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疫情背景下中國與東亞地區價值鏈合作動向分析

陳 雪 劉洪鐘

新冠肺炎疫情在世界范圍內產生了廣泛而深遠的影響。在這場危機中，中國以最快的速度做出反應，成功控制了國內疫情，日本和韓國等東亞國家也在此次疫情中率先采取措施，實現區域內穩定。這種變化使得世界經濟復蘇對東亞特別是對中國經濟的依賴進一步加強。但與此同時，由于中美關系的持續惡化，美國拜登政府試圖采取拉攏盟友和經濟伙伴重構重要產業全球價值鏈的戰略，擺脫對中國經濟的依賴，形成一種沒有中國參與的新的全球價值鏈體系。

面對美國打壓，我國政府適時提出雙循環發展戰略，以此形成一種以我為主、具有強大自生能力的內外循環互動發展的全球價值鏈運行體系。東亞區域價值鏈是中國融入全球價值鏈的最重要形式，東亞價值鏈的穩定發展，是我國雙循環戰略得以順利推進的基礎和前提。[1]那么，在國際秩序進入重構動蕩期的背景下，中國應該如何參與基于東亞價值鏈的區域合作，保證中國和東亞區域經濟的穩定發展呢？

一、新冠疫情沖擊下全球價值鏈的區域化發展趨勢

自全球金融危機以來，全球貿易進入低速增長時期，北美、東亞以及歐盟在全球價值鏈網絡中的聯系呈現疏離趨勢，2018 年以來的中美貿易摩擦以及2019 年末爆發的新冠肺炎疫情則進一步對價值鏈的全球發展形成巨大沖擊，使得全球價值鏈日益形成區域化的發展態勢，“北美-歐洲-亞洲”三足鼎立的區域發展格局不斷凸顯。根據鞠建東等人[2]的方法計算和比較2000 年和2020年國際貿易總額排名前50 的國家對世界其他國家的貿易依存度，結果顯示，在2000 年，有11 個國家或地區最大的貿易伙伴是美國，包括加拿大、墨西哥以及部分太平洋地區國家，有17 個國家或地區最大貿易伙伴是德國，且多數為歐洲國家，有6 個國家或地區最大的貿易伙伴是日本，均為亞洲國家，①2000 年最大貿易伙伴是美國的國家包括加拿大、中國澳門、印度、以色列、日本、馬來西亞、墨西哥、菲律賓、韓國、沙特阿拉伯和英國，最大貿易伙伴是德國的國家包括奧地利、比利時、捷克、丹麥、芬蘭、法國、希臘、匈牙利、意大利、荷蘭、波蘭、俄羅斯、斯洛伐克、斯洛文尼亞、瑞典、瑞士和土耳其，而最大貿易伙伴是日本的國家則包括印越南、中國、印度尼西亞、伊朗、泰國和阿聯酋。而僅有中國香港、蒙古和阿曼等3 個國家或地區的最大貿易伙伴是中國。

總體格局為歐洲國家的貿易中心是德國，并且以區域內貿易為主；在北美洲的三個國家中，以美國為中心向外部輻射，美國的核心地位十分牢固；亞洲則以日本為中心，但其地位并不穩固，區域內貿易較松散，多數亞洲國家與美國的貿易往來更為頻繁。因此，2000 年的全球區域內貿易聚集在以德國為中心的歐洲區域和以美國為中心的北美區域，呈現兩極結構向世界輻射的狀態。[3]

而到2020 年，全球貿易的發展格局發生了重大變化。有6 個國家或地區最大的貿易伙伴是美國，12 個國家或地區最大的貿易伙伴是德國，7個國家或地區最大的貿易伙伴是中國，①2020 年最大貿易伙伴是美國的國家包括加拿大、墨西哥、愛爾蘭、以色列、英國和中國，最大貿易伙伴是德國的國家包括捷克、匈牙利、波蘭、斯洛伐克、荷蘭、瑞士、丹麥、斯洛文尼亞、比利時、芬蘭、意大利和希臘，而最大貿易伙伴是中國的國家或地區則包括中國香港、緬甸、中國澳門、日本、美國、印度和德國。由于UN 數據庫中大多數東亞國家2020 年的數據尚未統計公布，導致計算結果中只包含了全球27 個國家和地區，并且大多數東亞國家并未包含在內，使得結果的說明力度降低。因此我們又將亞洲所有可獲得數據的國家納入樣本，計算了2019 年亞洲國家的貿易依存度，結果顯示在數據可得的23 個亞洲國家或地區中，有16 個國家或地區最大貿易伙伴是中國，分別是柬埔寨、中國香港、中國澳門、印度尼西亞、日本、科威特、馬來西亞、蒙古、緬甸、菲律賓、韓國、沙特阿拉伯、新加坡、泰國、阿聯酋和越南，亞洲區域內以中國為核心的貿易格局十分牢固。越來越多的亞洲國家更加頻繁地與中國開展貿易活動，亞洲區域內貿易網絡已經形成。

