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漢時期古揭陽的若干問題

盛創武 曾 騏

秦漢時期古揭陽的若干問題，涉及秦統一嶺南、南越國出現及其興衰、西漢平南越等重大歷史事件。深入研究，對于進一步探究秦漢時期的嶺南歷史，具有重要意義。

秦始皇二十六年（前221年）兼并六國后，于前219年遣五十萬大軍分五路向嶺南進軍（《淮南子·人間訓》）。西路戰線進行艱難，殘酷激烈，隱入山林的西甌、駱越人使秦軍損兵折將，“三年不解甲馳弩”。東方戰線的秦軍則戰事順利，其中的一支越過武夷山，由閩西向粵東推進，迅速占領粵東北蓮花山中段的揭嶺（依晉代裴淵《廣州記》）。秦始皇三十三年（前214年）統一嶺南，設南海、桂林、象三郡，南?？ぶ卧诜ń駨V州）。位于揭嶺以南的揭陽地是全國36郡之一的南海屬地，區域遼闊，海岸線很長，比鄰閩越，是南?？さ闹匾７?。秦人曾在揭嶺設點衛戍，即所謂“贏秦之戍揭嶺”。其衛戍點應分布在揭嶺山的多個山口上，秦始皇統一嶺南的前214年，揭嶺首次見《史記》記載。

秦朝存在的歷史很短促，秦立國后實施的暴政導致陳勝、吳廣農民起義，形成一片戰亂局面。時任南?？埓钰w佗受郡尉任囂臨危囑托，絕秦新道，擁兵自立。前203年，趙佗趁中原楚漢之爭機會，一度割據嶺南建南越國，自立為南越武帝，并且不斷擴充領土。南越國范圍包括今廣東、廣西以及湖南、江西、福建的一部分。劉邦在位時，曾派陸賈來越勸說，趙佗歸附王朝，穩定嶺南；漢文帝繼位后，再次派陸賈南下和談，趙佗改帝稱王。他在位67年，事業雖有曲折反復，但能順應歷史潮流，開疆擴土、和輯百越、發展生產、促進漢越民族融合，使原南越文化逐漸融入漢文化，經過南越國近百年的發展，嶺南終于快步跟上了中原發展的步伐，趙佗被后人譽為“開發嶺南第一功臣”。

漢建元四年（前137年）百歲老人南越王趙佗逝世，其孫趙胡（昧）繼任。建元六年，東鄰的閩越國王郢欺新主懦弱，興兵擾亂南越邊境。趙胡急向長安求援，漢武帝派大將王恢和護駕將軍史定率師出援，兵出豫章，但還未過南嶺，閩越國內亂，王弟殺郢以降，事件得以平息。漢武帝為進一步控制南越國，以達到最終統一嶺南的目的，于漢元光元年（前134年）命嚴助和史定出使南越并以“史定留”換取南越王太子嬰齊“入宿衛”（實為進長安作人質），史定羈留南越國期間做了二十多年的揭陽令，由此獲知南越國時期在龍川縣之東南已設有揭陽縣。

漢元鼎四年、五年（前113-112年），南越國趙氏王室與呂嘉為首的越族上層貴族矛盾加劇。元鼎五年，南越國內部發生叛亂，呂氏殺死第四代王趙興，并殺櫂太后及漢朝使者，立新王趙建德建立傀儡政權。這次政變和騷亂，成為漢武帝劉徹平南越的借口，路博德、楊仆等將軍率軍進攻南越，戰爭持續了一年，元鼎六年（前111年）楊仆將軍率十萬樓船之師與伏波將軍路博德會師，攻陷南越國首都番禺。在南越國存亡關頭，原屬漢臣的揭陽令史定“摯地屬漢”，史定以完整的土地、民眾歸入西漢帝國，使粵東的大片地區免受戰爭浩劫和災難，最終結束近一世紀嶺南的割據局面，維護了祖國的統一。元鼎六年，古揭陽正式納入國家版圖，成為隸屬中央政權的一個縣級建置。史定被封安道侯，食邑600戶，世襲揭陽令，被恩賜姓揭名猛。[1]

