遼興宗時期赦宥微探

【摘要】 遼興宗在位二十五年，實行了八次大赦和數十次其他等級的赦、贖、減、釋等赦宥措施。其時出現頻繁的赦宥局面并不突兀，是遼代對中原儒家思想和佛教文化不斷吸收融合的結果。以遼興宗為代表的統治者在儒家思想和佛教文化的影響下通過不同級別、不同時段、不同地區的赦、贖、減、釋等赦宥措施來放寬刑罰，進而達到鞏固統治的目的。

【關鍵詞】 遼興宗;儒家思想;赦宥;錄囚;大赦

【中圖分類號】K23? ? ? ? ? 【文獻標識碼】A? ? ? ? ? ?【文章編號】2096-8264（2021）41-0052-03

“遼圣宗、遼興宗在位的七十余年間是契丹社會經濟發展的重要時期，這時對內完成了封建化改革;對外與宋簽訂了澶淵之盟?！盵1]這為遼興宗時期赦宥局面的出現提供了比較有利的大環境。本文試就遼興宗時期頻繁寬刑赦宥的思想來源，赦宥措施等方面進行探討。

一、遼興宗時期赦宥的思想來源

有遼一代自耶律阿保機建元后不斷吸收有利于加強自己統治的各項制度和思想文化。尤其是1004年澶淵之盟簽訂后，遼政權開始了大規模封建化的改革，其中法制建設方面也在不斷地受中原地區的影響。尤其是對中原儒家思想和佛教文化的吸收成為遼興宗時期的寬刑赦宥理念的主要思想來源。

（一）儒家思想

耶律阿保機在神冊三年 （ 918年） 就召開會議，討論遼代的“意識形態”政策。據《遼史·耶律倍傳》載：遼太祖為了彰顯自己統治的是天命所歸，詢問眾人自己應該祭祀什么神仙，大家都說應該尊崇佛教，阿保機以佛教不是中國的宗教否決了，只有當時的皇太子耶律倍認為應該尊崇孔子。阿保機大悅，后建孔廟，讓耶律倍“春秋釋奠”。[2]通過這次涉及“祀與戎”國之大事的討論，可以印證當時群臣只在儒、釋二教中選擇作為祭祀的對象說明中原地區的儒、釋二教對遼初的統治集團有很深的影響。雖然阿保機等人此時把孔子為代表的儒家視為與佛教一樣的宗教，但這成為以后歷代遼帝推行重儒政策的“祖宗之法”。

經過遼圣宗時期對中原儒家思想的大規模吸收和在法律制度方面對儒家思想的實踐，使得遼興宗深受儒家文化的熏陶。興宗即位后于重熙十五年（1046年）下詔：“古之治天下者，明禮義，正法度。我朝之興，世有明德，雖中外向化，然禮書未作，無以示后世?！焙蟆坝衷t譯諸書，韓家奴欲帝知古今成敗，譯《通歷》《貞觀政要》《五代史》?！盵3]通過上面遼興宗的兩道詔書可知興宗身體力行地提倡儒家思想中的仁、孝等理念，才出現了像耶律仁先“恤孤載，禁奸匿，宋聞風服”，以及耶律宗政“樂慕儒宗。諦信佛果。戚里推其孝佛，部下仰其寬仁”。[4]這些大臣在實踐中積極踐行儒家的治國理念。歷經圣宗、興宗兩朝的秦晉國大長公主，其墓志中也有關于仁的記載：“遠驕侈于貴高，施寬仁于仆庶?！盵5]通過以上史料可以看出遼興宗本人及其周圍的大臣乃至其家室成員都深受儒家仁、孝等觀念的影響。在這樣的背景下遼興宗在刑罰上多次采取寬刑的赦宥政策也就不足為奇了。

（二）佛教文化

有遼一代皇帝多崇佛信教，甚至佞佛，興宗時期官員崇佛、佞佛的記載隨處可見，其頻繁的赦宥措施的施行也受佛教禁屠止殺“深憫生命”等觀念的影響，崇佛的遼圣宗、興宗等都在佛教的節日里均發布過“禁屠”“禁獵”及“釋囚”寬刑赦宥的詔令。因為統治者認識到佛教文化中有關禁屠止殺“深憫生命”等觀念有利于促進社會和諧安定，從精神上消弭漢人的反抗。

