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部沖擊下表現較強韌性的中日經貿關系

許悅雷

一、日本對現有國際秩序的認識及戰略目標

新冠病毒疫情發生以來，日本多數政治家和政府領導人更加強調自由、民主、人權、法制的普世價值觀是實施外交政策的重要依據。安倍晉三前首相曾在2020 年6 月9 日眾議院預算委員會上指出：為根本解決世界問題，有必要推進新國際秩序的構建。日本重視自由、民主、人權、法制等普世價值觀，必須與有共同價值的國家引領世界新冠疫情的防控對策。在這一外交路線下，日本越發積極地加強與美國的同盟關系。

2021 年3 月16 日美日兩國召開了防長、外長“2+2”會議，會后發表了《美日聯合聲明》；4 月16 日日本菅義偉首相與美國拜登總統會見，共同發表了《美利堅合眾國和日本國新時代全球伙伴關系聯合聲明》。這兩個文件，大幅度地強化美日聯盟關系，明確雙方在地區安全、高科技等領域的合作，對中國指手畫腳，表現了對中國空前強硬的態度。日本對美外交的上述變化，表明日本對日美同盟的高度重視。日本正加緊靠攏美國，對華強硬，日本“對華協調”政策的意愿與靈活性都大幅減弱。但在另一方面，日本并沒有放棄與中國開展經濟合作的意愿。在2020 年5 月25 日召開的記者招待會上，安倍晉三前首相被問及關于中美關系與日本的立場時回答道，美國是日本唯一的同盟國，需要在多種國際問題上合作；中國是世界上特別是在經濟方面非常重要的國家，中日雙方應該在國際社會中承擔促進地區和平、穩定與繁榮的責任。這表明，至少日本還是比較重視與中國的經貿關系，或者說，日本還在衡量從經濟角度與安全角度究竟以何比重看待與中國的關系這一問題。

在目前復雜的國際環境中，日本的戰略目標在于通過國際合作在新的國際秩序構建中發揮主導作用或者至少成為影響新國際秩序的重要力量。2020 年時任首相安倍晉三明確指出，在后疫情時代日本應引領國際秩序的形成，在形成新國際秩序的規則制定方面發揮主體性作用。菅義偉首相也曾做過類似的發言，2020 年9 月26 日，他在聯合國對后疫情時代國際秩序進行發言時強調了后疫情時代多邊主義及國際社會合作的重要性。

事實上，日本正逐漸主導或參與政治、經濟多邊治理機制，比如日美同盟、美日澳印四國機制，G7、日歐經濟伙伴關系協定、日英經濟伙伴關系協定、日美貨物和數字貿易雙協定、RECP、CPTPP 等。日本主導或參與如此眾多的多邊治理機制，其目的是：第一，試圖整合或連通這些機制，逐漸形成新的國際秩序；第二，日本要通過這些伙伴或者盟友主導新國際秩序的建立，或是在新國際秩序的形成過程中發揮主體作用。

通過上述分析可以認為：首先，日本正積極創建制定規則的良好環境，與多國形成良好的伙伴關系。日本即便不能成為共同的規則制定者，至少也能成為規則塑造者。其次，在后疫情時代的國際社會中，日本在安全保障方面會繼續依靠美國；在經濟方面，會推進經濟發展的多樣性與多元化；在外交方面，會拓展與中美兩國之外的國家合作。

事實上，近期日本的對華政策也更多體現出安全與經濟兩個領域之間存在的矛盾，以安全政策對抗中國，促使美國通過日美同盟框架干涉中國事務。多數研究者都將中日經貿關系看作是中日關系的“壓艙石”亦或是“推進器”。接下來，本文將著重從日本對華貿易與直接投資視角審視中日經貿關系的“壓艙石”或“推進器”作用。

二、日本對華貿易狀況

（一）中日貿易受到政治、經濟等多種因素影響

日本對華貿易波動較大。圖1 顯示的是2010 年至2019 年日本對華出口、對華進口及對華貿易總額的環比變動情況。整體而言，可以把2010 年至2019 年分為三個階段。第一階段是2010 年至2015 年為日本對華貿易環比下降期，第二階段從2015 年至2017 年為環比上升期，第三階段從2017 年至2019 年為環比下降期。從日本對華貿易總額環比增減比例來看，日本對華貿易總額環比變化率從2010 年高位的30.2%降至2015 年低位的-11.7%，總降幅達41.9 個百分點。這種幅度的變化很難用單一的經濟因素進行解釋。這從另一個角度反映出，至少中日政治關系對中日貿易是有影響的。

