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代主義的歧路：去在還是愛 早期奧登詩歌研究

趙少陽

在現代主義文學中，我們可以看到有兩條歧路。一條是從19世紀后半葉法國象征主義流出的，以早期T.S.艾略特為代表，他們對語言的信心大于對生活的信心，企圖通過語言使存在顯現，在語言世界中完成他們的文學使命；另一條是以D.H.勞倫斯為代表的，這些作家仍然對生活抱有期望，努力在現代生活中打撈意義，希望通過文學對愛的重新定義，使人們對生活恢復熱情。這兩條歧路看似沒有相交的可能，甚至第二條路有將要被黃葉掩埋的危險，但當我們回顧20世紀文學的時候，發現它們曾經有過一個美麗的交匯——奧登。本文把早期奧登放入英國現代主義文學背景中，呈現出他對“去在還是愛”問題的不同解答，以及他如何通過對現代世界中愛的必要性，愛如何才是正確的和智慧的這樣一些問題的思考，突破現代主義。

這兩條歧路看似沒有相交的可能，甚至第二條路有將要被黃葉掩埋的危險，但當我們回顧20世紀文學的時候，發現它們曾經有過一個美麗的交匯——奧登

去在與愛

蘇珊·桑塔格和約翰·伯格曾經在《聲音》中，圍繞講故事展開過一場讓人難忘的辯論，他們之間出現了不可調和的分歧。桑塔格認為在現代，生活中已經很難再有讓人們感到新鮮和刺激的東西，而現代文學為人們提供的也不應該再是關于現實生活的內容，而應該是讓人心動的細節，幻想和一種超乎尋常的聲音。而伯格認為，生活永遠是最重要的，沒有任何故事會比生活更具有吸引力，現代文學的使命就是在荒謬的生活之流中打撈出意義，讓人們重新相信生活，熱愛生活。關于現代文學的這兩種看法，并不是他們兩人的各執一詞，他們代表了現代文學的兩條歧路：去在與愛。

從19世紀后半葉象征主義流出的現代主義，他們和他們的前輩一樣在發達資本主義的時代無所適從，對現實生活感到失望，只能棲居在語言之中?？量痰难趴恕ぐ唾澤踔翆F代主義的習性標記為“必不可少的幻覺，利益攸關處的甘愿妥協，虛榮與夸談，狹隘與驕傲”，也就是說，他認為現代主義是在逃避“到生活中去”，而語言只是他們逃遁到自我之中的魔法。如果我們正在讀《J.阿爾弗雷德·普羅弗洛克的情歌》，那么我們會有自己的看法。一個問出“我敢吃下一只桃子嗎”的人，他的生活會有多大的領域？而他的內心又會是多么地豐富？因而，我們可以看到現代主義文學一方面在縮小個體的活動范圍，而另一方面他們卻通過語言的顯微鏡看到了更加纖細復雜的景觀，或者說“仿佛有一盞幻燈把神經變成圖案投射在屏幕上”。從觀察心靈的細微程度方面來說，現代主義文學是空前的，尤其是在經歷了兩次世界大戰之后，人們真切地認識到了以往對自身力量的盲目相信是可笑的，開始把視域囿于自身，去發現靈魂褶皺中的恐懼、無聊、膽怯和驕傲。這對于克服人類的盲目自信是有益的，但是發現的驚愕卻限制了人們的行動。于是，“現代自我以自鄙開始它的生涯，通過施加給普通人一種殘忍的敵意來表達輕蔑”，“我們稀里糊涂地拒絕了那些本應該擁有的事物”?，F代智慧的洞察并未給人類帶來福音，反而讓這些先知進退維谷，與周遭隔絕起來。我們不免可惜地讀到卡明斯的下面這段話：“我唯一的興趣是賺錢，我將去干。幸運的是，然而，我本來更喜歡做別的事情，包括開火車或者種玫瑰……然而無所事事者一定會滿意他們發現2乘2等于4這樣無可置疑的事實，他(詩人)興奮于一個完全無法抵賴的真理被發現了，穿著超短裙，在眼前這本書的扉頁?！边@些敏感的心靈似乎除了自嘲和抱怨什么都不會了，而他們對普通人的蔑視，也掩飾不了他們并不能比普通人更好地生活，甚至要比普通人怯懦這樣的尷尬處境。當然，可以為他們辯護說他們更有自知之明，他們已經提前知道會弄得一團糟或者到頭來不過是一場空，所以他們選擇什么都不做。我們翻閱現代主義文學選集，看到站著一個個沒精打采的模糊面孔，操著各不相同的語調重復著“我不行”、“我不能”、“我辦不到”、“我怎么能”、“就這樣吧”。這時，語言也就消退了神圣的光輝，“言語承擔過多，/在重負下開裂，有時全被折斷，/在繃緊時松脫，滑動，消逝，/因為用詞不當而衰退，因而/勢必不得其所，/勢必也不會持久。尖聲刺耳的話聲/咒罵、嘲笑、或者僅僅是饒舌/經常襲擊言語?！闭Z言從魔法成為囚籠，打破了海德格爾的語言神話。僅僅棲居在語言之中，語言必然要么不知所云要么同義反復，非但沒有使存在去蔽(去蔽本來也不是徹底的)，反而使人在語言之中迷失了自我。

