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介文化的現代性涂層危機
——對一種基于技術邏輯的新型文化資本的批判

陳 龍

近年來，隨著5G、AI人工智能技術的不斷發展，一種崇尚科學主義的社會潮流開始在中國社會形成，技術創新提高生產力已轉化為全社會的共識。在這一社會潮流中，媒介文化本體特征也悄然發生變化。從媒介發展史角度看，在信息技術剛剛興起之時，其帶來的變革總會引起人們的極度恐慌，基特勒(F. A. Kittler)甚至認為，“當信息技術的壟斷走向末路之時，才催生了恐慌美學”[1]。荷蘭學者約斯·德·穆爾(J. Mul)也認為，“現實性在20世紀被不斷地依照大眾傳播的美學加以塑型”[2]。過去十年，社交媒體的普及，加速了人類社會的“數字化”遷徙，徹底改變了人們的生活方式和文化形式。技術在社會發展中扮演著越來越重要的角色，技術理性正成為統轄整個社會的隱形力量。哈貝馬斯意義上的“生活世界”正在不斷被信息技術重繪。從更廣闊的歷史上看，信息技術邏輯的擴散實質上改變了世界認知、知識生產和文化傳承。資本與技術的勾連促成了媒介生產的勞工重組；算法技術成為網絡平臺核心競爭力后，傳統忍受式接受轉變為強迫式接受；算法技術在網絡空間的現身與缺席都直接影響媒介文化的整體品質。隨著移動媒介具身性的日益強化，傳統基于紙質媒介、視聽媒介的閱聽行為漸漸弱化，由此基于傳統知識習得路徑的文化資本也漸漸式微。在傳統閱聽行為基礎上形成的規訓方式隨之漸漸喪失其影響力，附魅于傳統知識接受體系之上的文化模式逐漸消解。信息技術的現代化進程的加快，帶來了信息的自由流通，生產和接受都呈現出自由、靈活的特性。

然而頗為吊詭的是，當人們擺脫了舊媒介傳播體系的束縛，歡呼來到媒介新天地之時，卻發現一種新型附魅正在產生。新型附魅，即技術附魅，是指在文化生產和接受過程中因技術復雜而崇拜某種文化形式進而忘記或放棄對文化“靈韻”的追求。隨著5G、AI人工智能在全社會的崛起，信息技術成為整個社會關注的焦點，而媒介內容、媒介文化該向何處去卻少有人關注，這正是一種媒介文化現代性的“涂層”現象，這種刷在媒介文化之上的技術“涂層”，潛藏著深刻的社會危機，技術的邏輯——科學和理性主義——作為現代性的支配性的發展維度，驅使媒介文化走向一條新的路線，依據后傳統的秩序進行歷史性安排，而這種趨勢又再次印證了吉登斯關于晚期現代性的判斷。以信息技術進步為特征的媒介文化生產是一種現代化表征，但這種現代化放大和催生了許多問題，文化質性的下降就是其中最突出的表現之一。本研究試圖回答在技術占支配地位的現代性社會中， 媒介文化經歷何種途徑實現自身的蛻變，媒介文化經歷一個怎樣的過程才形成文化資本格局，這種文化資本對媒介文化的發展將產生怎樣的影響，其中隱藏著怎樣的危機。

一、技術崇拜與新型文化資本生成

技術邏輯的新型文化資本具有一定的語境依賴性。移動互聯的智能傳播社會基于互聯網海量的大數據，每時每刻與現實世界進行信息交互，在這個背景下，關于傳播的傳統理念正遭受著挑戰。5G、AI等構成的智能化、場景創造、可穿戴設備、沉浸式傳播等改寫了傳播格局，自然也改寫了媒介文化。這里所說的信息技術是進化、融合的產物，涉及計算機技術、網絡技術、虛擬仿真技術、數據算法技術等，作為信息新型的承載中介，不再只和媒體有關，它正在改變我們的內容呈現方式。媒介、傳播者、渠道、效果這些傳播體系中的要素，需要重新調整。在信息技術的推動下，新型傳播形態形成了，與此同時，媒介文化生產、傳播、接受模式也發生了變化，社會對文化資本的認知、評價和追求也發生了轉變。

傳統文化價值體系的消解是在許多細節中體現出來的，網絡社會形成后，文化的大眾媒體獨家生產、出版、傳播走向了多元格局的媒介生產、傳播；偶像、粉絲由大眾媒體走向網絡新媒體，“爆款”代替了經典，電商替代了傳統商業模式，一切都在發生位移。隨著人類社會的數字化大遷徙，秩序消解與重建都在動態發展之中。以信息技術為核心的這場變革，主要體現為信息處理和交往能力上，其意義不亞于能源之于工業革命，它重組了人類傳播方式，促成了現代社會的再結構化，文化的轉型也正是這場社會再結構化進程中的一個有機組成部分。美國政治學者馬歇爾·伯曼把這種社會再結構化視為“現代運動”，“這很可能是現代環境的確定景象，正是這種環境，從馬克思的時代到我們自己的時代，引起了令人吃驚的眾多現代運動”[3]。媒介文化變革作為一種狂飆突進的現代運動，最引人注目之處是全社會對技術的膜拜，一種信奉技術邏輯認知而受追捧的社會潮流占據了文化發展的主導地位，重塑著人們對現代性的觀感。這種技術邏輯就是強調掌握技術即能掌握經濟、掌控文化。在某種意義上說，技術已成為文化資本中的重要組成部分。

