絢爛與平常

王冰冰

內容提要：就內容而言，葉兆言的長篇《刻骨銘心》與他此前的很多小說相比并無太大的不同：都是寫的1949年前的南京舊事，仍舊是在描摹遺老遺少和脂粉秦淮，仍舊是借家國歷史來寫兒女風情。小說風格上與他此前的作品也似曾相識。綜觀葉兆言的小說，《刻骨銘心》應該是作者心思隱藏最深的一部。所謂真真假假、虛虛實實，這既是小說家的“狡猾”，也是他的聰明之處。這部小說不一定有多成功，但因其中隱藏了作者過多的新的野心和想法，既具癥候，亦可圈可點。

關鍵詞：葉兆言 《刻骨銘心》 南京

葉兆言立意要寫出一部迥異于此前的作品，他在《刻骨銘心》這部作品中表現出了某種新變中的延續性。作者沿著“世路人情”①旖旎而來，一路向下，貼地行走，切切實實走向了“市井風情”。這是就小說的主部而言。

主部之外，小說還有所謂的楔子（第一章）和尾聲。此乃這一小說最為與眾不同的地方。楔子部分寫的是當下，說的是作者“我”的故事;小說尾聲，除了在內容接應主部之外，還與楔子遙相呼應，提到了作者的另一部小說《沒有玻璃的花房》。三者之間，表面看來互不關聯，但其實是枝枝丫丫、纏繞勾連。

一

《刻骨銘心》的第一章，葉兆言在談到《刻骨銘心》這部小說的寫作時，不無纏繞地表達了自己的困惑：“不是不知道后面應該怎么寫，也不是對已完成的章節不滿意，而是突然覺得要寫的那些東西太熟悉。不僅是對要寫的那些人物太熟悉，對自己使用的敘述方法，文字風格，語感節奏，都毫無陌生之感。因此說到底，如果真有什么原因，讓人不愿意繼續寫下去，那就是不愿意輕車熟路，真正的寫作應該避免駕輕就熟，應該盡可能地選擇一條自己沒走過的路?！保ā犊坦倾懶摹罚┖翢o疑問，這樣一種在小說中嵌入小說篇名，在小說中暴露或談論小說寫法的技巧，是一種元小說的手法。這種手法對熟悉中國當代文學發展的讀者而言，并不讓人陌生。它使我們想起了先鋒小說。但有一點可以肯定，葉兆言沿用元小說的技法，顯然無意于回歸先鋒。他是想告訴我們，這部小說雖然仍舊是沿用此前的熟悉的人物，熟悉的敘述方法，文字風格，甚至語感，但根子里卻是不一樣的。這種不一樣表現在，小說從一開始就明白無誤地展示給我們小說的虛構性本質來。

在此前的創作中，葉兆言雖不時嵌入元小說的手法，比如說《采紅菱》，其目的并不是凸顯小說故事的虛構性，就像馬原的《虛構》那樣。而是相反，其意在制造一種似真效果。小說的主人公林林雖然是一個虛構的人物，并不等同于作家葉兆言，但因其中提到了現實中的實有人物，如黃子平、李陀和吳亮，以及作者所寫的一部小說（《五月的黃昏》），所謂亦真亦假亦實亦虛，真實與虛構的人物、故事混同一起，讓人有撲朔迷離之感，彼此難以分辨。這樣一種撲朔迷離的做法，在《刻骨銘心》的主部中仍有呈現。小說中有真實的歷史事件，比如“首都計劃”和新生活運動等，歷史事件中活躍有真實的歷史人物，如蔣介石、宋美齡、孫傳芳，以及“首都計劃”國民政府首都建設委員會國都設計技術專員林逸民、章太炎、徐悲鴻夫人蔣碧微等。這些歷史事件和歷史人物構成了小說中的真實背景，和次要人物或背景人物，至于這背景中處于前臺的人，也就是這小說中的主人公，如秀蘭、希儼、彭紹、碧如、麗君、俞鴻等，卻是作者虛構。比如說首都警察廳廳長馮煥庭。小說里說馮煥庭自國民黨南京建國后一直任南京“首都警察廳”廳長一職，直至1938年南京城破后被日本槍殺。事實并不如此。這樣一種在真實的歷史事件中加入虛構的“虛實相間法”，與作者之前的《一九三七年的愛情》等并無本質的不同?！犊坦倾懶摹返牟煌幵谟?，小說通過在主部之外，另設一元小說式的楔子和互文式的尾聲，意在提醒我們此一小說不同于作者前此創作所慣用的“伎倆”。也就是說，作者無意于讓我們迷惑，他親手把自己刻意營造的似真效果打破，以此還原其敘事上的虛構性。