我們翻閱現代主義文學選集，看到站著一個個沒精打采的模糊面孔，操著各不相同的語調重復著“我不行”、“我不能”、“我辦不到”、“我怎么能”、“就這樣吧”

而現代主義文學的另一支，色彩更為明亮一些，他們在浩劫之后，沉悶之中仍然相信生活，相信在生活之中能夠提煉出珍貴的意義。在這里以D.H.勞倫斯為例，因為他對生活的活力感在20世紀是尤其突出的，特別是以早期T.S.艾略特作為參照的時候。有趣的是，F.R.利維斯曾經在1951年宣稱“我們的時代，在文學上可以稱作D.H.勞倫斯和T.S.艾略特的時代”。這一透辟的論斷看到了勞倫斯和艾略特既相互針對實際上卻互為補集的關系。勞倫斯同樣沉痛地說“我們這個時代根本是場悲劇，所以我們也就不拿它當悲劇了”，但他在這樣的時代境況下，做出了我們更為期待的選擇?！按鬄拇箅y已經發生，我們身陷廢墟，開始在瓦礫中重新搭建自己的小窩兒，給自己一點新的小小期盼。這可是一項艱苦的工作：沒有坦途通向未來，但我們東繞西繞，或者翻越障礙前行，不管天塌下幾重，我們還得活下去才是”?？傊?，“人活著就得學會應對一切”。兩張不同的處方來自于對歐洲癥結迥異的診斷。艾略特認為現代生活之所以如此混亂瑣屑，卑污不堪，都是因為基督教的失落，人們只有重新投入基督教的懷抱，克制私欲，崇愛上帝，才能得到拯救。而勞倫斯恰恰認為歐洲的萎靡和猖獗都是因為沒有正確地對待“性”?！皩θ藖碚f有兩種認識途徑：一種是在分離狀態下的認識，這就是頭腦的、理性的和科學的；另一種是融合狀態下的認識，這就是宗教的和詩意的。從基督教始，到新教終，終于失去了與宇宙的一體，失去了肉體、性、情緒、激情與大地、太陽和星星的一體”。人類在理性化、文雅化的過程中，壓抑和遺忘了肉體?！爱敶娜藗冏鰫蹠r，大半是為做愛而做愛，他們這樣做是因為他們認為這是一件該做的事。其實這是人的理智對此感興趣，而肉體是靠理智挑逗起來的，其原因不外乎是這個：我們的祖先頻繁做愛而對性卻毫無認識，到了現在性行為已變得機械、無聊、令人興味索然，只有靠新鮮的理性認識來使性經驗變得新鮮點才行”。因而，普通人對性不能有所體會，只是當作一種生理發泄，上層社會又把性當作下等人才有的需求，視為禁忌，只在偷歡的時候才能體驗到越界的刺激，甚至知識分子也把性看成“男女精神關系的某種敵人”。勞倫斯給“性”賦予如此重要的地位，是因為他深信人類真正的幸福在于“血性”之中，而不是在剝離的干枯理性之中?！把浴贝嬖谟谛灾?，婚姻之中，同時又充盈在整個宇宙之中，它也會經歷日出月落，寒來暑往，和宇宙的節奏是同一的，所以它也是日新月異，經久不衰的?！巴ㄍ磥淼臉蚓褪顷栁?，僅此而已，絕不是現代‘精神’中那可憐兮兮的贗品陽物，絕不是”?！斑@是頭腦、靈魂、肉體、精神和性的需要。求助于語言來滿足這種需求是沒用的。字詞和道(logos)是無法做到這一點的。該說的幾乎全說過了，我們只需凝神諦聽，可誰能讓我們注意到行動呢？四季的行動，年月的行動，靈魂周期的行動，一個女人和一個男人的生命在一起的行動，月亮流浪的小行動，太陽的大行動，還有更大星球的行動？誰讓我們去注意這些行動？我們現在要學習的是生命的行動。我們似乎學會了語言，可看看我們自己吧，可能我們說起來什么都行，可行動起來卻是瘋狂。讓我們準備好，讓我們渺小的生命死去，在一種宏大的生命中再現，去觸動那運動著的宇宙”。在這里，我們可以看到勞倫斯和艾略特關于語言的強硬對峙，艾略特認為應該讓思想變得可以感覺，但同時他又在圈定個體的活動范圍，使感性接觸的可能性不得不降低，語言的更新只能求助于傳統，通過持續地發掘過去的現在性完成對現在的書寫。但因為對現在的理解不可能是純粹理性的，那經驗的限制就會是致命的。由于對現在的單一理解，書寫或者語言也就只能是重復性地對過去語言材料的使用。勞倫斯提倡應該注意行動，學習行動，語言指導我們的行動，而行動反過來更新我們的語言。語言和行動在血性的生活中往復循環，相互交流。當然，因為他們兩者都是不世出的天才，在他們自己的創作中，方法論對作品質量影響并不算大，但作為典范，他們對后來者的影響是值得深思的。