表1 文化資本狀態

布爾迪厄認為，社會和階級的再生產，其實就是文化資本不斷復制造成的。那么，文化資本的社會決定性理論是如何運作的？在布氏看來，文化資本就是文化形式的資本或者說是資本的文化形式,在生產資料私有制的社會條件下，它被人們在私人性的基礎上占有,從而成為內在于社會結構之中的強制性的力量和獲取資源的文化工具,它廣泛存在于社會的各種領域之中,并內化于人們的身體和頭腦,塑造人們的習性,從而劃分和區隔了不同的社會階級。文化資本就是“一種標志行動者的社會身份的,被視為正統的文化趣味、消費方式、文化能力和教育資歷等的價值形式”[5]。在布爾迪厄那里，“習得”“熏陶”是個體獲得文化資本的主要途徑，這是一個漫長的文化學習-實踐過程。布爾迪厄所說的文化資本的社會價值和獲取渠道，均是一種傳統的社會共識，如同教育文憑、古董商鑒定古董的知識能力一樣為社會所共同向往。

新型文化資本是以技術“習得”為核心的文化資本，這種文化實踐過程并不產生“腹有詩書氣自華”的氣質型效果，但是在掌握信息技術過程中可以形成區隔，這大體可以從網絡平臺和用戶兩方面來加以說明。從網絡平臺來說，它屬于布氏所說的“客觀形態”，其存在載體是文化商品，表現形式則是網絡文化、網絡軟件等；對于用戶而言，則是用戶習得的信息技術。與傳統具身性文化不同，文化資本的形式在用戶那里不再表現為氣質、教育、文化水平，而是對技術的操控、使用能力。新一代信息技術正在和即將顛覆現有的信息傳播、消費和娛樂方式，塑造人們現代生產、學習和生活模式，以網絡為支撐的信息社會將成為人們日常生活的基本形式。網絡泛在化、智能終端化使得內容定制、線上服務、手機付款等應用模式成為新的行為習慣。生活中的掃碼、注冊、下載等行為，對老年人來說是一種障礙，對年輕人來說就是一種便利。對平臺傳播機構來說，技術是其存在的核心競爭力，網絡基礎設施建設的目標之一是將網絡由“需求”驅動的媒介使用行為轉變為“發現”驅動、技術引領的媒介使用行為。新的信息技術對傳統行業的顛覆將從狹義的信息消費領域擴展至所有行業，催生出諸多新領域的同時，也產生了諸如信息鴻溝等問題。

然而，新型文化資本的技術屬性不是天然的，它的背后站著的是社會經濟資本。資本的逐利性，使其敏感地覺察到信息技術對于商業的價值。IPv6新一代網絡技術在資本的推動下迅速普及，信息、經濟、文化的版圖隨著信息技術的融合而重組，社會傳播的個性化產品和服務的新業態、新模式正不斷涌現。諸如：基于大數據挖掘、算法設計等的技術對傳播鏈條上的企業、個人、金融、物體、知識進行全面刻畫，對社會的生產要素進行全面精準管理；基于強化學習、流式計算、因果分析、數據可視化等的人工智能技術，為全社會運營決策提供智能輔助建議，等等。在資本的推動下，一個以網絡平臺為中心節點的傳播新格局正在形成。在新型傳播形態的坐標中，技術的快速發展帶動了資本的涌入。技術決定著資本博弈的天地，決定了資本的回報率。技術決定論把技術發展看作是一個按技術的“內在邏輯”自我展開的過程，一個與社會情境不發生關聯的過程，這種觀念誤導了很多人。有學者就曾揭示其本質，認為技術決定論的核心是“強調技術的自主性和獨立性，認為技術能直接主宰社會命運”?！凹夹g決定論把技術看成是人類無法控制的力量，技術的狀況和作用不會因為其他社會因素的制約而變更；相反，社會制度的性質、社會活動的秩序和人類生活的質量，都單向地、唯一地決定于技術的發展，受技術的控制?！盵6]很顯然，這種觀點看到了技術在社會經濟發展中的作用，看到在社會再結構化中的能量，因而對技術因素推崇備至。