這種虛構性在小說的結尾是以一種互文性的方式自我暴露出來的。作者在《刻骨銘心》的結尾部分這樣說道：“我的長篇小說《沒有玻璃的花房》，曾寫到一個叫李道始的人，他是戲劇學校副校長，也就是俞鴻夫婦所在的學校領導?！薄稕]有玻璃的花房》是作者此前寫的一篇虛構性小說，它以互文性的形式出現在這一小說結尾，意在以《沒有玻璃的花房》的虛構性逆向推導出《刻骨銘心》的虛構性：除了歷史上實有的歷史人物，小說中的主人公們都是作者虛構出來的形象，他們的故事自然也就是虛構的產物了?；蛘哌€可以這樣理解：有些時候，分辨真假其實是無關緊要的，緊要的是應明白，在這樣的時代，這樣的繁華盛世與亂世糜常的交替背景下，我們作為個體如何處身立足，又能如何安放自己？這樣來看，不難發現，所謂歷史或虛構，都只是一種中介，作者所真正關心的，是這歷史星空下的不可磨滅的一個個新活鮮亮的生命和他們的同樣生動具體的“世俗生活”（葉兆言：《閑話南京》）。

二

還是回到小說的主部。小說主部講述的是1926年至1949年間的南京城中發生于秀蘭、希儼、彭紹、碧如、麗君等青年男女之間的多角情感故事。這23年，應該是南京城變化最大的時間段，先后有軍閥混戰，國民革命軍北伐，南京建都，國共破裂，然后被日本人攻破，汪偽政權建立，國民黨還都，而后是解放軍進城。正所謂“城頭變幻大王旗”，“反正是你方唱罷我登場，都是說自己對，都說別人不好”（《刻骨銘心》）。在這之前，有太平天國定都和曾國藩攻破南京，有辛亥革命的爆發和革命黨與非革命黨之間剪不斷理還亂的斗爭，但對于生活在南京城里的人來說，“世俗生活”本身卻是最為重要也最為切切實實，歲月的滄桑和變遷，磨滅減損不了他們生活的熱情和篤定。南京老百姓雖然在政治上懵懵懂懂，比如說王大可，比如說俞鴻，但他們活出了一個個鮮活的別樣人生。他們敢愛敢恨，或許，這也正是葉兆言一直以來所念念不忘于南京的地方。南京可以不再成為帝都，可以成為大上海的陪襯（《馳向黑夜的女人》），但南京人對生活的熱情卻是始終如一的，他們愛看熱鬧，但更愛生活。對于那南京秦淮河邊的小吃，不論是有身份的人，還是販夫走卒，都愿意那么一邊站著，一邊津津有味地吃著。這就是南京，這就是南京人！

這可能就是葉兆言為什么念念不忘民國時期的南京的原因之所在。大歷史縱然可以改變個人的命運，但改變不了個人面對生活的態度?；蛘叻催^來說，任是天翻地覆，炮火紛飛，越能顯示南京人的豁達。因為他們知道，這就是南京的命運，他們既然無力改變歷史或現實，那就只能坦然地面對或者主動的承受。如是，許能活出另一番滋味。在這部小說中，葉兆言有意把南京百姓置于南京動蕩不安且繁華衰敗的近現代歷史的背景下理解和表現，結果，讓我們看到了南京人的不為人知的另一種面目和姿態。這一面目，就是日常生活的傳統慣性。小說中有一個細節，葉兆言在《閑話南京》這一散文中亦有提到。說是國民黨定都南京后提倡新生活運動，廢除舊歷，不準過春節。結果某一天，街上店鋪以各種理由打烊歇業，諸如“修理鍋爐，休業三天”等等，警察前去盤問，遭到店主怒不可遏的反詰，說是我自己開的店，想盤點就盤點，關你屁事？正所謂“千年形成的頑固傳統，不是一紙紅頭文件立刻能取消，春節不讓明目張膽過，便悄悄過，關起門來過”②。