在這里，我們可以看到勞倫斯和艾略特關于語言的強硬對峙

現代主義的兩條歧路共同的起點在對現代性的反思，他們對現代的合法性提出嚴重的質疑，他們認為現代人都是J.阿爾弗雷德·普羅弗洛克、克里福德·查泰萊之流，沒有生命活力，沒有生活意義。也就是說，他們之所以都被稱作現代主義是因為“將他們結合在一起的不是他們各自的哲學，而是這些哲學想要解決的主要問題”。解決方案的不同造就了他們的特征：以早期艾略特為代表的一派，以語言為家，企圖用語言為存在去蔽，其實早期存在主義薩特的《惡心》、加繆的《局外人》都應該列入其中。他們用新的語言呈現現代靈魂的膽怯、虛無、驕傲，但因為對現代性的負面反應過于強烈，很大程度影響了他們和生活的實際接觸，造成了他們語言的失效，他們中間許多人后來又重新走入生活，包括艾略特的皈依宗教，但也有人仍然在堅持鉆研俄爾甫斯豎琴的奧妙；以勞倫斯為代表的一派，否定機器和理性文明，用文學呼喚本真的人性，要人們注意生活，學習生活，最終實現血性的生活，和宇宙恢復臍帶的聯系。但總的來說，因為前一派作家的才華和他們的語言的陌生感，他們是現代主義的主流。不過，兩條歧路也有交匯點，包括奧登、米沃什這樣的大作家，他們既對現代的病癥乃至惡看得十分清楚，又本能地趨向愛和世俗生活。