圖1 日本對華貿易變動額變動率

受新冠疫情等多因素的影響，日本對華貿易大幅下滑，但中國在日本整個貿易中的份額略有上升。根據日本貿易振興機構(JETRO) 數據顯示，2020 年日本對華出口為1412.4892 億美元，比2019 年減少17.7%，2020 年日本對華進口為1637.0127 億美金，比2019 年減少3.3%，整體貿易額比2019 年減少10.5%。2020年中國在日本整個貿易中出口占比為22.1%，比2019 年的19.1%增加3 個百分點，進口占比為25.8%，比2019年的23.5%增加約2個百分點，貿易總額占比為23.9%，比2019 年的21.3%增加近3 個百分點，依舊處于日本第一大貿易伙伴的地位。

（二）中日貿易結構反映出兩國在東亞價值鏈體系中的深度合作

從日本對華出口的行業來看，根據《2020年版JETRO 世界貿易投資報告》統計，2019 年一般機械類占比最高為23.1%，金額為311.65億美元，比2018 年減少11.6%；其次為電器機器類占比為17.6%，金額為237.05 億美元，比2018 年減少11.4%；接下來為化學工業品類占比為12.5%，比2018 年增加2.3%，運輸機器類占比為10.3%，比2018 年減少0.7%。從日本對華進口的行業來看，2019 年電器機器類占比最高為27.3%，比2018 年減少3.9%；其次為一般機械類占比為18.8%，比2018 年增加3.6%。接下來為化學工業品類占比5.6%，比2018 年減少7%。運輸機械類占比為2.7%。

通過上述日本對華進出口數據可以發現，日本對華出口或進口占比較高的行業是一致的，比如一般機械類、電器機器類、化學工業品類等。這反映出，至少在這三個主要行業，中日價值鏈融合程度較深。中日價值鏈是東亞價值鏈的重要一環，而現有的東亞價值鏈是在資源稟賦、市場機制、產業政策、貿易政策等多種機制作用下形成的合理配置，短期內很難改變。這也就意味著，經過多年的發展，現有中日間的貿易格局是中日深層次價值鏈合作的反應，具有內在穩定性。

三、日本對華直接投資狀況

（一）日本對華直接投資逐漸呈現出制造業與服務業并重的趨勢

近幾年來，日本對華直接投資在中國吸收外商直接投資中所占比重大致穩定在2.5%-2.8%之間，位于第五或第六位。日本對華直接投資受到新冠疫情等因素影響明顯。據JETRO 統計，2020 年日本對華直接投資為112.87 億美元，比2019 年的122.06 億美元減少7.53%，2019 年日本對華直接投資比2018 年112.17 億美元增加8.81%。從2018 年至2020 年，日本對華直接投資環比波動較大。

由于中國政府大力推進第三產業的發展，日本對華直接投資的領域也有所調整，服務業比重逐漸增加，但最近兩年制造業占比有所上升。具體而言，2009 年制造業占比為71.1%，2010至2016 年占比下降為60.0%，2017 年上升為70.8%。2018 年上升為81.3%。由于新冠疫情等因素影響，2019 年至2020 年制造業比例下降至65.%上下。根據JETRO 在2017 年的調查，在接下來的1-2 年，48%的日本企業有意愿擴大在中國的業務，其中，比例最高的是商業為67%。而事實上，批發零售業在2018 年占比較低為10.0%，2019 年上升為15.3%，2020 年上升為28.8% 。即在新冠疫情等背景影響下，日本對批發零售業行業的直接投資不降反升。這反映出日本對華直接投資逐漸開始調整，以更適應中國以消費為基礎的經濟發展模式。

（二）目前中美貿易摩擦對在華日資企業影響不大

盡管受到中美貿易摩擦與新冠疫情的影響，中國在市場魅力與供應鏈方面仍然具有較強優勢，盡管投資成本上升，對日資企業而言，中國依然是日本重要的投資地。JETRO2019 年8月至9 月對在華日資企業實施的調查顯示，在今后1 年至2 年內，有意愿擴大投資的企業比例為43.2%,維持現狀企業的比例為50.6%。前一數值2016 年為40%左右，2017 年為48.3%，2018 年為48.7%。在擴大投資方面，擴大銷售功能的企業為61.8%，擴大生產（高附加值產品）的企業為38.2%。值得關注的是研究開發占比為21.2%，在所有調查的國家與地區中處于最高。這表明，日本對華直接投資不僅僅是建立“生產據點”，而且從投資質量而言有逐漸向價值鏈高端邁進的趨勢。關于中美貿易摩擦對通商環境的影響，在華日本企業回答有負面影響的比例為35.4%，沒有影響的為26.2%，不知道的為25.7%。在有負面影響的回答中，對中國當地銷售額的影響比例最高為66.5%，其次為采購進口成本，比例為37.7%，出口銷售占比為28.2%。這表明，第一，中美貿易摩擦對在華日資企業影響不大；第二，在華日資企業主要擔心中美貿易摩擦會影響中國的出口或對中國經濟減速及國內供應鏈產生的影響。