雖然，在歷史的巨手的撥弄下，個人的命運不可避免地隨之發生變動。其中有些人，則可能自覺投入其中，成為弄潮兒。但這樣的人，他們的生命必定會也會和歷史大潮一樣，隨潮起落，紅時繁花似錦，沒落時無人問津，比如麗君。只有那些內心保持寧靜的人，比如說希儼、王大可。他們雖然不是一個階層的人（一個是知識分子，一個是普通警察），但他們本質上是一類人。他們始終與潮流保持冷靜的距離，雖也不免在時代的大潮中受益，但他們是憑借著他們自己的技藝或技能，他們與那些投身時代大潮中的弄潮兒是截然不同的。因而他們的生活也最是安穩、通達?？梢詳喽?，葉兆言在這部作品中想寫出的正是這種通達，其某種程度上也就是所謂的日常生活的世俗性。

王德威曾把葉兆言的小說分為幾類，一類是以《夜泊秦淮》為代表的“糅合了民國言情小說的（這）兩類傳統”“挪為己用”表現才子佳人的“人情小說”，一類是以“中低社會為背景”的“市井故事”③?！犊坦倾懶摹穭t是在“人情”“市井”之外，另外加上現代一脈，三者的結合構成了這一小說主部的內核?？梢哉f，恰恰是這一現代性內涵或背景，才真正塑造著南京人的性格特征。離開了這一背景，便不可能有真正深刻的理解。比如說麗君，熱情、活潑，她為愛情投身革命，革命于她更多是一種浪漫，“對于年輕人來說，再也沒有什么比革命更刺激，再也沒有什么比想象中的暴力更誘惑人”（《刻骨銘心》），但她的信仰或者說骨子里卻更愛生活。因而她其實又是一個講求實際而實利的人，她的性格里有一種“刻骨”的世俗性，愛慕虛榮，浮華夸飾。這樣一種世俗性，恰恰是現代性邏輯孕育出來的結果。小說中還有另一類南京人的典型，即秀蘭。雖然他的“戲份”并不是太多，但小說主部以秀蘭為開場人物，以她作視角，為小說奠定了一種基調或情境。對于南京的百姓而言，他們不在乎，也看不懂這你方唱罷我登場的亂局，這既是南京人的愚鈍甚或遲鈍，也是南京人的聰明之處。他們能享受南京作為都城的繁華與興盛，也能忍受帝都北移后的落寞與蒼涼。

秀蘭的經歷，某種程度上構成了世俗南京的對等象征物。對于秀蘭而言，成也南京，敗也南京。是南京定都，使得她陰差陽錯地成為了電影明星，耀極一時;同樣，也是南京城破日本人之手，使得她從電影明星頃刻間淪落為一介平民。秀蘭的故事，很容易使我們想起王安憶《長恨歌》里的王琦瑤。她們的經歷何其相似，都是平民出身，都因偶然的機會而大紅大紫，后因時代驟變而衰敗。但王琦瑤卻因這繁華蠱惑，再也不可能回到平常的過去，她被上海的繁華舊夢塑造著，推動著，和支撐著，沉湎其中，而全然不顧時光荏苒、時代變遷，即使是在新中國成立后的“革命時代”，仍躲在自己的閣樓里自顧自地孤傲著。秀蘭則相反。她既然沒有在繁華里迷失，同樣也不會因落寞而傷感。她本就是平民出身，所保有的始終是一顆略顯平和的平常心，這樣一種心態下，最終嫁給了王大可，過起了貧賤夫妻百事哀的平靜生活。