在網絡文化圈層內，主體對文化資本的社會共識在潛意識內已發生了遷移，熟悉某種文化生產、使用、消費技能不再是一個長期的“習得”過程，也不是一種具身性氣質。技術賦能可以“炫酷”，可以“引流”，可以提升影響力，最終可以“變現”。因此，網絡平臺為每個個體提供了實現自己創造價值的無限可能性，而在網民那里，網絡技能為創富神話的現實轉化提供了可能。文化資本向技術的遷移，徹底消解了傳統文化資本形成的模式，技術賦能使技術也附帶賦予主體某種理念。從此意義上說，文化生產走向感性化，與技術崇拜的新型文化資本有著很大的關系。

二、技術作為文化資本的結構性誘因

美國組織理論學者斯蒂芬·巴利(Stephen Barley)在《技術作為結構性的誘因：觀察CT掃描儀與放射科社會秩序獲取的證據》一文中，通過觀察CT掃描儀這一新型醫學成像設備對放射科專家和放射技師之間的傳統角色關系的影響，認為在某些條件之下新技術會切實地改變放射科的組織結構和職業結構。技術如何通過改變制度性的角色關系和互動模式引發不同的組織結構？在“技術形塑組織結構”這一理論表述中，技術被視為社會性對象而非物理性客體，而結構被概念化為一個過程而非實體。很顯然，傳統X光拍片醫師習慣了X光室內的組織結構和工作流程，也習慣了等級關系和固有秩序，CT機的出現，改變了診療的模式，傳統X光醫師的診療經驗全部過時了。這一現象也是當下媒介文化變革的一個預言。

從社會科學的觀點來看，過往的研究已經再三表明技術通過改變習俗和生產關系來改變社會。由于工業社會中的大多數生產過程發生在正式組織中，所以，當現代技術改變生產關系時，自然也就改變了組織形式[7]。21世紀以來技術變革速度的加快，強化了人們關于媒介文化的技術決定論觀點。一個多世紀以來，從打字機、電報，到廣播、電視，再到互聯網，信息方式的變遷也帶來人們社會角色的變遷。打字機、電報時代的女秘書、女報務員、女接線員等的社會角色設定在Web2.0時代是不可想象的，在今天，雖然女報務員、女接線員的社會角色消失了，但直播網紅卻興起了，這或許是信息技術帶來的新的社會角色設定。技術迭代與社會角色關系設定，之所以在我們的社會被視為具有合理性，都歸功于公眾對技術賦能的認知。于是，全社會投入大量的財力、物力、精力去開發技術，因為人們相信，技術可以創造新的文化，自然新的文化可以帶來新的財富。媒介文化的發展就直接化約為技術文化或有技術門檻的媒介文化。因為技術的滲入使得媒介文化諸如抖音、快手、網紅等等，變得越來越炫目、刺激、好玩。如同城市高樓大廈、流光溢彩的現代化景觀讓社會中大多數人產生了一種幻覺：周遭絢爛的環境就是自己生活的空間，由此產生幸福、愉悅的文化認同感。各種使用信息技術而出現的造富神話都讓人深信不疑，抖音、快手等短視頻UGC形式，很快就被認為是青少年自己的文化，從而形成文化認同。社會結構性差異因為技術而產生，傳統親情、血緣關系的社會結構，在轉入網絡虛擬空間后，被虛幻的共同體圈層所取代。

技術具身的必要性來源于社會集體無意識。制作VR、AR，制作短視頻、玩手游、扮演Cosplay 、做UP主、熟悉各種網絡操作等，各個不同界別都有其技術層級，例如，打手游通關，高手與新手之間所獲得的圈層內部聲譽是不可同日而語的。青少年將在互聯網中的技能看作一種時尚、一種“本領”，這如同X光檢查室的醫師，由技術經驗形成等級關系，技術經驗就是一種文化資本。

當下數字傳播技術的普及所帶來的結構性變化表現為：(1)傳播職業的重組。傳統大眾傳播職業的從業人員開始自己職業角色的重新設計與定位，媒體的主體不再是單純的記者、編輯等專業的生產者。自媒體的崛起也為傳播從業者開辟了新的通道，掌握新的信息技術正成為一種新的職業資本。正如卡斯特爾(M.Castell)所言，在信息化范式的勞動過程中，就業者將被區分為網絡工作者、被網絡連接者、被隔離的勞工。這樣，工業社會的社會分層似乎對他們不起多大作用，社會需要一種新的標準來劃分勞動分工和社會分工[8]。網絡技術帶來的種種便利改寫了游戲規則，為階層跨越提供了機遇。熟諳新媒體技術的人憑借自己的技能找到自己的角色位置。(2)傳統媒體壟斷內容生產的格局被打破了。以前只有大眾媒介的專門機構才可以進行內容生產，現在UGC、PUGC等多樣的內容生產形式和MCN機構如雨后春筍般地涌現，內容生產被壟斷的局面不復存在。(3)話語權重新分配。信息技術的進步使得網絡空間的意見表達更加自由，這是一種明顯的結構性變化。獲得利用新媒體技術進行交流、對話的能力事關民主議程和社會公平、正義，從信息流動講，網絡帶來的社會流動性的增強不應只表現于同一階層內部的信息流動、思想流動，也應該表現于不同階層之間的信息和思想交流。技術具身性使得話語權在公共空間得到重新分配，從而有效阻止了“一言堂”。此外，圈層組織的不斷涌現與重組本身也是技術結構性誘因導致的產物。

