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中共建黨的紅色歷史空間

文/蘇智良

上海是中國共產黨的誕生地,是中國革命的初心之地。在“五四”運動中,上海這座中國最大的城市匯集了一大批革命者。他們篳路藍縷,開拓前行,辦報刊,搞集會,建社團,開會議,形成特色各異的紅色政治場域,成就了中國共產黨的建黨偉業,也給后世留下了眾多光彩奪目的紅色歷史足跡。

上海何以成為中國共產黨的誕生地

近代上海為中國共產黨的創建提供了其他城市、其他地區所不具備的諸多社會歷史條件。作為工業化、現代化和國際化程度最高的近代城市,上海為中國共產黨的成立提供了最適宜的地理環境；以上海工人為主體的中國工人階級的壯大和階級覺悟的提高,則為共產黨的創建奠定了階級基礎；上海發達的媒介網絡為馬克思主義的早期傳播提供了便利條件；伴隨新文化運動的勃興,上海成為先進知識分子的集聚地與活動中心；而以陳獨秀為核心的《新青年》編輯部和馬克思主義研究會則為中共上海發起組提供了基本成員,上海發起組實際成為組建中共的“臨時中央”?？傊?中國共產黨在上海的成立是上海城市近代化的結果,而中國共產黨的成立及其有聲有色的活動也構成了上海近代史的華彩樂章。

城市空間是促成中國共產黨在上海建黨的必不可少的“地利”條件。上海匯聚了現代政黨領導社會運動的所有資源和條件,如經濟基礎、中西交匯、信息傳播、交通樞紐等?？傊?上海近代城市化為中國共產黨的誕生提供了最適宜的“土壤”。

上海租界地帶是中共早期成員活動的舞臺,也是中共“一大”的會議場地。近代租界的存在充當了中國現代化的“歷史的不自覺的工具”：租界既是中國受制于帝國主義的恥辱象征,又是中國人民獲取現代經驗、走向獨立的開端。生活在租界里的華人既需忍受二等公民的待遇,又得以在外國勢力庇蔭下免受軍閥或專制政府的騷擾,并躲避連綿不斷的天災人禍、外侵內亂。上海成為中西方文明共存、競爭、融合、多元的世界性大都會。不受北洋政府直接控制的相對獨立的環境,使得中國革命者可以利用這一“縫隙”,進行反抗統治者、爭取國家獨立并最終收回外國列強利權的革命活動。

相對于公共租界而言,法租界警力有限,管理相對松懈；法租界繁瑣的批捕程序,也容易為革命黨人的逃脫和營救提供機會。法租界的制度設計和價值理念,在客觀上為中國的革命者提供了一個相對安全的環境。當然,這并不是說,法租界當局對中國革命更加同情。中國共產黨的主要創建者陳獨秀鐘情于法國大革命,鐘情于法蘭西文化,這也是他選擇在上海法租界居住與活動的理由之一。他主編的《青年雜志》自創刊號起就特別地加上了法文：LA JEUNESSE。

再深入分析,早期國民黨人、共產黨人主要棲居在法租界中區。1914年法租界完成最后一次擴張,將西界推進到了徐家匯地區,然后開啟新城區的建設規劃。在新興的“西門區”里,辣斐德路（今復興中路）、望志路（今興業路）等相繼建成,這里交通便利,房價相對便宜。陳獨秀寓所的老漁陽里2號（今南昌路100弄2號）、新漁陽里6號（今淮海中路567弄6號）等,“一大”代表居住地白爾路（后稱蒲柏路）389號（今太倉路127號）博文女校,以及“一大”會址望志路106號、108號（今興業路的76號、78號）,形成了中共建黨的核心場域。這個新街區即是“西門區”,而中國共產黨“一大”會場就在這個區域內。當然,漁陽里是最典型的一個代表性街區。

漁陽里街區：建黨活動的中心場所

漁陽里街區作為上海建黨的活動中心,被賦予了重要的時代使命：這里成為中國共產黨和青年團組織的創建中心、馬克思主義的宣傳中心、革命青年的培育中心、工人運動的策劃中心和各地建黨的指導中心。