總體而言，在2020 年，中國已經取代日本成為了東亞大多數國家的最大貿易伙伴，并且中國的貿易核心地位十分牢固，亞洲地區呈現出以中國為中心向外輻射的貿易格局。與此同時，美國和德國在其相應地區內的貿易核心地位沒有改變。相比2000 年，世界貿易更加集中地在北美洲、歐洲和亞洲三個區域內進行，明顯呈現以美國、德國和中國三國為核心的區域貿易網絡格局。

二、全球價值鏈變動背景下中國與東亞的合作

在全球價值鏈區域化調整的背景下，如何加強區域內價值鏈合作，防范價值鏈斷裂風險成為東亞各國經濟合作的主要議題。價值鏈合作的方式與治理直接關系到東亞區域內價值鏈的未來走向。認清并把握我國與東亞各國合作的現狀和特點，也有助于我國引領區域內價值鏈調整，形成內外聯動的新發展模式。

1.中國在東亞價值鏈的核心位置繼續鞏固

中國在東亞價值鏈中的地位經歷了一個從參與者到引領者的角色變化。[4]在20 世紀60年代—90 年代，日本和美國在東亞價值鏈形成和發展中扮演了核心角色，美國一直體現為它是東亞各國最終產品出口的市場提供者。[5]日本在“廣場協議”后通過資本和技術轉移，逐漸推動東亞地區形成了“雁陣”式的垂直分工體系。在這一階段，中國通過改革開放大量吸引外資，逐漸融入到日美主導的東亞價值鏈，成為先行國家產業轉移的一個重要承接者。[6]新世紀以后，中國在東亞價值鏈中的角色逐漸發生變化。[7]隨著融入世界經濟的程度持續加深，中國逐漸以“世界工廠”的身份演變成為東亞價值鏈分工體系的中樞。[8]在此過程中，中國陸續取代美國和日本成為東亞最重要的市場提供者，成為東亞各國的最大貿易伙伴。

全球金融危機后，由于國內技術的持續進步，中國的出口產品結構開始逐漸升級，出口產品的國內增加值含量不斷增加，由此推動中國在東亞區域價值鏈中的地位大幅攀升。[9]周彥霞等[10]根據WTO/OECD-TiVA 數據庫中2005—2015 年的增加值貿易數據，從價值鏈的四個維度對亞太價值鏈的長度、合作度、地位以及分工模式進行了測算，證明了亞太價值鏈在十年間經歷了轉型。其中，中國的價值鏈長度不斷延長，與東亞各國家及地區的合作愈發緊密，尤其與東南亞國家的合作最為密切，而各亞太經濟體對美國在價值鏈上的依賴程度（以出口中的美國增加值衡量）則呈現明顯的下降趨勢。

2018 年特朗普政府發起的對華貿易戰，對我國進出口貿易和產業鏈安全帶來了嚴重的負面沖擊，同時，經由前向和后向聯系，東亞其他經濟體的進出口貿易也受到很大影響。新冠疫情的暴發和全球蔓延，進一步從供求兩個方面對世界經濟造成巨大的打擊，給世界帶來了廣泛而深遠的影響。在此期間，憑借出色的國內治理，中國比其他國家更快地成功遏制了病毒的蔓延，成為2020 年唯一一個經濟實現正增長的大國。與此同時，通過為其他國家提供新冠疫苗、口罩和醫療設備等，中國成為世界經濟的強大穩定器，并為東亞價值鏈的穩定提供了重要支撐，其核心地位也將繼續得以鞏固。

2.東北亞價值鏈呈現一定的離心變動趨勢

一直以來，中日韓三國是東亞價值鏈的核心。[11]不過，近些年來，受中國國內勞動力成本上升、中美貿易戰以及新冠肺炎疫情的影響，日本、韓國的一些跨國企業開始把自己在中國的工廠轉移至東南亞和南亞地區。[12]總體看，中國與東北亞國家的進出口呈逐年下降的趨勢，并且中國處于貿易逆差的狀態（參見表1）。細分到國家層面，無論是進口還是出口，在東北亞五國中，除俄羅斯與中國的進出口份額呈現小幅上升狀態外，其余國家與中國的貿易份額均為停滯或下降的狀態，尤其是日本和韓國更為明顯。除了上述影響因素，東北亞各國之間的信任缺失，使該地區技術合作不暢，導致本來在東北亞地區具有優勢的一些產業（如半導體、機器人、醫療器械等高端領域）價值鏈聯系不緊密，無法發揮出最大的效益。[13]此外，處于價值鏈末端的信息流、資金流開發等方面合作的欠成熟，也導致了東北亞國家在區域價值鏈中逐漸疏離。

