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析崔與之詩歌思想及藝術特點

王穎瑩

【摘要】 崔與之，南宋后期名臣，同時又是頗有建樹的文學家。由于他一生致力于政務，與當時的文壇核心鮮有接觸，他的文學創作大多出于對國家未來的憂慮及個人情緒的抒發，不同于當時許多文學創作者的佯狂欺世，在當時的文學作品中獨樹一幟。他的詩歌創作思想，對現代社會人文發展仍然有著非常深刻的影響。因此，在本研究中，對崔與之的生活背景進行了剖析，并對其詩歌思想及藝術特點進行了探討，為更好地了解這位嶺南詩詞代表人物，及他詩詞中愛國、歸隱兩種截然不同的思想來源提供借鑒。

【關鍵詞】 崔與之;詩歌思想;藝術特點;嶺南宗儒

【中圖分類號】I207? ? ? ? ? ?【文獻標識碼】A? ? ? ? ? ?【文章編號】2096-8264（2021）41-0026-02

崔與之，字正子，一字正之，號菊坡，南宋時期我國嶺南地區由太學中進士第一人，曾守淮五載，衛護四蜀，“七辭參知政事，十三辭右丞相”，是南宋后期名臣。

同時他也是一位文學家，嶺南詩詞的代表人物，有“嶺南宗儒”“粵詞之祖”之稱。

在他的詩詞中，為生民立命，報效國家，是最為常見的主題[1]。如《送燮門丁帥赴召》中勸慰友朋為王室效力為國盡忠。

此外，他也會借助于詩詞宣泄內心情緒，表達豐富的情感，如《張進武善風鑒》中，調侃自己跟鷗鳥有約，希望卸下重任，去過無拘無束的生活等。

由于他長期身處官場，游離于當時的文壇之外，與當時的官僚上層和詩文創作核心人物鮮有交往，因此他的詩詞創作風格與當時的主流文風有很大差異，體現出鮮明的藝術個性。

南宋時期的士風官風主要表現為黨同伐異、爭權奪利，在文學創作方面虛張聲勢、大言欺世，而崔與之的文風質樸、務實、穩健、恢宏，洋溢著強烈的事功色彩，在當時文壇中獨樹一幟，具有獨特的藝術價值，因此值得對他的詩歌思想及藝術特點進行全面剖析。通過探析崔與之詩詞中表達出來的兩種截然不同的思想及藝術創作特點，了解南宋時期動蕩的社會形態及崔與之詩詞創作的特點及魅力。

一、崔與之身處的時代背景

南宋時期，政局動蕩，當時的有識之士強烈反對金兵入侵，并創作了大量弘揚愛國主義思想的文學作品。但由于當時的主要哲學流派是理學，并逐漸發展為官方正統文化的儒家文化，當時大多數文人、政府官員都屬于理學學派，而理學崇尚壟斷學術、排斥異己，進而壟斷政治。

因此，當時的文學創作者存在很多不切實務，過分張揚民族大義的行為，以獲取更多道義上的支持[2]。

當時的理學家們，利用國家等同于天下的概念，希望取得更多和戰之中的道義支持。但事實上，以南宋當時的實力，偏安一隅的局面是很難改變的，南渡之后士大夫階層形成的茍且心理和享樂風氣，也變本加厲，愈演愈烈。劉世安曾指出：承平之久，人皆偷安畏死辟事。

當時的文人大多在詩文里咀嚼家國覆滅之痛，慷慨悲歌，抒發恢復故國的愿望，但這些只是出于一時義憤。大多數時候，他們考慮的是自身榮辱和功名，并沒有付出全部的生命和力量，強國復國的宏愿。

當時社會的主流風氣，是黨同伐異、爭權奪利，所創作的愛國主義文學作品也大都表現為虛張聲勢、佯狂欺世的特點[3]。在這樣的時代背景下，作為政府官員的崔與之，能夠保持積極奮進的心態，創作出樸質、務實的作品，就顯得尤為可貴。

二、崔與之的詩歌思想及藝術特點

（一）慷慨悲壯的報國情懷

崔與之一生中創作了很多愛國篇章，其中最著名的是《水調歌頭·題劍閣》。這首詞，是他擔任入川衛邊重任時所作，后人常把這首詞與范仲淹的《漁家傲·塞下秋來風景異》相提并論，因為這兩首詞都是借助于壯闊悲涼的邊塞景象，表達詩人深切的愛國之情。范仲淹的詞，主要凸顯因為朝廷決策錯誤，邊疆將士不得不在被動戰事局面下，承受戰爭帶來的痛苦。

整首詞格調沉郁悲愴，在壯闊的邊塞背景中，融入了將士常年駐守邊疆，有家不能歸的無奈，以及即使在這樣艱苦的條件下，依然奮勇抗敵的豪情。而崔與之的詞中，更多的是表現自己對于南宋政府朝野上下紙醉金迷的憤懣，以及希望恢復國土的執著。崔與之的時代，淮河、秦嶺以北大片土地淪為金人領土，整個南宋王朝暮氣沉沉，早已被多年的戎和拖垮[4]。

“亂山極目無際，直北是長安”，眺望北國，憂憤難平，這是當時的愛國詩篇里常用的意向，但崔與之當時身處邊地，他寫下這樣的詩句，并不是出于一時的義憤，而是在親身感受國土喪失的恥辱。于是，他又寫道：人苦百年涂炭，鬼器三邊鋒鏑，天道久應還?！彼慷媚纤芜B年戰事失利，心中充滿了憤懣之情，表達了自己希望奪回故土的追求。