對一位歸降漢王朝的南越揭陽令，何以有封侯、繼任原職等優厚待遇呢？這成了歷史迷案。史定實際是漢廷的將軍，然國史語焉不詳?！妒酚洝贰稘h書》雖有提及，但極為簡單。如司馬遷《史記·南越列傳》云：“聞漢兵至及越，揭陽令定自定屬漢”。這是揭陽作為縣名首次出現于國史的記載。司馬遷《建元以來侯者年表》記載，漢武帝元鼎六年（前111年）三月乙丙日，訂為“安道侯揭陽令定元年”。班固《漢書》說：“越揭陽縣令史定降漢，為安道侯”。

這段塵封二千多年撲朔迷離的潮州史事，卻出人意外地保存在《揭氏族譜》中。其中，北宋大文學家蘇東坡口述，其兒子蘇過撰寫的《史揭合序》尤為重要，源流清晰而正統。內說：“史煥長子定，于（漢）建元六年（前135年）以護駕將軍隨王恢出豫章，兵未逾嶺，而東越輸服，又奉命隨嚴助往諭南越，為越脅令揭陽，布險據中國之喉吭，業二十余載矣。乃元鼎六年（前111年），南越相呂嘉聞助、恢主戰已戮，遂叛越主，殺漢朝使臣而東越兵臨揭陽。史定以素教聚蓄儲者，摯地歸漢收平兩越。武帝旌其忠，發詔封安道侯，世襲揭陽令，賜姓揭，賜名猛?！盵2]

筆者又查到《揭氏姓源流記》記載：“建元六年（前135年），閩越王郢興后南定，趙佗孫胡使人上書請詔，于是天子從南越議，允嚴助約為興師，遣王恢、史定出豫章，兵未逾嶺，閩越王弟殺郢以降，天子使嚴助史定往諭意，南越王胡遣太子嬰齊隨嚴助入宿衛，羈史定為揭陽令?！盵3]

上述資料可印證這段歷史，初步得出以下結論：

一、“揭出于史”

理清蘇軾與眉山同鄉史子熙以及同僚揭伯徽的關系，史揭兩人分居兩地素不相識，他們背靠背地向蘇軾口述的漢武史事大同小異，最終均指向“揭出于史”。史定是西漢南越國最后一位揭陽縣令，揭猛是西漢南?？な兹谓谊柨h令，實際上所說的史定和揭猛是生活在兩個時期同一人的名字，在漢武帝恩賜下的同人不同姓名。不過家族史有別于國史，官史與家史是分開的。史定改換為揭猛的姓名等事對于家族來說是一件無限榮耀的大事，但對于國史，則并非同等重要，故改名揭猛等家事為《史記》《漢書》所省略不足為奇。在符合歷史觀點的情況下，口述歷史轉化為文字記錄則可以補充國史所缺，令國史、方志、族譜構成中華民族三大史書，三者互證?！敖以从谑贰钡募易迨非『脤φ纷髁搜a充和說明。

二、“史定功績顯著”

史定是這一時期有豐功偉業的人物，史定以原漢將軍的身份兩次諭南越國，被羈留任揭陽令并經營二十多年，穩定南方。當漢軍進入南越國開始軍事行動時，史定顧全大局，“摯地歸漢”。緊接著協助樓船將軍楊仆東征平定東越，在收復兩越軍事行動中立下大功。二十年可以說“人在南越心在漢”，為漢武帝南征北戰排憂解難，為中華民族的大一統立下汗馬功勞。史定（揭猛）堪稱是非常之人立下非常之功，值得國史的記載和后人的紀念。漢武帝為他封侯賜邑，為其易姓改名，正是論功行賞，理所當然，是勝利者譜寫的歷史。

三、“無史不成潮”

《揭氏姓源流記》載“羈史定為揭陽令”，這個“羈”字意是“拘束”、“束縛”。這里用得極其生動形象，隱含的歷史內涵是用繩子系住，拉他去做揭陽縣令。當時揭陽是人煙稀少、毒瘴彌漫、荒蠻惡劣的地區，很多人不愿來這里當官。史定被委任南越揭陽令應在公元前134年（漢元光元年）之后，即前133年至112年（即《史揭合序》所說“業二十余載矣”）不容置疑，他是載在國史上有據可查的首任揭陽令。古揭陽又是潮州之源，因而稱史定是古潮州人文政治歷史的開山鼻袓，是開創潮州文明之人，是潮州有書可考的首位“父母官”，故言“無史不成潮”。

