堪稱《紅星照耀中國》姊妹篇
——《1937，延安對話》新書發布

文本刊記者 金 濤

《1937，延安對話》書中這些珍貴的筆記和照片，不僅呈現了早期中國共產黨人的容貌風采、精神信念和理想光芒，更是從一位西方學者客觀和切實的角度，證明了中國共產黨的使命初心、中國革命的正義性和取得輝煌成就的歷史必然性。

These precious notes and photos in the book "1937, Yan'an Dialogue" not only show the appearance, spiritual beliefs and ideals of the early Chinese Communists, but also prove the original intention of the mission, the justice of the Chinese revolution and the historical inevitability of brilliant achievements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from the objective and practical perspective of a Western scholar.

中國人民抗日軍政大學

延安城門。城墻上標語：和平統一 團結御侮

2019年1月，旅居加拿大的華人作家李彥寫了一篇散文《校園里那株美洲蕾》，投稿到人民文學出版社《當代》雜志，講述了一位美國學者與中國革命息息相關的跌宕起伏的人生。這位學者就是美國亞洲問題研究專家畢森，文中提到的畢森到訪延安，采訪毛澤東、周恩來、朱德等紅軍領袖，寫作《延安筆記》一事，引起《當代》主編孔令燕高度關注。

這本筆記在美國出版過嗎？如果已經出版，是否曾經引進到中國？如果已在中國出版，時隔80多年，是否已經超過版權期？孔令燕所有這些疑問歸根到底只有一個愿望，在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延安筆記》中文版。

日前，80年前畢森那兩本鉛筆記錄的《延安筆記》，最終定名為《1937，延安對話》由人民文學出版社正式出版，在黨的生日到來之際，向走過一百年艱辛而輝煌歷程的中國共產黨獻上一份真摯的厚禮。

6月23日，“征程萬里·見證初心——《1937，延安對話》新書發布會”在北京中國出版集團舉行。中國作家協會黨組成員、副主席吉狄馬加，中國版權協會會長閻曉宏，中國社科院黨組成員、當代中國研究所所長姜輝，中央黨史和文獻研究院對外合作交流局局長楊明偉，中宣部出版局副局長李一昕，作家王樹增，《人民文學》主編施戰軍，以及中國出版集團黨組成員、中國出版傳媒股份有限公司董事、總經理李巖，中國出版集團黨組成員、副總經理陳永剛，人民文學出版社社長臧永清，《當代》主編、《1937，延安對話》責任編輯孔令燕等出版方代表出席發布會。

首次在中國出版單行本

發布會上，孔令燕詳細介紹了出版《1937，延安對話》的過程。她看到李彥的文章后，立即在網上搜索了關于畢森、關于延安這次訪問之行的信息，但收獲非常少。除了一些記錄當年他們到達延安的信息，沒有更為詳盡的記錄。如此看來，《延安筆記》更具稀缺性和珍貴性。

孔令燕立即聯系作家李彥，詢問之后發現巨大的驚喜：《延安筆記》自寫作以來，除畢森在他的一些專著中引用過，只在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中國研究中心出版過一次，至今再未出版，更沒有授權中國任何一家出版社出版過中文版。

獲知這些信息后，人民文學出版社迅速行動，在各方協助、推動下，與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中國研究中心取得聯系，在疫情最危重的時候，通過郵件往來，購買到《1937，延安對話》的中國大陸出版權，用了將近三年時間完成了全部的出版流程。

塵封八十年的珍貴史料

托馬斯·亞瑟·畢森，上世紀30年代美國著名的亞洲問題研究專家，曾擔任美國政府的東亞政治經濟顧問。他于1924年至1928年期間來到中國，先后在安徽省懷遠縣一所中學以及燕京大學執教。

延安的一支共產黨軍隊。城墻上標語不太清楚，內容包括：“國內和平 團結抗日”

1937年6月盧溝橋事變前夕，在斯諾的幫助下，畢森與其他幾位美國同行一起，悄悄奔赴延安，親眼見證了當年中國社會的動蕩現實與革命圣地的烽火歲月，在延安短短四天四夜的停留中，畢森對毛澤東、朱德、周恩來等紅軍領袖一一進行了采訪。在延安，畢森一行被中國工農紅軍和共產黨人的精神魅力和堅定信念所折服，發自內心地認為這是一個能帶領中國走向光明未來的領袖集體。

畢森和朋友們真實記錄了當時的心情和判斷

畢森在筆記上寫道：“延安有這樣一群人。他們的胸中，充滿了高尚的道德情操。在那個環境里，個人私欲必須向崇高的理念折腰。為了共同的事業，人人平等，官兵一致，齊心協力，頑強奮斗，大家分享著這種精神追求所帶來的充實感……我們不難理解，為什么毛澤東會頑強不屈地奮斗著、堅持著，要把這種精神推廣到整個中國?！?/p>

