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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外合作辦學發展成就與趨勢探析

2021-11-21 13:18李陽陳會珍馬天瑜
大學 2021年5期
關鍵詞:一流辦學發展

李陽,陳會珍,馬天瑜

(1.河北師范大學 初等教育系,河北 石家莊050024;2.河北經貿大學a.生物科學與工程學院;b.科研處,河北 石家莊050061)

我國中外合作辦學的發展,伴隨教育對外開放應運而生,已經成為我國教育事業的重要組成部分,在培養國際化人才,推動我國高等教育體制改革,促進中國教育走進世界教育中心,提供“中國智慧”和“中國方案”等方面扮演著無可替代的角色,在滿足人民群眾日益多樣化、高質量、國際化教育需求方面發揮著重要作用[1]。黨的十八大以來,尤其是“十三五”時期,中外合作辦學取得了卓越的發展成就,質量、內涵與特色成為這一時期發展的關鍵詞。在新的歷史時期,面向“十四五”,中外合作辦學需加快改革發展步伐,為國家教育對外開放和教育改革與發展做出新作為。

“十三五”以來,在政治穩定、經濟發展、文化繁榮的國家宏觀背景下,中外合作辦學始終在不斷改革與發展。習近平總書記關于教育的重要論述中多次強調,要擴大教育開放,同世界一流資源開展高水平合作辦學。在這一指導思想的引領下,中外合作辦學不斷提質增效,用新發展理念推動中外合作辦學的高質量發展。

一、“十三五”期間中外合作辦學發展的主要成就

中外合作辦學近5年的發展規模、質量和效益穩中向好,服務經濟社會發展的功能日益顯現,努力探索中國教育對外開放的“中國經驗”。

(一)黨建工作不斷創新

中外合作辦學作為高等教育對外開放的主要陣地,多元思想文化在辦學中不斷交鋒與碰撞,意識形態領域面臨的形勢十分嚴峻,加強黨的建設是中外合作辦學堅守“底線”的根本保證。2017年,中共中央組織部、中共教育部黨組印發《關于加強高校中外合作辦學黨的建設工作的通知》,對新時代中外合作辦學黨建工作提出了高要求。很多辦學機構和項目落實黨建工作主體責任,配齊黨建工作隊伍,推進黨的組織和工作全覆蓋。

很多辦學機構和項目創新管理方式,探索出符合自身實際的黨建新機制,提高文化差異的敏感性和對文化陷阱的防控意識,自覺抵制西方意識形態的滲透。例如,電子科技大學格拉斯哥學院打造了“雙一流高校校園內的國際化人才培養”黨建工作模式;上海交通大學-巴黎高科卓越工程師學院,充分發揮黨員教職工在規范辦學、依法管理、確保辦學方向的示范作用。

各辦學機構和項目在加強黨建過程中,旗幟鮮明地堅守中方主導權,守住政策邊界底線、教育主權底線、公益原則底線、學生權益底線、風險管控底線、質量主體底線、意識形態底線和黨建責任底線[2]。

(二)提質增效日益顯著

中外合作辦學在歷史發展過程中出現過盲目追求學校數量的現象,導致辦學質量良莠不齊,存在一批辦學效益差、教學質量低、學生滿意度差的辦學機構和項目。為深入貫徹落實黨中央在新時期關于教育對外開放的工作要求,推進中外合作辦學提質增效,中外合作辦學“退出機制”逐漸落實。

2018年,教育部首次公布終止的234 個本科及以上中外合作辦學機構和項目名單,截至2020年12月,全國已累計停辦或終止326 個機構和項目,很多屬于低水平、重復建設的“連鎖店”辦學形式,或者從未招生的“僵尸項目”,以及在評估中不合格或自愿申請退出的。

通過退出機制,實現淘汰更新,優化升級,最終目的在于盤活存量,達到提質增效。退出機制的建立和實施,有利于中外合作辦學監管體制的完善,增強辦學院校自身的活力,提升辦學的信譽度,激勵辦學者增強自身的競爭力。

(三)綜合效益不斷提升

中外合作辦學規模是基礎,創新質量是關鍵,提高效益是目標[3]。從中外合作辦學近5年的發展情況看,規模、質量和效益不斷提升。

首先,從發展規???截至2020年12月,全國正在運行的本科及以上層次中外合作辦學機構和項目共計1242 個,中外合作辦學滿足了人民群眾多樣化的教育需求,已經與公辦、民辦高校一起,構成了推動我國高等教育發展的“三駕馬車”。尤其是2017年以來,中外合作辦學年度審批數量控制在70 個左右,這種平穩、適度的發展規模,與辦學質量、效益日漸協調發展。