“無道德感”的機智

提起奧登，很多讀者，即使是沒有讀過奧登詩篇的讀者，腦海中也會出現“無道德感”的機智這一印象。很大程度上，這個印象直接或間接來自于喬治·奧威爾為亨利·米勒的小說《北回歸線》寫的書評《在鯨腹中》。對奧登聲名影響極大的文章卻不是專門為奧登而寫的，這是我們如果要正確地對待奧登必須注意的問題。奧威爾在這篇書評中談論的重點其實也不是米勒和《北回歸線》，米勒不過是奧威爾拿來和奧登對舉的恰逢其時的例子(也可以說奧登是被拿來和米勒對舉)。奧威爾回顧了英國文學的1920年代和1930年代，也就是艾略特和勞倫斯的一代與奧登一代，強調“作家只有遠離政治，才會寫出好作品”。這在當時或許并不算老調重彈，但最大的諷刺或許是，日后給奧威爾本人帶來最大聲譽的恰恰是一本政治小說。奧威爾歡迎像約拿一樣待在鯨魚腹中的寫作，“將自己交給世界的進程，不再反抗，也不再假裝自己能夠控制它；只能是接受它，忍受它，記錄它”。很明顯，奧威爾的主張大體是正確的，但他對待奧登的態度卻很讓人懷疑他是否是真誠的。只比奧登大四歲的奧威爾，在談論奧登的時候卻像個父親一樣不寬容，甚至說粗暴也不算過分。奧登因為奧威爾而最為人知的，當然是那首《西班牙》，尤其是“必要的謀殺”這個短語。奧威爾指責奧登，“只有根本不懂什么叫謀殺的人，才會寫出這樣的句子。我自己絕不會那么輕松地談論謀殺。我親眼看到過幾具被謀殺的尸體——我指的不是在戰場上被打死的，我指的是被謀殺的。因此，我知道什么是謀殺——恐怖、仇恨、號哭的家屬、尸體解剖、血、臭味。對我來說，謀殺是件應當避免的事?！绻谥\殺發生的時候，你是在其他地方，那么，奧登先生的那種無道德感才有可能產生”。奧威爾先生值得我們抱持敬意，但他的指責卻必須得到反駁。為什么他認為米勒那樣的在鯨腹中應該贊揚，奧登的在鯨腹中卻不可饒??？我認為是階級偏見在作祟。在談論西班牙內戰的時候，奧威爾認為自己比任何一個中產階級作家都更有發言權，因為他不僅有關于謀殺的經驗，還有“饑餓、艱辛、孤獨、流放、監獄、迫害、苦工”的經驗。他幾乎像個孩子一樣炫耀只有自己經歷過而那些中產階級作家不曾體會的事情。只有他知道謀殺的殘忍以及與極權主義的瓜葛，而那些“在微溫的澡盆子里接受五年的勢利眼熏陶”的中產階級作家什么都不懂，只是自以為是，不知深淺地為集權主義作辯護。所以，他才會出乎意料地對一個合乎自己寫作主張的詩人嚴加指責。但是他忘了，并不是只有他才有生活和經驗，也并不是最痛苦的經驗才能成為最好的文學的材料(但我仍然對奧威爾先生的《致敬加泰羅尼亞》致以最崇高的敬意！)。起碼，當奧威爾在加泰羅尼亞的時候，奧登也在巴塞羅那。

對奧登聲名影響極大的文章卻不是專門為奧登而寫的，這是我們如果要正確地對待奧登必須注意的問題

有趣的是，當奧威爾談論米勒、艾略特和喬伊斯的時候都能做到得體和公正，但當談到自己國家的同輩時，卻無法做到冷靜和公正。我相信這和他的涵養關系不大，真正重要的是一個作家無法做到對自己系身其中的世界的絕對超然。這樣一來，我們也就能理解奧威爾對奧登的過激和他后來對自己主張的“背叛”了。在這樣的語境下，我們將看到奧登的詩以及道德感遠遠不是“無道德感”那么簡單，如果我們愿意，我們在《西班牙》中就能有所發現?！霸诒匾闹\殺中清醒地接受罪惡”，必要是歷史的無情進程，但作為人仍然將之稱為罪惡?！白飷骸币辉~的分量絕非像奧威爾說的那樣奧登根本不知道自己的言語輕飄飄地在說些什么，奧登知道，不過他是沉痛地接受了。