表1 中國進出口總額中東亞各國份額占比（單位：%）

3.中國與東盟價值鏈合作邁向新階段

面對美國貿易保護主義、英國脫歐等逆全球化的舉動，東盟國家積極推進多邊主義和自由貿易，努力堅持東盟一體化。

新冠疫情期間由于大量的醫療用品需求，使得制造業地位大幅提升，而作為制造業基地的中國與東盟其地位也隨之進一步凸顯。2020年東盟提出采取“東盟共同體”方式來應對危機，加強在政治安全、人道主義援助、自然災害、經濟等領域的合作，高度重視和維護東盟在供應鏈的地位和金融的穩定，對于鞏固東亞價值鏈的安全與穩定起到了促進作用。比如在2020 年4 月召開的應對新冠疫情領導人特別峰會中，東盟就提出用好清邁倡議多邊化（CMIM），并向其他國家提議設立“新冠病毒東盟應對基金”“應對公共衛生突發事件特別基金”“東盟10+3”重要醫療物資儲備和大米緊急儲備機制等。[14]

2020 年6 月4 日東盟峰會通過的《河內行動計劃》，則進一步從限制非關稅措施、促進貿易便利化、促進技術和數字商務等方面提出了多項具體措施，以此恢復和加強本地區的供應鏈建設。上述措施體現了東盟各國在復雜的國際環境和嚴峻的抗疫形勢下加強東盟在區域乃至全球價值鏈合作的決心，并且隨著中國國內市場的轉型和升級，中國與東盟在東亞價值鏈上的合作也邁入了新階段，中國電商平臺為東盟國家提供了就業機會，并且東盟與中國在制造業上的聯系日益緊密，逐漸向附加值更高的產業鏈攀升，在諸如智慧城市、5G 等數字經濟領域的合作日益密切，[15]進一步助推了后疫情時期中國與東南亞價值鏈的合作。

與此同時，中國與東盟經貿關系邁向新臺階。中國海關總署數據顯示，2020 年中國與東盟的貿易總額達到4.74 萬億元，超過歐盟成為了中國最大的貿易伙伴，并且在2021 年的前兩個月，中國與東盟的貿易總額達到7862 億元，同比增長32.9%，繼續保持高速增長態勢。

與此同時，中國已經連續12 年保持東盟最大貿易伙伴的地位。由表1 可以看出，盡管2020 年受到新冠疫情的影響，中國與東盟在貿易方面依然呈現逆勢增長態勢。從國家層面上看，中國與越南、馬來西亞、泰國、新加坡的貿易量遠大于其他國家，其中越南與中國的貿易量尤其突出，這得益于越南強勁的外資吸收能力、國內穩定的政治環境以及勞動力成本優勢，[16]而文萊、柬埔寨、老撾、緬甸等東盟欠發達國家與中國貿易量仍偏小，未來有較大上升空間。

伴隨著中美貿易戰以及新冠疫情的沖擊，許多在華跨國企業采取“中國+1”的發展戰略，加強了對東南亞地區的投資與貿易。不過，中國與東盟的經貿關系以及各自的產業鏈并未由此受到負面影響，相反，雙邊的合作基礎因為經濟互補性強，以及《中國—東盟戰略伙伴關系2030 年愿景》《關于構建中柬命運共同體行動計劃》《關于構建中老命運共同體行動計劃》等計劃的實施而不斷加強，雙方的政治互信也越來越高。特別是2020 年11 月《區域全面經濟伙伴關系協定》（RCEP）的簽署，進一步夯實了雙邊合作的基礎，為保證東亞價值鏈穩步轉型和穩定發展提供了牢固的支撐。

三、政策建議

1.努力提升自主創新能力，延長價值鏈長度。在東亞價值鏈的調整過程中，技術的影響至關重要。近些年來，中國的技術水平不斷上升，但在一些核心領域，中國與美日等發達國家相比仍存在著明顯的差距。這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中國在東亞價值鏈調整過程中主導能力的提升。因此，中國應大力提高自身的自主創新能力，促進東亞區域產業鏈延長的同時，不斷提升在價值鏈上的地位。

2.充分發揮市場優勢，以“內循環”推動“雙循環”。麥肯錫全球研究院預測，到2030年，全球一半以上的消費將發生在發展中國家，其中，中國將貢獻16% 的消費。[17]伴隨著RCEP 合作的推進，中國應充分發揮國內需求潛力和東亞區域內市場優勢，努力推進國內循環和東亞區域循環的相互促進，推動我國開放型經濟向更高層次發展。

3.推進與東北亞國家的合作互動，促進各國政策協調與經濟互助。中日韓三國的產業結構互補，在全球價值鏈上的分工地位存在差異，具有良好的合作基礎和合作前景。由于目前全球價值鏈呈現區域化發展的趨勢，東亞各國在價值鏈生產階段更多地依賴中國，對歐美國家的依賴則不斷下降。加強東北亞地區的價值鏈合作，可以更好地防范價值鏈斷裂的風險，保障東亞價值鏈的穩定與安全，實現各國經濟良好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