從質量方面看,近年來監管信息平臺的建立,以及準入機制、年度質量評估制度、退出機制的不斷完善,規范了中外合作辦學的秩序,提高了中外合作辦學質量,促進了中外合作辦學健康發展。此外,監管和政策的完善鞭策辦學者立足實踐,主動提高質量,樹立辦學品牌,將主要精力聚焦到內涵式發展上來。

根據中外合作辦學機構和項目《自評報告》公示數據顯示,中外派遣高層次教師數量比例不斷增大。以2019年參評機構和項目《自評報告》統計數據為例,80.3%的機構和項目實現了滿額招生,87.5%的機構和項目達到評估指標中“四個三分之一”的要求,反映出中外合作辦學整體質量向好發展的趨勢。

從辦學效益來看,中外合作辦學的美譽度得到提升,學校在推動教育對外開放、中外人文交流等方面的貢獻有目共睹。中外合作辦學對促進母體高校專業學科建設、“倒逼”管理體制改革的作用日益顯現,對拓寬教育對外開放的廣度和深度、服務國家外交戰略的作用也更加重要。

規模、質量和效益協調發展推動著中外合作辦學向高水平不斷邁進,也為中外合作辦學發展實踐和理論創新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四)社會貢獻顯著增強

近年來,中外合作辦學的改革與發展主動服務黨和國家工作的大局,統籌國內國際兩個大局,逐漸走出一條“以我為主”的發展道路。

其一,有機結合“雙一流”建設,以開放促改革。推動“雙一流”建設是如今我國高等教育改革與發展的重大決策。中外合作辦學不斷與“雙一流”建設有機結合,共同致力于建設高等教育強國。很多“雙一流”建設高校將中外合作辦學作為改革與發展的突破口。截至2020年底,“雙一流”建設高校舉辦了360 個中外合作辦學機構和項目,占全國總數的28.91%。在360 個機構和項目里,有97 個(占26.94%)開設的專業涉及入選的“一流學科”相關專業。很多高校與世界知名大學辦學取得新突破,相關辦學機構和項目緊跟世界科技前沿,圍繞我國空白、緊缺和新興專業,如大氣科學、災害護理、生態保護、文化遺產保護等,培養出眾多“高精尖急缺”人才。

其二,主動對接“一帶一路”倡議,講好中國故事。中國政府積極推動與“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和地區開展中外合作辦學,目前,已經有90 所高校與“一帶一路”沿線國家開展了200多個中外合作辦學機構和項目??陀^而言,由于“一帶一路”沿線國家高等教育整體水平相對較低,我國與沿線國家合作辦學數量不算多。但是,“一帶一路”所提倡的深度合作、互聯互通在每一個方面都需要智力支持和人才支撐,而中外合作辦學已經開始承擔這一重要任務:將培養出具有中國情懷和國際視野的高素質人才輸送到沿線國家,從而構建合作關系;依托中外合作辦學建立的科研合作平臺和決策智庫,為“一帶一路”倡議的實施提供智力支撐和咨詢服務[4]。中外合作辦學在引領“一帶一路”其他領域的合作、儲備必要的人力資源、構筑互信等方面發揮著重要作用,通過教育為“一帶一路”倡議在各領域的深入開展做好充分準備,也使得中外合作辦學成為沿線國家文明互鑒、文化交流的重要窗口和橋梁。

此外,2020年當面對全球新冠肺炎疫情導致部分中國學生無法赴境外留學的困境時,很多中外合作辦學機構勇擔責任,為留學受阻的中國學生提供轉學回國就讀的機會[5],體現了服務國家及區域戰略的大局意識和責任擔當。

二、中外合作辦學面向“十四五”發展新趨勢

(一)地方院校展現發展新動力

當前,我國高等教育毛入學率達到50%以上,進入“普及化”發展階段。與此同時,多數高校將發展中外合作辦學作為自身改革與發展的戰略選擇,截至2020年12月,全國47.02%的高校發展了中外合作辦學??梢哉f,中外合作辦學即將進入“普及化”發展階段,中外合作辦學將成為普通高校的“標配”。

2019年,中共中央、國務院印發的《中國教育現代化2035》中指出,“開創教育對外開放新格局,全面提升國際交流合作水平,提升中外合作辦學質量”[6]。隨后各省份陸續印發各自“教育現代化”主題發展規劃,均提到推動中外合作辦學發展等相關內容。2020年6月,教育部等八部門印發《關于加快和擴大新時代教育對外開放的意見》,提出“探索適當放寬合作辦學主體和辦學模式的限制,給予相應的鼓勵引導政策或實行準入特別管理措施”。在相關政策的推動下,中外合作辦學將會持續發力,越來越多的高校將發展中外合作辦學作為實現教育現代化、推動自身改革與發展的路徑選擇。

