老歌謠是一首嘲弄詩，詩里充滿幽默滑稽的意味。Jo？觔o Marques Pereira親自記錄這首歌的樂譜，其中最為人熟悉的四行詩段是：

Dom dom dom dom 咚咚咚咚

Suim capitam， 長官先生

Co espada nacinta 腰上佩著劍，

Co rota na mam. 手里拿著藤條。

這些詩歌里有什么土生的特點呢？一方面是語言，在方言的特別表達中加入了一些中文的詞條，比如下面這首四行詩：

Quim quere casa， Catrina， 誰要結婚，卡特麗娜

Primeiro deve sabe 首先要懂得

Lava ropa， cozinha， Catrina 洗衣，做飯，卡特麗娜

Puca agu， compra som， bare. 提水，買菜。

Puca agu是提水，從井里提水上來;而compra som則是買菜，下飯的菜，som是廣東話一個普通的詞，意思就是菜?！?/p>

謎語基本都運用了詩歌語言的特征，用了押韻和詩歌的旋律，結構不總是四行詩的結構，需要更加大眾化。

Telado vermelho紅色屋頂/Parede branco白色圍墻/Ung-a padre cafre/Chapado na canto.一個黑卡菲爾。Sa： lichia謎底是中國的一種水果，叫lichia或laichia（荔枝），“紅色的屋頂”和“白色的墻”指荔枝紅色的外殼和白色的果肉，“黑卡菲爾”指黑色的核。cafre意為卡菲爾人，是當時澳門人對非洲人的稱呼?！?/p>

在成語方面，土生歌謠的記載非常少。最有代表性的、含有幽默意味的是這一則：

Miza， coa.意思是把小便過濾了從中提取汁液——小氣鬼的超級汁水。

如果土生葡人有缺點，那最普遍的就是小氣。另一個則很有名的：Quim ja bebe agu de fonte de nilau， O lo casa o lo more na Macau.意思是說，誰喝過了泥流泉的水，誰就會在澳門成家在澳門死。⑨

一方面，土生文學十分生動地展現了當時澳門的生活風貌，為我們了解人文景觀、歷史景觀提供了極有價值的參考資料。另一方面，可以看出，多種文化的碰撞與滲透，形成了土生族群獨特的文化心理，對他們的生活和思維模式有深刻的影響。就土生族群而言，他們的文化身份復雜而多彩，具有邊緣性、交融性和特殊性。

二十世紀四十年代，土生文學進入爆炸期，其中具有代表性的有李安樂（Leonel Alves）的詩集《孤獨之路》;江道蓮（Deolinda da Concei？觭？觔o）的短篇小說集《長衫》《旗袍》;雅伊梅·多·恩索（Jaime do Inso）的《東方之路》《中國觀察》《中國》;瑪麗亞·布拉嘉（Maria Ondina Braga）的《神州在望》《北京的苦悶》《澳門夜曲》《中式晚餐》;若瑟·多斯·圣托斯·費雷拉（José dos Santos Ferreira）（即阿德Adé）的詩集《澳門本如斯》《澳門詩歌》《澳門，受祝福的花園》和小說《瑪麗亞與歐美勒·若翰的故事》;飛歷奇（Henrique de Senna Fernandes）的長篇小說《愛情與小腳趾》《大辮子的誘惑》和短篇小說集《南灣》;馬若龍（Carlos Marreiros）的詩集《一日中的四季》;愛蒂斯·喬治·德·馬天妮（Edith Jorge de Martini）的散文《廢墟中的風——我在澳門的童年》;飛文基（Miguel de Senna Fernandes）的劇本《見總統》《畢哥去西洋》《西洋怪地方》等。

以小說為例，很多作品都描述過土生葡人或葡人與中國女子結婚的故事，最常見的是土生青年和中國女子曲折的愛情、遭到雙方家庭和社會反對的婚姻，或者借助更多的筆墨來表現雙方在生活中的相互理解與付出，以此作為典型的中葡文化交融的例子。不過，大多數作品還是掠影式的，沖突或融合的展現比較表層，未能夠以凝重而厚實的歷史感與人文精神來反思文化、種族方面的異同，以及澳門不同族群之間的關系，需要進一步的挖掘和表現。

在戲劇作品方面，土生文學的戲劇劇本幾乎全部以帕圖阿語寫就。土生藝術家們熱衷于排演這種土生土語的話劇，形成一種類似于“后現代主義”的歷史與現實并置的人類學話語，而這種特殊話語的標準化，一部分外在表現形式是葡語，另一部分是受漢語影響的帕圖阿語，其思維方式、文化心態、風俗習慣則越來越傾向于本地華人。