遼太祖時期為安置被俘的中原漢族僧尼，便在以上京臨潢府為中心的地區，建造了數量可觀的寺廟。因為據《遼史·太祖紀》和《舊五代史·契丹傳》記載：當時的西樓城中有佛寺三，僧尼千人。[6]上述史料的記載能夠說明阿保機把佛教作為統治漢人的一種工具。不僅如此，為了更好地安撫治下的漢人，遼太祖還于天贊四年（925年）十一月，“丁酉，幸安國寺，飯僧，赦京師囚，縱五坊鷹鶻?！笨梢?，此次與“幸寺”“飯僧”的措施釋放了上京監獄中包括死囚在內的所有罪犯，而且還放飛了朝廷五坊飼養的專門供皇帝“捺缽”狩獵時使用的獵鷹。這從側面反映了遼太祖時期的赦宥措施就受到佛教的影響。

耶律德光為帝，出于政治上的需要開始崇信佛教，最有利的證據就是在天顯十二年（937年），耶律德光把幽州大悲閣白衣觀音像遷到契丹族的發源地供奉，要知道在此以前遼代篤信薩滿教。此舉無疑顯示了遼太宗對佛教的認同和接受。又據《遼史拾遺》卷三引陶谷《清異錄》云：會同九年 （ 946） 十二月，契丹軍隊滅后晉，次年正月，“耶律德光入京師（開封），春日聞杜鵑聲，問李崧：‘此是何物？’崧曰：‘杜鵑。唐杜甫詩云：西川有杜鵑，東川無杜鵑，涪萬無杜鵑，云安有杜鵑。京洛亦有之?！鹿庠唬骸S大世界，一個飛禽，任他揀選，要生處便生，不生處種也無，佛經中所謂觀自在也’?！盵7]不難揣測，若非遼太宗對佛教非常熟悉，不可能把佛教詞語運用得這么熟練。

通過以上的論述可以知道，佛教在遼太祖時期純粹作為統治人民的工具，到遼太宗時期轉變為契丹貴族的宗教信仰，并且打上了濃厚的政治烙印。遼穆宗應歷二年（952年）十二月“辛卯，以生日，飯僧，釋系囚”。遼圣宗耶律隆緒更是深受佛教影響，除增建佛寺、增加寺院供給以外，還撥?？罱o房山云居寺續刻石經。太平“三年春正月丙寅朔，以僧隱為平章事”，居于廟堂之上的僧人對于當時朝廷的各項政策也深有影響。尤其是佛教信徒主張持齋與禁屠[8]，對于崇信佛教的遼代皇帝們實行“釋囚”等寬刑的赦宥措施產生了直接影響。

到遼興宗時期，興宗佞佛的記錄隨處可見?！镀醯尽份d“興宗尤重浮屠法，僧有正拜三公、三師兼政事令者，凡二十人，貴戚望族化之，多舍男女為僧尼”。[9]從這一記載中可以看出遼興宗把事關朝政決策大權的職位委于僧人，甚至自稱佛門弟子，可見興宗深受佛教思想的影響。重熙八年（1039年）興宗見皇太后時召見僧侶講論佛法?！敝匚跏荒暌蚴捑b忌日，興宗與皇太后，對于延壽、憫忠、三學三寺的僧侶施舍齋飯。重熙二十三年（1054年）十月，因開泰寺鑄成銀佛像，曲赦了在上京的囚徒。又據《遼史·刑法志下》記載，興宗“溺浮屠法，務行小惠，數降赦宥，釋死囚甚眾”。這些都可以說明是興宗受佛教影響而實行寬刑赦宥政策。

通過梳理有遼伊始與佛教相關的史料，遼興宗以前的諸帝所實行的赦宥寬刑政策有很大一部分是因為受到佛教有關教義的影響，而到了興宗朝因佞佛而實行的赦宥寬刑政策則更為明顯和頻繁。

二、遼興宗時期寬刑的赦宥措施

遼興宗在位25年，實行了45次不同等級、不同類型的寬刑赦宥政策，包括大赦、赦、曲赦、肆赦、錄囚、減、釋、免等，平均每年1.8次，是有遼一代諸帝中實行赦宥政策頻次最高的一位皇帝。[10]

據《遼史·興宗紀》載遼興宗時期在圣宗“一等科之”的基礎上于重熙五年（1036年）頒布了《新定條制》，“詔有司凡朝日執之，仍頒行諸道。蓋篡修太祖以來法令，參以古制”。這里所說的“古制”指的應是阿保機以來所吸收的漢法。日本學者瀧川政次郎和島田正郎在他們合著的《遼律之研究》中提到《新定條制》一共540條，其中參考《唐律》的條目占比16%。[11]所以遼興宗時期的某些因史料缺乏而無記錄的寬刑赦宥措施，基本可以參照《唐律》和《宋刑統》來看。具體來看，興宗時期的赦宥措施主要有以下幾種類型。