比起他的兩位前輩——艾略特和勞倫斯，奧登對現代文明要寬容得多。他不太相信我們可以從現代抽身，然后投身另一個環境就可以完全解決問題，不論是基督教會還是血性婚姻或者是奧威爾強加給他的極權主義。奧登認為現代人致命的兩個問題就是遺忘和幻想——在機器和理性文明之中，人們漸漸遺忘了生活的感覺，要么麻木愚鈍，要么感到厭倦，幻想通過改換天地使生活煥然一新——它們將把人拖進災難的洪流?！霸跇翘萆匣蛘吆┥?聚會時耳朵/聽著言語，/眼睛盯著/手里忙著的，/從不確定/他們學到了什么/從做過的事情里，/忘記去聽或者看/讓忘記容易，/只記得記得的方法，/只能以另一種方式記得/極其振奮人心的謊言”，奧登清楚地看到在飽食終日，無所用心的現代生活中，只有“極其振奮人心的謊言”才能刺激人們空白一片的大腦。人們既對宗教、美毫無興趣，“爬上歐洲的上空，/教堂和發電站坐落/在地面的固定設施叢中：/她盯著美術館/木然如一個屠夫端詳/那些非凡的畫作”，又對當時的局勢和自身的根基不甚了了，“也不問什么可疑的法令保障/我們在這所英國宅院的自由/我們在太陽下的野餐”?！昂芸?，很快，在我們愜意的堤壩上/翻滾的洪水將沖決出缺口/高過樹干，/攫取突然的死亡在我們眼前/河水夢想長久地隱瞞/大海的深淺與威力”。在奧登看來，災難或者惡永遠是潛在的，需要我們小心警惕，而在沉悶而舒適的現代，人們似乎忘記了還有惡的虎視眈眈，潛而待發，那么災難的洪流就是可以預料得到的了。一方面因為人們不僅糊涂，而且自私。災難來臨的時候，他們只擔心自身的安危，而對他人的急難置若罔聞，就像“在勃魯蓋爾的‘伊卡魯斯’那里：/一切是多么安閑地從那樁災難轉過臉；/農夫或許聽到了墮水的聲音/和那絕望的呼喊，/但對他，那不是了不得的失??；/太陽依舊照著白腿落進綠波里；/那華貴而精巧的船必曾看見/一件怪事，從天上掉下一個男童，/但它有某地要去，仍靜靜地航行”。但災難并不會繞過那些一心避禍的人，“鎖被砸開，門被卸下，/他們進來了，進了屋；/他們的靴子重拍在地面/他們的眼睛熊熊燃燒?！绷硪环矫嬉驗槿藗兊拿孕藕涂駸岷α俗陨?，而罪魁禍首就是“極其振奮人心的謊言”。雖然“收成在山谷中腐爛”，“金銀仍在山中”，但人們對自己的城市早已十分厭倦，渴望著那些“朝圣者”宣揚的“每日在山谷中舞蹈，/山上的所有的綠樹都開放花朵，/愛是無邪的，遠離城市”的島嶼，“許多多疑的，暴斃山上，/攀登懸崖為了看一眼島嶼，/許多膽怯的，帶著他們的悲傷/自從他們來到不幸福的城市就和它們相伴/許多無畏的，潛游然后溺死水中，/許多可憐的，將不能離開他們的山谷”。奧登幾乎用解幾何題的方式分析了當時的歐洲局勢——它的因為所以序列，清楚明晰 ——他的機智就像一把閃著寒光的手術刀，鋒利無情，準確負責，但我們應該再往上看一個手臂，看到那顆握著手術刀的跳動的心。