《揭氏族譜》及其中的《史揭合序》之所以彌足珍貴，就是它復活了一個家族（揭氏）的興起和變遷，揭開和廓清了歷史迷霧，影響深遠。這一家族從公元前興起，至今已有2200多年的歷史。

2003年11月，在廣東揭陽舉行第五屆潮學研究會期間，揭氏后代攜帶《揭氏族譜》等資料前來參會討論，族譜提供揭猛史事讓與會者耳目一新 。國學大師饒宗頤教授對此十分重視，認為南越國揭陽令史定材料的新發現是此次潮學會議的重大突破。他在寫給大會的《選堂感言》說：“此次研討會另一較大的突破是有關漢武帝時期南越國揭陽令史定的問題……找到史定的后人，發現漢武帝為降漢的揭陽令史定賜姓揭、賜名猛，而且厘清了史定與任囂、史祿、史煥諸人的關系?！以缇驼摱ń谊柫钍范恕妒酚洝贰稘h書》所記載的歷史人物，國史之所論，必有根據。如今行見潮汕史此一重要之問題將得到徹底之解決，精神不禁為之振奮不已，歡然為之欣喜終日?！盵4]

古揭陽縣是怎樣來的？何時被平定的？近年，廣東五華縣獅雄山的考古發掘揭開了秦平南越后，為平定揭嶺以南沿海的揭陽所進行的那些鮮為人知的軍事活動的幕紗。饒公《選堂感言》中的預見更為近年粵東考古學發現所支持，獅雄山發掘材料使古揭陽置縣的經過更加清晰。

獅雄山遺址位于五華縣華城以南的五華河中段北岸，是一座由南北兩個山崗（南高北低）組成的山崗遺址，山體總面積約18萬平方米，在秦漢時期被人工修成由高至低的四個人工臺面。這座山城經過20世紀和21世紀初的幾次調查、發掘，發現秦、南越國、西漢等不同時期的環壕、圍溝、建筑基址、水井、灰坑、陶窯等遺跡和大批遺物。[5]它是龍川縣東南面向古揭陽地的軍事要沖。

在山崗遺址次高的二級平臺上，考古隊發掘清理了一處建筑基址（4號基址）。在該建筑廢墟墊土層下疊壓有七個灰坑（H21—H28），灰坑堆積物含各種陶器殘片、紡輪、瓦當和封泥等?；铱又羞€夾雜炭屑、燒土。所謂灰坑實際就是堆放各種垃圾廢棄物的土坑。發掘報告根據灰坑包含物及疊壓地層關系，判斷出土封泥遺物的22號灰坑（H22）為秦代灰坑。[6]這一斷代非常重要，因為秦代存在的年代很短，秦在嶺南的始終就更短，這批帶印戳而又有準確年代的封泥，就成為考古分析獅雄山軍事戰略等方面最重要的見證物。

獅雄山出土封泥共68塊，經過整理鑒別有鈐印文字或封緘痕跡清晰58塊，分有字和無字二類，帶文字封泥多為方框四字，以“定”、“楬”等字為多。據不完全統計：

“定楬之印”9塊。

“定楬丞印”2塊。

殘缺字可復原為“定楬之印”9塊。

殘缺字可復原為“定楬之印”或“定楬丞印”18塊。

無法判斷的殘缺封泥23塊。[7]

為準確判斷這批出土封泥為秦代封泥，發掘者在發掘報告第四章列表1——3，對獅雄山出土封泥進行了各種對比：

（1）戰國、秦、漢封泥總體特征比較表。

（2）戰國、秦、西漢、小篆“楬”、“曷”字，字形比較表。

（3）獅雄山封泥與南越國封泥璽印“印”字，字形比較表。

發掘報告的結論認為：“獅雄山遺址出土的封泥應為秦代封泥”。[8]