總體而言，對土生文學的研究，需要我們用跨文化的視野，挖掘其文學價值和文化價值。在跨文化的語境中，土生作家們的身份因國籍、地域、血緣、文化等各種因素會顯得更加復雜。但是，在澳門文學的背景下，跨文化的身份認同是一個不斷延續的過程，土生作家都或多或少地體現了這種跨文化認同的驅動，并用其跨文化身份穿越一些文化的屏障，表達價值選擇和對命運的思考。

三、土生作家的文化身份認同和審美選擇

二十世紀七十年代，西方學術界興起“后殖民主義”的學術思潮，它主要承續自后現代主義文化批判理論，核心命題之一是探討“文化身份”的問題。八十年代末，英國左派政治理論家斯圖亞特·霍爾（Stuart Hall）提出系統的族裔散居文化認同理論，在后殖民理論與后現代、全球化理論之間開辟了新的后殖民理論空間。在討論種族時，霍爾認為有兩種身份，一種是存在中的身份（identity in being），它提供整體與公共的意義;另一種是生成的身份（identity as becoming），它是一種同一性的變化過程，展示了身份構成中的斷裂。

身份問題對土生族群來說是本質的、長期的、難以排解的，是每一個土生都在不停地自我追問的。是中國人還是葡國人，這個問題在土生文學中體現得淋漓盡致。飛文基在他創作的第一個劇本《見總統》中借布治之口提出對土生身份的迷惘。土生葡人布治生在澳門，長在葡國，對葡萄牙了如指掌，也有很多葡國朋友，但向葡萄牙使館申領護照時卻遭拒絕。他不禁問道：我不是葡國人，也不是中國人，到底是什么人？

澳門回歸前，土生葡人對身份問題的追問和焦慮愈加凸顯，這種焦慮還包含對未來前景的彷徨與不安。阿德在1997年5月的《未來》一詩中寫道：

何為澳門的未來？

中國人的未來？

葡國人的未來？

在澳門土生土長，葡萄牙兒子的未來？

……

阿德的詩揭示了族裔移民的生存困境，反映了土生葡人在澳門過渡時期的精神和心態，是澳門土生文化的一個縮影。土生族群在澳門回歸前后的困境與調適，在社會和文化層面上尋找自己是“誰”，是他們在建構文化身份過程中所經歷的迷惘與頓悟。如果說回歸前澳門存在著葡萄牙人與華人的族群對峙的話，那么，從過渡時期起，澳門的文化與政治這兩股力量就開始轉向華人社會，回歸后，在政治與文化雙重牽引力的作用下，土生族群失去了過往的優越感與隔絕性，即便在殖民時期未曾真正與華人社會融合，但想在澳門延續下去，就需要調適心態融入到華人社會，在取舍中找到生存的基點。1987至1999年這十二年的過渡期中，土生葡人不僅改變了對葡萄牙文化存在的理解方式，而且在葡語文學背景下不斷嘗試尋找具有空間動態變化特征的可讀性。

李安樂的《知道我是誰》最能反映土生族群對身份問題的認識的轉變：

我父親來自葡國后山省，

我母親中國道家的后人，

我這兒呢，晦，歐亞混血，

百分之百的土生（澳門）人

在選擇“中國人”還是“葡國人”的兩難境地中，李安樂超越了二元對立思維，表現出對中葡雙方的雙重認同。雖然中葡文化沖突通過血緣的交融把土生族群推向被兩方都視為“非我”的極端處境，但擺脫了“中”或“葡”的選擇，坦然接受土生族群文化身份邊緣性的特點，認為澳門是自己的安身之所，自我確認為“澳門之子”，巧妙地解決了文化沖突和身份認同危機，也為各類文學創作中如何處理不同文化沖突提供了有益的借鑒。

當然，對澳門的認同并不能完全消除土生族群的不安與矛盾心理。雖然歷史上和血緣上的關系不會斷，但葡萄牙和澳門土生葡人的關系越來越遠。在很多土生文學作品中，澳門被描繪成“根”之所在，土生作家們抒發自己對澳門的感情，認為澳門是自己的家鄉，這塊土地孕育了土生葡人群體與文化，也是土生葡人的港灣，這便是所謂的“澳門情結”。這種地理認同是身份認同極重要的一部分，展示了認識自己的過程，追溯了土生族群與澳門這塊土地息息相關的歷史過程，是對身份問題的一個回想。