1.大赦

遼興宗在位期間一共實行了八次大赦，是遼朝皇帝頒行大赦次數最多的皇帝，平均每三年一次。根據相關研究，唐代的大赦往往是“罪無輕重，常赦所不免，咸赦除之”[12]，是赦免中效力最高的一類。遼興宗時期的大赦應該也是赦免效力最高的一類。

景福元年和重熙元年的大赦都是因為改元而實行的;重熙四年的大赦則是因為重熙三年經過斗爭把大權從法天皇太后手中奪取過來，使得“皇太后還政于上”，興宗為了宣示自己真正掌握天下大權而在重熙四年大赦天下，顯示自己的仁德。重熙八年、九年、二十三年的大赦皆與法天皇太后有關，雖然興宗把法天太后趕下權力的寶座，但是通過這些赦宥政策還是希望得到母親的原諒。重熙十一年的大赦則是群臣給自己和皇后上尊號而實行的大赦，重熙二十四年則是因為自己“疾大漸”，一方面大赦為自己祈福，另外還要為新帝的登基樹立良好形象。

2.赦、曲赦、肆赦

在《遼史》中遼興宗時期有關赦、曲赦、肆赦等相關記載亦有不少。在重熙十二年因蕭孝忠“薨……帝素服哭臨，赦死囚數人，為孝忠薦?！?。重熙十八年因“以洪基疾愈”實行“赦雜犯死罪以下”的赦宥措施。據《遼史》記載，興宗之前諸帝所采取“赦”的寬刑措施往往帶有地域性和刑罰類型的指向性，其效力沒有大赦高。如：遼太祖平定了諸弟之亂，阿保機不忍加誅，“乃與諸弟登山刑牲，告天地為誓而赦其罪?！薄疤熨澰甏憾赂?，復徇幽、薊地。癸酉，詔改元，赦軍前殊死以下?！薄疤熨澦哪暄残野矅?，飯僧，赦京師囚，縱五坊鷹鶻?！痹偃缣祜@元年冊封耶律倍為渤海國人皇王，“赦其國內殊死以下”。這些記載都說明了有遼伊始遼代所施行的赦宥措施就深受儒家和佛教的相關影響。

遼興宗在位時期一共實行六次曲赦。胡三省在《資治通鑒注》中對曲赦做注曰：“不普赦天下，而獨赦洛陽，故曰曲赦?！闭f明了曲赦是針對某一特定地區或者特定所進行的赦免，其空間效力要小很多?！哆|史·興宗紀》中有關曲赦的相關條目可以看出遼興宗時期“曲赦”所涉及的地方多為皇帝巡幸之地，其范圍僅局限于特定的一個或者幾個州。如重熙五年的曲赦則是因為“幸南京”;重熙二十三年的曲赦則是“冬十月丁酉，駐蹕中京”。所以到了癸丑日因為開泰寺鑄銀佛像而“曲赦在京囚”，這也是興宗佞佛的表現之一。重熙二十四年則是“二月己丑朔，召宋使釣魚、賦詩。癸巳，如長春河”。此時興宗在長春河，所以才曲赦長春和鎮州徙以下的罪犯。興宗在位時期曲赦除了所涉及地方不同外，還有曲赦的刑罰程度亦不盡相同。重熙十五年和重熙二十二年的兩次都是因為帝后生日所設立的重大節日（千齡節、應圣節）而進行的曲赦，所涉及的對象也只是犯徙以下罪的犯人。根據重熙“五年，《新定條制》成，詔有司凡朝日執之，仍頒行諸道。蓋纂修太祖以來法令，參以古制。其刑有死、流、杖及三等之徒而五，凡五百四十七條”，可以知道重熙十五年和重熙二十二年這兩次曲赦的囚徒無地域的限制，但是所曲赦的罪犯都是刑罰比較輕的。對于重熙六年和重熙二十四年的曲赦，都是因皇太弟重元生子，同是重元生子但曲赦的內容卻不相同。曲赦的標準是什么？這都是值得學人進一步探討的地方。

“肆赦”一詞來自儒家經典《尚書·舜典》“眚災肆赦，怙終賊刑”，眚字意為普通過失之義;災字做不幸解;即肆赦因過失或不幸而犯罪者。[13]遼興宗時期實行三次肆赦，重熙十年因興宗第二子耶律和魯斡生而肆赦;重熙十六年和重熙二十年都因法天皇太后而實行。