這批秦代出土的封泥，對獅雄山軍事要沖與平定揭陽的利害關系提供了寶貴的史料。

通過查閱國內主要學術類網站，收集到有關退役運動員的相關文獻資料。在中國知網以“退役運動員安置”為主題進行搜索，共檢索文獻209篇，其中期刊文章179篇，碩士論文28篇，博士論文2篇。為了解退役運動員安置現狀，對有關舉國體制、競技體育發展現狀、退役運動員安置政策及再就業的相關文獻進行整理歸納，為本文的分析提供了豐富的理論依據。

（1）封泥上的文字或符號并無嚴格的規定，分析起來有較多的隨意性，需從封泥的時代、來源地點、歷史環境、背景等多方面解釋。

（2）定楬或定楬之丞封泥均是外來者而非本地產品。這批封泥應來自獅雄山遺址之外，遞送信物抵達之后，經過開拆，取件驗信無誤之后，無論封泥完整或殘缺，便可廢棄，已再無使用保存價值。

（3）封泥作為廢棄物，丟入灰坑內，無論是有意或無意，貯物灰坑的年代大抵就是秦封泥的時代?；铱犹顫M后，坑面覆填雜土夯實，用于修筑基址，封泥的年代要早于基址（漢代）的年代，若非考古發掘出土，這批封泥永遠被埋地下不受干擾。

（4）秦封泥中的印記文字有“定楬”兩字可作多種解釋。筆者認為，“定”是“平定”、“安定”之意，“楬”與“揭”字音義相通，可解為揭嶺，也可指為揭陽。在揭陽設縣之后，“定楬”封泥就不可能再出現。

（5）秦封泥“蕃口口口”，蕃、番同義已有出土物證。雖缺另三字，仍可確定是來自南?？ぶ无ǚ?。

五華獅雄山遺址出土封泥拓本舉例

上述獅雄山秦代封泥的發現在此次發掘中最為重要，而含“定楬”兩字者更是重中之重?？梢酝茢唷岸H”是指平定揭陽而不可能指揭嶺。因為揭嶺在蓮花山脈中段險要位置，公元前219年秦軍平嶺南的東方戰線開始后，很快便為秦軍占領，并成為他們保障東江流域和龍川縣的衛戍點；已為秦軍所戍，就不存在對它的再平定。

那么獅雄山出土秦代封泥這些“外來遞送遺物”的來源，分析應來自趙佗的龍川縣。時任龍川令趙佗在穩定東江流域的局勢后，平定“揭（楬）陽”成為他的要務，獅雄山遺址與龍川佗城近在咫尺，必為趙佗所倚重。這批可作為軍事秘件代號的“定楬”封泥，因佗城與之近距離，遞送也就次數頻繁，件數多?！稗弊痔柗饽鄟碜阅虾？ぶ畏?，它與獅雄山相距較遠，在南?？ぶ蔚淖罡哕娛轮笓]部可以通過龍川縣而不輕易向獅雄山據點發送緘件。由此可知，鈐印“揭（楬）”字封泥是秦代平定嶺南后在特定歷史時期的特定物，用于從龍川送往的公文或軍事函件所使用的封口。

揭陽縣何時設置？歷史地理學家譚其驤《中國歷史地圖集》所繪南?？ぴO縣僅見番禺、博羅、龍川三縣，而不見揭陽縣，以此為據可知秦代南海設郡時并未置揭陽縣?！妒酚洝贰稘h書》均記元鼎六年（前111年）樓船之師攻滅南越首府番禺，揭陽令史定“屬地歸漢”?！敖禎h”則又可知南越國時期已有揭陽縣，并不是南越國滅國后才開始出現的?！笆酪u揭陽令”的揭陽縣，并應是南越國揭陽縣的繼續，被首次歸入西漢帝國的版圖。前后兩個揭陽縣有實質性的差別。公元前111年后出現的第二個揭陽縣屬西漢帝國。那么第一個揭陽縣何時被平定？目前無任何文字記錄可查，據推測，可能是在公元前203年（漢高祖四年），其時秦帝國已滅亡，嶺南大地風云變幻，趙佗稱帝，擴充領土。他在吞并桂林郡、象郡的大好形勢下，可以傾南越國兵力平定揭陽，征服境內最后一批南越族原住民。

