馮卓懷與曾國藩：失而復得的友誼

李超平

在曾國藩的朋友圈中，算得上一生摯友的，大概有湖南湘鄉的劉蓉、朱堯階，湘陰的郭嵩燾，岳陽的吳敏樹，湘潭的歐陽兆熊；省外則有安徽霍山的吳廷棟、湖北武漢的劉傳瑩。而先友后敵，摯友交情未能善終的有原湘鄉知縣朱孫詒（江西人）、陳啟邁（常德人）、左宗棠（湘陰人）和沈葆楨（福建人）。而長沙的馮卓懷，則是一個與他由親而疏，又由疏而親的朋友，這種失而復得的友誼比較少見。

馮卓懷，字樹堂，號暨樓，湖南長沙人，生于嘉慶十八年（1813），道光十九年（1839）高中湖南鄉試解元，即第一名舉人。馮卓懷隨后進京參加會試，就此結識了剛于上年考中進士的曾國藩。從年齡來說，他比曾國藩小兩歲；從科舉資歷來說，他比曾國藩遲五年中舉；從籍貫來說，同屬于湖南長沙府。兩人很快成為摯友，有段時間甚至住在一處，馮卓懷還給曾國藩長子曾紀澤做家庭教師。

他們的關系好到什么程度？曾國藩在家信中說，馮樹堂是如唐鑒、倭仁一樣“躬行心得”之人，“極為虛心，愛我如兄，敬我如師”。又說馮樹堂“進功最猛”，不免有點遺憾自己的九弟不能與他“日日切磋”。這個時候的馮卓懷一心準備參加會試，努力用功是必然的。對此，曾國藩常在日記里怨艾自己，也照馮卓懷那樣訂立嚴格的日課來自我約束。此外，兩人還互相點評對方的日記，曾國藩往往會寫一些比較尖刻的批語，而馮卓懷則輕易不置一詞。

道光二十二年（1842），正逢馮卓懷三十初度，針對他科舉艱難的窘況，曾國藩專門寫下《反長歌行》進行勸勉。次年九月，曾國藩出任四川鄉試主考官，行旅中倍感孤寂之際，寫下《梓潼道中有懷馮樹堂陳岱云》一詩，可見彼此交契已深。當曾國藩于咸豐二年（1852）七月二十五日在安徽太湖縣小池驛聞母去世之信，急急趕回家之際，可巧馮卓懷正在池州知府陳源兗（字岱云）處，遂陪他乘船歸湘，曾國藩因之自道“堪慰孤寂”。

馮卓懷堅持到咸豐三年（1853）春再次會試不第，才通過會試后的大挑，選取了湖南武岡州的學正一職。但未及上任，曾國藩開始創辦湘軍，馮卓懷和郭嵩燾等一起幫他籌餉，以功保舉代理四川萬縣知縣。曾國藩盡管對他們未能隨營出征有些不快，但為了好友能夠仕途順利，后來還是專門致函時任四川總督王慶云，以聞馮卓懷有循聲為由，委婉地請求關照。馮卓懷先后在四川萬縣、彭縣、華陽等縣任職共4年，勤勉有加，擬調貴州升職，卻與上司不偕，就以祖父去世為由辭職守孝，不復出。

咸豐十年（1860）四月，曾國藩獲代理兩江總督，不免躊躇滿志，致信邀長期賦閑的馮卓懷出山幫忙。馮卓懷于十一月與章壽麟等人來到了臨時督署所在地安徽祁門縣城，旋即奉命督辦縣城各處的碉樓。不過，因為施工方案上的一個小事項未能完全遵循曾國藩的意旨，被聲色俱厲地當眾訓斥，馮氏頓感顏面殆盡，遂拂袖而去。

雖然曾國藩并沒有在日記中具體記述這件事，但還是能在次年二月初七給郭嵩燾兄弟的信中窺見端倪。他不但要求郭嵩燾把馮卓懷帶走的《瀛環志略》一書取回來，還要代為把去年贈自家的300兩銀子退還200兩，理由是“受之太覺無名”，這顯然是一種從此互不相欠的姿態，可見芥蒂之深。

當馮卓懷的名字再次出現在曾國藩日記中，已經是同治三年（1864）的四月初一了，他聽聞馮卓懷絕意官場，即使好友郭嵩燾于同治二年（1863）任廣東巡撫后力邀加盟幕府也沒有答應，便專門致信，既謝他規勸弟弟曾國潢不要干預湖南地方公事，也希望他盡快復出，無論是去廣東還是四川，都請他能“不以一時纖介之嫌，而誤終身出處之義”。但是這個規勸未能奏效。

直到同治十年（1871）三月十八日，曾國藩在日記中透露，馮卓懷于當天來到了南京，次日入住兩江督署。他說這是30年前的老友，祁門一別已經10年不見，但還未見老態。而在家信中，他坦陳最近開始反思自己往年開罪別人之處，除了在祁門與馮卓懷有過“口角失歡”，至今心中有愧外，其次就是與李元度的矛盾。因此，馮卓懷的到來，使曾國藩的精神負擔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解脫。

馮卓懷此行是為好友吳廷棟回霍山縣老家終老事宜而來，并順帶為他及涂宗瀛到安徽六安地區尋覓百年之地。吳廷棟與曾國藩既同為理學大師唐鑒的門生，又是知心好友。道光二十年（1840）六月，30歲的曾國藩病重，經精通醫理的吳廷棟為之診治3個月而愈。同治五年（1866）春，74歲的吳廷棟因病致仕，曾國藩邀其寄寓南京長達5年，對他的生活起居悉心照顧，堅持每月一晤，傾談竟日，兩人的友情維持了30余年。