選取中國氣象局提供的長江以南地區(圖1b),198個觀測站的逐日觀測資料。氣象要素包括降水量、相對濕度、氣溫等,時間為1980—2015年,空間范圍為105°～123°E、22°～30°N。

三、技術附魅：新型文化資本的隱性危機

技術價值負荷論認為，“每一個事實都有價值負載，而我們的每一個價值也都負載事實”[9]。價值負荷論肯定了技術價值存在，但這種價值負載是不是就能成為文化資本呢？從工具理性視角看，信息技術的發展體現的是一種非充分決定性現象，表現為相關的社會旨趣與價值取向成為技術的構建因素，說明技術功能的實現依賴于與技術發展相向而行的社會情境屬性。技術在與社會情境的互動中被賦予了價值。與技術相向而行的現實社會情境其總體趨勢已經證明，在當下技術被賦予了很高的價值，崇尚技術已轉變為一種民族國家的集體認同，例如，“厲害了，我的國”是技術成功后民族自豪感的自然流露。

價值中立的技術在當代社會是較為罕見的，現實處處都顯示技術已深深嵌入我們的生活，并左右了我們的行為方式和思維方式。數字化信息技術在線上娛樂、線上支付、沉浸體驗、物流管理等方面全面更新了人們的認知，其便捷化、豐富性前所未有?？ㄋ固貭栒J為，在信息技術為基礎的網絡社會，其文化、經濟的核心是以知識為基礎的生產力及對活力、能力的強調，脫離了工業經濟單一的生產力增長方式。信息化以信息技術的運用使以知識和信息為基礎形成新的技術范式和文化范式?！吧a和管理的社會和技術組織的特殊形式，它通過對新的信息技術的運用而使以知識和信息為基礎的生產效率得以實現?！盵10]信息技術在網絡傳播中的價值是賦能、賦權，使原本想象的東西變成了現實。

追逐以技術為核心的新型文化資本，會帶來幾個趨勢性后果：

首先是給媒介文化帶來新的技術附魅。AR、VR全息內容沉浸式體驗，機器人寫作，Netflix式依據算法進行劇情組合、算法精準內容推送，這些神奇的形式向人們展現了一個個全新的世界，在技術賦能基礎上開始的媒介文化再生產給人一個錯覺：技術創新是無窮無盡的，技術也是無所不能的。這樣就為技術附魅提供了土壤。新的文化范式以數字技術、算法技術等為核心，智能、算法崇拜培植出的文化新魅，帶來了數字殖民。在全社會渲染技術話語，形成數字崇拜、技術崇拜的大背景下，人的對象化、客體化被忽視了。在技術至上的社會大潮中，積蓄、營構新型文化資本，不可避免地會受到技術理性的規訓，個體被訓練成一個具有效率的技術化工具。

其次是不可避免地帶來新的文化霸權。技術的操控者最終將決定文化生產的走向，他們迎合受眾、引導受眾，經過科學測算制定媒介內容的生產方案，確定媒介文化的趣味選擇。網絡平臺經營者憑借掌握的海量數據，對媒介內容的生產呼風喚雨，久而久之必然形成自身獨有的文化霸權。馬克思在《資本論》中開宗明義地指出：“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占統治地位的社會的財富，表現為‘龐大的商品堆積’?！盵11]網絡時代的媒介文化生產也體現這一特征。當社會進入平臺資本主義階段，文化生產的平臺壟斷趨勢已經形成。在實踐中，資本對技術操控，對數據資源的剝奪性占有，對媒介文化內容的控制表現為不斷推動文化產品的商品化。隨著技術要素市場和技術產品市場的發展和完善，媒介文化生產所體現的霸權特性日漸明顯。在平臺資本主義階段，大數據、云計算、人工智能和物聯網等迅猛發展，信息技術開始向數字技術轉移，算法設計、數據分析能力顯著提升。在數據標注、機器深度學習和算法匹配的合力作用下，海量數據轉化為行之有效的“交易決策”成為現實?！白寯底终f話”，正成為一種權威舉證方式。算法權力久而久之會轉化為一種文化霸權，并在文化生產和文化接受等多層面展現出來。正如舍恩伯格和拉姆基(Viktor Mayer-Sch?nberger & Thomas Ramge)所言：“新技術的產生似乎帶來某種動力加強版的指揮與控制系統，關于員工、流程、產品、服務和客戶的數據就是其動力燃料?！盵12]從虛擬網絡用戶活動到現實空間的人機交互，聽覺、視覺、觸覺各種形態的文化形態都已經被數字技術塑造，各大平臺在技術日臻完善之后，所做的就是操控海量數據，炮制各種話題、趣味，平臺資本對各種算法技術“秘而不宣”，因而也牢牢地把顯示巨大算法生產力的數字機器掌控在自己手中。文化風格走向取決于平臺的指揮棒，取決于商業利潤的大小。

