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若飛和烏蘭夫的革命友誼

侯悅 徐冀寧

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王若飛（1896—1946）和烏蘭夫（1906—1988）這兩位不同地區、不同民族、在年齡上相差10歲的無產階級革命家，從相識、相知到并肩作戰，在革命事業中結下了深厚的友誼。

異國相識，志同道合

1925年末，烏蘭夫經黨組織選派，從上海乘船赴蘇聯，進入莫斯科中山大學學習。1928年初，烏蘭夫從莫斯科中山大學畢業，進入莫斯科東方大學中國班擔任教學翻譯。1928年6月，王若飛到莫斯科出席中國共產黨第六次全國代表大會，此后留在蘇聯參與了中國共產黨駐共產國際代表團的工作。

王若飛的夫人李培之是烏蘭夫在莫斯科中山大學的同班同學。1928年8月的一天，烏蘭夫到他工作的莫斯科東方大學附近的一家小餐館去吃飯，偶然遇到了老同學李培之和王若飛。經過李培之介紹，兩人就在這次邂逅之中相識了。烏蘭夫肅然起敬地與王若飛握了手。當得知烏蘭夫是來自內蒙古地區的蒙古族青年時，王若飛格外熱情地與他進行了交流。王若飛向烏蘭夫詢問了莫斯科東方大學和中山大學中國學生的情況及國內蒙古族人民的生活狀況，烏蘭夫一一作了回答。王若飛鼓勵烏蘭夫堅定理想信念、樹立革命必勝信心，好好學習、好好工作，為解放蒙古民族和整個中華民族而奮斗。王若飛的話語令烏蘭夫深為崇敬和感激。

烏蘭夫回憶說：“若飛同志的話充滿著必勝的信念，給我很大的鼓勵。他的言談舉止，樸實無華，很像一個憨厚的莊稼漢?！薄安宛^相識”成為烏蘭夫和王若飛這兩位志同道合的革命者的第一次見面，也是在蘇聯時的唯一一次見面。

草原相逢，并肩戰斗

1929年9月，烏蘭夫經蒙古回到了位于內蒙古西部地區的家鄉土默川，擔任中共西蒙工委組織委員。此后，烏蘭夫在土默川地區進行了六年半的地下斗爭。1931年9月，化名黃敬齋的中共西北特別委員會書記王若飛經蒙古來到內蒙古西部地區，任務是“建立西北地區統一的黨組織，領導這里的革命斗爭”。王若飛先到歸綏（今呼和浩特），后為了躲避特務的跟蹤而轉移到了包頭，居住在泰安客棧。

王若飛到達包頭之后，烏蘭夫很快來到包頭與他正式接上了頭。關于這次接頭，烏蘭夫后來作了較為詳細的憶述：“1931年9月底的一天下午，我正在美岱召廟里召集農會會員開會，研究土默川地區的斗爭形勢和農會的工作。突然，李森從包頭跑來找我說，共產國際派人來了，讓我到包頭泰安客棧去接頭。我聽到這個消息十分驚喜，忙安排扁頭喇嘛富仁繼續主持開會，隨后我和李森乘火車奔往商賈云集的包頭。下了火車，天已黃昏。我們串小胡同到了坐落在福成元巷的泰安客棧，進了2號房間。見面后，我才知道來的人是王若飛同志。他雖然穿著長袍馬褂，喬裝打扮成闊老板的樣子，但他那憨厚樸實的面孔，讓我一眼就認出了他?！睍r隔近三年再次相逢，兩人都很興奮，在客棧中談了整整一夜。烏蘭夫向王若飛匯報了他回國兩年來的工作情況以及大革命之后內蒙古地區黨組織的情況。王若飛則向烏蘭夫介紹了這次回國的任務與工作計劃，包括打通西北路線并開展西北幾省的革命斗爭以及計劃經歸綏、包頭等地前往寧夏開展工作等。除此之外，王若飛還向烏蘭夫介紹了他途經綏遠地區要做的三項具體工作：在綏遠的中共黨組織中貫徹黨的六屆四中全會精神并根據當前形勢發動群眾抗日，在綏遠地區建立一個中國共產黨的外圍組織——內蒙古平民革命黨，在包頭建立一個國際交通總站以便于中國共產黨和共產國際聯系。王若飛對烏蘭夫的工作給予了充分肯定，也指出了烏蘭夫在工作中存在的一些偏向問題。

