邊境少數民族犯罪預防、控制與犯罪人權研究

郝志雯

摘要：2019年國務院新聞辦公室《為人民謀幸福：新中國人權事業發展70年》白皮書重視保障特定群體權利，有效保障少數民族參與國家事務管理的權利，尤其是跨界民族（跨境民族、跨國民族）特色村鎮保護與發展，文化遺產、文物古跡維護與傳承，降低犯罪率。

關鍵詞：少數民族;犯罪;預防與控制

中圖分類號：D631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3-2177（2021）15-0006-02

1比較法視野研究國內外少數人群或少數民族、種族

1.1聯合國通過的規定

消除種族歧視委員會一般性建議第18號規定建立國際法庭起訴危害人類罪。包括具體于危害人類罪行以及不道德行為國際法庭在緊急情況下享有普遍管轄權。這一普遍管轄原則表達了聯合國打擊并反對種族歧視的決心。

消除種族歧視委員會一般性建議第31號規定在刑事司法系統的司法和運作中預防種族歧視。該條增加的背景之一是許多國家采取的安保政策和反恐措施，導致了反阿拉伯和反穆斯林情緒的出現，以及反猶太人情緒出現。如何有效預防國家法律體制上對于種族歧視的規定，統一國際容忍種族歧視的最低限度，尤其是瀕危和少數人群的保留和繼承，是人類歷史進步和多元一體發展的重要問題。

1.2西方人權價值觀探討

德國弗萊堡大學的漢斯·C·岡瑟教授認為，歐洲現在所面臨的更多是由于大規模移民所產生的少數人權利問題，區別于傳統意義上的少數人權利。大規模移民產生的原因有內戰、饑荒等，是歷史上反對國家分裂和爭取民族獨立的遺留，也是現代全球化跨國公司增多導致資源競爭壓力增強的必然。

奧中友好協會常務副主席格爾德·卡明斯基認為，中西歷史文化淵源不同和社會制度不同，形成了不同人權觀念，盡管如此仍應求同存異，保持促進和保障人權、實現人人充分享有人權的目標。這也是中國和平共處五項原則的思路所遵循的價值取向。

1.3域外種族犯罪、刑罰

以文化犯罪為例：

《美國印第安人藝術和工藝品法案》SEC.103.刑事和民事違法行為“SEC.103.5.（a）……委員會審議調查報告后，可建議美國司法部長根據該條提起刑事訴訟”;SEC.104.虛假陳述印第安商品或產品的刑事處罰;SEC.106.仿冒印第安人藝術和工藝品委員會商標的刑罰都是關于侵犯藝術和工藝品的規定。

《澳大利亞原住民和托雷斯海峽島民遺產保護法》[1]第三章中規定了原住民自然人和法人團體犯罪單位罰金、證據、禁制令等內容。

國外法律對國內加強民族文化保護，如瀕危的傳統節日：赫哲族漁獵節之“祭湖醒網”儀式、大馬哈洄游節，為布依族苗族蠟染制作、田園風光提供了借鑒依據。

2中國科學社會主義邊境民族刑事政策

2.1民族刑事政策的概念和特點

學術界對民族刑事政策的概念尚無定論，比較科學的是鄭齊猛學者的觀點：民族刑事政策是黨和國家針對民族問題所指定、執行的策略、方針、措施的總稱[2]。

民族刑事政策的特征包括：（1）制定主體是黨和國家機關;（2）制定目的體現在控制、預防、懲治民族地區犯罪和保障少數民族犯罪者的人權兩方面;（3）制定適用于民族地區，包括內蒙古、新疆、西藏等民族自治區以及非民族自治區的少數民族，重疊、交叉、補充適用于自治條例、單行條例等。（4）制定內容圍繞其目的展開。

2.2邊境民族政策文件

自2020年1月新冠疫情以來涉及邊境國家和省份的150件文件中占10%以上，其中涉邊國家包括金三角、蒙古、中亞及南亞等國，還包括南亞諸國如馬來西亞、印度尼西亞等，省份為云南省、新疆西藏自治區和內蒙古自治區以及海南省，集中于西南邊陲和北部綿延的陸境線上，同時也是瀾滄江-湄公河次區（湄公河慘案發生區域）云南段犯罪多發區;通往中亞的古絲綢之路沿線，以及海上絲綢之路和鄭和下西洋經濟貿易往來密切之地。在這最新的150件文件中出入境海關健康登記等各類官方文件多達40件，表現出邊境往來中對于人口、動植物檢驗檢疫的密切關注。

