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馬克思實踐理性思想的來源、演變與發展

摘 要：實踐問題一直是馬克思主義哲學中的重要關注點，但在馬克思之前的哲學主要基于唯心主義或舊唯物主義來理解“實踐”，這也使得建立在此基礎上的理性因此停留在抽象的、絕對的層面。馬克思雖然創立了科學的實踐觀，但是沒有對實踐理性這一概念進行明確的說明和規定，這使得當前對實踐理性的理解和運用存在一定誤區，因而有必要對馬克思實踐理性思想的來源、演變與發展進行梳理，以便更好地研究和探索馬克思實踐理性思想的豐富內涵。

關鍵詞：馬克思;實踐;理性;實踐理性

中圖分類號：A81? ?文獻標志碼：A? ?文章編號：1002-2589（2021）10-0022-03

“實踐性”是馬克思實踐理性思想區別于西方其他實踐哲學的一個獨特品質。從亞里士多德的實踐智慧、近代哲學的啟蒙理性、康德的兩大理性到馬克思實踐理性，實現了理性的偉大變革。

一、亞里士多德的實踐范疇與實踐智慧

亞里士多德是西方哲學史上第一次明確提出實踐知識的哲學家。他將知識劃分為理論的、實踐的和創制的三大類。其中，理論知識包括物理學、數學、神學等;實踐知識專指對那種目的內在于活動本身的人類實踐活動（政治、倫理活動等）進行反思而獲得的知識，區別于生產行為或制作活動的技術之知，它是一種倫理之知、政治之知;創制知識包括詩學、修辭學及各種制造產品的知識。理論知識和實踐知識的分屬分別指向的是physis（自然）和nomos（禮法、約定），前者具有優先性，以自然的生長為目的，屬于“人求真的問題”，而且理論本身就是一種高級實踐;后者以人自身的善為目的，屬于“人求善的問題”。

在亞里士多德之前，蘇格拉底和柏拉圖的政治理論中宇宙自然領域與城邦政治領域是聯結在一起的，同屬于一個世界，因而在他們那里也就沒有理性的分化和多樣化的活動方式，因而無法彌合理性哲學與現實城邦之間的鴻溝。而在亞里士多德那里，不同的知識分屬不同的世界，實際上隱含著不同的理性與多樣化的人類活動方式，這也就構成了亞里士多德理性思想的存在前提。理性依據思辨對象的不同分為理論理性和實踐理性——理論理性觀照的對象具有永恒不變的特質，實踐理性則面對的是始終處于不斷變化中的事務。理論理性與宇宙自然領域的理論知識相對應，實踐理性與城邦政治領域的實踐知識（實踐智慧）相對應。前者主要包括“科學、技術、智慧、理智”等品質;后者則主要體現在明智之中，明智注重從自身的善出發，善于反思和判斷，并做出恰當的選擇。

由此，亞里士多德創設的實踐理性“首次實現了理性的自覺分化”，實現了古希臘時期理性觀的巨大飛躍，使哲學和哲學家觀照的對象不再僅停留在理念世界，將政治學視為最高的實踐之學，在一定程度上彌合了蘇格拉底、柏拉圖理想的政治哲學理論永恒性、普遍性和現實城邦政治的變動性、特殊性之間的“斷裂”問題，對西方政治文明的發展具有深遠的意義。然而，亞里士多德的實踐理性觀也有其自身的局限性：首先，在實踐概念上，作為生產性、制作性的創制活動沒有被納入實踐范疇，因而“實踐”是不完整的。其次，在實踐知識這個問題上，實踐之知從何而來？亞里士多德認為是通過理性反思而來，實質上還是屬于理念的范疇。顯然，亞里士多德的實踐理性觀仍無法擺脫唯心主義的窠臼。再次，在實踐理性上，盡管亞里士多德也強調理性的實踐性，但是亞里士多德只將其限制于在政治、倫理等實踐事務中運用，因此，還只是倫理意義上的實踐理性。最后，亞里士多德強調自然或本性，國家天然地優先于家庭或個人，奴隸的存在也就具有了天然的合法性。因此，這種基于城邦政治的實踐理性也就使得個人的自由全面發展成為一種奢望，所謂的個人現實自由充其量也就停留在思想、精神、道德領域。