在中外合作辦學未來發展進程中,地方高校將扮演主力角色。在中外合作辦學發展的前期,“雙一流”重點高校一直扮演“引領者”的角色,目前,已經有110 所“雙一流”建設高校舉辦了中外合作辦學,占“雙一流”建設高??倲档?0.3%。其中,62 所“雙一流”高校舉辦或設置中外合作辦學項目、機構的數量在3 個以上。面向“十四五”,“雙一流”高校的工作重點需要放在提高質量、樹立品牌、引領示范等方面,地方院校尤其是尚未發展中外合作辦學的高校將成為未來發展的主要動力。

(二)區位優勢彰顯發展新活力

在發展過程中,中外合作辦學由于對“優質教育資源”內涵理解的片面性,導致外方合作者以歐美國家高校為主。近年來伴隨辦學秩序的規范,不同區域高校對尋找外方合作者有了明確的目標定位,正在利用區位優勢打造中外合作辦學新高地。例如,黑龍江提出重點面向俄羅斯、日本、韓國等東北亞國家和地區開展中外合作辦學,建設成為面向東北亞教育對外開放的重要窗口;廣西提出面向東盟擴大中外合作辦學規模,爭取每所本科高校至少有1個中外合作辦學本科項目[7];云南省計劃建成中國面向南亞、東南亞區域教育輻射中心。這些省份利用地域優勢,不斷打造中外合作辦學的區域特色。

此外,在我國對外開放工作布局中,很多區域利用自身的政策優勢,將教育對外開放作為推動新一輪對外開放的重要組成部分。例如,深圳市利用改革開放前沿的優勢,把龍崗區打造成為聚集北理莫斯科大學等在內的高水平中外合作辦學集中區域;海南省正在“推動國內重點高校與國外知名院校在海南自由貿易港舉辦具有獨立法人資格的中外合作辦學機構”[8],吸引了中國傳媒大學、北京體育大學、中央民族大學等“雙一流”高校前來洽談中外合作辦學建設。

此外,近年來國家出臺的支持長三角地區率先開放、先行先試,支持雄安新區打造教育開放新標桿等一系列優惠政策,著力打造中外合作辦學特色,形成辦學與區域、產業發展的良性互動,大力推動這些區域形成教育對外開放。

(三)“走出去”發展彰顯新作為

黨的十九大報告提出“建設教育強國是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基礎工程”,而對外開放是實現建設高等教育強國的必經之路,我國高等教育對外開放,需要持續引進國外教育資源,合力舉辦中外合作辦學機構和項目,吸收借鑒國外高等教育的先進教育理念、經驗和優秀文明成果[9]。

建設高水平中外合作辦學,是建設高等教育強國的重要組成部分。通過高水平中外合作辦學,創新高等教育辦學理念、管理制度,保持改革的動力,帶動高等教育整體的教育質量和水平提升。

中外合作辦學還需要在推動中國教育走向世界中心方面貢獻力量。在過去,我們突出強調的是中外合作辦學“引進”國外優質教育資源,實現“為我所用”的目的。面向新時代,伴隨綜合國力的提升和教育國際化深入發展,中外合作辦學承擔的歷史使命更加豐富,應當包括增進國際和平發展,加強對中國傳統文化的傳播與創新、維護祖國安全等,最終實現推動中國教育走向世界的中央[10]。

當今,在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理念下,中國與其他國家共享發展成果,共同面對發展中遇到的問題和挑戰,我們更需要強調貢獻與推廣中國經驗、中國智慧和中國力量。因此,我們需要將中外合作辦學40年發展所積累的辦學成功經驗,與世界其他國家和地區共享,逐漸在全球教育治理中產生影響,為世界教育事業做出更大的貢獻。這就需要充分發揮中外合作辦學在人才培養、科學研究、社會服務中的特殊作用,通過教育合作,實現國家之間的民心相通,充分總結辦學過程中可復制、可推廣的成功經驗,輸出中國高等教育的經驗與特色,讓中國教育走出國門,參與全球教育治理和教育國際規則制定,提供中國智慧、中國方案,使中外合作辦學的成功經驗與世界共享,提高中國文化對世界文明發展的貢獻度,在助推中國教育走向世界中心方面勇擔重任、砥礪前行。

三、結語

回顧中外合作辦學10年的發展歷程,從小到大,從弱到強,有效促進了我國教育對外開放和中外人文交流,推動了我國高等教育體制機制改革。面向未來,應對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帶來的不確定性,我們更需要主動適應發展新形勢,瞄準國家重大戰略方向,促進中外合作辦學進一步提質增效,增強我國教育的國際影響力和競爭力,為實現教育現代化和教育強國做出新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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