在此后的兩個月中，烏蘭夫在王若飛的領導之下，密切配合王若飛開展各項工作。王若飛在包頭地區秘密地搞各種調查研究，寫出了《內蒙古西部地區四十八旗的工作計劃》，并起草了《內蒙古平民革命黨宣言》，“組織力量到鐵路沿線開展工人運動;去農、牧區進行抗捐抗稅的斗爭……奔走在包頭、五原一帶，組織群眾，發動群眾”。烏蘭夫則利用在軍隊和警察局的各種關系，在包頭籌建國際交通總站并深入到廣大的鄉村地區發動群眾開展斗爭，并根據王若飛關于“注意抓武裝”的指示深入到軍隊和土匪中做爭取工作并組建牧民武裝，通過各種關系為王若飛籌集活動經費、尋找住處等。約9月底10月初，烏蘭夫按照王若飛的意見，在包頭的綏西賓館召集在包頭地區工作的同志以談生意的名義舉行了一次小規模的聚餐，王若飛見到了戰斗在包頭地區的同志，對包頭地區的工作表示很滿意。

11月中旬，王若飛準備動身前往寧夏繼續開展工作。21日晚，烏蘭夫到泰安客棧為計劃第二天上午離開的王若飛送行，并將工作報告和黨群組織情況等材料交給了王若飛，還提醒他要注意安全。就是在這一天夜里，由于叛徒出賣，王若飛不幸在泰安客棧被捕。這對黨在內蒙古西部地區乃至整個西北地區的工作造成了很大的損失。

從1931年9月到11月，在這兩個月間烏蘭夫和王若飛相互配合、密切合作，為后來的工作奠定了堅實的基礎。烏蘭夫對王若飛這兩個月的工作給予了很高的評價：“若飛同志雖然在內蒙古工作的時間很短，但他對內蒙民族工作的開展，對軍隊工作、武裝斗爭和群眾運動的相結合，指出了方向，影響是深遠的。他對綏遠地區黨的工作作出了貢獻?！睘跆m夫還在紀念王若飛的文章——《王若飛同志在包頭的革命活動》中寫道：“王若飛同志在包頭的革命活動，在包頭人民的革命斗爭史上，寫下了光榮的一頁?！?/p>

獄墻相隔，積極營救

從1931年11月被捕到1937年5月出獄，王若飛先后被國民黨當局關押在歸綏的綏遠第一模范監獄和太原的陸軍監獄，度過了約五年半的監獄生活。鐵窗難鎖鋼鐵心，王若飛在獄中始終保持著革命的樂觀主義精神，與敵人的斗爭也始終沒有停止過。在王若飛被捕之后，烏蘭夫四方奔走，積極展開各種營救行動。

在得知王若飛被捕之后，烏蘭夫當即讓交通員李森帶上王若飛留下的40多塊錢去營救，但由于王若飛的身份十分重要，敵人看管甚嚴，所以沒有成功。1931年底，烏蘭夫前往蒙古人民共和國（今蒙古國）匯報工作，共產國際駐蒙古代表兼蒙古人民共和國內務部顧問鮑尼考夫指示，可以利用國民黨官員貪污腐敗這一弱點，竭盡全力營救王若飛出獄?；貒?，烏蘭夫秘密地了解到王若飛被捕之后的一些情況，繼續展開營救行動。