1920年2月中旬,陳獨秀為躲避北洋軍閥的追捕,在李大釗等人的幫助下離京,只身來到上海,“途中則計劃組織中國共產黨事”。4月,陳獨秀入住老漁陽里2號（今南昌路100弄2號）,于是,一系列的建黨畫卷便依次展開。

返滬后,陳獨秀邀請宣傳馬克思主義的幾位同仁商量《新青年》復刊之事,參與商談的有《星期評論》的編輯李漢俊、沈玄廬以及《民國日報》副刊《覺悟》的編輯邵力子等人。不久李達從日本回滬,擔任編輯工作,并入住老漁陽里2號。5月,陳望道被邀請加入編輯部。復刊后的《新青年》雜志大力宣傳馬克思主義,成為革命思想的重要前沿陣地。9月《新青年》刊出一則啟事：“凡關于投稿及交換告白雜志等事（彼此交換雜志均以一冊為限）,均請與上海法租界環龍路漁陽里2號新青年社編輯部接洽,凡關于發行事件,請與上海法大馬路自鳴鐘對面新青年社總發行所接洽。八卷一號以前的事仍由群益書社負責?！?/p>

5月,陳獨秀、李達等在老漁陽里2號組織馬克思主義研究會,陳獨秀為召集人,成員有李漢俊、李達、陳望道、沈玄廬、施存統、邵力子、戴季陶等。夏天,在陳獨秀的倡導下,成立了社會主義研究社。由陳望道翻譯的中國第一個中譯本——《共產黨宣言》,就是交由社會主義研究社出版的,研究社還先后出版李漢俊翻譯的《馬格斯〈資本論〉入門》和李達翻譯的《唯物史觀解說》等經典書籍。

6月,陳獨秀約同李漢俊、俞秀松、施存統和陳公培,在此成立“中國共產黨”,后被稱為中國共產黨發起組。施存統回憶：“六月間,陳獨秀、李漢俊等籌備成立中國共產黨——由陳獨秀、李漢俊、俞秀松、施存統、陳公培五人起草綱領十余條?！崩蠞O陽里2號成為革命者的聚會中心,各地的革命者紛至沓來,一塊小黑板用粉筆寫著一行字：會客談話以十五分鐘為限?？梢姰斈曛r。毛澤東也走進了漁陽里,與陳獨秀探討馬克思主義。后來毛澤東曾對美國記者埃德加·斯諾深情回憶：“有三本書特別深刻地銘記在我心中,使我樹立起對馬克思主義的信仰。我接受馬克思主義,認為它是對歷史的正確解釋,以后,就一直沒有動搖過?！边@是他“一生中最關鍵時刻”,“到1920年夏,在理論上,而且在某種程度的行動上,我已成為一個馬克思主義者,而且從此我也認為自己是一個馬克思主義者了”?！耙淮蟆币郧?先后在老漁陽里2號入黨的有李達、沈雁冰、林伯渠等20人左右。

11月7日,上海共產黨早期組織的機關刊物《共產黨》月刊創刊,李達任主編,陳獨秀、李達、施存統、沈雁冰等為主要撰稿人,該刊公開舉起了共產黨的旗幟,持續至1921年7月7日。

1920年8月15日,發起組在老漁陽里2號創辦《勞動界》周刊,這是革命知識分子創辦的第一份專門向工人宣傳革命理論的通俗讀物。由李漢俊任主編,陳獨秀、李達、沈玄廬等為編輯,主要撰稿人有陳望道、邵力子、袁振英、柯慶施等,分設國內外勞動界、演說、時事、小說、詩歌以及讀者投稿等欄目。李漢俊發文指出：“我們中國的工人比外國的工人還要苦。這是什么道理呢？就因為外國工人略微曉得他們應該曉得的事情,我們中國工人不曉得他們應該曉得的事情?！薄秳趧咏纭分芸钍芄と说臍g迎,發行量較大,影響深遠,各地效仿上海也相繼創辦工人刊物,如北京創辦了《勞動音》、廣州創辦了《勞動者》。

“第一次世界大戰后受蘇俄影響陸續誕生的各國共產黨,為表明其產生的必然性與活動目的,模仿馬克思、恩格斯的《共產黨宣言》,寫成了各國的《共產黨宣言》?！?920年11月23日,上海的共產黨發起組也循著這一普遍的歷史規律,于老漁陽里2號制定了《中國共產黨宣言》。這一宣言首次亮出了“中國共產黨”的名稱,也是首次較為系統地表達了早期中國共產主義者的理想和主張。