秀蘭和王琦瑤的不同，顯示出來的既是葉兆言和王安憶的不同，也是葉兆言的努力的方向。他并沒有沉浸在有關南京的懷舊當中，他十分清楚，南京的懷舊，與上海有著本質上的不同。上海的繁榮有其自身的肌理，雖也一度被打斷，但作為一種傳統和底色，始終支撐并塑造著上海人的性格。南京則不同。南京的繁華其來也快，其去也忽。南京數十年的變化之大何巨，近現代以來極具癥候色彩。如此激變的語境下，個人的生命如何安放才是他現在關心的事情。是投身革命的洪流，釋放政治的熱情，還是生活在一己的世界，淡看云起云落？對于南京走馬燈式的變動，很少有人能看清其內在的肌理，他們看不懂，又如何能在其中保全自身？他們做不到獨善其身，又該如何抽身進退？葉兆言通過對秀蘭和麗君為代表的兩類主人公命運變遷的描摹表達了他對以上問題的思考甚至困惑。是像麗君、何為一樣的投機式地活著，還是像秀蘭與王大可一樣寵辱不驚？

小說中，何為雖然出場較晚，著墨不多，但他仍是一個重要的角色。其重要性表現在他是作為麗君這一形象的補充出現的。麗君和何為本質上是同樣的人，所以在馮煥庭死后不久，他們才會茍合一起。作為投機分子，何為懂得“識時務者為俊杰”之理，他既為國民黨做事，又投靠日本人，甚至暗中聯絡共產黨，一度做起了三面間諜。這樣一個人，其雖一度風光無限，但注定不得善終。因為顯然，投機式的人生，雖也頗為契合現代性的善變邏輯，但現代性亦有其內在一貫的理路。他們沾沾自喜于自己識時務中的機巧，殊不知也正是這多變的墻頭草性格塑造著自己的命運乃至最終葬送自己，永劫不復。

同樣，像王大可，在小說中雖是次要人物，但因其警察身份和獨特命運，仍是作者所刻意經營與著意表現的對象。較之于古代封建社會的捕快或衙役，現代警察首先是一種職業，其次才是意識形態國家機器的組成部分，其所表現出的現代國家日常安全管理者的角色，與軍隊的戰爭功能明顯不同。這樣一種身份決定了警察角色的尷尬處境。警察沒有自己的立場，他們只能以政府的立場為自己的立場。但問題是，如果政府變更頻仍，比如說1926年至1949年的南京，警察的立場就會出現前后不同甚至截然對立。這就是王大可的困惑。北洋軍閥統治時，他要抓革命黨;革命黨控制了南京時，他要抓北洋軍閥;國民黨建立政權后，他又要抓共產黨;而當日偽政權統治時，他又要抓抗日分子（包括蔣介石一派國民黨和共產黨），反反復復。雖然說每個政權都需要警察，他不會因政局的變動而沒口飯吃，但警察的立場不明，亦決定了變動頻仍的政局下他的人生只能是一種原地踏步甚至代有遞降。好在他有一顆平常心，什么事都不太過于較真，既不因得勢而忘形，也不因失勢而頹唐。在這一點上，他和秀蘭一樣?！八麄儽緛砭统錾诘讓?，也曾各自風光過，對眼下這樣的平靜日子，有了老婆有了兒子，倒也還能欣然接受?！保ā犊坦倾懶摹罚撜f，他們代表的是南京大多數老百姓的心態。

三

南京城破日本人是葉兆言喜歡表現的歷史事件，但在這部小說中，作者有了稍稍不同的思考。就情感敘事論，《一九三七年的愛情》直可以看成是《刻骨銘心》的前身。都是在大時代的背景下，歷史巨變的關口（南京城破），以此表現青年男女或癡男怨女之間的感情的錯動及其命運沉浮?！犊坦倾懶摹肪劢剐闾m、希儼、彭紹、碧如、麗君、馮煥庭、俞鴻等眾多主人公之間的錯綜復雜的感情糾葛，較之以往的兩角或三角感情模式，是一個突破。小說寫出了數個男女之間的情感脈動，雖彼此糾纏，但讀來并不讓人費勁或感失衡。如此錯綜復雜的關系而又敘述得有條不紊，當今中國，恐怕很少有人能出葉兆言之右。