1932年初，烏蘭夫通過自己的同鄉兼戰友孟純認識了綏遠第一模范監獄的工作人員任子華（孟純的妹夫），又通過任子華在監獄中安排了一個自己人做收發工作，還安排在包頭鐵路上工作的共產黨員張有明進入監獄當獄警。這樣，與王若飛之間的聯系又建立了起來，在互相傳遞消息的同時，烏蘭夫也給王若飛送一些生活用品。1932年初，烏蘭夫從張有明處得知監獄中環境潮濕，就讓妻子云亭縫制了一件棉背心，并通過張有明送到獄中交給王若飛。1932年3月中旬，烏蘭夫到張家口找到當時在德王（即德穆楚克棟魯普）手下擔任辦事處主任的補英達賚，試圖營救王若飛，但由于補英達賚不愿幫忙，故營救沒有成功。在這次從張家口返回之后，烏蘭夫接到王若飛從監獄中傳遞出來的一張字條。王若飛在字條中告訴他要注意安全、抓好黨的工作，還告訴他由于敵人已經知道了自己的真實身份，故要想出獄很困難，所以不要再為營救自己而奔走了。王若飛在監獄中還記掛著革命工作和同志的安危，令烏蘭夫大為感動。1932年7月下旬，烏蘭夫再一次到蒙古人民共和國匯報營救王若飛的情況，于第二年3月初回到國內。1933年4月，烏蘭夫到宣化找到了自己1923年下半年在北京蒙藏學校入團時的介紹人、時在孫殿英部任政訓處處長的韓麟符，試圖通過他的關系托軍長孫殿英救出王若飛，但是仍舊沒有成功。

1931年11月至1933年4月，烏蘭夫為營救王若飛四方奔走了一年半左右的時間，雖然最終沒有成功，但是卻體現出了兩人之間深厚的革命情誼和共產黨人的大愛真情。經過這一段沒有成功的努力，烏蘭夫意識到要想救出王若飛必須從長計議，必須依靠黨組織來進行，單靠他個人的力量是不行的。1937年5月，經過黨組織的積極營救，王若飛終于出獄，奔向了抗日戰爭的戰場，投入到全新的斗爭之中。

延安再遇，互訴衷腸

1938年5月初，在國民黨蒙旗獨立混成旅（即“蒙旗獨立旅”）從事政治工作的烏蘭夫到延安向中共中央匯報工作。在延安，烏蘭夫遇到了已經出獄一年的王若飛。這是1931年11月王若飛被捕入獄之后兩人時隔六年半后的第一次見面。當晚，兩人在小飯館里回憶了當年在包頭搞地下斗爭時的經歷，交流了自1931年11月21日分別之后各自的情況，還各自檢討了自己當年的錯誤。王若飛充分肯定了烏蘭夫抓武裝斗爭的路子，稱贊他在斗爭中所表現出的機智勇敢。烏蘭夫也總結了當年搞地下斗爭時的一些教訓。關于這次相遇，烏蘭夫回憶說：“我倆是在包頭他被捕入獄時分手的，今天在黨中央所在地相見，有一種難以言表的親熱勁。我們手挽手高高興興地到一個小飯鋪里痛飲一番，互相訴說了別后的情況?！覀冞呎f邊喝，我竟不知不覺地喝多了，甜甜地睡了一夜?！?/p>

1941年8月，烏蘭夫第二次到延安并在延安工作、生活了四年之久，先后擔任延安民族學院教育長、中共中央西北局統戰部民族處處長、陜甘寧邊區政府民族事務委員會主任等職;而王若飛在這段時間里主要在延安、西安和重慶工作，先后擔任中共中央秘書長、黨務研究室主任、中共中央南方局書記等職。1945年6月，王若飛和烏蘭夫在黨的七大上分別當選為中央委員和中央候補委員。

1945年8月，烏蘭夫擔任綏蒙政府主席并回到內蒙古地區領導開展內蒙古地區的民族自治運動。1946年4月8日，王若飛在由重慶飛回延安途中，因飛機失事與葉挺、博古、鄧發等人一同在山西省境內的黑茶山遇難，終年50歲。烏蘭夫與王若飛的這段歷時近20年的同志情、戰友情在這一刻“人散曲未終”。1983年12月，時任國家副主席的烏蘭夫提筆寫下“王若飛同志的光輝業績永世長存”，這是對戰友王若飛的客觀評價和真情紀念?！?/p>

封面圖片：1947年3月18日，中共中央主動撤離延安。圖為毛澤東等在轉戰陜北途中

封底圖片：人民政府正在把北京市東南污臭不堪的龍潭改造成為公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