南京之行，馮卓懷帶來了畫師為曾國藩作肖像，但不甚理想，就于二十六日約來幕僚吳嘉善，用濕版攝影法為曾國藩照相。江西南豐人吳嘉善，是咸豐十一年（1861）進士，他不僅是知名的算學家，還是最早學習西方攝影術的中國人之一，曾國藩現存唯一的照片，可能就是這次照相所留。

馮卓懷回湘后，曾國藩于七月初二寫了一封情真意切的信，首先就為當年在祁門“侵侮良朋、輕離賢俊”之舉表達了自己真誠的歉意，這次南京重逢之后，他已經“稍釋積年之愧”。此外，他對馮卓懷將去湘鄉為其尋找百年吉壤表示了謝意。自從咸豐八年（1858）六月重新出山之后，曾國藩已經有13年沒有回過老家。在四月初一的家信中，曾國藩已經提及自己雖然疝氣已愈，眩暈未發，但是“目光昏蒙日甚，作字為難之至”。說明他也明白老境已至，已經認真地和老友商談了身后的歸宿問題，他不會不遵循落葉歸根的傳統。由此可見，馮卓懷的南京之行是一次和解之旅，交心之旅，時間終歸把兩人的矛盾消磨殆盡。

據郭嵩燾的日記透露，馮卓懷于八月兩次去湘鄉，踏遍山水，一共遴選出12處地方，以東臺山之穴位為首選，并逐一繪圖說明。隨后又叫上郭嵩燾一起到東臺山實地論證。東臺山海拔323米，古有“東臺起鳳”之景，列“湘鄉八景”之首。

他們隨即將聯合勘查結果函告曾國藩。曾國藩就此復信馮卓懷，認為東臺山之選事關本縣文運，不能因一己之私引起士民反感，決定放棄，擬在另外11處備選清單中再作選擇。不過，3個多月后的同治十一年（1872）三月十二日，曾國藩在南京辭世，那11處地點因各種原因均未能選中，因此最終落葬于長沙平塘鎮的伏龍山之陽。

時光荏苒，惹人遐思。曾國藩去世10年后，即光緒八年（1882），年屆七旬的馮卓懷自感將不久于人世，遂寫下一篇自傳編入馮氏族譜，文中包含一些早年與曾國藩交往的細節。與曾國藩不同，馮卓懷原是苦出身，9歲喪父，備嘗人生艱難。自幸運中舉后，他一共參加了8次會試，但均與進士無緣。在京城長期滯留期間，除了與曾國藩、郭嵩燾朝夕相處，還結識了著名的理學大師唐鑒和倭仁，理學名士何桂珍、吳廷棟等。他自認為立身祈向、詩文字法方面得益于曾國藩的影響；刻己勵行，則得益于唐鑒、倭仁及吳廷棟諸先生的啟迪；朋友中則以陳源兗、江忠源、郭嵩燾、郭崑燾尤為深交。而他又深感自己生性頑鈍，人生毫無成就，以一介布衣終老，因此“清夜追思，愧負良友”。字里行間他對故舊只有感恩，沒有抱怨，但也無可避免地流露出些許自卑心理。這是因為當年的師友中，唐鑒、倭仁、吳廷棟、曾國藩和何桂珍等都名重一時，倭仁、吳廷棟與李棠階還有晚清“海內三賢”之譽，他們既在政壇上有重要影響，還在學術上有諸多建樹。他之所以去南京協商送吳廷棟回老家，也是出于感念當年一份舊情。而相較之下，他自己顯得“碌碌無為”，沒有把一個解元的應有價值充分發揮出來，宦業、理學等方面更是有著巨大的差距。深究起來，咸豐十年那場與曾國藩并不算嚴重的爭執可能極大改變了馮卓懷的人生軌跡。

當然，諸友并沒有對馮卓懷另眼相看。郭嵩燾在長沙與他過從甚密，郭崑燾、曹光漢兩位曾國藩的心腹與他結為兒女親家。他也不至于真是一事無成，除了4年仕宦生涯以清廉、公正贏得聲名，他還主修了《萬縣志》，編撰了故友江忠源的遺集。在籍以課徒為業，畢竟他有作為解元的優勢。然后以其聲望主持族務，修譜建祠均比較積極，不吝資助經費。此外就是于岐黃、堪輿之術有較高造詣，故曾國藩、涂宗瀛、郭嵩燾等人均將覓地之事與之相托。

馮卓懷的家傳，則是由忘年之交王闿運所撰。他對馮卓懷的仕宦經歷不惜筆墨地加以贊譽，對在祁門發生的事則施以春秋筆法來回避。

能說真話的唯有歐陽兆熊，作為長期在曾國藩身邊的密友，他不僅道出了兩人當年沖突之事，還對馮卓懷做了概括性評價：“為人古執，不通世情，好面折人過?！币馑际?，他就是情商偏低的一個人，早年的經歷使得他的自尊心過于強烈。

由于有馮卓懷的前車之鑒，歐陽兆熊跟曾國藩約定只閑住營中，不受差遣。曾國藩先后給他安排了四項事務，果然都沒有接受，這樣一來也就避免了沖突或者分歧發生，從而保全了兩人的友誼。歐陽兆熊把馮卓懷其人其事寫入了自己的《水窗春囈》一書，馮氏的逸聞也因之被多本晚清筆記小說所援引，名曰“有節之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