再次是喪失傳統文化資本所具有的那種特有氣質。布爾迪厄意義上的文化資本是一種知識資本。它是一種與社會各種機制共謀的、藉由這些社會機制(如教育場域的運作)來合法化其自身的資本形式[13]。文化資本的展現是一種能夠“辨識”出具有特殊符碼性質實踐的“組成圖像或是音樂上、文化上的知覺和評價模式系統, 它以有意識及無意識的方式發揮作用”[14]。當人們盡力去培養自己或是厚待這種特殊的辨識系統(習性)時, 這種特殊的辨識系統就形成了一種文化上的資本, 可以供其在復雜符號世界中使用。傳統文化資本的獲得途徑，通常是通過習得、閱讀、參悟等行動積累起來的，因而自然形成一種文化主體所特有的氣質。以技術為核心的新型文化資本跳過了漫長的“習得”過程，改以技術為文化訓練要素，因而傳統文化“習得”過程中所養成的特有氣質就不復存在。布爾迪厄所說的“特殊的辨識系統”，最終被網絡空間的 “炫酷”“標題黨”“特效趣味”等技能取代。

最后是技術新潮取代了文化靈韻。智能、短視頻、數據、算法等是當下文化傳播中的“熱詞”，它們與文化中的“靈韻”(aura)毫不相干，因為不符合靈韻生成模式。靈韻關系到一個民族文化的生命力，沒有靈韻的文化終究會是社會泡沫、過眼煙云。本雅明在揭示靈韻在現代藝術中消失的根源時指出:“靈韻的衰竭來自兩種情形，它們都與當代生活中大眾意義的增長有關，即現代大眾具有要使物在空間上和人性上更為‘貼近’的強烈愿望，就像他們具有接收每件實物的復制品以克服其獨一無二性的強烈傾向一樣?！?“使物更為‘貼近’”就是去除物的隱秘性，使其更為確定; “克服獨一無二性”也就是弘揚共有的東西。不隱秘的、確定的，同時也就是共有的。因而，本雅明接著指出: 這種“‘視萬物皆同’的意識增強到了這般地步，以致它甚至用復制方法從獨一無二的物體中提取相同物”[15]。文化生產中的靈韻不是掌握技術后的簡單操作就可以獲得的，它是一種感性經驗的產物。在本雅明看來，經驗關乎救贖問題，他的現代性批判也集中體現在鞭撻藝術向機械復制轉化過程中個體喪失了自律特征，進而淪落為他律的存在。

在技術統治占據重要支配地位的現代性社會中，數字技術背景下的媒介文化與大眾傳播時代的媒介文化有著迥然不同的境遇。如果說在本雅明所處的時代，機械復制技術對文化藝術的沖擊尚處在一個有限規模之中，社會自我反思性使得文化尚在努力保持靈韻價值，那么在完全數字化傳播的當下，復制速度、復制形式和復制規模都大大超越那個時代。靈韻不再成為當下人們關注和追求的價值目標，靈韻在以速食化為特征的媒介文化中逐漸蕩然無存。

四、新型文化資本作為一種現代性涂層的認知與化解

伴隨著新技術的應用往往還有超前觀念與標新立異的風格，在媒介文化消費群體中引領風尚，成為一種新型文化資本。技術本身并不具有文化屬性，它嵌入了文化生活，助力產生新型文化，因而融合產生新的文化資本,是文化的技術化或者說具有技術色彩的文化，甚至也可說是一種技術成果。因為技術是以智力為主的精神創造活動，是信息構建活動，投入的是龐雜的散亂信息，生產出來的卻是新穎的可用于明確目的并能與一定的物質條件相結合產生巨大利益的信息。正是新型文化資本形成過程的特殊性，導致其具有不同于一般文化資本的特性，而資本邏輯是幕后最大推手。用技術手段追逐商業利潤最大化是一種現代商業捷徑。以技術為核心而產生的生產、消費模式重組與分化，都可以從資本邏輯得到解釋。

技術進步是否意味著文化進步？走向數字化、走向智能化生產的媒介文化是否就是先進文化、進步文化？在信息技術推動下的當下社會如同一輛疾馳的列車，它是現代化的標志，體現為現代、便捷、高效等諸種特征，在這個進程中存在著許多現代性的隱性危機，而附著在其上的新型文化形態也不能例外。作為社會象征體系的一部分,文化資本必然隨著社會變遷而發生一系列的變化。文化資本在當下的嬗變不僅是趣味與格調表征意義的變化,更是本質地反映了現代性進程中新型文化形態與傳統文化形態之間的價值沖突。面對數字技術時代現實的復雜性，我們必須找到當下媒介文化發展的真正現代性癥候。