在世界200多個國家和地區的海關文件中，“邊境”文件提及次數更多、密度更高，針對性集中、明顯，表現出占有更加舉足輕重的地緣關系和親緣關系，經貿交往的便利為邊境非法移民、毒品犯罪等三非犯罪的滋生提供了病毒性原生地和傳播路徑。

3邊境少數民族犯罪與犯罪人權的問題

費孝通在民族價值標準中總結的十六字箴言是處理民族問題的瑰寶[3]?！斑吘成贁得褡宸缸锏念A防、控制與犯罪人權研究”是以少數人口遷移、邊境往來以及中國少數民族刑事政策“兩少一寬”、民族區域自治制度為理論支撐的，同時也是中國少數民族刑事政策的立意特征所在?！斑吘成贁得褡宸缸铩卑ㄉ贁得褡逶谶吘郴蚩缇撤缸?、邊境少數民族發生的犯罪以及跨境民族跨境犯罪三個維度。

3.1極端分裂勢力

宗教影響下中央和少數民族地區關系的協調，境內外極端分裂勢力的言論中關于民族自治地區的反民族自決原則比比皆是。

1653年，五世達賴喇嘛阿旺羅桑嘉措應召朝見清順治皇帝受到冊封，并賜金冊金印，其合法地位得到中央政府的正式確定，從此西藏宗教領袖的地位須經中央政府冊封確定遂成定制。藏傳佛教活佛的歷史定制和原則，須經金瓶掣簽制度認定，大活佛轉世靈童須報請中央政府批準。這是國家主權權威性的體現，保護合法制止非法、政權大于神權，也是保護宗教尤其是西藏自治區信教群眾合法權利的體現。

3.2同案不同判

在司法大數據研究邊境民族類案時易產生的問題：（1）全案為少數民族;（2）部分為少數民族犯罪嫌疑人及罪犯、部分為漢族犯罪嫌疑人及罪犯;（3）由于少數民族雜居、聚居區或少數民族自治區跨越邊境、省份至其他省市地區的犯罪，會否因犯罪地與被告住所地不一民族地區而影響量刑寬緩幅度;（4）以少數民族為首要分子或積極參加者的恐怖活動或者涉黑重大犯罪案件中，是否可以執行“兩少一寬”、認罪認罰制度以及“該寬則寬、當嚴則嚴，寬嚴相濟，罰當其罪”是否應當重疊適用或者競合適用等。

3.3跨境三非犯罪

非法入境、非法居留、非法就業以及恐怖主義、邊民外遷、毒品走私問題，尤其是在跨界民族生存條件、以及復雜的歷史影響如中越戰爭邊境武裝沖突、境外“軍隊保護種植罌粟”的軍政保護主義情況下，“老少邊窮”及落后山區的少數民族如何脫貧、或者因教育程度不高等各種因素導致的犯罪發生后，如何對犯罪嫌疑人及犯罪分子，尤其是未成年人犯罪進行矯正和預防，同時保障其人權顯得尤為必要和迫切。如今，村寨之間舉戈相向的局面同態復仇已不多見，但是受少數民族習慣法的影響，尤其是在“大雜居、小聚居”的背景下，如何平衡不同少數民族之間的差異、避免沖突，多元化調控糾紛也十分重要。在庭審過程中，怎樣化解少數民族因習慣、親緣、宗教等心理產生的排斥心理，更是刑事工作中的重點。

3.4邊境少數民族恐怖主義犯罪存在復雜性和極端化的特征

跨境因地緣條件限定，涉及國際刑事引渡、司法協作。著名的湄公河慘案特大武裝販毒集團“糯康集團”的首犯糯康的出生地是在緬甸通過老撾移交給我國。從其犯罪至引渡回國進行公正裁決的過程歷時一年半，該特大販毒集團投靠緬甸政府軍曾受到老撾當地民眾保護給引渡帶來壓力也給邊境公安機關偵破帶來阻礙。國外勢力跨境活動、境外進行與我國邊境少數民族密切相關的犯罪處理機制不一，加上恐怖活動本身的難點都給研究帶來挑戰。