盡管如此，情感故事并不是《刻骨銘心》的聚焦和著力點，它們只是中介。小說中，作者沒有把愛情放在城傾的背景下放大以完成其象征化（像《一九三七年的愛情》），他所表現的是城傾之際個人所做的選擇，以及因此而帶來的命運的突變。城傾之際，留在南京的，不一定都會遭到滅頂之災;離開南京的，也未必就安全無恙?？ɡ鄣恼煞蛉瘅肴掏锤類郦氉猿返街貞c，卻被日本轟炸機意外炸死。而至于留在南京的警察廳長馮煥庭的死，并不是因為戰死沙場或被屠殺，他的死純屬偶然。他如果躲在自家的閣樓，不主動現身，就不會被發現，也就可能逃過一劫。作者這樣寫只是想表現命運的無常與無奈。大歷史的存在雖然能帶來個人的命運的突變，但這種影響卻可以是偶然的、意外的。而不像《一九三七年的愛情》中的男女主人公，他們投身戰場，其結局就只能是城破而命殞南京。命運既如此無常，人的一生如何度過？大歷史的變動下，什么才是永恒的或者說溫暖的存在？從這個層面看，偶然和必然，現代或傳統，都只是葉兆言面對大歷史的變動所進行的思考的角度和方式方法。

這就有必要回到小說第一章中提到的游娜的故事。必然和現代，某種程度就是一個個“故事”，有情節，有轉折，有高潮，也有落幕。但對于生活本身而言，卻是由一個個偶然或意外所構成的。充斥其中的只能是慣性、平常心，或者平平淡淡，看不到這點，便可能被生活本身所欺騙，或被錯覺、偏見和想象所包圍，只能做一個“匆匆過客”。小說作者“我”之所以對游娜和哈薩克斯坦感興趣，是因為這里有很多“故事”和謎一樣神秘的東西等著“我”去挖掘、去想象。但這樣做的結果是，“我”只是被他們的“故事”所吸引，并不是真正的讀懂了他們。要想不做“匆匆過客”，我們就必須回歸或深入生活的肌理，深入到日常生活的偶然與慣性之中，只能這樣，我們才能叫是讀懂了歷史，或者說讀懂了我們自己的人生?？梢?，這一小說雖然叫“刻骨銘心”，雖然立意于故事的發掘和表現，但它其實是“反故事”的。生活中的奇聞無處不在，歷史中事件俯拾皆是。但它們并非事實的全部或本質。生活的本質是世俗，因而需要有平常心。生活本身往往會沿著“故事”的軌道岔開來去。比如說彭紹的加入共產黨，比如說卡拉蜜的丈夫瑞麟和馮煥庭的死亡，比如說錦繡被何為強奸;這些都是帶有偶然性質的“事件”，它們構不成前后連貫、事出有因或必然發生的“故事”。對于生活而言，永恒的只能是一個個偶然的和充滿慣性的“事件”。從這個角度看，《刻骨銘心》其實是一個?？率降奈谋?。它寫出了宏大敘事下的連續或不連續性的“故事”與“事件”的變奏。所謂虛虛實實，真真假假，葉兆言在表面延續了此前的小說路數而來的同時，不經意間岔開來去。他在這篇小說中夾帶了過多的想法、思考，甚至野心。至于它們能否與小說的敘事之間契合完滿，葉兆言是不會顧及，也來不及顧及的。因為，對于一個始終對探索念茲在茲的作家而言，重要的是過程，他們一直都在路上。

注釋：

①③參見王德威《艷歌行》，王德威：《當代小說二十家》，北京三聯書店2006年版，第200頁，第203—205頁。

②葉兆言：《閑話南京》，《動物的意志》，重慶出版社2013年版，第121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