比起他的兩位前輩——艾略特和勞倫斯，奧登對現代文明要寬容得多。他不太相信我們可以從現代抽身，然后投身另一個環境就可以完全解決問題，不論是基督教會還是血性婚姻或者是奧威爾強加給他的極權主義

奧登并不認為這樣的局面就是世界末日了，他對此持一種節制的樂觀主義態度。他認為終究會否極泰來，“當大水退去/穿過黑泥小麥首先/伸出嬌羞的綠莖，/當擱淺的怪物喘息躺著，/鉚接的聲音驚懼/它們不靈便的耳蝸”，這是善的力量壓倒了惡的力量，“正像兒童放肆的快樂喊叫/父母的并不哀傷的歌聲升起/將它淹沒”。但惡的猛獸并不是憑空制服的，奧登認為愛和忍耐才能幫助我們洗滌邪惡，“重建我們的城市”。對早期奧登的思想做完這樣的梳理，我們應該會同意他是一個極其冷靜的詩人，他看到了當時歐洲的主要隱患——遺忘和幻想，用絲毫不遜色于艾略特的語言，揭示了歐洲的當時狀況，人對存在的遺忘，對愛的遺忘，取而代之的是對幻想的迷信與狂熱。但他并沒有被自己的發現駭住，喋喋不休身陷的困境，或者把殘忍的敵意施加在普通人身上，或者轉而專研塞壬的歌聲，他用寬容而和煦(有時甚至是輕松地滑稽)的聲音引導人們走向愛與忍耐，幫助人們度過浩劫，清洗邪惡與陳垢，重建樂于居住的城市。我們看到有兩個奧登，一個走在“去在”之路上，一個走在“愛”之路上，他們同樣優秀，同樣值得信賴?？少F的是他還有那么讓人驚羨的分析力，也就是奧威爾稱為“無道德感”的機智，在某種程度上來說，奧威爾是對的，機智如果要做到全面透徹，就必然是“無道德感”的，但問題是奧登的觀察并非是為了滿足好奇心，他真誠地想通過他的詩讓一些事發生。

他看到了當時歐洲的主要隱患——遺忘和幻想，用絲毫不遜色于艾略特的語言，揭示了歐洲的當時狀況，人對存在的遺忘，對愛的遺忘，取而代之的是對幻想的迷信與狂熱

愛的真相

在看重知性的讀者眼中，奧登最突出的特征就是他的“無道德感”的機智，但對奧登來說，最吸引他的問題或許是愛以及如何愛。在愛德華·門德爾松教授——研究奧登的首席專家——編選的人人圖書館口袋詩人《奧登》選集中，我們驚人地發現在奧登定居美國之前的詩作中幾乎每一首都有“love”的字樣。門德爾松教授在為《奧登詩選：1927—1947》所寫的前言中寫道：“奧登的語言和視野總帶有某種‘科學’色彩，更多基于顯在的事實而非一廂情愿的想象，但他首先還是一個有‘愛’的詩人，總在關注對愛的圓滿實現產生阻礙的因素，無論它是來自外部社會，還是出于內在的焦慮?！鼻懊嬉呀浱岬?，奧登認為能夠改善現代困境的是愛和忍耐，更簡潔地說，只有愛。但奧登發現愛的面目卻是難以辨認的，它不是確定的、單一的，因而也就宣告了我們幾乎沒有按圖索驥的可能。