“我是誰”的文化身份定位也是影響作者“為誰說話”的根本因素，決定著作者創作的基本風貌和審美情趣。二十世紀四十年代后，土生文學表現出族群本土化的探索姿態，從文化認同中體現出來的審美取向來看，對澳門的深厚情感、對華人女性形象的塑造、語言美、異域情調是土生文學鮮明的美學特質。土生作家從文化身份出發，在作品中對澳門的自然、人文做種種藝術投射，這是土生文學的審美意識形態性，以直接的審美風貌呈現間接的社會屬性。

以飛歷奇的《大辮子的誘惑》和江道蓮的《長衫》（又譯為《旗袍》）為例。飛歷奇和江道蓮是為澳門讀者所熟知的葡語作家，他們生于此，長于此，親身經歷了澳門的歷史變遷，對澳門社會、澳門土生葡人的生活有深切的體會。在他們的作品中，以現實主義的描寫方式，表現了作者對澳門、對土生族群的了解和思考，所述情節有較高的可靠性，是藝術文化學的有效的方法。同時，在這兩部作品中，作者為我們展現了十分真實豐富的土生葡人的生活，也使得小說具有社會文化學的意義。

在《大辮子的誘惑》中，主人公阿多森杜是一個血統純正的葡人后裔，出生在澳門上城區——圣安東尼奧區，女主人公阿玲則是處于社會底層、沒有文化的黃種女人，生活在平民坊，以挑水為生。但是，作者的筆下的阿玲擁有為中西方文化所認同的品質，從模樣到性情、品德都完美無缺，非?？蓯?。既有東方的審美視角，又不失西方女性美的特征。最吸引人的還是她“那條黑油油的辮子，在身后擺動著”，“猶如一根誘人的垂擺”⑩。大辮子是東方女性的一種身體象征和文化象征，以此為主題和線索，暗示了澳門土生葡人對東方女性的理想需求，是這個族群特性的投射。作品中構造的類型化的、被理想化的中國女性形象，把作者鮮明的族群意識藝術化地表現出來。

在小說的后半部分，作者懷著極其美好的愿望細致地描繪了阿多和阿玲在家庭生活中彌合不同文化沖突的過程。這對年輕的夫妻開始學著在生活中相互磨合，他們互相理解、互相謙讓、互相適應，以耐心說服的方式，尋找彼此之間的空間，最終找到屬于他們的獨特和諧的生活方式。作者以這種情節來表現土生葡人和華人對對方傳統生活方式和生活價值的逐步認同。雖然這份愛情初期遭到來自社會的反對和阻撓，但故事的結尾，年邁的父親幡然悔悟來到兒子家里，兒媳婦也以德報怨迎接了他。

飛歷奇出身傳統世家，也許是階級局限，也許是寫作策略，他在故事主人公身份設定上還是帶有種族的優越感。但無論如何，飛歷奇依然通過這個中葡愛情故事打破了過去對華人女子的偏見以及對跨種族婚姻的偏見，以欣賞的心態塑造了阿玲這樣的完美華人女性形象，一個改變高貴土生青年及其家族命運的華人女性。從這個角度看，他既理解認同華人社會和文化，又帶有無法消除的矛盾心理。

《長衫》是一部短篇小說集，共收錄了27篇。在小說中，江道蓮塑造了一系列的華人女性形象，她們或是經歷了中葡愛情中的無助、坎坷與卑微，卻又展示不屈與堅強，或是在二戰期間承受煎熬，卻又勇于反抗現實{11}。這是一本與時代相關的命運小說，作為曾經的記者，江道蓮用濃縮成新聞式的故事，和比飛歷奇更偏向現實主義的敘事策略，剖析這一時期紛繁復雜的社會現象，不僅對東方傳統壓迫束縛女性做出批判，表達自己對東方女性的同情，還對東西方文化差異做出詮釋，表達了對中國文化的理解與尊重。

江道蓮的作品中甚少涉及人物家族背景，只是單純地借由男女之間不平等的社會地位來催促個人的覺醒，相較于土生族群的文化身份問題，在她的文學作品中更多體現的是女性立場的問題。這與江道蓮的特殊身份有關，江道蓮是生活在女性地位低下的舊時代的土生女性作家，雖然擁有殖民者的特殊地位，但她沒有以“他者”的視角來審視東方，建構具有東方主義色彩的中國形象和中國女性形象。作為土生族群，她是血統純正的葡萄牙人眼中的“他者”;身為女性，她被視為舊時代土生族群中依附于男性的“他者”。所以在這種女性書寫中，不僅有作者對東方女性的詮釋與認同，也投射了自己作為“他者”的困惑與批判，以及對生活的思索和抗爭。

