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覽之窗

社會主義集中力量辦大事機制由構建到逐步完善的歷程

中國能夠制定和持續實施國家發展戰略及其導向下的集中力量辦大事，在于社會主義國家制度和國家治理體系具有顯著優勢。

社會主義集中力量辦大事機制的構建起于要辦成工業化這件大事。新中國在成立初期，仍處于農業社會，百廢待興，以毛澤東為主要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找準了重點，明確了以工業為戰略性先導產業，尤其是優先發展重工業。當時，由于資本稀缺，加上遭受資本主義國家禁運封鎖，只能依靠自身的力量，也只能把有限的財力、物力、技術力量集中到辦好工業化這件大事上。

中國實行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體制的弊端，在建立后不久就表現出來，針對這些弊端，以毛澤東為主要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也進行過放權的嘗試。特別是1978年以來，中國在改革開放進程中，根據發展了的實際要求，對實施國家發展戰略及其導向下的集中力量辦大事的方式進行完善。

一是構建和完善綜合運用多種政策工具引導資源向國家發展戰略及其導向下的大事集中配置的機制。二是構建和完善發揮好市場作用和政府作用協同實施國家發展戰略及其導向下的集中力量辦大事的機制。三是構建和完善堅持公有制主體地位下多種所有制企業共同實施國家發展戰略及其導向下的集中力量辦大事的機制。

集中力量辦大事機制，在改革中不斷完善，構建起新的機制，既適應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又能夠更加開放地與世界經濟相融。

（深山摘自《中共黨史研究》2020年第6期，鄭有貴文）

20世紀五六十年代形成的中國科學家精神

20世紀五六十年代，為盡可能爭取以最快的速度增強國家實力，趕超世界先進國家，中國共產黨提出了“向科學進軍”的口號，并制定和實施了“重點發展，迎頭趕上”的科技趕超戰略。

為扎實推動“向科學進軍”和科技趕超戰略，黨和國家制定了正確的知識分子政策;不斷增加對科學研究的經費支持;提出“百家爭鳴”科學研究方針;明確“以任務帶學科”的規劃原則，領導制定科技發展的遠景規劃，明確科技發展方向，部署科研任務;科學領導科技攻關實踐行動;領導開展群眾性技術革命運動，引導科學家走近人民群眾，發展人民科學事業。

“向科學進軍”的口號和科技趕超戰略，符合中國人民的興國強國愿望，科學家們為之振奮，以實際行動爭做社會主義科技趕超的先行者和奮斗者。偉大的事業產生偉大的精神?！跋蚩茖W進軍”和科技趕超偉大事業，鑄造了內容豐富的中國科學家精神。該精神以愛國為核心信念，以科學精神為基礎構成，以奉獻為價值取向，以奮斗、協同、育人為實踐和方法論原則，是愛國主義精神、科學精神、奉獻精神、奮斗精神、協同精神和育人精神六個方面的有機集合體。

（遠方摘自《思想理論教育導刊》2020年第3期，丁俊萍、李慶文）

我國“科技舉國體制”的由來

“科技舉國體制”是21世紀初中國學界正式提出的一個具有中國特色的概念，是一種科技資源配置方式，具有“計劃性”“舉國”“政府主導”等特點，以及國家和項目兩個層次的內涵特征。該概念的核心是“舉國體制”，其提法最早出現在20世紀80年代的競技體育領域，后來逐漸被引入產業界、科技界。

1985年，曹湘君在《體育概論》教材中正式提出“舉國體制”的概念，用以指代我國體育的組織管理體制，是一種“在黨中央國務院直接領導下的政府領導機構和社會體育組織相結合的舉國體制”。

1995年3月5日，冶金工業部副部長殷瑞鈺院士在第五次全國連鑄工作會議的報告中用“舉國體制”來概括技術革新采用的全國行動的組織形式。這是產業界首次引入“舉國體制”的概念。

2009年3月8日，中國工程院院士鄔賀銓在代表全國政協教科文衛體委員會發言時指出，組織實施國家重大科技專項是龐大的系統工程，需要突破原有的科技體制、運行機制和政策層面的障礙，建立組織高效、責權明晰、監督有力、運行通暢的重大科技專項組織管理模式和運行機制，并建議借鑒“兩彈一星”和北京奧運的成功經驗，建立舉國體制。

2010年6月1日，國務院發布《關于2010年深化經濟體制改革重點工作的意見》，強調要“探索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科技創新舉國體制，全面推進國家創新體系建設”。這是中央文件中首次使用“舉國體制”的提法。