整首詞以慷慨激昂的報國熱情為基調，展現了壓抑已久，渴望爆發的亢奮心理。當時的金國，由于軍事實力強大，一直對南宋進行居高臨下地打壓，企圖摧毀南宋的反抗能力，使其徹底屈服。這種方式，激起了南宋人民強烈的仇視和反抗情緒。崔與之這首詞中傳達出來的慷慨情緒，正是南宋有良知的人們心底的呼聲。

南宋時期政府內部互相掣肘的體制形式，以及黨同伐異的政治環境，逐漸消磨掉文人們的政治理想和報國熱情，“中隱”思想稱為官場中的流行思想。受大環境的影響，崔與之偶爾也會流露出卸下重任，歸家安居的想法。但他很清楚，國將不國，何以為家？因此，他的詞中就出現了兩重主題，一是憂國憂民，二是志在丘壑，報國與懷鄉互相映襯，渲染了一種慷慨悲壯的崇高情懷。

（二）渴望鄉居的退隱思想

在崔與之的詩詞中，為生民立命、報效國家是重要主題。如在《答李侍郎嘉定庚長冬這官成都至城外驛侍郎亦》中寫道：胸藏經濟方，醫國收全功。經濟天下與人生價值，一直是歷代文人苦苦思索的問題，南宋以來，黨爭愈演愈烈，文人大多選擇隨波逐流，并把正氣無法舒張、個人窮通際會都歸之命運。

在這樣的大環境下，崔與之也難免受到影響，因此，在他的詩歌中，也時常流露出卸甲歸田，隨遇而安的想法。在《張進武善風鑒》中，他寫道：瘦插秋山聳兩肩，荒謬不值半文錢。孤山放鶴林和靖，風雪騎驢孟浩然。萬事轉頭渾是夢，一身安分總由天。煩君束起前途事，我欲滄江買釣船。在這首詩中，他表達了追求功業不過是一場荒謬的夢，回歸優游自得的鄉居生活，才是回歸生活的本質。這些思想的產生，主要是因為雖然他有強烈愿望，希望在官場中做出一番事業，但同時因為對朝廷的黑暗、時局的混亂、國勢的危殆有著深刻的了解，雖殫精竭慮，仍然無法有所作為，因此逐漸萌生退意，在仕途與歸鄉之間徘徊，數次推辭朝廷的任命。

讓他最終徹底放下復國執念，決定離開官場，回歸田園的，是五年蜀中之戰后，對朝廷的徹底失望。在《揚州官滿辭后土題玉立亭》中，他寫道：天上人間一樹花，五年於此駐高牙。不隨紅藥矜春色，為愛霜筠耐歲華。四塞風沈天籟寂，半庭月冷市塵賒。臨行更致平安祝，一炷清香十萬家。

在這首詩中，他將駐守邊塞的寂寥，半夜仰望星空的惆悵，表現得淋漓盡致。同時也表達了自己五年來，為蜀地付出全部心血，如今不得不離開的心痛，以及對蜀地百姓的祝福。寫這首詩時，崔與之經歷了五年的蜀中之戎，隨后被朝廷調任到別處。這段經歷讓他達到了自己的事業頂峰，但同時也讓他對南宋朝廷失望透頂。在這五年里，他為保一方百姓平安，殫精竭慮，花費了無數的心血，他的付出沒有白費，蜀地由亂而治，兵精糧足，境靖民安。但自己離開后，繼任者不僅把崔與之歷年積累的財富揮霍一空，還隨意更改防御措施，導致蜀地百姓重新落入水深火熱的境地。正是這樣的經歷，讓他心灰意冷，只能向大自然需求內心慰藉，“何處好尋幽隱地，長松流水白云間”。

三、結語

人們常說，“風格即人”。崔與之身處亂世，卻始終心懷救國救民之心，在人生前半場積極參與政治活動，希望通過自己的努力，保一方百姓平安。

因此，在他的愛國詩詞中，以直抒胸臆的手法，表露出了憂國憂民的真我情懷，感情深厚真摯，藝術表現形式質樸、穩健、恢宏、大氣。而在人生后半場，他看透了南宋朝廷的腐敗無能，也認識到自己的努力最終付之東流，因此寫下了一些淡泊名利，希望歸隱的詩句。在這些詩句中，他更多的是以一種委婉的手法，表露出一種無奈的心態，藝術表現仍然沿用了以往質樸的形式，同時融入了一些灑脫、自在的表達方式。前后兩種截然不同的詩詞主題和心態，讓崔與之的詩詞更加富有個性，同時塑造了一個更加立體的文人形象，這也是他矗立在中國古代詩苑中，一直被人敬仰的主要原因。

參考文獻：

[1]鄧秀麗，楊紅香，劉培.崔與之詩詞淺論[J].成都理工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4，（3）：102-105.

[2]趙楠.論崔與之詩詞接受心理中的“定向期待”[J].五邑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6，（1）：35-39.

[3]羅超華.“嶺南儒宗”崔與之蜀中詩論[J].重慶文理學院學報，2013，（4）：93-96.

[4]趙維紅，谷卿.粵詞研究的學術史回顧[J].學術研究，2013，（7）：148-15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