從社會總體文化氛圍看，需要廓清幾個本質性的認知：

第一，技術工具理性甚囂塵上是新型文化資本大行其道的根本原因。網絡化、數字化、智能化……媒介文化的現代化變革，在帶來新奇、便捷、趣味的同時，也催生、放大了某些問題。技術理性至上就是其中一個突出的問題。文化發展中注重形式尤其是注重技術形式，其目標是海量用戶。用戶喜歡好玩、好看、熱鬧的內容，技術就幫你朝這個方向努力，去實現這個目標。于是平臺資本主義就會調動一切技術手段，讓文化產品看上去很光鮮、炫目，其他有價值的東西都不重要了，這個實現過程就是工具理性在發揮作用?；诠ぞ呃硇宰饔孟碌纳鐣袆訕O易在突出某要素的基礎上，演變成局部最優的狀態?；谑袌鲞壿嫷牧炕u級，產值、銷售額、利潤等的排序，都有待于技術的最優化來實現。韋伯指出，“‘經濟行動的形式合理性’將被用來指稱在技術上可能的并被實際應用的量化計算或者核算的程度，另一方面，實質合理性則是指按照某種(過去、現在或潛在的)終極價值觀(ultimate value)的標準、通過以經濟為取向的社會行動(不論什么范圍的)向既定人員群體供應貨物的程度，不管這些標準的性質是什么?！盵16]平臺機構的內容生產決策依賴算法技術，數據分析的結果決定了內容生產的方向，因而內容生產只會迎合大多數用戶口味而不可能超前設計。這是平臺資本主義的市場邏輯決定的。技術合理性從速度、效率、便捷性、全息性四個基本維度形塑媒介文化特性。當前的5G網絡技術就是最快的信息傳輸速度；而大數據、算法、人工智能則大幅提高了信息傳播的效率；AR、VR等技術則改變了原有的二維信息傳播的局限，提供了完整、全息化的信息場景。在全社會擁抱技術的大背景下，工具理性必然以計件制方式考核市場價值。媒介文化何時重視審美價值和倫理價值，取決于價值理性邏輯回歸的程度，而這將是一個社會難題。針對技術理性盛行的社會潮流，尼爾·波茲曼發明了“技術壟斷”一詞，他解釋道，“所謂技術壟斷論就是一切形式的文化生活都臣服于技藝和技術的統治”，“技術壟斷是文化的‘艾滋病’(Anti-information Deficiency Syndrome，我戲用這個詞來表達‘抗信息缺損綜合征’)”[17]。波茲曼眼中的技術不僅指機械技術，更是一種包含技術性思考的信仰系統，這個信仰系統的隱性存在對媒介文化發展危害很大。

第二，新型文化資本作為現代性涂層本質是一種技術引發的文化異化狀態。從PC互聯網到移動互聯網，信息技術帶來的便捷、互動自由都改變了人們對傳播技術的認知，媒介化的文化開始登上了歷史舞臺。好用、方便、有趣等工具理性層面的目標逐漸變成現實，文化競技的主場已由傳統媒體轉移到新媒體，媒介文化生產和消費的規則由主場行為主體來確定，信息技術帶來的新型文化形態呈現的便捷、豐富、多樣，已經足夠打發人們的休閑時光，并且衍生出了新的商業模式。人們也許有更高的目標，但這些更高的目標，絕不是價值理性層面關于人性、人道等的自我提升，而是技術層面向更高級形態的升級。技術理性膨脹的惡果之一便是導致社會價值體系的單一性。正如韋伯所言，“由理性科學與技術的思維方式及功用關注而成的工具理性越來越成為生活的依據，這種過程伴隨著世界的除魅、道德信仰的淪喪；在社會組織的層面上，如機器般精確、固定的科層制權力體系牢固建立；所有個人的整體價值、人與工具和過程的密切聯系均已消失，代之以單一方面的價值和深度的孤獨感?！盵18]從游戲沉迷、宅男、迷族這些由媒介文化消費導致的新型人類的存在狀態，就可以看出技術理性催生的后果。當大數據、算法技術、人工智能技術進入媒介生產、傳播領域，精準把握、靶向投送、數理邏輯代替了人文思維，由此告別了對象化、監督化。廣義線性思維下，媒介內容可以專門定制，可以直逼個體的心性結構，作為社會中的人很快被“召喚”成為媒介機構所需要的文化實驗對象，人的異化、低智化自然也不可避免。