二、近代哲學的啟蒙理性與主體的物化

隨著近代哲學的興起，人的主體性以及理性逐漸取代上帝以及對上帝的盲目信仰。在這一背景下，實踐理性獲得了“復興”。17—18世紀近代西方啟蒙時代，啟蒙運動的興起高揚“理性”，喚醒了人的“主體意識”，人們紛紛對基督教神學權威和傳統教條產生懷疑并發出挑戰。此時的理性更多強調的是科學和技術的“祛魅化”力量，科學理性的凸顯將“上帝”從外界權威中驅逐出去，并當仁不讓占據了其席位，把人“置于主人的位置上”，蘊含著深刻的道德內涵。如果說傳統理性是圍繞著“神”為中心展開的，那么啟蒙理性的中心是人。啟蒙理性使人們從信仰主義的蒙昧中解放出來，“……理性女神受到人們的敬畏和膜拜……它直接地坐上了圣母瑪利亞的祭壇寶座……人們向她舉行必要的儀式”^[1]49。

在認識論上，盡管啟蒙理性將人從神學的束縛中解放出來，使人的主體性得以張揚，但是，這一“主體”只是認識論上的主體，而不是現實生活中的具有完整和豐富內容的主體^[2]34，這種主體性無疑是“虛假的主體性”。然而，人類仍在不斷放大這種“認識論主體”。在此理性的指導下，人類堅信運用科學方法才能獲得確定性知識，并且“知識就是力量”的觀念深入人心，人的原則逐步取代神的原則，開始為自然祛魅，人類從“自然控制”的理念向“控制自然”的理念轉化?？梢哉f，“啟蒙的綱領要喚醒世界”，而要喚醒世界“就得根除泛靈論……所有神話中的魑魅魍魎都被理性化為存在本質的純粹形式……最終甚至奧林匹斯山上的神靈家族都被哲學意義上的邏各斯所浸淫”^[3]1-3，“從前所處的是一個富有喜樂、愛、美……世界，現在這個世界……是一個量的世界，一個服從機械規律性、可用數學計算的世界”^[4]249?？梢?，“18世紀的啟蒙哲學把理性更多地看作實用理性和工具理性”^[5]。由此出發，近代以來，人們崇尚理性的力量，對科學技術的無限依賴和崇拜，人被物化、機械化，對自然界的開發、索取和改造成為人類處理自身與自然關系的準則，這些都深刻地影響了后世的人們在處理人與自然、人與自身關系上的認識定位和思維方式。此外，這種理性具有普遍意義和絕對意義，即科學理性知識對于任何人都是有效的，并且它是超時空，永恒正確的。顯然，這種超歷史、超時空的具有普遍意義的理性是不可能存在的。

三、康德的實踐理性和理論理性

為解決啟蒙理性的危機，康德建構了主體性形而上學，為理性劃界，承認人類理性能力的界限，區分了知性與理性^[5]。因而，在康德哲學中，實踐理性不僅獲得了相對獨立的地位，而且取得了相對于理論理性的優先性^[6]。

康德首先明確提出將理性區分為實踐理性和理論理性。理論理性屬于科學認知理性的認識論領域;實踐理性則屬于道德倫理的本體論領域。在認識論上，近代機械唯物主義以靜止的、機械的觀點認識自然界和人類社會，否認人在認識過程中的積極性和能動性，最終無法真正認識世界和改造世界?？档聦⑦@種自然主義的認識論轉變為主體建構論，實現了西方哲學史上的“哥白尼革命”，作為認知主體的人在科學認識領域上不再是單純受動的、機械主義的“照相式”活動，而是積極能動的建構式活動。然而，受主體能動性的限制，科學認知理性最終只能停留在現象界，物自體（自在之物）不可知，因而無法實現人的真正的自由。

在康德看來，主體的自由是由實踐理性來確保的，實踐理性關乎人之為人，并指向人的最后歸屬的問題?！爸劣诶硇缘膶嵺`應用……理性處理意志的決定根據，而意志或者是產生與表象相符合的對象的一種能力，或者竟然就是決定自身而導致這些對象的能力?！?sup>[7]15顯然，此處的理性的實踐運用指涉的就是實踐理性，它是“道德形而上學原理”，即絕對命令。質言之，實踐理性具有普遍的必然性，這意味著無論在什么情境下都“應當如此”，不受現實的限制。也正因為如此，它能夠為人的現實活動提供一種行動指南和本質規定，能夠指引人們的實踐行為逐漸走向完善，并最終在形而上學領域實現“至善”之目的。問題在于，這種實踐理性（道德律令）又何以能夠被主體所自覺遵守呢？事實上，在康德的理論語境中，如果說理論理性實質是“人的（知性）為自然界立法”，那么實踐理性實質則是“人的（理性）為自身立法”，即這種道德律令是理性自身的命令，它是主體的自律，而非外界強加的他律。也正因為這種自律，才實現了主體的真正自由。簡言之，“康德語境中的‘自由并不是受意志的自然傾向所左右的，而是以先驗的道德法則為基礎……只有奠基于先驗的道德法則的行為才真正是‘道德地實踐的”^[8]75。