（三）盡管日本已對海外直接投資進行調整，但很難撼動中國在日本直接投資中的地位

日本對華直接投資有縮減趨勢。在日本整體對外直接投資中，中國占比不斷降低。2010 年中國在日本整體對外直接投資中占比為12.7%，2014 年下降為7.9%，2018-2020 年占比下降為5-7% 。中國占比份額的縮減反映出日本把更多的對外直接投資轉向其它國家或地區。

后疫情時代，日本會調整海外產業布局，中國市場對日資企業仍有吸引力。新冠疫情背景下，日本已然調整海外產業布局。日本政府于2020 年4 月9 日從2020 財年的補充預算中撥出2200 億日元，專門用于補貼日本企業將工廠遷往日本和東南亞地區。其中，235 億日元用于促進從中國到東南亞的生產基地多樣化。

根據日本經濟產業省消息，日本政府支持企業從我國撤資計劃目前實施了兩批。第一批是5月22日至6月5日，共申請90家企業，額度為996 億日元補助金。結果只批復了57 家企業574 億日元額度的補助金。此外有30 家公司獲批235 億日元的補貼計劃，該計劃是鼓勵企業遷往東南亞。第二批目前沒有得到正式批復。盡管如此，2020 年在華日資企業撤資比例也不過5%。另外，根據日本經濟產業省《海外事業活動基本調查》顯示，2018 年在華日資企業有232 家撤資，2017 年有270 家企業撤資，2016年有269 家企業撤資，從2016 年至2018 年平均撤資率為3.4% 。這表明，在華日資企業的撤資率并不高，處于經濟發展變化規律的合理區間。

日本對外直接投資中，亞洲地區收益率已逐漸超過北美地區。亞洲地區和北美地區是日本對外直接投資的兩大重點區域。從整個行業收益率而言，1997 年亞洲地區全行業經常性收益率為1.5%，北美地區為1.9%，兩者比例為0.8。2007年亞洲全行業經常性收益率為4.6%，北美地區為3.2%，兩者比例為1.4 。2017 年亞洲全行業經常性收益率為5.6%，北美地區為2.2%，兩者比例為2.5。即，日本在亞洲地區的整體收益率從1997 年的不及北美地區，到2017 年竟然是北美地區的2.5 倍。

目前日本的經濟發展現狀是，到2018 年10月“安倍景氣”經濟周期結束，開始新一輪經濟周期性衰退，加之新冠疫情、中美貿易摩擦等因素，日本經濟倍受打擊。在這樣的背景下，日本今后會更加重視與包括我國的亞洲地區加強經濟合作。

四、中日第三方市場合作

目前，中日雙邊經濟合作機制主要有中日高層經濟對話、中日創新合作對話等機制，但根據現有的國際形勢判斷，中日第三方市場合作是進一步推動中日經貿關系很好的突破口。

從根本上而言，中日第三方市場合作對雙方都有巨大的經濟利益。2018 年首屆中日第三方市場合作論壇成功舉辦，會議期間，中日雙方共簽署52 項合作協議。從協議實施主體來看，日本大多為民間企業，而我國多為國有企業。從協議內容來看，大部分都屬于服務業領域，如金融保險、醫療保健、咨詢娛樂等。日本在亞洲地區和北美地區向第三方市場出口比重最大的都是運輸機械業，但首屆中日第三方市場合作論壇簽署的協議中包含的運輸機械業較少，主要以金融保險和綜合投資為主，體現出中日第三方市場合作的日方試水之意。

綜合來看，盡管日本服務業整體海外投資比重較低，但日本的服務業既擁有很強的海外市場開拓能力，也有豐富的第三方市場經驗。而對我國而言，這些行業多為開放度較低的行業。這也反映出，在52 項合作協議確定的合作領域中中日雙方具有很強的互補性，日方更具有比較優勢。中日雙方簽訂的這些第三方市場合作協議，必將會擴大雙方海外服務業的整體份額，推動雙方海外服務業的進一步發展。

結 語

根據JETRO2019 年8 月至9 月對在華日資企業實施的調查，被調查日資企業認為，中國與周邊國家的供應鏈相比具有壓倒性優勢，過去曾考慮過因勞動力成本增加而從中國轉移的問題，但現在更加重視能否在當地采購的問題，沒有計劃遷移。中國供應商較為集聚，人才較為優秀，與中國具有相同環境的國家幾乎沒有。這意味著，盡管日本一直打算促進供應鏈的多元化及安全性，但由于長時間中日經貿關系的沉淀，中日之間在價值鏈分工體系中的合作越來越密切，在華日資企業當地采購與銷售比例不斷提升，加之中國有巨大的市場，居民消費能力的不斷增強，營商環境不斷得到優化、人才素質較高等因素，對于日本而言，在相當長一段時間內，日本都不得不重視中國經濟對日本的作用?？傊?，盡管經受了嚴重的外部沖擊，但中日經貿關系表現出較強的韌性，中日經貿關系在中日關系中仍將發揮“壓艙石”或“推進器”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