信息技術理性將會不斷向縱深發展，媒介文化的疆域也會越來越寬，但是信息技術所帶來的社會意義和文化意義已經超越了信息技術本身，技術催生的工具理性讓人們沉浸在技術創新的喜悅中，所有的媒介文化生產都被納入經過精確計算的流水線，因而文化工業的諸種特征依然存在。

在互聯網時代，技術已經可以不斷自我改進，消除一些笨拙的表現形式，走向貼近民眾的方式，從而包裝出公眾喜聞樂見的華麗、精美產品。它最具創新的一面是找到一些新概念、新玩法、新趣味。能引起用戶興趣的就是好的文化產品，于是，從工具理性角度看，點擊率、點贊率、下載數、“日活用戶”等成為考核文化產品價值的指標。另一方面，大數據、算法等生產模式顛覆了原有的生產模式，在這種情況下無數的消費者被發展為媒介機構的目標用戶，在“信息繭房”效應下進入自我循環認同，異化為“容器人”。

第三，新型文化資本作為現代性涂層預示著技術引發的文化再結構化。加速社會的本質是技術一騎絕塵之后產生的。在技術邏輯驅動下，社會結構、文化結構都在發生變化。信息技術對文化的再結構化，表現為內容多元化、生產組織新模式、圈層組織新形式等方面。在現代性社會，一方面，我們無可避免地陷入技術系統的統治之中，數字化已使人類一步一步被結構到數字技術組織的網絡之中，無可逃避。另一方面，信息技術又對我們的社會角色進行重新安排，如同CT掃描儀這樣的新型醫學成像設備及其操作技術會切實地改變放射科的組織結構和角色關系一樣。在某些條件之下，這些技術媒介文化生產的技術邏輯以技術意識(techno-consciousness)的文化領導權即霸權(hegemony)為特征，在技術意識的統治下，一切對智慧和知識的追求都被對文化創富成功的強烈渴望取代了。這種普遍的再結構化是以一種潛移默化的方式影響社會，一步一步地改變著文化生產者的組織結構。當前多如牛毛的MCN公司、網紅公司、散在網絡平臺外圍的UP主，圍繞著網絡平臺形成新的媒體生態。在文化內部，這種再結構化既表現為一種文化體制的再結構化，也包含內容風格取舍的再結構化。前者表現為從大眾傳媒的集中生產模式轉向UGC、PUGC等新的生產模式，在這一點上，現代性涂層的“新”在于其受制于制度性的壓迫越來越少，直接表現為技術解放了生產力，釋放了創造力，快速、便捷、高效的文化生產方式和炫目的流水線式的文化產品，就剩下光鮮的現代性外觀。此時，大眾追求的新型文化資本就是對文化生產線的操作能力，比如，李佳琦、薇婭的直播帶貨能力，成為很多人羨慕的對象，具備了一切為實現利潤的技術手段、技術裝備、操作技能，包括化妝、場景布置、燈光美術、文案創意等，似乎離創富成功也就不遠了。從網紅到短視頻制作的角色重新分工，就是在追逐新型文化資本過程中的一次再結構化。

第四，新型文化資本作為現代性涂層暗含了資本價值運動的新趨勢。媒介文化發展到數字媒介傳播階段，資本的熱情一下被激活了，“數字淘金”熱表明，資本的價值運動出現了新的動向?；跀祿诰?、分析、處理的數字產品的交易，成為當代資本價值運動的新奇觀。尼克·庫爾德利(Nick Couldry)等人在研究資本主義數據生產的本質時指出，在資本主義數據生產中，資本家的商業、廣告營銷等資本積累邏輯主導著資本主義數據生產，這種邏輯迫使數據提取的基礎設施，總是試圖全方位直接介入每個人日常生活的既有結構[19]。源源不斷形成的“行為數據剩余”就是與土地、石油等量齊觀的寶藏，蘊藏著巨大的商業價值。資本借助大數據算法、人工智能等現代技術，不斷開發和深度加工，形成功能各異、五花八門的數字產品和服務。然而，數字技術并不是終極產品，就媒介文化角度看，19世紀30年代資本對大眾化報業的青睞和21世紀資本對數字產品的青睞，其中都有資本各自“最好的想法”，前者是注重將報紙的內容錨定在大眾的趣味上，形成受眾的最大化；后者的“玩法”則錨定在數字技術上，通過技術手段鎖定目標用戶，實現用戶最大化。兩個時代操作路線不同，卻殊途同歸，因為他們秉持的都是市場邏輯，而對市場邏輯的極致化追求，必然導致文化生產的短期行為，導致文化領域被形式主義侵占，轟動、熱鬧、光鮮文化的涂層化成了總體特征，資本價值的運動難辭其咎。