需要指出的是，康德堅持以“上帝存在、意志自由、靈魂不滅”理念為最高本體和理念前提，實際是建構在唯心主義這一基石之上的，同時“道德地實踐的”活動也更多地被局限在狹隘的宗教和道德方面。對于實踐理性，如果說亞里士多德的實踐理性立足于經驗生活的幸福論，指向的是人們在不同的境況下如何理智選擇的問題，那么康德的實踐理性則立足于先驗的道德論，它指向的不是在具體境遇中如何應用理性的問題，而是超越具體境遇服從理性立法，遵循理性的絕對命令的問題。其本質上是一種普遍而超驗的理性。在康德那里，現象領域與物自體領域之間始終存在一個不可逾越的鴻溝，從而兩種不同的實踐活動也被割裂。馬克思反對康德將兩者完全割裂開來，指出：“全部社會生活在本質上是實踐的?！?sup>[9]501在此基礎上，馬克思進一步實現了實踐理性的飛躍與發展。

四、馬克思實踐理性的演變與發展

不管是亞里士多德的實踐理性觀還是康德的實踐理性觀，都深刻地影響馬克思實踐理性思想的形成與走向。馬克思實踐理性是對西方實踐哲學中實踐理性理論的豐富和發展，它的形成不是一蹴而就的，也是經歷了一個歷史演變過程。

與亞里士多德提出的實踐屬于道德范疇以及康德對實踐理性批判的目的是為了達到“至善”的道德目標的觀點不同^[10]，馬克思實踐理性是建立在物質生產活動基礎之上并以實現人的全面發展為目的的具體的理性。作為一種全新的哲學范式，它走出抽象理性與實踐非理性的泥淖，實現“理性是實踐的理性”與“實踐是理性的實踐”兩者的有機統一。馬克思在理性觀上經歷了從“理想主義理性觀——黑格爾式的絕對理性觀——人本主義理性觀——實踐的理性觀”的變化過程。

“馬克思青少年就立下的道德理想主義……和康德的實踐理性……是相當契合的?！ㄟ@是與）馬克思早年生活在由包括康德實踐理性思想在內的理性主義政治學、倫理學形成的道德理性主義社會思想氛圍（分不開的）?！?sup>[2]71然而，馬克思很快就意識到自己這種理想主義與康德的實踐理性在現實的社會生活面前，都顯得空洞無力。事實上，康德的“實踐理性”并不是以“實踐”規定理性，而是相反，是以理性規定實踐，“實踐”這個詞只是用于表明“理性”之適用的道德領域。但馬克思并不是就此全盤否認了康德的實踐哲學。相反，康德在高揚人的主體性和能動性方面對馬克思產生了重大的影響?！皬那暗囊磺形ㄎ镏髁x——包括費爾巴哈的唯物主義——的主要缺點是：對對象、現實、感性，只是從客體的或者直觀的形式去理解，而不是把它們當作人的感性活動，當作實踐去理解，不是從主體方面去理解。因此……和唯物主義相反，唯心主義卻把能動的方面發展了，但只是抽象地發展了，因為唯心主義當然是不知道現實的、感性的活動本身的?！?sup>[9]503實際上，在這一論述中，蘊含著兩層意思，可將其視為馬克思較為中肯地指出康德哲學的局限性與其積極意義：第一，肯定了康德哲學革命的積極意義。盡管在這段論述當中沒有直接提及康德，但是從主體出發，充分肯定人的主觀能動性，而非從對象出發，直觀地理解人的認識活動，正是康德“哥白尼革命”所取得的重大成果。第二，指出了康德哲學革命的局限性。盡管康德高揚主體性和能動性，但他“忽略了感性實踐活動在整個人類認識中的基礎性作用……只停留在對‘心是一切認識活動的基礎這一結論的強調上”^[8]157。顯然，“康德的認識論本質上是靜態的、直觀的認識論，蘊含著主觀主義和神秘主義的傾向”^[8]157。