由此可見，土生作家對澳門的闡述已不再是從“異族人”的立場和視角出發，而是能夠呈現“落地生根”的精神訴求和“自我”的尋找，在不同文化時代背景下進行歷史沉思、美學探討和文化闡釋的有益探索。盡管仍有無法割舍的葡萄牙殖民文化心態和文化自衛本能，但從土生文學中可以看出，土生葡人族群對其文化身份的認同重構已呈現新特點，原來互相封閉和疏遠的族群關系已變得開放與和諧。

四、結語

澳門曾被葡萄牙管治長達四百年，在此特殊歷史背景下，形成了土生葡人這一澳門獨有的混血族群，是歷史留給中葡共有的一份“遺產”，具有鮮明的澳門地域特征。社會影響和制約條件造就了土生葡人文化的獨特性，他們為了與其生存的社會環境和諧相處，不斷自我選擇，使自己的行為適應社會環境，這個過程是文化適應和認同的過程。

由于土生族群復雜的歷史背景和中葡文化的深刻影響，他們的文學作品體現了多重影響的投射和積淀。在土生文學中，我們可以看到具有東西文化混合形態的邊緣文化的特征，土生文學中所反映的文化身份問題，與澳門本身的歷史文化的發展息息相關。對土生文學的研究，特別是對土生文學文化身份的探討，是對澳門文學整體文化身份的一個補充。

從二十世紀四十年代起，土生作家的身份立場及其創作影響體現了多種身份認同欲求激烈交鋒的痕跡。在此背景下，研究土生文學中“自我”與“他者”間相互矛盾、相互依賴、相互構建、相互塑造的關系，揭示土生文學的跨文化本質，消除東西方文化的二元對立，對拓展土生文學研究和澳門文學研究也具有啟示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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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葡]安娜·瑪里亞·阿馬羅：《大地之子——澳門土生葡人研究》，金國平譯，澳門：澳門文化司署1993年版。

② C. R. Boxer： O Império Marítimo Português， 1415-1825. Edi？觭？觔o apoiada pela Comiss？觔o Nacional para as Comemora？觭？觛es dos Descobrimentos Portugueses， 2011.

③ [葡]文德泉：《澳門土生葡人——澳門》，澳門：澳門官印局1965年版，第24頁。

④ Almerindo Lessa： História e os Homens da Primeira República Democrática do Oriente， Biologia e Sociologia de uma Ilha Cívica， Macau， 1974， notas 95 a 98 a pp.73 e 74.

⑤ 李長森：《澳門土生族群研究》，暨南大學博士學位論文，2004年。

⑥ 古遠清：《澳門文學的發展脈絡》，《世界華文文學論壇》1999年第3期。

⑦ 鄭煒明：《八十年到到九十年代到澳門華文文學活動》，《學術研究》1995年第6期。

⑧ 汪春：《澳門的土生文學》，載于劉登翰主編：《澳門文學概觀》，鷺江出版社1998年版，第337頁。

⑨ 汪春：《論澳門土生文學的文化身份》，蘇州大學博士學位論文，2004年，第17-23頁。

⑩ [葡]飛歷奇：《大辮子的誘惑》，喻惠娟譯，澳門、石家莊：澳門文化司署與花山文藝出版社1996年版，第31-32頁。

{11} [葡]江道蓮：《長衫》，金國平譯，中國文聯出版社1999年版。

Cultural Identity and Aesthetic Selection in the

Native Literature of Macao

Hu Jing

Abstract： Inheriting from the cultural critique theory of postmodernism， postmodernism has one of its key propositions that explores cultural identity. The native ethnic group in Macao is of mix-blood that is both Chinese and Portuguese， and they face a multicultural background when writing. Hence how to look at Chinese culture and Portuguese culture that has become a primary issue for the identity of these writers， which directly affects their aesthetic orientation， particularly in the transitional period before and after Macaos return to mainland China. When the native literature reveals new features in its aesthetic selection， they are closely related to the social conditions and cultural circumstances of Macao. Although the native ethnic group， in their mixed state， tries to reconstruct their identity and spiritual homeland， but complete integration is not possible.

Keywords： Postmodernism， native literature， cultural identity， aesthetic orientati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