化解技術化的文化現代性涂層其實并不復雜，其基本的路徑需要從以下幾方面著手：(1)倡導靈韻價值本位的文化價值體系，以民族國家優秀文化為參照，特別要注重文化規劃和沉淀。在技術附魅時代，需要從教育、社會風尚營造角度強化文化靈韻價值本位，這是一個漫長的過程，也是一個社會系統化工作。(2)加強文化“正餐”的生產以替代文化“快餐”，速食化文化是平臺技術化大生產的一種突出景觀，當這種文化甚囂塵上時，社會的文化窳敗征兆就已顯現。媒介文化的現代性涂層往往給社會大眾以光鮮、熱鬧的表象，網絡平臺大量輸送的是“爆款”“熱搜”“流量明星”等，這些正是文化現代性的涂層，久而久之會成為文化發展的障礙?；貧w布爾迪厄意義上的文化資本營造，就是要強化文化生產的“習得”過程，突出文化的審美性和反思性，這需要教育、文化、社會系統化聯動。(3)推行清新、活潑、形式多樣的文化實踐形式。當前的網絡文化實踐是一場深刻的文化革命，其孕育的新型文化尚處在野蠻生長階段，引導這種文化走上健康軌道，不是回到從前，而是以人為本，適應消費社會的發展形勢，“推動現代消費主義的核心動力與求新欲望密切相關，尤其是當后者呈現在時尚慣例當中，并被認為能夠說明當代社會對商品和服務的非同尋常的需求。因此，理解現代消費主義意味著去理解一種生產過程的性質、起源和功能”[20]。當前全社會推行線上線下多形式的質樸文化尤為迫切，全部走向虛擬化，會使文化現代性涂層化日益嚴重。

五、余論

技術和文化工業的關系已經討論了一個世紀，只不過當下技術突飛猛進，帶來社會、經濟、文化層面的變革速度太快，再次刺激到知識階層的敏感神經。當下技術嵌入的媒介文化工業已與一個世紀前的文化工業大相徑庭，再次開始文化現代性問題的討論，似乎有了新的內容?！巴砥诂F代性危機”是一個多世紀以來現代性議題中經久不息的話題。美國學者萊因哈特·科賽萊克(Reinhart Koselleck)在其著作《批判與危機：啟蒙運動與現代社會的病態》一書中，將現代性視為一種充滿危機的話語，同時他也不認同阿多諾、霍克海默利用辯證法建構真實世界的思想，他不認為批判具有救贖的力量?？瀑惾R克的悲觀論調在20世紀具有代表性。文化危機論自20世紀初開始出現，進入20世紀80年代后, 這種文化危機、現代性終結論愈演愈烈。當人類歷史進入數字技術時代時，新型文化資本作為社會共識登場了，這成為文化工業新的癥候，阿多諾、霍克海默式的擔憂又成為現實。

不能把技術進步的一維方向視為文化發展的總體方向。技術主導的文化市場化工具理性容易誤導人們的價值觀，導致文化實踐的偏差。新型文化資本中的技術維度和趣味維度，均不能保證文化的價值保值，畢竟網紅、B站、電競、抖音、快手等在網絡世界的存在，大多是以商業價值為目標的，那種促使人們對彼岸世界思考的文化，在快速、競爭激烈的商業場域里難以生存。社交媒體時代，夾雜著交互性、社交性的生產消費(pro-sumption)需求，均是在短瞬間完成的。算法技術將這種“時不我待”的消費格局推向了極致。當下人們追逐的文化資本正是造成當下社會“再度封閉”與“再度禁錮”的根源。沒有人們文化傳播價值理念的自覺調整，沒有文化互動模式的合理化，化解現代性涂層危機終將是一句空話。

在數字化信息技術逐漸成為21世紀媒介方式時，人們有理由相信，它也會輕易地從一股解放的力量蛻變為一種新的控制力量。庫爾德利等人所擔心的數字殖民現象有了現實依據。媒介文化現代性新魅的產生，在于媒介文化上加入了技術的成分，數字化、算法技術、精準推送、智媒傳播等構成媒介文化的新景觀，這在當下就是一種典型的現代性涂層?，F代、先進、便捷——當全社會都在歡呼新媒體技術時，數字崇拜、技術崇拜下的文化新魅就誕生了。在新舊動能轉換、消費升級的環境下，以數字技術為代表的新經濟、新文化、新動能，正在成長為社會奇觀。媒介文化諸如網絡游戲技術使用能力在很多青少年的幼年時期可能就已掌握，這一儀式過程中所獲得的技術具身性成為了一種間接的成人禮。這種新型文化資本對新一代公民來說已轉化為一種“人生必備”。

在一個以5G、AI、數字技術構成的新型“物”的體系中，最容易迷失的是人的主體性。因此，找回文化主體是當下最重要的工作。在現代性繁花亂眼的涂層下，找到媒介文化發展的主線、認清社會對新型文化資本追逐的弊端、重塑文化的價值本位才是正道。文化資本的祛魅，首要工作即是防止技術對文化價值的僭越，防止文化的異化，如此才能確?！叭恕蹦軌蜃咴诮】档能壍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