新漁陽里6號（今淮海中路567弄6號）也是革命者的重要活動空間。1920年7月,維經斯基共產國際使團在此設立中俄通訊社,1921年1月起稱華俄通訊社。新漁陽里6號由楊明齋租賃并擔任社長。通訊社由維經斯基提供經費,成為中共上海發起組領導的公開活動機構；其不僅是共產國際使團在中國的第一個工作機構,也是中國共產主義組織最早的通訊社。為擴大信息傳播,其還在北京設立分社。據曾在通訊社工作的劉仁靜回憶,“一九二○年,我找到了一個工作,就是在北京的‘華俄通訊社’（也稱中俄通訊社）里,把北京報紙上的消息譯成英文,再有人把他譯成俄文,通過電報發回莫斯科”。通訊社的主要任務是向共產國際報道中國革命情況,發送來自共產國際和蘇俄提供的消息。一面向《新青年》《民國日報》等供稿,介紹十月革命的勝利和經驗,蘇俄和共產國際的情況、材料；一面將京滬報紙有關中國的重要消息譯成俄文,發往莫斯科,向蘇俄報紙供稿。該社所發的第一篇稿件是7月初刊在上?！睹駠請蟆返摹哆h東俄國合作社情形》。

1920年8月22日,俞秀松、施存統、陳望道、李漢俊等8名平均24.5歲的年輕人,發起成立上海社會主義青年團,俞秀松為首任書記。在俞秀松撰寫的青年團章程中明確規定,團的主要任務是研究科學理論,實現自由平等；宗旨是實現社會主義改造和宣傳社會主義。入住于新漁陽里6號的,還有俞秀松、陳望道、楊明齋、施存統、包惠僧、李啟漢等參與建黨的青年人,他們時常聚集到這里,熱切探討救國之道。

維經斯基向陳獨秀介紹蘇俄、共產國際決定創辦一所東方大學,以培養東方的革命干部,于是陳獨秀決定辦一所學校,培育后備干部。9月,在共產國際的幫助下,于新漁陽里6號創辦外國語學社,校長楊明齋。學校在《民國日報》上公開刊登招生廣告。于是,16歲的任弼時,17歲的肖勁光,18歲的羅亦農,22歲的劉少奇,還有彭述之、蔣光慈、王一飛、任作民、柯慶施等,走進了新漁陽里。據肖勁光回憶：“我們的學習目的很明確,就是要到俄國去,學習革命道理,回來搞革命,改變落后黑暗的舊中國。所以,我們學習俄文,都很用功,很刻苦?！逼渲泻?、安徽、浙江三個省籍學生最多,曾在學社中學習過的著名翻譯家曹靖華晚年回憶道,“這個班大約有三、四十人,以安徽湖南的人為多”,為了在語言、生活習慣上方便些,分成皖、湘、浙三組,曹靖華為河南籍,被插進安徽組。外國語學社的革命教育活動還是引起了法租界的警覺,遂于1921年4月29日,被法租界巡捕房搜查。自此,外國語學社的活動受到嚴密監視。8月,外國語學社宣告結束,劉少奇、羅亦農、任弼時、肖勁光等奔赴莫斯科進入了東方大學。

同時,漁陽里街區是工人運動的策劃中心。1920年10月3日,李中（原名李聲澥）作為籌備書記在新漁陽里6號主持召開上海機器工會發起會,確定了機器工會的五大原則。陳獨秀、楊明齋、李漢俊等人以嘉賓的身份出席會議,陳獨秀被邀請為暫設經募處的主任,并促成了上海最早的兩個工會——上海機器工會和印刷工會的誕生。李中等五人被推選為機器工會辦事員。毛澤東曾贊譽過他的這位同鄉,“李君聲澥以一師學生在江南造船廠打鐵……幫助陳仲甫先生等組織機器工會”。李中成為中共領導的第一個工會上海機器工會的主要創建人。