之后，馬克思的理想主義破滅了，他從康德哲學轉向了黑格爾哲學尋求思想資源。較之康德哲學，黑格爾哲學更具有一些現實主義色彩。此外，在康德那里，“現象界”與“物自體”是分離的，對于主體而言，“物自體”不可知。黑格爾的“絕對精神”將斯賓諾莎的實體因素與費希特的自我意識二者結合起來，認為“實體即主體”，實現思維與存在的統一，因而也就彌合了康德“物自體”與“主體”兩極之間不可逾越的鴻溝。最為關鍵的是，黑格爾的絕對精神視角提供了偉大的辯證法，對“應然和實然、形式與內容之間關系做出的辯證理解更符合馬克思對‘實然之是的要求”^[11]94。然而，當馬克思戴著黑格爾式絕對精神的眼鏡去觀察現實社會時，他遭到了現實的詰難，原來現實的國家和法并不是遵循黑格爾所謂的絕對理性觀行事。馬克思意識到絕對理性的國家觀并不能解決現實國家與市民社會的矛盾，反而讓社會矛盾進一步激化，馬克思開始重新思考原本堅信的絕對理性觀。

物質利益難題、市民社會與國家關系問題等困惑讓馬克思的研究隨之轉向市民社會，這種轉向使得馬克思接受了費爾巴哈的唯物主義立場。在“思維—存在”關系上，黑格爾認為思維決定存在。費爾巴哈的唯物主義將黑格爾顛倒的“思維—存在”關系再倒轉過來。這對于受物質利益難題困擾的馬克思有著重大的啟發，也證實了馬克思的觀點是物質利益決定國家法律，而非相反。但馬克思并不是全盤接受費爾巴哈的思想，馬克思在走向費爾巴哈一般唯物主義的同時也開創了新唯物主義，超越了費爾巴哈。費爾巴哈只是將黑格爾的絕對精神還原為自然，而此時的自然成為真正的實體是感性直觀的“存在”，并且被賦予了決定性力量。最為關鍵的是，費爾巴哈所重視的另一個實體——人，他將其視為首要的“感性對象”，在“人的存在”之中，“肉體存在”最為根本，人的本質是“理性、意志、愛”。由此，在理性和理性認識上，費爾巴哈同樣是片面的、抽象的。誠如馬克思指出，費爾巴哈“強調自然太多而強調政治太少”。如果說，前人的理性觀是唯心主義的抽象，那么費爾巴哈則是自然主義的抽象，本質上仍是一種抽象的理性觀。

費爾巴哈的人本主義理性觀是馬克思離開黑格爾絕對理性，通達馬克思實踐理性的橋梁。盡管費爾巴哈人本主義理性觀強調理性是“感性的人”“現實存在”的理性，這些對馬克思的實踐理性觀產生了重要影響，但這種“感性的人”歸根到底是“自然人”，“現實存在”停留在感性直觀，忽略人的主觀能動性，這種理性觀本質上仍是抽象的。在如何理解人的本質這個關鍵問題上，馬克思指出，“人的本質在其現實性上，它是一切社會關系的總和”^[9]501。并且，更為重要的是，馬克思從物質生產方式中去考察人的生存與發展。在理性和理性認識上，馬克思重視建立在現實的人和物質生活條件基礎之上的實踐的意義，批判費爾巴哈直觀的唯物主義“不是把感性理解為實踐活動的唯物主義”，而是停留在“‘市民社會中的單個人的直觀”^[9]506。

由此可見，在馬克思那里，理性是實踐的理性，更進一步來說，理性是實踐主體（現實生活中活動的人）的理性，是實踐主體在實踐活動中的理性。

參考文獻：

[1][美]法默爾.公共行政的語言[M].吳瓊，譯.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5.

[2]關鋒.實踐的理性和理性的實踐：馬克思實踐理性思想探析[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3][德]馬克斯·霍克海默，西奧多·阿道爾諾.啟蒙辯證法：哲學斷片[M].渠敬東，曹衛東，譯.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

[4][英]丹皮爾.科學史（上卷）[M].北京：商務印書館，1997.

[5]姜海波.理性的區分與傳統形而上學的沒落[J].杭州師范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9（2）.

[6]侯振武.實踐理性觀念的發生及其問題——從蘇格拉底到亞里士多德[J].南京師大學報（社會科學版），2013（1）.

[7][德]康德.實踐理性批判[M].北京：商務印書館，2007.

[8]俞吾金.從康德到馬克思：千年之交的哲學沉思[M].桂林：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04.

[9]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10]張永剛.西方理性主義對馬克思實踐理性的影響——基于亞里士多德與康德的理性觀[J].社會科學家，2013（5）.

[11]文翔.馬克思實踐哲學的源流及重構思路[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

（責任編輯：李 慧）

收稿日期：2021-06-01

基金項目：2019年國家社科基金教育學一般項目“全球化背景下國際政治生態演化對跨境教育政策影響研究”（BFA190065）;肇慶學院博士啟動基金項目（611/190108）;肇慶學院科研基金資助項目“公共權力異化的防治與政府治理能力現代化”（202044）階段性成果

作者簡介：周春曉，博士，講師，從事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及其當代價值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