3.錄囚

據近代法學家沈家本考證“錄囚之事，漢時郡守之常職也”[14]。錄囚是西漢以來重要的司法制度，具有平反冤獄，加強獄政管理，疏決淹獄等功能，體現了儒家仁政、慎刑之思想。及至遼代已發展成為赦宥寬刑的一個類別。遼代錄囚制度的實施分為皇帝親自錄囚、皇帝遣使錄囚、中央官員和地方官員錄囚幾種形式。據《遼史》記載有遼一代只有“景宗在潛，已鑒其（穆宗）失。及即位，以宿衛失職，斬殿前都點檢耶律夷臘葛。趙王喜隱自囚所擅去械鎖，求見自辯，語之曰：‘枉直未分，焉有出獄自辯之理？’命復縶之。既而躬錄囚徒，盡召而釋之”，和遼圣宗親于統和元年“七月甲寅朔，皇太后聽政。乙卯，上親錄囚”。根據《遼史·興宗紀》遼興宗在位時期共有十八次錄囚的記錄，但并未親自主持過錄囚。其時錄囚時間不定，一月錄囚兩次者有之（景福元年七月），一年錄囚五次者亦有之（重熙七年），但可以肯定的是興宗時期錄囚已經制度化。興宗時期只有重熙十六年三月有皇帝“癸巳，遣使審決雙州囚”的記錄，并未直接見到皇帝遣使錄囚的記錄。此時的錄囚應該多為司法、監察部門官員履行其本身職能。相對來說錄囚的赦宥功能相對“赦”類的赦宥功能較弱，這點可以從興宗時期的錄囚情況看來出。興宗時期十八次錄囚中只有重熙七年“錄囚非故殺者減科”和重熙十七年“錄囚減雜犯死罪”兩次錄囚具有明顯的赦宥功能。

4.減、釋

興宗時期的“減”一般為從死刑而減為較輕的刑罰措施，如《遼史·興宗紀》重熙七年十二月“丁亥，錄囚，非故殺者減科。南面侍御壯骨里詐取女直貢物，罪死，上以有吏能，黥而流之”。從這段記載可以看出來，剛錄囚完畢，就在南面侍御壯骨里的案件進行運用，把死減為“黥而流之”。再如：重熙十一年“秋七月壬寅朔，詔盜易官馬者減死論”，重熙十一年為了慶祝太后愈“雜犯死罪減一等論，徒以下免”。

遼代的“釋”在赦宥方面的含義一般就是釋放罪犯，“先是，元昊獲遼人，輒劓其鼻，有奔北者惟恐追及。故羅衣輕止之曰：‘且觀鼻在否？’上（興宗）怒，以毳索系帳后，將殺之。太子笑曰：‘打諢底不是黃幡綽！’羅衣輕應聲曰：‘行兵底亦不是唐太宗！’上聞而釋之?！币约懊獬镄袃煞N情況，“淳入朝，釋其罪，詔南京刻石紀功”。在遼興宗時期多以釋放罪犯為主如重熙十二年“秋七月丙寅朔，北院樞密使蕭孝忠薨，特釋系囚?！敝匚跏迥耆隆耙詰ス?，減死罪，釋徒以下”。興宗時期將“釋”作為國家赦宥政策只釋放徙刑以下的罪犯，而釋的范圍有全國的，亦有只限某一地的。

三、小結

從宏觀來看遼興宗時期的赦宥政策與唐、宋相比基本類型無差，但是唐、宋都有的“德音”卻沒有被遼興宗時期乃至整個遼代都沒有實行。清末法學家沈家本在論及遼代赦宥時說：“自唐以后，專赦役徒之事。史不多見，其赦之事則有與歷代大異者，如飯僧、觀市、行柴冊禮，并歷代所無，最異者為再生禮?！盵15]其實，遼代的赦宥制度的特色除了沈家本所說之外，還有四時捺缽等。興宗時期的赦宥政策從思想上來說和傳統的中原王朝相差不大，主要是受到儒家思想和佛教有關教義的影響。遼興宗在位時期是遼代中后期，局勢相對穩定，為其施行高頻次的赦宥政策奠定了基礎。另一方面，頻繁的赦宥政策也損壞了遼代的刑罰制度，對遼代法制建設產生了深遠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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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簡介：畢士權，男，漢族，河南開封人，大連大學中國史專業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