3.5邊境少數民族法治環境落后、執法司法困難

少數民族刑事政策操作性不強是由區位環境等因素所致。最高人民法院院長周強于2016年承諾“用兩到三年時間基本解決執行難問題”并印發了《工作綱要通知》，但民族地區解決該項問題卻面臨：（1）經濟發展落后;（2）文化程度不高;（3）司法不公、司法觀念淡薄;（4）強制執行法律不健全;（5）司法隊伍法律職業素質不高的困境。

4習近平法治思想下解決邊境民族刑事問題的建議

4.1司法實踐——以調研為基礎

田野工作是探討民族問題的重要研究方法，解決邊境民族刑事問題應遵循客觀規律和研究方法，深入邊境民族地區調研。

犯罪人權研究，是排除了“善良人”的人權研究，置于民族法領域是以少數民族犯罪嫌疑人、被害人人權的研究?！邦A防與控制”包括該幾種類型犯罪現存問題，防控的具體措施，立法、司法、執法面臨的挑戰與機遇，分清一般犯罪、重點犯罪、涉黑犯罪及恐怖活動犯罪及該幾類犯罪重點罪名在邊境少數民族的案件情況。少數民族犯罪人權關系著其在邊境犯罪的主體內容，實地調研其人權的保障有助于強化防控結合的刑事糾紛解決機制，有利于刑事訴訟程序價值的實現，促進民族地區團結穩定、發展繁榮，維護國家統一和安全。調研包括：（1）邊境少數民族村寨語言程度和文化程度;（2）少數民族習慣法對審判工作的影響;（3）少數民族一般犯罪產生的原因，以及恐怖活動產生的原因;（4）實踐中跨境民族邊境管理與社會治理。

4.2理論學習——以案例為重點

加強典型案例分析，是提高審判實務公正率的重點。

云南昆明火車站的嚴重暴力恐怖案致31人死亡，141受傷。堅決反對“三股勢力”，保證國家統一、民族團結、社會穩定和人民幸福，通過案例研究對恐怖活動中少數民族犯罪分子處罰機制規范化，對邊境民族刑事政策的研讀十分必要。

在云南第十三屆人民代表大會第四次會議第二次全體會議上，云南省人民檢察院檢察長王光輝向大會作《云南省人民檢察院工作報告》，在依法查辦孫小果案時，省檢查院成立專門調查組對履行監督責任不力的12名檢察人員進行問責，表現出從實體到程序的民族自治區對黑惡勢力處理的審慎原則，表現出了我國在處理刑事案件尤其是民族刑事案件上的謙虛與態度。

4.3民族刑事政策——初步意見和解決方案

民族刑事政策的制定離不開一切從實際出發，遵循客觀規律的原則和習近平法治思想的指導，科學發展觀理論支持以及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推動：

（1）圍繞民族法和民族區域自治法的基本原則有針對性地制定邊境民族地區的政策;

（2）強化對少數民族犯罪分子及犯罪嫌疑人的人權討論，偵查階段、審判庭審階段、羈押階段的權利義務完善和保障建設，如“賠命價”國家賠償的落實以及技術偵查和秘密偵查措施的使用;

（3）對于跨境恐怖活動、“三非”犯罪，注意未成年人和婦女的教育改造措施;

（4）加強民族文化的保護力度，尤其是非物質文化遺產的繼承。

只有將中華民族兼容并蓄的優秀精神從刑法上予以規制，才能夠推動邊境疑難問題的解決，促進邊境民族地區的大發展、大繁榮。

綜上，鼓勵學術領域、政府用途指導民族地區建設、產業發展和邊境少數民族犯罪的預防與控制，幫助少數民族貧困地區脫貧，提高人口素質，發展邊區教育，加強法律職業素質，減少冤假錯案。對受民族地區地緣和親緣關系影響、習慣法適用存在的具體問題具體分析，為多元化刑事司法糾紛解決機制提供借鑒。同時堅持中華民族多元一體格局和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加強民族交流融合，有助于綠色可持續的民族生態文明建設，為建立人權領域命運共同體而努力。

參考文獻

[1]田艷.域外民族文化保護法規匯編[M].北京：中央民族大學出版社，2019.

[2]鄭齊猛.中國民族刑事政策研究[M].北京：民族出版社，2010.

[3]林耀華.民族學通論[M].北京：中央民族大學出版社， 199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