擔任司機的艾飛·希爾在回程的路上感慨：“我曾經見識過各種各樣的人……但毛澤東卻是我見過的唯一一個能夠統一全中國的人?！?/p>

同往延安、并曾擔任過國民黨的高級顧問的歐文·拉鐵摩爾，在1973年英文首版的序言中寫道：“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人之所以毫無顧忌地透露出這些訊息，是因為他們無比堅定地相信，自己此刻正站立在歷史轉折點的緊要關頭上，并能清晰地展望到前景和未來。畢森所記錄下來的在延安那一場又一場談話之中，最為突出的特色，便是中國革命領袖們令人震撼的清晰思維和先見之明?！?/p>

除了文字記錄，畢森一行人還拍攝了大量珍貴的照片，有從西安到延安的沿途景象，有延安根據地的日常生活，尤其難得的是捕捉到許多正值盛年的中國共產黨領袖們的風采。書中這些珍貴的筆記和照片，不僅呈現了早期中國共產黨人的容貌風采、精神信念和理想光芒，更是從一位西方學者客觀和切實的角度，證明了中國共產黨的使命初心、中國革命的正義性和取得輝煌成就的歷史必然性。

畢森一行從延安返回之后僅五天，盧溝橋事變爆發，全國抗日戰爭開始。之后不久，畢森回到美國。20世紀五六十年代，美國在國內實行麥卡錫主義，對左派知識分子打壓和排擠，許多知識分子紛紛離開美國。斯諾去了瑞士，歐文·拉鐵摩爾去了英國。畢森在美國國內也受到各種懷疑和排擠，于1969年到加拿大滑鐵盧大學任教，并成為這所學校中國語言和文化課程奠基人。雖然畢森命運多舛，但是卻嚴密而謹慎地保護了這些珍貴的筆記，只是沒有機緣以單行本的形式出版和面世。

一直到1972年，尼克松訪華。時勢推動之下，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中國研究中心出版了這本珍貴的筆記：Yenan·in June 1937：Talks with the Communist Leaders，直譯為“1937年6月，與共產黨領袖們的對話”，成為畢森訪問延安36年之后第一次出版的英文版。

一部新發現的《紅星照耀中國》

發布會上與會嘉賓高度評價了本書的歷史價值和現實意義，認為這是一份內涵豐富、極為珍貴的黨史資料。

在延安開會，聽外國來訪者演講。

延安時期的（左起）毛澤東、周恩來、博古（秦邦憲）、朱德

為了確?！?937，延安對話》一書的嚴謹性，人民文學出版社不僅多次對稿件進行校對、加注以及聯系譯者李彥對細節進行修改，還將書稿送給有關專家審定了黨史事實。黨史專家、中國中共文獻研究會副會長陳晉對書稿進行審讀后，在提出了相關意見的同時也高度肯定了本書，并在序言中提出，“它真實地記錄下美方時勢研究人員在中國人民全面抗戰到來前最后一刻，在延安的所見所聞；真實地記錄下中國共產黨的主要領導人在全面抗戰到來前最后關頭，所做的重要政治宣示；真實地記錄下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陜北蘇區在全面抗戰到來前的那一刻，所實施的各項制度政策以及人民的精神面貌”。

李巖表示，今年是中國共產黨成立一百周年，《1937，延安對話》是中國出版集團、人民文學出版社為建黨百年獻上的一份珍貴的禮物，這是一本極具黨史價值和現實意義的好書，是我黨在延安時期革命實踐和思想理論的重要見證，是一部新發現的《紅星照耀中國》。

“中國共產黨人勵精圖治為中華民族實現偉大復興的夢想，實際上在很早就形成，不是在現在或者前二十年、三十年，而是在建黨時就開始的。在這一點上，這本書有它特殊的價值?！奔荫R加指出，《1937，延安對話》實際上是在回答一個問題——中國共產黨為什么“能”？在那樣一個特殊的歷史階段，中國人自己去寫這樣的文章很難獲得世界性的了解和認可，但是從第三者的眼光來看，就有了重要的意義。

“這本書最大的價值，是對朱德、周恩來、毛澤東的采訪?！遍悤院陱臅锌吹搅水敃r共產黨的領袖們卓越不凡的領袖氣質和前瞻性、判斷力：“這是1937年時的斷言，真的是太了不起。另外這本書講到了我們為什么要把人民群眾這種力量作為一個政黨和一個社會最重要的依靠和走向，講得非常清楚、明了?！?/p>

王樹增的紀實文學《抗日戰爭》出版于2015年，他很遺憾當時沒有看到《1937，延安對話》：“我寫《抗日戰爭》，最主要的出發點就是中國共產黨人是整個抗戰的中流砥柱?！?937，延安對話》以最詳實的紀實樣式，真實記錄了當時在我們民族最危急的時刻，共產黨人是用怎樣的胸懷來倡導和領導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梢哉f沒有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建立，就沒有抗戰的勝利。原來我們看到的是自己講的故事，但是從另外一個角度，一下加深了我們對當時黨的領袖、領導層，他們對民族未來的展望和這場巨大戰爭的展望，他們的胸懷和他們站的歷史高度令人感動?！?/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