此后，“科技舉國體制”概念逐漸為人所知。事實上，“科技舉國體制”在不同國家有不同的具體表現形式。

（雅志摘自《科學研究》2020年第11期，雷麗芳、潛偉、呂科偉文）

新中國解決農村飲水安全問題的歷史進程

農村飲水安全問題事關廣大農民的生活質量和健康水平。新中國解決農村飲水安全問題的歷史進程可劃分為五個階段。

起步階段（1949—1979年）：黨和政府為解決農村飲水困難，主要以修建小型灌飲結合工程為主，把解決農村人、畜飲水困難與興修水利、防旱抗旱、農田灌溉結合起來;拓展階段（1980—1999年）：以實施防病改水工程為主，制定政策和采取措施，改換原高氟飲用水源，或對原高氟飲用水源進行降氟處理，明確了農村飲水、缺水標準，制定了解決農村飲水困難的發展規劃;推進階段（2000—2004年）：以實施農村飲水解困工程為主，注重加強對農村飲水解困工程的建設與管理;加速階段（2005—2015年）：以全面實施農村飲水安全工程為主，即由解決水量問題向注重水量與水質并進轉變;攻堅階段（2016年以來）：以全面實施農村飲水安全鞏固提升工程為主，強化水源地保護和水質監測檢驗，建設跨村、跨鄉鎮聯片集中供水工程。

新中國成立以來，黨和政府始終高度重視農村飲水安全問題，不斷加大資金投入，不斷完善各項政策舉措，逐步解決農村飲水安全問題，彰顯了中國共產黨立黨為公、執政為民的執政理念。

（看云摘自《當代中國史研究》2021年第3期，韓廣富、張新巖文）

中國政府開展的一次“雜技外交”

1956年6月中旬，廣州軍區戰士雜技團在北京演出，引起轟動。負責對外文化交流工作的中國人民對外友好協會領導及文化部部長沈雁冰看后，均認為節目很好，準備讓其承擔出訪任務。

1957年8月11日，由周恩來批準，廣州軍區戰士雜技團以“中國雜技藝術團”的名義出訪埃及、敘利亞等六國，圓滿完成了訪演任務，于1958年5月11日回到北京。當時，除埃及和敘利亞外，其余幾個國家均未和中國建交。因此，這次出訪被認為是中國政府開展的一次“雜技外交”。

20世紀50年代，為配合外交工作，我國藝術團常常以“中國人民友好使者”或“中國政府代表團”的名義出訪。

（麥農摘自《炎黃春秋》2021年第8期，田潤民文）

宋慶齡緣何以特邀代表的身份參加新政協

1949年1月19日，毛澤東、周恩來曾致電宋慶齡，邀請其北上參加新政治協商會議籌備會。宋慶齡復函周恩來表示將在上海迎接解放，婉言謝絕了北上邀請。6月25日，奉中共中央之命，鄧穎超帶著毛澤東和周恩來邀請宋慶齡北上共商國是的親筆信抵達上海。

早在鄧穎超來滬邀請宋慶齡赴平之前，民革中央主席李濟深便致函宋慶齡，請她以民革代表的身份北上出席新政協，但宋慶齡婉拒了李濟深的北上之請。

就宋慶齡以何種名義出席新政協的問題，8月7日，鄧穎超在致中央并周恩來電中作了匯報。她說，宋對被定為新政治協商會議代表一事，最初有以下意見：“一、仍以旁聽身份列席。二、對與張治中、邵力子等列名，沒有什么意見。三、對擔任婦聯代表頗為顧慮，如不會說話，不能反映團體意見，不能經常參加團體的工作等?！苯浰喾浇忉屨f明，宋不再堅持己見，并說：“請你們替我考慮，你們覺得怎樣好，就怎樣辦?！?/p>

鄧此電表明，宋慶齡并不想以任何團體的名義作為出席新政協的正式代表，因而她要求以旁聽身份列席，即使與其他人一起列名也沒有關系。但是，鄧穎超希望她能以婦聯代表的名義作為出席會議的正式代表。雖經鄧多方解釋說明，宋不再堅持己見，但她的“請你們替我考慮”的表態說明她對鄧穎超的意見還是十分勉強的。8月13日，周恩來以中央名義電鄧：“未虞電悉。孫夫人究以何種名義出任新政協代表，等孫來平后，與她當面商定較為合適?！?/p>

9月21日至30日，宋慶齡作為無黨派人士，以特別邀請代表的身份，在北平出席了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體會議，并在會上發表了講話。

（登高摘自《星火：世紀雜志黨史專題選編》，上海人民出版社，2021年6月版，朱玖琳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