他在《哦告訴我愛的真相》中，臚列了一堆相反相成的愛，“有人說愛是一個小男孩，/有人說它是一只鳥，/有人說它讓這個世界運轉，/有人說那是信口開河”，“它看起來像一身睡衣，/還是忌酒旅館里的火腿？/它的氣味讓人想到一只美洲駝，/還是它有怡人的芬芳？/它摸起來像帶刺的樹籬，/還是柔軟得像羽絨被？/它的邊緣鋒利還是非常光滑？”，“我們的歷史書提到它/只是很少的含糊注釋，/它是個尋常的話題在/跨大西洋的甲板上；/我發現這個問題在/自殺的解釋里被提及，/甚至看見它被草草涂在/列車手冊的背面”，“它嚎起來像一只饑餓的阿爾薩斯犬/還是像一支軍樂隊那樣奏鳴？/一個人能做一個一等一的模仿嗎？/用一句俗諺或者斯坦威大鋼琴/它的歌聲是聚會里的一片沸騰？/還是它只像古典主義的玩意？/它會停下嗎？當一個人想要安靜的時候”，“我看進夏屋里；/它不在那兒：我在梅登黑德的泰晤士河/和布萊頓涼爽的空氣里碰運氣。/我不知道烏鶇唱什么/或者郁金香說什么；/但它不在雞圈/或者床底下”?！八鼤洺Ｗ龉砟槅?？/它對胡鬧感到頭疼嗎？/它把時間都花在了賽跑上，/還是拉小提琴上？它有自己對金錢的看法嗎？它把愛國主義想透了沒有？它的故事是粗俗又有趣嗎？”“它來的時候，不打招呼/正好在我挖鼻孔的當兒嗎？/它會在早上敲我的門/還是在公車上踩我的腳趾？/它來得像天氣變化？/它打交道是彬彬有禮還是粗魯不文？/它將徹底改變我的生活嗎？”奧登一連串的發問讓我們頭昏腦脹，措手不及，難道愛不是基督教氛圍里的靜穆圣潔嗎？不是血性性愛里和諧甜美嗎？奧登告訴我們，曾經或許是，但現在已經不可能再找到這樣的東西，我們也沒有必要再去費力復原這些東西，因為時代已經變了。我們必須把眼光投向當下，只有破除對愛的刻板印象，才可能看到它是小男孩，是鳥，是一身睡衣，聞起來可能既是美洲駝，又是玫瑰花，摸起來既是帶刺的樹籬，又是柔軟的羽絨被，可能出現在假日早晨，也可能出現在雞圈里，甚至有可能在我們挖鼻孔的時候出現?？傊?，愛無處不在。而我們之所以缺少發現愛的眼睛可能恰恰是因為我們對它的刻板印象以及對它抱的巨大期待——我們希望愛“能徹底改變我們的生活”，但那只是急于求成的貪婪，沒有什么能徹底改變我們的生活，愛只是為了我們可以更好地忍受生活。在早期奧登這里，愛是美學的、現實的。愛就是保持對生活的敏感，時時刻刻感覺生活，忍耐生活——如果一個人對生活能懷著一種美學的愛，那忍耐也就不是斯多葛式的了。

在早期奧登這里，愛是美學的、現實的。愛就是保持對生活的敏感，時時刻刻感覺生活，忍耐生活

奧登對愛的這種獨特定義是極其具有辨證意味的。感覺生活就必然要求人將自己從遺忘狀態中解脫出來，“失去記憶，/鳥，魚，還有綿羊如幽靈一般/”，“幽靈必須再次去做/給它們痛苦的事情”。遺忘肉身的存在，就不能說是忍受生活了，只有重新體驗到痛苦，人才是將自己從遺忘狀態中解脫出來?！傍B將活過來，/魚將潛游，/綿羊順從/以一種綿羊的方式；/愛能記得/問題和答案，/因為愛恢復/黑暗、豐富和溫暖的世界？”我們只有正視生活，正視那些不得不與之遭遇的，才能恢復對生活的感知，那么關于存在的問題將不再難以回答，人將回到黑暗、豐富和溫暖的子宮。在現代生活中，人類之所以處于遺忘狀態，一是想通過遺忘痛苦，欺騙自己痛苦并不存在，但這同時也取消了自身的存在，使自己成為幽靈；另一方面是缺少美學態度，因而不能將生活轉化為審美素材，只知一味逃避。奧登認為人們應該從遺忘中走出來，勇敢地面對生活，生活中并不都是痛苦，即便是面對痛苦，也應該以美學態度將之轉化為審美材料，從生活中獲得美的感受，那么生活將不會再是讓人無法忍受、只能遺忘的敵人，它將成為我們取之不盡的美的源泉。