綜上而言,新老漁陽里疊加了許多建黨的活動。老漁陽里2號的歷史地位是共產國際代表與陳獨秀商議建黨的首議地、上海共產黨發起組的成立地、《新青年》編輯部的所在地、陳獨秀的居住地、宣傳馬克思主義的主陣地、第一本中譯本《共產黨宣言》的校對地、中共第一份黨刊《共產黨》的編輯部、籌建各地共產黨組織的“臨時中央”所在地、中共一大的籌備地（發起、籌備地和會務組織、報到場所）,后來還成了領導中國革命的中共“中央局”辦公地。同樣,新漁陽里6號是社會主義研究會成立地、中俄通訊社的所在地、社會主義青年團誕生地和外國語學社的辦學地。漁陽里是中國共產黨人建黨精神的發源地。

“一大”會議代表活動的相關空間

隨著1921年6月3日共產國際代表馬林來到上海,召開中共“一大”被提上議事日程,老漁陽里2號成了籌辦這次會議的秘書處。是年初夏,中國共產黨發起組向各地發函,選派代表來上海出席“一大”。

按照中共“一大”會議會務組的安排,除上海代表李達、李漢俊住在家中,陳公博攜新婚妻子住在南京路的旅社外,其余代表安排住在博文女校內。創辦于1916年的博文女校在法租界貝勒路（今黃陂南路）辦學,后搬到白爾路389號延慶里（今太倉路127號）。黃紹蘭擔任博文女校校長,聘請黃興夫人徐宗漢為董事長。黃紹蘭丈夫黃侃是北京大學文學系教授,兩人都是湖北人,與李漢俊有同鄉之誼。而李漢俊的嫂子——李書城的夫人薛文淑——是博文女校的學生,因此李書城、李漢俊與黃紹蘭相熟。李達夫人王會悟擔任過徐宗漢的秘書。1921年暑假期間,發起組通過幾條線,租借博文女校校舍來接待“北京大學師生暑期旅行團”。

博文女校樓上靠西的三間前樓就是當時代表們下榻的地方,毛澤東住靠西的一間,睡在用兩條板凳架起來的木板上。這里成為“一大”代表的食宿地,也為代表們提供了一個交流建黨經驗的活動場所。

中共“一大”的主要會場在望志路106號。樹德里石庫門建于1920年夏秋之間,位于望志路的北側,而馬路對面的南側當時還只是一片菜地,菜地旁僅有一所庵堂,路口向西也僅有一些平房和幾家小手工業工場。這里人煙稀少,有利于開展革命活動。1920年秋,樹德里房屋剛建成,李漢俊就隨兄長李書城等從白爾路三益里（今自忠路163弄）搬遷入住。

1921年7月23日,在法租界望志路106號,黨的第一次代表大會開幕。1964年,毛澤東在會見李書城時說：“你的公館里誕生了偉大的中國共產黨,是我們黨的‘產床’??！”

出席中共“一大”的共產國際代表馬林、尼克爾斯基來到上海后,住進了旅館。目前尼克爾斯基的住處尚難以確認,而馬林的住所在中共“一大”會址紀念館張玉菡研究館員的考訂下有了突破。馬林抵滬后入住的旅社為Oriental Hotel,位于南京路北側的先施公司東亞旅館（今南京東路60號）,房間號36室。至1921年6月14日,馬林遷往麥根路32G號德文學社的公寓,經新舊地圖比對,其址在康定東路歸仁里（今康定東路3弄）。

此外,還有諸多的其他建黨空間,不一一列舉。

總之,在中國共產黨長達一年多的組織醞釀、發起組成立、各地建黨、籌開“一大”的歷程中,上海是中共建黨活動最為集中的城市,粗略統計至少有40余處相關場所。如此眾多、遍布全城的建黨紅色資源是最好的歷史見證,也是開展黨史教育的最佳場館。

毫無疑問,紅色革命的歷史是上海城市的重要文脈。上海建黨的眾多歷史建筑和歷史街區,是承載紅色歷史的重要空間,建筑能將歷史予以最為理性、直觀和廣博的呈現。這些中共建黨的初心始發地,也是獨一無二的紅色歷史地標,形象而直觀,豐富且獨特,具有強烈的感召力,它們是上海乃至中國不可或缺的紅色紀念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