換另一角度分析，考古發掘出土的獅雄山秦代封泥的斷代確認，平定揭陽的時間則更大的可能性會提早至趙佗龍川令的任內，趙在龍川縣任職6年，又是秦軍重要將領，以定楬封泥為信息，完全有能力和時間部署指揮獅雄山兵力平定揭陽。則平定揭陽會早于公元前203年，最早可至趙佗離開龍川赴番禺接任之前。這段時間與定楬封泥的遞用年代大致相當，即南越國之前。

秦亡前后，揭陽縣的設置無疑是南越國時期的大事，有關趙佗平定揭陽的軍事行動、準備時間、過程，當然會有文書檔案保存在番禺南越國宮署?？上Ч?11年西漢軍隊攻陷番禺城，戰火焚毀宮署建筑的同時，有關南越國的文書、典籍、檔案也付之一炬！在長安首都的太史令司馬遷面對這些遺憾，最終無法獲知詳情，只好避而不談，成為今天歷史之謎。

歷史總是沿著不可逆的規律演進，但歷史也常常帶有令人難料的必然性和偶然性。五華獅雄山秦代封泥凸現其發現意義的重大：假如沒有秦平嶺南的戰事，就沒有揭嶺衛戍的故事，更不會有平定揭陽設縣的結局；沒有南越揭陽令史定“摯地歸漢”與漢廷對他安道侯的分封，漢揭陽令揭猛（史定）的下半生就不會存在，歷史也無揭猛這一傳奇的英雄人物。那么900多年后蘇東坡父子的《史揭合序》也就無從寫起。歷史的偶然使蘇氏父子成功的論證了“史揭同宗，揭源于史”，其功績大矣。

有關古揭陽縣的地望是潮州文化的不老話題，已有多種說法，如潮安歸湖說、揭西河婆說、澄海龜山說、豐順說、江西說等?？脊艑W接著的一個任務，是在前輩工作的基礎上繼續尋找可望找到的揭陽縣故址。筆者拙作《揭陽故城何處尋》發表于2007年《饒宗頤學術研討會論文集》，敬請學界指正。

掩卷拂思，揭嶺、定楬、揭陽、史定與揭猛……古潮州這些相關聯的歷史事物、故土家園及人物已如大江東去，消逝得難尋蹤跡，但它們又是潮州歷史文化的客觀存在，揮之不去！這些歷史故事竟然有幸與地下出土的秦代封泥在新世紀相遇并串聯起來詮釋歷史、補充史缺，為古潮州文化增添新知，使潮州歷史變得更加清晰，是史之大幸。

2020年金秋十月，習近平總書記視察古城潮州時指出：“潮州文化具有鮮明的地域特色，是嶺南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是中華文化的重要支脈”。潮州文化、嶺南文化、中華文化，不可分割地聯系在一起，這是習近平總書記對潮州文化充分的肯定，對吃苦耐勞、勤奮勇敢、開拓進取、愛國愛鄉的潮人的激勵和鼓舞。翻開史卷，先輩們的血汗及艱辛的付出，成就了韓江、榕江繁花似錦的粵東大地，鮮明的地域特色形成于潮人數千年來奮斗的深厚積淀之中。優秀傳統的潮州文化需要繼續弘揚。追思歷史，新時代嶺南潮人需加倍努力呵護好、建設好這一中華文化的重要支脈。

注釋：

[1][3]《揭氏族譜》汕頭大學出版，2018年，《揭氏族譜》，綜合編卷一第8頁、第3頁。

[2]《揭氏族譜》汕頭大學出版，2018年，《揭氏族譜》，綜合編卷一第239頁《史揭合序》。

[4] 見2003年11月10日《揭陽日報》，書信收入《揭氏族譜》汕頭大學出版，2018年，綜合編卷一第235頁。

[5] 廣東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五華獅雄山》，北京：科學出版社2014年出版第14頁。

[6] 廣東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五華獅雄山》，北京：科學出版社2014年出版55-56頁。

[7] 廣東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五華獅雄山》北京：科學出版社2014年出版184-189頁，封泥出土登記表。

[8] 廣東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五華獅雄山》北京：科學出版社2014年出版150-152頁。