在現代生活中，勇氣尤其重要，否則我們將只能永遠陷在遺忘的泥沼。但奧登也非常清楚，睜開睡眼之后，人們看到的不會是玫瑰色的世界，甚至可能是相當可怕的、令人失望的，“山谷是致命的，那兒熔爐灼燒，/糞堆的臭味讓人發瘋”。但我們之所以愛，不是因為有一個完美的世界值得我們愛，而是我們必須愛。奧登認為我們和獅子、魚和天鵝一樣，都有優美地行動的本能，但卻被我們僵化的文明扭曲了?！柏熑蔚挠幸獾腻e誤，/鐘表里的撒旦，/小心翼翼行過的善事/為了贖罪或者賜?！?，我們的行動都是因為責任的規定、制度的約束和賞罰的誘惑與恐嚇，這樣的行動并非是發自本心，甚至可能往往是對我們的本心施加暴力的，長期地遮蔽本心，必然會將人送進遺忘狀態，因而必須拋棄這樣的不誠實的行動甚至是“愛”，重新發明“自愿的愛”。只有自覺自愿的愛才是健康的、有活力的，只有它才能讓我們重獲新生。

但我們之所以愛，不是因為有一個完美的世界值得我們愛，而是我們必須愛

“愛因為屬人的光榮而激發”，然而人又是容易僭越的，妄圖擁有神的力量，“愛的本性對應/罪的復雜路徑”，像我們上面提到的對海中島嶼的奮不顧身地追求，不僅造成自身的殞命，也形成了席卷大地的惡的洪流，就是一種狂妄的愛。奧登認為我們恢復“自愿的愛”之后，必須做出選擇，“去饑渴地不合法地工作，還是默默無聞”？奧登是認同后者的，但這個選擇題的確值得我們反復思考，人們往往借愛之名，行惡之實?！白栽傅膼邸毙枰鸦顒臃秶拗圃诶硇缘倪吔缰畠?，也就是著眼于當下，感覺生活，忍耐生活，解放愛欲，使得精神和行動在愛的協調下一致，而不是激進地推翻現在，制造未來。

除了關心個人的愛之外，奧登同樣看重的還有我們與“鄰人”的關系。正如前文所述，奧登不滿現代社會中人們只關心一己，不顧他人的現象。他認為我們有無法隱匿的需求之愛，即使每個人都表現得堅強、完滿，但內心深處仍然渴望別人的關心，正如他在《夜郵》中寫的：“醒來就盼望著信，/沒有人聽到郵差的敲門/不心跳加快。/誰能受得了感覺到自己被人忘記？”我們應該承認需求之愛，卸下偽裝，勇敢地與人交往，往往在需求之愛的基礎上會產生更為豐富的情感——給予之愛和欣賞之愛。奧登在《夏夜》里，就深情地回顧了在福恩斯中學和同事們相處的愉快場景。當人們恢復了“自愿的愛”和正常的愛，那么再碰到伊卡魯斯墮水這樣的悲劇也就不會那么冷漠，而是伸手援救。

奧登永遠不是在動員我們，而是在幫助我們恢復關于愛的記憶，他相信我們并不是失去了愛的能力，只是暫時遺忘。只要我們將自己從遺忘狀態中解脫出來，重新面對當下，感覺生活，忍受生活，那我們就會重新擁有需求之愛、給予之愛和欣賞之愛，因為我們有愛的天性。

在英國現代文學中，在經過20世紀20年代艾略特與勞倫斯并立的年代，也是激烈反抗現代的現代主義一代之后，終于迎來了奧登。他并不抗拒現代，相反他犀利地診斷出當代歐洲現代社會的病癥，看到了愛的缺失和不可缺乏，用他睿智的聲音試圖喚醒人們愛的記憶，而他也因此突破了現代主義的困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